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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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敌乎?友乎?本文原载于《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6期。

(一九四八年)

讨论城乡关系时,有一点似乎特别提出来注意的,就是时空的属性。百年前的城乡关系,自然会与目前的大异其趣;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城乡之间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又有显著的不同。就时间来说,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最刺目的改变,以欧洲的情形论,1800年时,欧洲人住在城市里的占总人口的3%,到了1900年增加为25%。人口大量的从农村挤向都市,换句话说,乡里人大量的变为城里人,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就空间上来说,在美国不仅许多城市是机械化的大量生产的中心,就是农村也是大量生产的园地。就贝克尔氏(O. E. Baker)的估计,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年经营的结果,加上雇工的帮助,除去养活他自己与家内三口人以外,还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与纤维质,去供给12个住在美国城市与另外2个住在美国以外的人们的需要;可是在中国,靠土地为生的人,差不多在80%,乡里人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还遭受到人多地少的压迫。

城乡关系,虽因时因地有不同的表现,可是大体上来说有相成相克的两方面。城市离不开乡村,乡村也离不开城市,彼此互相依倚,构成一体,这是相成;城市剥削乡村,榨取乡里人的血汗,或者乡里人围困城市,革城里人的命,彼此对立冲突,这是相克。从相成方面看,城乡是朋友;从相克方面看,城乡是仇敌。

若是我们从一方面入手,分析城乡的关系,见其偏不见其全,对于城乡的基本联系,难得透视出它的真相。城乡关系虽因时因地有不同的表现,可是这种表现不在它是朋友,或是仇敌,而是在“敌乎?友乎?”的格局如何相成相克的凑合。

有机的城乡循环

城市和乡村原是人类社区生活的两大方面。在古代只有城堡,没有像现代的都市。城堡大致是军事上的中心与军事上的圣地。到了后来,城市不但是军事的宗教的中心,而且还是商业的中心和手工业制造的场所。中世纪欧洲城市以及目前中国内地如云南四川等地的许多城市就是这种情形。

直到19世纪初年,工业革命后,工商业发达,近代的城市相继出现。欧洲在1600年时,万人以上的城市不到14个,到1910年,就增加到168个。五分之四或十分之九的都市全是19世纪的产物。都市不但是大量人口住留的中心,也是大量机器生产的场所。城市的起源虽多很早,可是城乡问题的严重,是从工业革命以后爆发出来的。

这个严重表现在城乡再也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城市压倒乡村,这是空前的变迁,可以自有机循环的崩溃上得到证明。

原来,城乡的关系,在手工业经济时代,是一种有机的循环。我们无须在中古时代的历史里去找事实,只要看看我国内地的许多城市像四川云南等地,就依然可以描出这个循环的特色。

例如昆明和成都,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十之八九都是来自农村的。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地少人多,家乡无法立足,不能不跑到城市,另谋出路。城市里的手工业是他们谋衣食的园地。他们虽然远离家乡,在异地成家立业;可是在他们的观念里,有一种浓厚的念念不忘乡土的深情。我在昆明和成都两地做手工业研究时和手工业者谈话,最使我感动的就是他们的那种乡梓情谊。他们说家乡虽然饥饿贫困,谋生艰难,可是毕竟是生长自己的老地方。同乡过年过节总得要返里省亲,或打扫祖宗的坟墓。要是年纪老了,手边积蓄有钱财,多数人都有同样的打算,回老家去买块土地。城市的手工业者虽是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可是乡土还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还是乡土的子孙。一种浓厚的情谊,无形把城市和城乡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割。

不仅城市的手工业者在感情上和乡土难舍难分,就是手工业和农业之间也是不能截然的一刀两断,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依倚,共同解决其中的人口的生存问题。在农村里,农业有农忙农闲的季节循环,一年中农闲期为农历一、二、九、十、十一、十二各月,而三、四、五、六、七、八各月是农忙时。农忙时期,工作多,需要的人工也多,于是在农业的结构上,发生膨胀现象;至于农闲时节,工作少,需要人工也少,于是在农业的结构里就是紧缩的情形。此种膨胀和紧缩现象一经发生,其中的人口势必发生流动。城市手工业,便是此种流动人口的来去对象。在成都或昆明,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在农业消沉时期,便有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参加手工业工作;而在农忙时,他们又回到老家栽田种地。不仅如此,而且手工业也有一种兴衰疲惫的循环现象。据手工业者说,他们的工作在四、五、六、七、八、九各月为疲劳时期,这时期的工作少,人手也少。因为市场萧条,货无销地,发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忙。农民在播种插秧,春耕夏种秋收,他们哪有闲暇,哪有余钱,可以来到城市添办货物?一到秋收以后,不但有余暇,而且田土上的谷子,可以换到钱财,使他们的手边活动了。乡土风气,嫁女迎亲也多在此时举行。因之农民不得不上城采办嫁妆,还有过年过节的物品,也多在此时准备齐全,市场活跃。手工业品的销路增加,手工业者也得忙碌起来,这是手工业的兴盛时期,为八、九、十、十一月。在旧历年间,无论城市或乡村都得歇业过年,所以十二月及次年一月,城市的手工业者大半停工。要到二月至三月又有一度的兴盛繁荣,以后四月至六月便是消沉时期。总之,城市手工业的兴衰与农业的忙闲,似乎恰成对照。正因为有法对照,彼此互相调剂其中过剩的人力而造成城乡的有机循环。

尽管城市和乡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不同的背后,却有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城乡是一体不可分割,在人口的调剂上有机的循环把城乡连在一块。

城乡关系的脱节

在工业化都市化以后,城乡的关系一改旧观,有机的循环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机循环。

在工厂制度下过生活的劳工,原也是脱离乡土的农民,可是一旦脱离土地后,从此乡土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也再不是乡土的子孙。就是说城市和乡土之间鲜明的划出了一条鸿沟:到了城市就无法打回老家,也不愿再回老家。过河拆桥,他们到了城市就得永远在城市的生活中勇往向前,退后就是失败,也就是,也就会倒在社会淘汰的深渊。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是太多了。大家也许读过史坦恩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作者在这本小说里描写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机械化大生产无情的渗透到古老的乡土去,把农民几代都住在同一乡土情谊的生活,拆散得干干净净。靠家乡靠土地的饭碗被打破了,被迫得挤向都市靠卖劳力赚工钱过日子。农村的机械化不但把这些纯朴的乡民赶向城市,而且使他们破釜沉舟和老家一刀两断。这虽是小说家笔尖下的想象,本不足为凭,可是从这里似乎反映出来,工业革命后,城市和乡村,在人口方面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城市在大量吸收农村的人口作为繁荣的基础。目前美国流行的一句话是“乡村生产小孩,都市把他们消费”。据邵罗金(P. M. Sorokin)教授在他的《社会流动》一书里所说的:“在最近六十年或八十年中,欧洲社会从中产阶级去掘发上层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是很紧张的。自二十世纪开始以来,他们掘发得越深,现在差不多要达到社会的底层了。”都市的发展,人口大量集中,城市的繁荣反而成为人才的涸泽。这是无机循环的特征之一。

乡里人往城里跑并不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若是在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家里,土地的收获有限,饥饿的威胁无穷,农民大量离地,在都市另谋出路,自是一条解决饭碗问题的好门径。可是就在这个门径里随之而来的乡土和城市,隔成两个彼此并不照顾的心情。前面已提过就是脱离乡土的人也是忘却乡土的人,在观念的领域里,城市和乡村不再是一体。即以我国的情形而论,似乎也在渗染着这种彩色,以往从乡土出来的人,背井离乡,大家都有荣归故里的夙愿,每逢佳节或是老年多半要回到父亲坟墓的老地,就是死在他乡,也不愿在异地做鬼,要把尸首运回原籍。生在乡土,死在乡土,做鬼也要在乡土,这是一种不忘本的德行。今日的知识分子里,恐怕绝大多数都不会再愿意回到乡梓服务,他们头也不回,哪里还记得自己的家乡残破不堪的场面;要是他们远涉重洋,游学镀金,无论是美国、苏联、英国,还是印度,他们一定会争先恐后。离开家乡越远,也许就是自我比天还高的代价。这又是一种无机循环的特征。

本来自产业革命后,乡土逐渐失去它的独立性——自给自足的独立性,从此乡村完全沦落在城市的支配之下,一任城里人的心意,剪裁出各式各样成品的原料制造场所。有人说:“工业革命结果,是使乡村靠城里,东方靠西方。”这个“靠”字就把乡村原有的独立性的消失说得再清楚没有了。什么是原有的乡村的独立性,有加以简单说明的必要。在手工业经济生产的时代,乡村不但可以生产原料;而且还可以自行加工制造。乡村的自给自足,就是它的独立性。但是这个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后,被取消了。从此乡村只能生产原料,供给城市的制造。这本是一种地域的分工,在合作的上面不过是原料与成品的交易,全然是一种物质交易的行为。除去物质的交换外,似乎没有其他了。说得过火一点,这不过是一种利害的关系,金钱交换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无机的循环。正因为是一种无机的循环,乡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侩气转入贸易市场上成为赚钱赢利的一环。乡里人需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似乎喜怒哀乐也要跟着喜怒哀乐,乡里人在生产的领域中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谷,不再是丰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厂的原料。原料通过机器加工,回到娘家,带回的礼物是:土棉布变成洋布,糙米变成机器白米了。这是无机循环的第三种特征。

无机循环的特征自然还有许多,不必细举。以上面的三点而论,似乎可以看出城乡关系的脱节了。这脱节的现象很明显的表现在城乡只是利害的结合,城市与乡村除了商品与原料交接外,在生活上感情上观念上再也不是一体了。

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

城市里兴起的大量生产的制度,一是会破坏乡土上原有小规模的自衣自食的局面,本是工业化过程上不可避免的。土法的制造,代之以机器,不但节省时间,还增加效能,除甘地以外,恐怕是没有人反对的城乡关系改变,由有机到无机,也是事有必至的过程。有机关系城乡尚是一体,无机关系,城乡种下相互敌视的因素。今日城乡的冲突、对峙、相克,也许是从无机的脱节里产生的。在手工业经济时代,城乡关系似乎有一个完整的配合形式,因之调和多于冲突;在工业化后的城乡之间,似乎没有完整的搭配形式,因之冲突多于调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问题。

打破城乡的对立,抹平城乡之间的对立的鸿沟,在欧美已经在积极进行,所谓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运动,确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良方,使城乡的关系不仅是利益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都市的繁荣要建筑在农村的繁荣之上。若是可以打一个比方的话,我愿这样的说:农村是根,都市是花,花要开得茂盛,一定要根长得结实。如果根不结实,涸泽,虽一时开出好花,那还不是时代的昙花!

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开出美丽的花朵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是发展都市呢?还是繁荣农村呢?根据以上的讨论,不是孰重孰轻,而是都市与农村如何得到一个并行不悖的重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