第一部分 1941～1949年

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

（一九四一年十月）

一、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有平面的与上下的两种形式：农民进入工厂，变成劳工，或作家放下毛笔加入政界，可谓属于前者；佃农获得土地变成地主，或官僚失意下野变为平民，则是属于后者，这两种形式的人口活动，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是存在着的。

一个社会的解组过程中，职业间的人口流动，分外来得显著。目前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后方农民的流入工厂，旧手工业师徒的多数改业，都已成为抗战以来普遍的现象。

造成职业间的人口流动的原因，原有多种；但其中以工业化所引起的变迁，较为强烈。本文目的，即在就“平面的”流动，略加申论。

二、中国是所谓“五千年的农业古国”。当前她正遭到空前的灾难，空前的威胁，也是空前变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虽可追溯到同治年间，但以工业作为建国的基础，还是抗战以后的事。在战前，有时国内人士还发生“重农”或“重工”的争论，但到抗战以后，问题的中心已经由“重工”转变为如何“工业化”了。于是朝野之下都一致努力于工业的建设，在广大地方，如四川、云南、西康等地，前后建立了15个新工业区，在川滇黔三省中，战时新建立的工厂，依民国二十九年统计，资本以二十万元为最低额者：共计472家。西南本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区域，若没有抗战，新工业在西南的发展，也许是近十年间所梦想不到的事。

抗战促成了中国由农业古国走向工业化的新国家，这一转变，要使旧的农业社会发生剧烈的解组。单是就传统职业方面而言，就已经带有急转直下的局面。

试先以英美工业先进国家为例：英国的工业化的情形，在1905年，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33.3%；到1911年，只占12%，农业人口降到几乎无足轻重的地步。美国也是如此：在1890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4.6%，此后逐渐下降，至1930年仅剩24.6%。可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促使大量的农业人口从事百业。

据我们在昆明市调查职业组织的结果，发现“改行”者甚多。例如，在四五年前，裱书业本市共有三四十家，现在则只剩六七家了。其中还有一二家据说最近就要歇业，另谋出路。战前从事扎纸业的，约有二十余家，现在则只剩三四家，还是朝不保夕。战前做香料的家数：约在四十（家）以上；而现在还在继续营业的，不过十余家而已。小工业的“手艺人”也显然是不及从前多了。诸如此类的情形，正在继续，这是什么原因呢？据他们说“关门歇业”或“改行”，是由于“这行道不行时，加以警报多，生活又昂贵”。这些话，虽没有直接说出他们改行的理由，但这里实在已经包含了他们不得不“改行”的苦衷。

“警报多”确乎是战争的影响，战争不但破坏了很多“行道”，还使从前繁荣的店铺“门可罗雀”。在昆明市，我们固然看见许多“店铺”被炸光了，这些被难的人们，有的不得不另谋“高就”，有的则只好“关门歇业”。还有些行业，虽未被炸，亦受到同样的打击。裱书业便是一例，原来论书赏书，那是和平时代的玩艺，值此“兵马倥偬，军书廖午”之际，谁还能有此闲情逸致？类似的这些“行业”恐怕只有“关门”或“改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着。

昆明市许多行业的手艺人的改行，战争固是一因，最主要的还是后方工业化的影响。譬如小木业的师徒，很多往附近的工厂去了。他们所谓“行道不行时”一说，最能说出他们的衷曲；这“不行时”三字，最有分析的价值。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些“行道”，当然敌不住新兴的事业，因而势必失去其固有的地位。一部产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旧事业悲兴交替的历史。有新事业的发展，即有旧事业的没落。这是生产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无须多说。

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它给予社会的影响，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目前，在昆明市，有许多传统的“行业”，都在渐渐地动摇，没落，关门，以至于另谋出路。这是工业化必然结果，无足深怪。

所以工业化的过程，不但是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地”，也是市镇中传统职业人口大量的“改行”。

三、在工业建设当中，新事业的急激增加，是需要大量劳力的。这些工人：有的来自农村，有的则来自市镇中的旧职业，已如前述。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新事业能够从传统职业里吸收多少人口？换言之，亦即传统职业能供给新事业多少人口？这是职业人口流动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事业能够吸收传统职业多少人呢？这里没有可靠的数字可资征引。不过，新工业的吸收力量，可自其对传统职业组织的破坏的程度上，得到一个说明。其理由如下：

倘如新事业冲破旧职业的程度甚大，则传统职业里的手艺人，便失去谋生的机会，于是不得不从旧职业跳出，流向新兴的工业。反之，若是工业化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很小，则传统职业仍然还有拉住大量人口的力量，再加上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与不愿轻易抛弃“祖传”行业的心理，那么，从农业到工业间的人口流动，也许要延长期限了。

新工业的发展，与旧事业的破坏，具有密切的关系。新工业如不能相当的破坏传统的职业，必将感受劳力的缺乏。因为这时新旧事业，都需要人力。结果必造成新旧事业互相“控人”的现象，旧事业亦不安全，新事业亦不稳固。所以“冲破”二字是新工业发展条件之一。

目前中国正处在新旧事业交替的途程中，其情形如何呢？就农村说，“农民离地”是战前熟习的名词，而且被一般人认为是农村破产的象征，这一名词在目前应是值得庆贺的。但是事实上，除去大批壮丁被征发从事抗战的神圣任务外，“农民离地”却是并不踊跃。

在西南各工业中，虽然容纳了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试分析这些农民离地的根本原因，很多还不是由于新工业吸引所致。据费孝通先生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一文中所述，女工入厂的原因，可以说近80%是由于家庭内的不和等。这些人虽然进入新兴事业，但工厂实在无法拉住她们。由此可见中国新工业冲破传统职业的程度受到当时社会的限制。

新市镇中传统行业方面说，在昆明市，改行虽然很多，但是，改行的手艺人只有少数流入工厂，大多数流到其他传统职业（如人力车业、商店）里面去，后一种流动，对工业化可谓毫无帮助。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若不能及早加以修正，将来会对于新工业的建设发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推求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很多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恐怕是由于目前后方所建设的工业，并非如十八九世纪英国初建的工业那样的循序渐进，却与帝俄彼得大帝提倡工业时有些相似，是一种对等跃进的局面。帝俄还在平时，中国则在战时，所以许多问题也就由此发生了。

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其所需的劳工，须有专业的技术，当然不是改行的师徒所能胜任的。这种改行的手艺人，到工厂只能作小工，他们觉得地位太低，收入太少，不够仰事俯畜的开销。但技工的地位呢？对他们又属高不可攀。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不能在祖传行业里容身的人，只好另谋出路了。这就是新事业还没有力量吸收传统职业里人口的缘故。

就目前的情形观察，工业化不但冲破传统行业的程度不够大，还有许多其他事业，直接和新工业“抢人”。例如兵役，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因此，反映在新工业建设上的，便是处处需要大批劳工，但总是听见找不到劳工的呼声，结果造成了“事浮于人”的状态。就是“待遇从优”，还是供不应求。

四、新工业既无力冲破旧事业，结果必使农业或其它旧行业到工业间的人口流动拖延的很久，此种过程的延长据我们看来是害多利少的。其原因可自人口流动给予社会的影响上加以说明。职业间人口流动，本来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对于社会不致发生较大的影响，但目前川流不息式的人口流动，却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所以约略地叙述如下：

就利的方面说，人口的流动，致使就业的机会加多，可以避免“抢饭碗”的悲剧。就业者在流动的过程中，眼界扩大，见闻增多，也可消除传统一隅的狭隘观念，具有好处。

至于害的方面，那就较为具体而且数目繁多了。第一，目前，凡是“待遇从优”的地方，就业者莫不如群蚁附体，群犬争骨，趋之惟恐落后。就知识分子方面说，也复如此。目前大学毕业生之流入银行，多到出人意外的地步，但加入学术机关者却为数颇少。此中缘故，据说是学术机关与银行的待遇相差悬殊所致。可见待遇的厚薄，可以决定人口活动的方向了。各种职业为了大量的吸收人口，便不得不提高薪金作为“抢人”的条件。但人的欲望无穷，而待遇的提高，却有程度的限制，因之极易养成就业者的“五日京兆”与“得陇望蜀”的心理。譬如许多改行的手艺人，多半是向收入最为丰富的那方面流动。据传说某裱书业的老板，改行经商，其主要是由于目前经商，最易发财；又如某银行某职员，月入在四百元以上，结果还认为不足，而加入那批走私之流的队伍。这些虽是传说，却不难见“惟利是图”的心理在职业人口中，是颇为流行的。

其次，就业者对于职业，没有持久的恒心，也是当前流动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就业容易，打破饭碗算不了一件大事，所以就业者的因循敷衍，不肯努力做事，甚至无理取闹借故与管理人员冲突争吵等，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复次，就业者的朝秦暮楚，舍熟就生，势必浪费工作时间，降低生产效率，对技工对工厂，两无裨益。

最后，就业者因流动过速，每天都和陌生人接触，彼此间的同情心极易丧失，因之对于服从社会秩序的习惯也极易减弱。在昆明市，有许多外来的劳工与司机等，据说在他们间性病的流传颇为普遍。这件事实表示外来劳工的社会生活已经脱离了常轨。因为外来劳工多是单身的。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既无家庭的维系，又无亲友的监督，社会对他们几乎全然失去约束的力量。于是他们便任性放浪，毫无顾忌。性病的流传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还有“爬山虎”的“走私揩油”，也是由于道德观念低落所发生的不良现象。

上述四点不过是荦荦大端，其它害处过多，恕不一一细举。即此四端，对于社会的损失已是相当的巨大了。所以如何减少这种人的流动，避免社会的损失，委实是当前的急务。

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其间所引起的职业间的人口流动，本是一件冗长的不易迅速结束的事情。工业化的历史，早有先例。美国用了约四十年的时间从事工业化，才把农业人口由64.6%减到24.6%，德国也费了43年的工夫把农业人口由42%减到30%，苏联工业化虽是比较迅速的，但它每十年只减少农业人口10%至20%，也还费了十余年的努力才有现在的成绩。反观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约75%以上，要把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让工业化吸收到其所应吸引的成数，当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那么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其职业间人口的流动，也许比欧美各国的年限更要拉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