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学的发展

（一九九七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不久，平津即告陷落。当时的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3校南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共有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26个系。该校在昆明8年，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严谨治学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我国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才，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世界所瞩目。抗战胜利后，该校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遂于1946年7月31日结束。

联大社会学系原与历史学系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属于文学院。1940年6月两系分别独立成系。社会学系主任是陈达教授，仍属文学院。1941年起属法商学院。1943年8月陈达辞去了系主任职务，由潘光旦教授继任。联大结束后，社会学系随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原北平。

联大社会学系先后有教授7人，即陈达、潘光旦、李景汉、陈序经、吴泽霖、李树青、陶云逵；副教授1人，林良桐；1944年聘费孝通、瞿同祖为讲师；另有教员3人；助教5人。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8月，地点在呈贡文庙。所长是陈达教授，调查部主任是李景汉教授，统计部主任是戴世光教授。该所成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在战时及战后制定“适合国情、通盘周密的统计计划与整个国策提供社会情况，并提供理论根据与技术经验”。该所进行的户籍普查、人事登记与社会行政调查等工作均属国家社会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通过人口普查试验，专门研究各种普查的方法、技术以便推行全国。该所出版了以下主要调查报告：1、《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年油印本）; 2、《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铅印本）; 3、《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年6月油印本）; 4、《农业普查报告》（1946年油印本）。这些调查研究报告现在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1943年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晋宁县4个环湖县市近60万人口普查，是我国最早一次采用现代人口普查方法进行的。这次普查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为我国人口普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数据和现代人口普查方法的宝贵经验。

根据以上人口普查的资料和研究报告，陈达教授写出了《现代中国人口》一书。这本著作也是1946年他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之邀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通过会上交流，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会后他去芝加哥大学讲学，该书由《美国社会学杂志》一次全文发表，成为畅销书，受到国际社会学和人口学者的重视，被认为“在中国人口学上有一本好的著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这是一本真正以科学的态度讨论中国的书”。此书已由廖宝均译成中文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夏，吴文藻教授不顾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再三挽留，辞去社会学系主任和法商学院职务，率家属南下。1939年他在昆明云南大学担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同时又创建了社会学系，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9年，费孝通回国参与该系教学研究工作。1941年吴文藻去重庆后，该系由费孝通教授主持，同时以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名义，设置了社会学研究室，后迁至呈贡县魁星阁，简称魁阁。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要培养社会学、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人才，为云南昆明地区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社会学研究室是以吴文藻教授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采取田野调查方法、深入实际，参与观察进行研究的。费孝通、田汝康、张子毅、史国衡、谷苞等先后参加了该室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云南农村、工厂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禄村农田》（费孝通著，1943年商务出版），《易村手工业》（张子毅著，1943年商务出版），《昆厂劳工》（史国衡著，1946年商务出版），《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1946年商务出版）等专著。费孝通和张子毅还根据禄村、易村和玉村3个村的社区研究成果编写了《乡土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这是费孝通继《江村经济》一书后，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典范，指明了方向。

回顾一下云南昆明地区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老一辈社会学者在抗战时期，不顾日寇的炮火和压力，不计个人名利，团结一致为中国社会学继续发展，同时为云南昆明地区开创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那种责任感和忘我精神以及他们根据在云南昆明地区进行的大量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写出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这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以促进我国和世界的迅速发展和繁荣，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