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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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949~1957年

清华、联大社会系史本文原载于1991年北京市社会学学会编《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第2期,记述了1928年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虽然写作时间为1991年,但内容关系到解放初期的院系调查,故编于此。

袁方 孙观华 韩明谟

华青 张祖道 全慰天

(一九九一)

一 学系名称沿革

本系设立于1928年(袁方在此页注有:1926,编者), 1929年秋始增聘教授,招收新生。

抗战前在清华大学叫做社会人类学系(袁方在此处注有:1930年该系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三组。1932年该系改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3年增设社会学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1934年社会学研究生部撤销,恢复社会学系。编者)。抗战时期联大初期,与历史系合称历史社会系,属文学院(袁方在此处注:抗战时,西南联大初期社会学与历史系合并属文学院。编者)。1940年秋起,独立为社会学系,属法商学院。复员到清华大学后(袁方在此处注:1946年5月,联大开始向平津迁移,社会学系随迁。编者),继续叫做社会学系,属法学院。

二 前后两系主任

自1928年开始建系至1944年由陈达任系主任;自1944年至1952年由潘光旦任系主任。

陈达,别号通夫,1892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里下河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父母均不识字。1899年,开始在里下河村私塾读书。1912年进北京清华游美预备班肄业。1916年,由清华用公费保送美国留学,先后得硕士、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便长期在清华,联大任教。曾兼任系主任,国情普查所所长。1975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他是梁启超亲笔为他题写的一副对联——“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中所说的这样一位学者。他是中国人口劳工问题的专家和老前辈。一生除授课外,著作甚丰。

潘光旦,别号仲昂,江苏省宝山县人。1899年8月13日生于该县罗店镇。1905年开始在罗店镇私塾读书。1913年进北京清华游美预备班肄业。1922年,由清华用公费保送美国留学,得硕士学位。这以后,便主动放弃了利用公费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和权利,于1926年提前回国工作。1926至1934年间,先后或同时在吴淞政治大学、上海光华、大夏、暨南、复旦、沪江等校任职或兼课。1934年开始长期在北京清华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先后兼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注册组主任、秘书长、系主任等职。除教课外,著作甚丰。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是我国著名优生学家兼社会学家。

三 教授

历年在本系担任教授的约十八人,如下:陈达:1929~1952; 1928~1944年兼任系主任。潘光旦:1934~1952; 1944~1952年兼任系主任。吴景超:1931~1935; 1947~1952。李济。傅葆琛。史禄国。杨堃。李景汉:1935~1944。陈序经:1938~1946。吴泽霖:1941~1952。李树青:1940~1945。费孝通:1944~1952。陶云逵。林良侗。苏汝江:1947~1952。史国衡:1948~1952。李有义:1949~1952。关瑞梧。

四 讲师、助教

历年在本系担任讲师、助教的约十六人,如下:倪因心。苏汝江。史镜涵。马全鳌。吴志翔。晏异东:1941~1942。李植人:1941~1942。袁方:1942~1952。徐先伟:1943~1945。全慰天:1945~1952。刘世海:1948~1952。周荣德:1946~1948。张荦群:1946~1952。廖宝昀:1946~1952。胡庆钧:1947~1952。

五 教授著作

本系教师的教学工作一直是和研究工作统一进行的。所以先后不断有新著问世。择要列后:

(甲)陈达主要著作如下:

(乙)潘光旦主要著作和译著如下:

(丙)吴景超主要著作如下:

(丁)李景汉主要著作如下:

(戊)陈序经主要著作如下:

(巳)吴泽霖主要著作和译著如下:

(庚)李树青主要著作和译著如下:

(辛)费孝通主要著作如下:

(壬)其他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个人少量著作不详。

六 硕士研究生

抗战前有研究生一人:费孝通。抗战时期二人:戴振东、张荦群。抗战结束前后六人:韩明谟、王康,孙执中,李艮、李世珍,黄显经。

七 大学本科生

就学生人数说,社会系是个小系,抗战前每年级一般十人,抗战时期十余人,抗战结束后二十余人。现将历年学生姓名列后(有少数年级的学生姓名不全,需要增补):

1933级 石端 李有益 刘历荣 潘如树 潘嘉林(5人)

1934级 李宽 吴至信 赵簿 苏汝江(4人)

1935级 王福时 李树青 刘广宗(3人)

1936级 余即荪 洪为浦 孙元珍 张景观 陈聚科 郑安仑 卢铭浦 柳无垢 陆璀(9人)

1937级 蒋福华 李作猷 刘昌裔 薛观涛 马克 刘秉仁 周荣德 赵文壁 吴文建 靳鹤年 方珂德 许豫昌 莫钟駥(13人)

1938级 张景明 任扶善 居浩然 鲁心真 李立睿 左大圻 凌松如 黄汉炎 徐寿寅 王勉 袁可尚 汪涵(12人)

1939级 张之毅 史国衡 毛掬 孙世实 黄日(5人)

1940级 陈霖 江雪 车溢湘 萧庆萱 郭士沅 李为宽 罗振庵 唐盛琳 杨志 刘绪贻 许致志 李公权 孙惠君 张宗颖 任孝逵(15人)

1941级 何其拔 吴淑芳 萧学渊 晏异东 陈珍谅 谷苞(6人)

1942级 黎宗献 张荦群 游补钧 朱瑞青 周颜玉 袁方 游凌霄 孙观华 胡庆钧 邝文宝 张征东 徐泽物 李仲民 梁树权(14人)

1943级 白先猷 全慰天 朱鸿恩 沈瑶华 柯化龙 虞佩曹 徐先伟 陈誉 陈道良 常绍美 廖宝昀 刘懋修 萧远浚 赖才澄(14人)

1944级 王康 江心苇(江明)杜景沼 胡一美 徐继 唐文秀 尉迟淑君 章珠 许英华 韩明谟 李春芳 张燕俦(12人)

1945级 卢文中 李世珍 张玉珍 李艮 董杰 李爱山 胡继藻 万禄 傅愫斐 殷俺卿 陈行智 张荆南 简秀文 王万春 戴嘉祺 高锦芳(16人)

1946级 甯继举 萧鸣皋 黄曾赐 郭文佩 黄兆曾 徐再亨 梁琢如 刘极常 刘承铭 林炽坤 黄显经 章亦棠 梅祖杉 朱文章 徐玉荣 裴毓荪 蔡文眉(17人)

1947级 曾祥鹏 虞集炜 郑昭 左绍琪 陈绚文 刘世海 熊湘 黎永昭 郭宁然 施巩秋 杨佐镇 樊自熟 周天一 郑若洋 邬泽尧 刘振泽 蓝浦珍 程文铎 金多芬 黎启颖 陈绍业 孙执中 宋汝礼 杨炯宗 杨诚 陈楚雄 欧阳鸿 牟波 丘尧宗 罗瑞华(30人)

1948级 王松涛 尚赞熟 李玉润 曹正昌 李忠立 林玉屏 刘立信 王文英 王承典 卫根愧 李开鼎 颜绍卿(吴彦)王金铸 徐学富(江明)李和清 刘华烈 孙同丰 黄宗英 庞桂丹 唐崇三 商茂奎 何孝达 陈复初(华青)徐子奇 岳瑞 黄咏裳(26人)

1949级 张仙桥 何炳桓 吴锡光(吴方)胡茜 阮风秀 周光淦 解希文 王春尧 王承典 王传德 王会期 薛寅 周文珊 张祖道 胡天健 陈启麟 魏新武(17人)

1950级 尹淑慧 刘镇藻 杞居芬 萨本善 朱和 黄耀平 徐伟 段锤楣 周文琳 叶琢良 王溪川 柳小芬 胡克瑾 贺文贞(斐棣)徐肇溶 冯碧焦 李铭 吴家茵 别炳灵 孙德本(20人)

1951~1952级 吴宏宛 彭珮云 孙亦棻 毛翔 李云山 张朝仪 姜固中 陈乃雄 谢澄甫 陈志华 郭德远 张幼成 张乃映 张大翔 赵培忠 徐祖文 董纪兴 夏剑峰 梁惠全 徐德治 邓德祥 徐芳伟 张孝纯 谢延泉 张正明 于真 莫如邦 王胜泉 饶慰慈 程端生 谢逢我(31人)

上列各年级学生当然都来自五湖四海。例如在1945级16人的籍贯中,山西3人,湖北3人,湖南2人,其余吉林、河北、安徽、辽宁、江西、河南、广东、江苏各1人。在1946级17人的籍贯中,湖南2人,山西2人,河北2人,福建、四川、湖北、广东、安徽、浙江各1人,不明者5人。

八 历届毕业生中的杰出人才

担任教授,研究员,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系友姓名如下:

费孝通 李树青 苏汝江 周荣德

张之毅 史国衡 任扶善 刘绪贻

何其拔 谷苞 张荦群 袁方

孙观华 胡庆钧 张征东 陈誉

廖宝昀 徐先伟 全慰天 王康

韩明谟 徐学富 彭佩云 蔡文眉

孙执中 华青 王胜泉 张正明等(统计不完全)

九 学生选修的课程

依照校系统一规定,本科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学分,方能毕业。任何课程,每周授课一小时,满一学期者,算一个学分;满一年者,算两个学分。全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四种学分的课程:①六学分课程,每周授课三次,每次一小时,讲授全年,这种课程占绝大多数,例如中国通史;②三学分课程,每周授课三次,每次一小时,讲授半年,如儒家社会思想;③四学分课程,每周授课二次,每次一小时,讲授全年,如哲学概论;④二学分课程,每周授课二次,每次一小时,讲授半年,如文化论。每人每学年约可选六七门课程,总共合三十多个学分。

校系开设的课程又可另外分为必修、必选和选修三种。社会系学生的必修课程如下:中国通史、西洋通史、逻辑、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社会学概论、哲学概论、统计学、人类学、西洋社会思想、社会机关参观、初级社会调查、人口问题等共约80个学分。必选课程,即在一定范围内必须选修一种的课程,如下:政治概论或经济概论选一,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或地质学选一(社会系实际上规定只能选修生物学),共约12个学分。以上必修课程和必选课程,一般开设两个班或两个以上的班,分别由不同教授主讲;在这中间,学生也一般可自由选择一个课堂听讲。社会系学生除上述必修、必选的92个学分的课程外,还余下40个学分,则可用以选修自己想修的任何课程。本系历年开设的这类供学生自由选修的课程甚多,例如中国劳工问题、华侨问题、优生学、家庭问题、儒家社会思想、社会变迁、社会制度、都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贫穷问题,社会运动、社会立法、社会组织、人才论等,而且经常随着形势需要的变迁而有所增减。另外,社会系学生也可选修外系的有关课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文学史等,以拓宽知识领域。

十 本系教师开设的课程

本系教师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有关社会学专业的课程。这类课程绝大多数由教授主讲,选修者除本系学生外,也有外系学生。课程名称如下:由陈达主讲的有人口问题、中国劳工问题、华侨问题等;由潘光旦主讲的有优生学、家庭问题、儒家社会思想、西洋社会思想、人才论等;由吴景超主讲的有社会学概论、都市社会学、犯罪学、贫穷问题等;由李景汉主讲的有社会学研究方法、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等;由史禄国主讲的有体质人类学等;由陈序经主讲的有社会学原理、主权论、文化学等;由吴泽霖主讲的有高级社会学、人类学等;由李树青主讲的有社会制度、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学、土地经济学等;由费孝通主讲的有乡村社会学、民族学、社区研究、生育制度等;由陶云逵主讲的有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由苏汝江主讲的有人文区位学等。其他由副教授、讲师、助教等短期讲授的选修课程,不详列。社会机关参观一课则一般由讲助一人负责。

社会机关参观和初级社会调查,这两门课程特别体现社会系联系实际的特色。基于这种特色,一般很难严格划清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界限。现将这两门课程略加介绍。

本系学生一般在读二年级时即选修社会机关参观,一年级时选修的社会学概论,可说已为社会机关参观作好了准备。这门课程完全摆脱了校内的课堂教学,一般定在星期六下午进行,由副教授或讲助一人负责即可。他事先拟定一个全年参观计划,每周再和所要参观的机关进行具体联系妥当,到时即领队前往。到达后,先由机关的负责人员介绍情况,再进行具体参观访问。每人必须于参观后一周内上交报告一份,至少两千字。参观机关的范围非常广泛,如工厂、商店、市集、监狱、妓院等。一年参观下来,每人的确都对现实社会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也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运用文字的能力。

初级社会调查一课,由李景汉教授开设。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曾在北京、河北定县等地多次进行实地调查,有专著问世。每年开学后,他开始进行数周的课堂讲授,然后即与每一选修学生分别商定调查题目及纲要,再由各人自己按纲要进行调查访问,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于暑假前上交调查报告一份。社会系学生一般在三年级选修这一课程,因而,能在二年级选修社会机关参观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十一 学生毕业论文

社会系学生必须上交毕业论文一篇,成绩及格者,方能毕业。论文题目甚广,但大多是有关当前社会状况的社会调查报告。

例如1942级毕业生十四人的论文题目:胡庆钧:中国旧节之初步分析;游凌霄:昆明妇女消闲生活之调查;梁树权:昆明招贴之研究;周颜玉:有关使女的研究;张征东:大学男生的婚姻生活研究;邝文宝:妇女婚姻生活调查;李仲民:联大男生婚姻态度的研究;徐泽物:空袭与昆明社会;孙观华:江苏无锡的婚丧礼俗;袁方:昆明市之都市化;张荦群、黎宗献、游补钧、朱瑞青等不明。

又例如1943级毕业生十四人的论文题目:沈瑶华、常绍美:昆明纱厂与劳工;陈誉:茨厂劳工;陈道良:云南纺织厂劳工调查;萧远浚:昆明市21个商业同业工会的研究;全慰天:昆明市27个手工业行会的研究;白先猷:昆明市26个同业工会的研究;虞佩曹:昆明市离婚案件之分析;朱鸿恩:昆明市16个职业工会的研究;廖宝昀:昆明市社会救济事业之研究;刘懋修:联大同学消闲生活调查;赖才澄:昆明县大普吉农村社会调查;徐先伟:路南县尾则夷族之生活概况;柯化龙:(不明)。

十二 教授学术思想鸟瞰

本系教师所担负的教学工作及研究重点不相同。有侧重人口、劳工问题的,有侧重生物、遗传、种族、社会思想的,有侧重城市经济、工业化问题的,有侧重民族学、民俗学的,有侧重社会调查的,有侧重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有侧重乡土经济社会的等等。古今中外的实际社会现象有多么广泛复杂,本系的教研工作也几乎同样有多么广泛复杂。

但教师的每项教学研究工作还是相通的。作为社会系教师成员,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的学术思想。依照传统看法,社会学以及社会系的目的无非就是:了解社会,改造社会。因此大家在了解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总问题上,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大约有以下共同认识:在人口数量方面主张节制生育,在人口质量方面主张实行优生、优育,在城市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乡村经济方面主张发展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家庭工业和乡村工业,在家庭方面主张实行既养老又养小的折中家庭制,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兼容并包、百家争鸣、不同而和等等。这些共识是非常明确的。这些共识也可说就是大家当时的救国主张。这些救国主张对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历史总是会作出适当答案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和后来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方针政策并不是不一致的。

以下分别再就《人口问题》、《优生原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江村经济》等重要著作,对社会系的这种学术思想,进一步进行简略的考察。

(一)《人口问题》

陈达著。1934年商务出版。大学丛书之一。全书贯串着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来源于达尔文“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竞争是谋求衣食方面的竞争,成绩竞争是创造科学文化方面的竞争。二者互有联系影响: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进一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果能够取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也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一般说,为要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必须注意研究人口的数量问题;为要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必须注意研究人口的质量问题。作者明确主张,在土地面积,自然资源,技术水平等的不变条件下,必须实行生育节制,控制人口数量,这有利于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并明确主张,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对子女,进行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至于在人口质量问题上,作者也明显是主张实行优生优育以及区别生育率等政策的。

(二)《优生原理》

潘光旦著。1948年观察社出版。作者其他著作也多少谈到优生原理,谈到与优生原理有关的社会思想。作者的所有社会思想都和优生原理有联系,是他的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生原理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所谓优生原理是有关生物个体在先天遗传方面的演变的原理。这个演变包括繁殖、变异、遗传、竞争、选择(或叫淘汰)、调适(或叫位育)与最后物种的形成。一切生物现象都按照这个演变过程不断变迁进步。在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中,人们早就开始利用这种优生原理改良品种,成效显著。人类本身也是生物,决不例外。所以源远流长的人类社会,不能只是讲求个人进步,也不能只是讲求社会进步;从长远考虑,从人类社会的前景考虑,还必须依照优生原理,讲求种族进步。这就是说,在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设法对人口本身实行区别生育率,鼓励优秀健全的男女多生子女,否则便少生乃至不生子女。这样,人类社会中像达尔文一类的优秀人物,便越来越多了,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自然也就不愁不会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由此可见,优生原理是最根本的原理之一,种族进步是最根本的进步之一,但是,在作者生前,他所倡导的优生原理却一直遭到莫须有的歧视和污蔑,这难道不是很可笑的么?

(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吴景超著。1937年商务出版。这是作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本书的主题思想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救中国,为了求得民富国强,为了使广大人民能够生活得好一点,如此而已。全书分四章阐述这一主题思想。

第一章导论指出,中国在世界上属于第四种国家。作者按人口密度与职业分配两个标准将世界各国分为四种: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少的为第一种,如英、德;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少的为第二种,如美国、加拿大;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多的为第三种,如俄国;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多的为第四种,如中国、印度。第四种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最低,提高也最难。不幸中国正好属于这第四种国家。作者进一步认为,影响一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外四大因素:一、国家资源;二、生产技术;三、人口数量;四、分配方式。所以,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大力同时改善这些因素的现状。

第二章经济建设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产,实行工业化,发展都市经济以救农村。作者明确指出:中国面临两条路的选择:一条是工业化之路,这是利用机械生产方法之路,使人富有、聪明、长寿之路;另一条是过去以农立国之路,这是利用筋肉生产方法之路,使人贫穷、愚笨、短命之路。只能走工业化之新路,不能再走以农立国之老路。

第三章人口政策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之二是实行生育节制,控制和减少人口数量,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口数量少了,每人分得的产品数量便多了。当时作者说:“假如中国的人口不是四万万,而是三万万或者二万万,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比现在一定要舒服得多”。

第四章分配问题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之三是实行新的税收政策,以缩小贫富差距。具体说,即由政府出面,一面对富有者、剥削者实行所得税、遗产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一面运用这种税款,对穷苦的劳动者主办社会事业。结果便会逐步实现一种“新社会”或“公平的社会”,在这里人人生活有保障,人人上升机会均等,贫富差距缩小等。

作者的上述救国理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其中的不少意见至今还不无现实意义,有的正在实行中。

(四)《江村经济》

费孝通著。本书英文原本系1939年在伦敦初版,越四十七年始有中译本与国人相见。在1986年12月20日中译本出版发布会上,作者即兴抒怀一首,以表心意。现照抄如下:


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

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

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

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

阖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


在十二句的全诗中,仅仅最后两句,严格说,仅仅最后一句五个字,才直接涉及江村经济。包括土地、人口、生产、生活、宗教、习俗等等在内的,真实名字叫做开弦弓村的江村,理当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作者经过半个世纪的坎坷浮沉之后“阖卷寻旧梦”时,偏偏就只提到它的小小蚕儿之事呢?一个明显原因是,这蚕事关系整个江村的兴衰胜败。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江村蚕事兴旺发达,整个江村经济也兴旺发达。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村蚕事因受国际影响萧条下来了,于是整个江村经济也很快面临崩溃饥饿的边缘。作者在这一铁的事实面前充分认识到,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只有在充分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充分发展包括“蚕事”在内的家庭工业等,才能真正求得民富国强。这就是作者的救国主张。诗中提到“坎坷出文章”,这完全是写实。作者坎坷一生的确写了不少的书和文章。上述救国主张,正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他的很多著作中。

家庭手工业在旧中国农家经济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似乎还有更深一层道理。和希腊、英伦三岛海洋国家不同,中国一直是大陆国家。因此,中国人口也和西欧重视商业不同,只能依靠黄河,长江两岸泥土讨生活,从事农业,深深地扎根在泥土中。作者曾把中国叫做Earthbound-China,直译出来,即捆绑在地球上的国家。而农业有季节性,全年有农忙的时候,也有农闲的时候。华北比华中、华南的农闲季节更长。农忙季节需要劳动力多,而农闭季节相反。这中间便产生了矛盾:农闲时劳动力怎么办呢?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还过着从手到口的紧张生活的人口,一张嘴既需要天天吃饭,一双手也便不能不天天劳动生产,否则便非饿饭不可。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农业人口在农闲时也千万不能坐着吃闲饭。解救的主要办法就是利用农闲从事家庭手工业。所以中国农家经济历来都是同时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两根支柱维持温饱的。古语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所以,家庭手工业必然和农业一样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兴衰盛败。

十分明显,作者企图从发展家庭手工业着手,以求得民富国强的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前,同样是行不通的。作者当时写下了堪称姊妹篇的两本书:《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前者偏重了解剖中国,后者偏重改造、建设中国,前者是客观的,后者却不能不是空想的。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离土不离乡”的家庭工业、乡土工业、小城镇工业等,在中国广大农村逐渐兴起,并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兴旺发达。

十三 言教与身教并重

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社会系也主要是依靠社会系的几位著作甚多的“大师”维持着的。但在此同时,他们的品德,也是很受全系师生尊敬爱戴的。他们身教的影响更大于言教的影响。试举一例。

1987年,吴泽霖教授在为他举行的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纪念会上致答谢词时,谈到了他一生遵循的人生观——天平人生观。他说:“我常想,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象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很难说这种天平人生观和宋代名相范仲淹的“先优后乐论”有什么差别吧。吴先生的品德,吴先生的为人处事,是一直受到称赞的。

十四 学术的自由民主

联大纪念碑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清华和联大都是这样的。属于清华、联大的一个小小的社会系,自然也不能不是这样的。系内学术自由民主空气的确很浓厚。试举二例如下:

例一:《皇权与绅权》。1947年,社会系的讲师、助教、研究生袁方、胡庆钧、张荦群、全慰天、王康等约十来人,定期在胜因院39号年轻教授费孝通家的客厅里集会,漫谈各种各样的有兴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历史问题。住在旧西院12号的历史系吴晗教授有时也被吸引前来参加讨论。每次讨论一个问题,有人先作中心发言,然后自由讨论。这时,在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似乎谁也不怕谁。穿着蓝布大衫的吴先生比较对皇权有兴趣,穿着西服的费先生比较对绅权有兴趣。他们两人以及其他每个人都多少有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主张。吴先生似乎特别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经常这样表达他对自己观点的信念:“我可以再列举几百个例子来说明。”年青讲助们自然有时做不到这地步。结果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增长了知识,更增长了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与智慧。《皇权与绅权》(文集)正是在这里自由讨论的成果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上海观察社出版。

例二:《谁说江南无封建?》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封建主义的土改运动高涨。1951年春,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奉命以中央文教委员身份到江浙一带视察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他因当年在清华游美预备班求学时已失去右腿,一直只能依靠两拐走路,行动不便,不得不指派系中年轻助教全慰天,作为秘书随行,就便照顾起居及生活琐事。两人一起乘火车到了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其间也转乘轮船到了常熟,乘小帆船到了吴江县严墓镇等地。在江南春水绿如蓝、桃花开放的季节,他俩单独自由地在各地参观访问了共约一个半月。回到北京后,又在好几个月内,共同将所得材料进行整理,写成《谁说江南无封建?》、《苏南封建制度的几个特点》等六篇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新观察》等处分别发表,后又编辑为《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两人共同访问和写作的全过程中,潘光旦始终以平等态度待人,使得全慰天日益一点也不感到一般在老师面前常有的拘束。两人先一起商定写作计划,写作提纲。由全慰天写出初稿后,又两人在一起反复修改定稿。文章发表时,由两人署名:“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字样在前,“清华大学教员全慰天”字样在后。稿费寄来了,也总是两人平分。《谁说江南无封建?》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很受毛主席重视,毛主席在一次国宴上还曾当着潘光旦的面提到它,称赞它。

另外,抗战时期社会系学生会在联大民主墙上主办的壁报——《社会》,抗战结束后在天津《益世报》上主办的副刊——《社会研究》,都是定期出版的,都可说是全系师生经常开展百家争鸣的园地。两刊物上的文章,几乎全是社会系师生的作品,有专论,也有译著。“社会”二字由陈达题写,“社会研究”四字由潘光旦题写。

十五 系学生会的活动

(一)“民主墙”上的《社会》。联大新校舍分为南北两区,两区之间横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马路两旁高树参天。两区均围以土墙。南区的北墙和北区的南墙的中间,都在马路旁开设了一道很宽的大门,作为南北两区的通道。在北区靠公路的内墙上,在紧靠大门两边约百米之内,经常贴满各种各样的布告、海报、启事、招贴、墙报之类:有召开演讲会、辩论会的,有招聘教员、家庭教师、秘书的,有出让衣物、书籍的等等,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南北两区横过马路的过往行人,莫不在这里停步观看一番,有时真是人山人海,肩相摩、踵相接。这就是联大有名的“民主墙”。

在这民主墙上,也经常在《群声》、《腊月》等等墙报之外有一张名叫《社会》的墙报。它就是社会系学生会编辑的,每两周出刊一次。它是社会系师生百家争鸣的园地。各种社会理论、社会问题,都可以在此进行讨论。在“民主堡垒”里面,每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学术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社会》即充分享受着这种自由平等,李景汉教授三句话不离本行,曾为《社会》题辞:“事实是最好的证人”。李树青教授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现象,也曾借用孔子的话为《社会》题辞:“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联大左右派政治斗争中,《社会》的政治态度一直是居中偏左的。

(二)迎送会。社会系学生会主办的全系师生大会每学年都有两次,二次是开学后的迎接新生大会,一次是放假前的欢送毕业同学大会。一般在晚间教室内举行。会上大家坐成一大圆圈,把用会费和其他捐赠买来的一些花生米、宝珠梨之类,平分给每人一份。除正式简短讲话外,主要是自由讲话和余兴,空气极为融洽活跃。在余兴中,老师也同样提供节目。吴泽霖教授从贵州大夏大学来到联大后不久,便曾在这种迎新会上大谈他将在云南开展少数民族研究的设想。

(三)演讲会与讨论会。联大校园内的演讲会、讨论会多不胜数。一般都在晚上利用大小教室举行。例如,某学会定好时间地点请某教授演讲某个问题,便可贴出海报,邀请校内外听众自由参加,到时在指定地点举行,非常简便。社会系学生会也不断举办了这样的演讲会与讨论会。每次选题都是大家广泛关心和感兴趣的,富有吸引力。有时只由老师作专题演讲,有时在老师演讲后就接着展开讨论或辩论,各摆各的观点、主张,空气活跃,教室内外经常发出爽朗笑声。有一次请潘光旦老师演讲家庭问题。他主张妇女在四十岁以前最好在家养育和管教孩子,等孩子成长后再参加社会工作。这很快引起女同学的反对。在争辩过程中,尽管女同学情绪激昂,潘老师仍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微笑着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又有一次请哲学系冯友兰老师演讲现代化问题时,系学生会负责人还作了详细笔记,整理成文,请冯老师过目后送报上发表。十分明显,同学们通过这类活动,增加了相互了解,也增加了知识和智慧。

十六 社会系师生的政治态度

在国际国内左右两派的政治斗争问题上,一般说,社会系师生多数人早期是采取超然态度的,既不右,也不左。在抗战时期,教授们宁可不当“部聘教授”,也不肯填表参加国民党;当然也没有公开参加共产党的。但是,随着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巨大变化,这种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多数人由不偏不倚而变为居中偏左,最后变为左倾。各人变化的步伐很不一致;一般说,学生走在前面,教师跟在后面。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即有社会系很多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后来,在抗战时期教授们的转变过程中,潘光旦、费孝通又是走在较前面的,陈达、吴泽霖等则是紧跟在后面的。1946年,清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潘光旦、费孝通等也因受迫害不得不临时假借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这更大大推动了社会系师生的进步。陈达教授在这前后便有非常明显的变化。1947年4月19日出版的上海《观察》杂志上,有全慰天写的一篇《记陈达教授》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照抄如下:“陈先生有一次说:‘闻先生(指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人,富于感情。我们常在一起。他被刺的那天下午,我和他同时出门分手,三小时后我回来,他就被特务刺倒了。我小儿子旭都帮同学们把他抬回,旭都身上还染上血渍。我亲眼看见闻先生死去,真惨。那时,我真恨。我愤怒得很!我们至少可以说:闻先生被刺,是陈先生对政府态度改变的一大关键。的确,随学校复员来平后,如果和陈先生谈起国内形势,他总是老老实实六个大字:‘国民党是不行’”。

联大社会系办公室就设在新校舍北区大图书馆西头的一所简易平房内。进门处另隔出一小间作为社会系平日开会、讨论或辅导之用。里面一间较大,才是正式的办公地点,摆满办公桌和书架。书架背后也没有紧靠墙壁。其间又留有空隙,刚好可摆下助教袁方、全慰天的两张窄床,他们白天就在书架前办公桌上工作,夜间就在书架后窄床上睡觉,谁也不能否认这间办公室的的确确得到了充分利用。而且,谁也没有事先想到,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前后,办公室中靠门的那一小间又临时改作了联大学生罢课委员会的办公室,云南省继龙云当省主席的卢汉,就曾前来这里慰问会见罢课委员会的委员们。由此也不难想见当时社会系政治态度之一斑。

社会系的教师对受迫害的进步学生,都毫无例外地抱同情帮助态度。决没有人“打小报告”,落井下石。吴泽霖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兼任清华教务长时期,常因公进城开会。1947年,在一次会议过程中,就便得知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和社会系学生裴毓荪等人已列入黑名单,有被军警逮捕危险。于是,他在会议结束回到清华园后,马上报告梅贻琦校长,商议保护对策。不久,吴晗,裴毓荪等便脱险逃到解放区去了。

十七 社会系的最后遭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时代。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社会系被取消,教师被分配到其他院校。到1957年反右斗争中,原清华社会系陈达、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吴泽霖、李景汉等多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原社会系其他师生中被划为右派或漏网右派的也大有人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终于对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陈达、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吴泽霖、李景汉等得到平反昭雪了,社会学系又在北大,南开等大学恢复与重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