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帝信仰以格萨尔崇拜的形式在西藏的流传

清朝历代皇帝以及满朝上下极为尊崇关帝，大力弘扬推崇关公的结义精神和忠勇品格，并对关羽不断加封谥号，以国家宗教祭祀典礼每年在全国范围举行祭祀，规定了严格的祭祀礼仪：

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供后殿。增春、秋二祭。洛阳、解州后裔并授五经博士，世袭承祀。寻定春、秋祀仪，前殿大臣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届日质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升阶就拜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三献，不饮福、受胙。祭后殿二跪六拜。十一年，增当阳博士一人奉冢祀。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祐”。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四十一年，诏言：“关帝力扶炎汉，志节懔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曷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于是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彻馔，供鹿、兔、果、酒。旋追封“三代王爵”，祭品视崇圣祠。加“精诚绥靖”封号，御书“万世人极”额，摹勒颁行。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先期承祭官致斋，不理刑名，前殿印官，后殿丞、史，陈设礼仪，略如京师。[7]

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关帝庙，祭奠关圣帝君之时，西藏的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也分别建有关帝庙，藏族信教群众都称作格萨尔拉康，意即格萨尔神殿。

一 扎基拉康内格萨尔化的关帝塑像

在西藏拉萨地区，目前有史料记载根据的最早的关帝庙，是18世纪中叶，清朝在西藏拉萨的驻军基地扎基城内的关帝庙，《卫藏通志》卷六记载：

唐古忒在胜朝为乌斯藏，自圣祖仁皇帝时归入版图，驻兵札什城，旧建有帝君庙，灵应异常，僧俗无不敬礼。

这一清代史料，说明“札什城”即现在的扎基拉康所在的区域，兴建有关帝庙，不仅驻藏清朝官兵们祭祀朝拜关帝，当地不少藏族僧俗信众也开始煨桑、敬拜关帝。

由历史老人们追忆而写成的藏文资料《拉萨历史文化》记载：

扎基寺扎基女神殿内格萨尔唐卡（笔者与Studer elke教授于2012年6月12日一同考察扎基寺时摄）

扎基衙门和女神殿，扎基居委会辖区内的女神殿周围从前有规模不小的驻藏大臣衙门府和军地营地。藏历第十二饶迥水牛年（公元1733年）颇罗鼐君王上奏清雍正皇帝。根据皇帝谕旨，在扎基空地上修建清军营房，驻藏清军九大老爷的五百兵马驻扎此地，从此这里有了扎基衙门府和驻藏清军军营。今天扎基居委会农民打麦场上立有两块刻汉文的石碑，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仍可见到。扎基女神殿中供养的有等身高的关云长塑像和扎基女神索吉布赤。据说清朝时期每年夏季把关云长的塑像请在轿子中，文武官员骑马列队，还有一部分人穿着古装衣服陪同轿子转八廓街。[8]

扎基寺扎基女神塑像左侧壁柱上的壁画乃穷护法神、格萨尔王、扎基女神、骑长寿鹿的老人。（笔者与Studer elke教授于2012年6月12日一同考察扎基寺时摄）

扎基寺扎基女神塑像左侧壁柱正对面壁柱上的壁画大梵天、娘热杰钦、关圣帝君（“文化大革命”后重建扎基寺时，关帝原先形象已经遗失，画师创作一个象征性的汉地神像）六长寿。（笔者与Studer elke教授于2012年6月12日一同考察扎基寺时摄）

乾隆十五年（1750），“除颇罗鼐王爵，始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参互制之”。[9]当时驻藏大臣衙门府和驻藏清军军营设置在拉萨扎基寺的空地上，此地就建有关帝的塑像和庙殿。[10]从此拉萨地区增添了一种新的宗教活动，就是“关云长转八廓街”，红脸战神关帝与文武官员装扮的左右眷属，以及威武的仪仗列队给当时的拉萨居民一种全新的面貌。据甲日巴·洛桑朗杰先生说，当时拉萨当地的藏族群众就已经开始称“关云长转八廓街”为“格萨尔转八廓街”，扎基拉康内的两尊关帝塑像被称为格萨尔王。原先的扎基拉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被毁，如今重修后，在扎基女神殿给扎基拉姆敬献哈达、供奉白酒或青稞酒后，上一台阶就能看到左边的壁画自上而下分别有（1）（看不清）；（2）乃琼护法神；（3）格萨尔王；（4）扎基拉姆。与此相对应，右边的壁画自上而下分别有（1）大梵天；（2）娘热杰秦；（3）关帝（从画像无法辨认关帝，但可以确定画像是汉地神灵，寺内僧人介绍说是关云长）；（4）六长寿。扎基拉姆神殿内的这两组相对而立的壁画应该是扎基寺在重建时，当时的匠人、画师试图复原、再现记忆中的之前扎基寺内主供的扎基拉姆女神像与两尊格萨尔化了的关帝塑像等。扎基寺内还馆藏有格萨尔的唐卡画，以及关帝被当地藏族百姓格萨尔化之后创作的《格萨尔冈瓦》，此本冈瓦经文扎基寺内的僧众一直在祈诵。扎基寺内虽然最初的《关帝灵签》已不复存在，但是还保存有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笔者将在下文做详细译介）。

二 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

《拉萨历史文化》记载：

拉萨境内除了磨盘山关帝庙，还有几座关帝庙。（1）才喜妙小庙，位于八廓街居委会辖区措那小巷内的财神庙。（2）云南庙，位于吉日居委会辖区内的关帝庙。（3）门冲卓玛拉康，位于今城关区电影院西面，供有度母、关云长、密宗事部三怙主。（4）热木其（小昭寺）石桥关帝庙。（5）党大庙，在鲁固居委会辖区内，庙内的关云长塑像后来迁到热木其长寿佛殿。（6）扎基衙门和女神殿内等身高的关云长塑像和扎基女神。[11]

云南拉康遗址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吉日居委会第四组（笔者摄于2014年2月5日）

由此得知，在拉萨市内的关帝塑像及其关帝庙的数目和坐落的位置，这些关帝庙与关帝塑像，一方面是随着驻藏大臣与驻藏官兵制度的设立，作为驻藏官兵祭祀国家保护神“武神关帝”而兴建的庙殿。另一方面，清代随着在拉萨经商的汉族商人不断增多，形成一定规模后，汉族商人为了祭祀“财神关帝”兴建财神庙。说明关帝信仰通过官方与民间两种途径传入西藏拉萨，并且被广大信众视为“保护神”和“战神”以及“财神”来供奉。

然而，拉萨城内目前只有隶属于功德林寺的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即磨盘山关帝庙的主体建筑保存完整，此庙既是当时精心选址、设计、兴建的，也是历史上驻藏大臣与官兵祭奠关帝最隆重与藏族民众煨桑祈祷最为旺盛的关帝庙之一，其修建历史、建筑风格、殿内神像的名称与形象都有较为清楚的记载与口述历史。学术界关注关帝信仰在西藏的传播之时，基本都以此庙殿为核心展开讨论。

“拉萨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外大门。

（笔者摄于2008年2月16日）

帕玛日（）藏语意为“中间的山”，它根据地理位置命名，因为此山位于布达拉宫与药王山之间，故称帕玛日。更确切地说，帕玛日位于布达拉宫以西、药王山以北，功德林寺的背后。因帕玛日山形状酷似磨盘，故汉文一般称其为磨盘山。早在松赞干布（617～650）时期，帕玛日山上就修建有三怙主殿。“帕玛日山上的三怙主殿是以一层楼高的泥塑文殊菩萨为主尊佛像，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左边是手持金刚菩萨。”[12]清代，又在帕玛日山三怙主殿的基础上修建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参见图1-2）。

图1-2 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的基本布局方式

*拉萨格萨尔内关帝左右侍立的四位文臣武将塑像中只有晁同的原型“周仓”与嘉察的原型“关平”名称在口碑中至今保留，而辛巴与丹玛由哪两位关帝将士转化已经遗失。根据关公后裔、关公网站长关志杰先生介绍，许昌春秋楼自西至东为廖化、周仓、关帝、关平、王甫，关帝坐北面南。如此，拉萨格萨尔拉康内辛巴与丹玛的原型可能为“廖化”与“王甫”。

关于修庙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缘由，《达擦活佛传》记载：

择良辰吉日……举行庆贺战胜廓尔喀的大宴会。给中堂（福康安）等颁赐皇帝与达赖喇嘛的礼物，为皇帝法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达擦活佛等护持教法者，永寿平安、事业宏大、佛法兴盛，以及为了众生的善业幸福。用白银7000两作为酬金，在文殊圣山蚌瓦日或称作帕玛日山上兴建藏汉式神殿与寺庙，奏请施主皇帝和福田达赖喇嘛，批准摄政达擦呼图克图接管庙殿……乾隆五十七年，八世达赖喇嘛登上金座三十三年，上师达擦丹白贡布再次任摄政两年之后，即水鼠年之吉日动工。建庙成员：汉族代表有财管李三唐伊、达赖喇嘛的代表卓尼德巴格桑朗杰、俗官德巴昂热巴、办事员恰昂次培，精干诚实的土木工人等。兴建过程如达擦活佛所言，吐蕃地域之中心，三怙主幻化的魂山之一，文殊圣山上兴建尊胜的大寺院与汉地战神关云长（）作为护法神的三怙主殿。文殊殿与关云庙（）三庄严为汉式，藏式的“长寿法轮洲”内殿、经堂等建造的犹如自然生成一般。达擦活佛不仅如此思量，在奠基典礼，对管理员等建庙成员如此下令，并且对具体建筑者等一切员工做了细致的指导。[13]

功德林寺白度母殿内八世达擦杰仲活佛（笔者摄于2014年2月14日）

这一珍贵的藏文史料说明，拉萨关帝庙最初是经乾隆皇帝与八世达赖喇嘛批准，利用福康安大将军与汉、满、蒙、藏等民族官兵捐出的战利品，由八世达擦杰仲活佛于1792年主持兴建。根据《达擦活佛传》与《达擦丹白贡布文集》，[14]八世达擦活佛精通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又是吸收关帝为藏传佛教护法神的最初倡导者之一。因此，在他统领下兴建功德林寺以及拉萨关帝庙，庙殿自然会带上藏传佛教色彩，关帝及左右将领也必定会藏族化与本土化。

另外，《卫藏通志》卷六记载：

乾隆辛亥秋，廓尔喀部落惑于逆僧沙玛尔巴游说，潜师侵掠后藏，贼众我寡，凭高固守，贼屯临终，每夜数惊，自相蹂躏，以为大兵且至，惧而引去。皇帝赫斯震怒，命大学士忠锐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四川总督惠龄为参赞大臣，统领索伦汉土官兵，声罪致讨……自进师至凯旋，凡三越月，固由圣主庙谟广运，指示机先，大将军运筹帷幄，靡坚不破，然究属帝君威灵呵护之所致也。大将军回藏，度地磨盘山，创立神祠，以答灵贶。[15]

这一汉文史料说明，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是廓尔喀战争胜利后精心选址而建，因为祭祀关帝的将士们在战场上得到了“伏魔大帝”巨大的精神支持，并且在关键时刻“显灵助战”。

成都市昭觉寺内的福康安造像（笔者摄于2012年7月27日）

从修庙后不久的藏文史料记载来看，历史上此庙既可称作关帝庙，又可叫格萨尔拉康。清乾隆与嘉庆时期的皇帝经师赞普·诺们汗绛白却吉丹增赤列（即驻京呼图克图之一的敏珠尔活佛）于藏历饶迥十四铁龙年（1820）写成的《世界概说》中记载：“布达拉宫西面被称作文殊菩萨的神魂山上，有汉地战神云长热咱（）的赞神殿。”[16]“热咱”是梵文词，意为“王”。“宗派无偏向运动”的倡导者，藏传佛教高僧绛阳钦则旺波（1820～1892）记述：“布达拉背后虽是文殊菩萨的神魂山，名叫蚌瓦日山，然山顶上有一神堂是格萨尔拉康（）。”[17]

目前不少学者则认为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是后来才被称作帕玛日格萨尔拉康，最初名称只有关帝庙；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因20世纪80年代后重修者“康巴喇嘛”在关帝庙内塑造了格萨尔塑像，于是藏族民众将其误称为格萨尔拉康。事实到底如何？只有通过当时历史人物的记述才能予以见证。

驱逐廓尔喀之战结束后，在清王朝的谕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具体管理下，拉萨、日喀则、定日等地兴建了关帝庙。作为亲历这一事件始末的藏族文学家多仁丹增班觉（1760～？），在其经典名著《噶锡世家纪实》（或作《多仁班智达传》）记载：

拉萨多仁府的中央与东边寝室、灶房、仓库等二楼的四个房间，以及楼下三四间楼底库房是第司·达孜夏仲在世时就有。其余幸福昌盛间、药室、藏香室、汉室、吉祥圆满间、氆氇室、帐幕室、武器库等东、南、西三处围着晒台的两层楼房，马厩牛圈、堆放柴草的地方等北面一带围着晒台的两层楼房，多仁府西边一带密宗僧侣经常举行酬补仪轨的白色厅堂，南北面的酒房等围绕桑康的顶上，有吉祥欢喜寝室、无量光佛刹土殿、学科总集院、学堂、日光套间、格萨尔拉康等三层楼上的房屋，以上所有都是在恩主达尔汗公班智达的世代，和我本人的时代购买石木材料，雇佣工匠、徭役等，逐渐按着心愿扩建而来，绝非公房办事机构，神人共知！[18]

文中提到的“格萨尔拉康”与清代在拉萨等地新建关帝庙的时间、历史背景完全一致。[19]可以肯定地说，书中所提到的“格萨尔拉康”，与西藏拉萨等地兴建的“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概念完全相同。这一史书还记载：“噶厦卓呢·雅隆克麦绕丹林巴绘制了一幅汉式格萨尔主眷唐卡，遵嘱撰写了十六偈的志和祈愿颂词。”[20]在此“汉式格萨尔主眷唐卡”指的就是关帝主眷唐卡。[21]另外前文已介绍了雍和宫内至今保留的清代“藏式关帝唐卡”。说明在18～19世纪，就有内容指向完全一致的“藏式关帝塑像与唐卡”和“汉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化的关帝塑像与称作格萨尔拉康的关帝庙早在18世纪已经形成，拉萨的关帝庙在兴建之时已有格萨尔拉康的称谓，殿内的关帝像在塑造之始就被藏族僧俗群众称作格萨尔王。

拉萨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外大门右侧石碑。石碑藏文为“拉萨格萨尔拉康”，石碑汉文为“拉萨关帝庙”。

（笔者摄于2008年2月16日）

以上事实说明，被藏族称作格萨尔拉康的就是关帝庙，庙殿内的格萨尔就是关帝的藏族化称谓。对此，《东噶藏学大辞典》中也有清楚阐释：

帕玛日—拉萨药王山西面的犹如母虎入穴的小山上有个汉式寺庙，这就是祷祀汉族历史上的武将关云长的地方。（藏文煨桑祈祷文里称作真日杰布）平时人们都称格萨尔拉康，其实不是格萨尔而是汉地的关帝。这座寺庙是在十三饶迥水鼠年，公元1792清乾隆七年间，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根据清朝将军福康安的意愿，摄政达擦丹白贡布为总管，拨款七千银元，卓尼第巴格桑朗杰和李三唐等人作为工匠，汉藏石木工匠共同用六个月的时间修建了这座寺庙。中心神殿内是关云长主从塑像，背面的神殿里有文殊等塑像。寺庙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和汉地的古代城楼相似。殿前有个大钟，高132厘米、宽108厘米，钟内有文字、钟外刻有图案，以前这座庙由功德林寺主管。[2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文物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也未能幸免，但主体建筑基本保存了下来。之后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1986年在康乃朵寺的活佛与寺管堪热二位喇嘛的共同主持下，格萨尔拉康也得到了修复。[23]原先的两座汉式殿堂保持未变，后殿文殊殿堂内分别塑造了泥塑像佛陀、观世音、文殊菩萨、手持金刚菩萨、龙树，还有一百多小型的白度母，主供佛像是以文殊菩萨为中心的三怙主。前殿格萨尔拉康内以藏式泥塑格萨尔为主尊，右边是由“飞天益西措杰”和“公主曼达热瓦”左右侍立的“慈目莲花生”塑像；左边是由“仙女艾嘎泽蒂”和“飞天狮面像”左右侍立的“怒目莲花生”塑像。此次修复的文殊为主尊的三怙主殿与格萨尔拉康，虽然与原初不尽相同，但拉萨关帝庙所反映的基本文化理念得以继承和保护。因为修复后帕玛日格萨尔拉康的主供佛像依然是“文殊菩萨”与“格萨尔”（藏族化了的关帝），格萨尔塑像前有一尊小的持刀关帝塑像，[24]格萨尔殿内新增加的内容是莲花生主尊与眷属塑像（藏族有格萨尔是莲花生化身的说法[25]）。仔细观察可以得知，藏传佛教高僧喇嘛在兴建或修复扩建寺庙殿堂时是非常讲究的，在继承延续已有文化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增内容与原本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在尽力保留原有建筑与佛像、壁画、唐卡等的基础上增添新的文化元素，并且严格实现两者的巧妙结合。

在圣城拉萨为纪念保家卫国、驱逐廓尔喀之战胜利而修建的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汉民族的英雄——战神关帝演变成藏民族的英雄格萨尔王。这一独具特色的关帝信仰方式，在西藏其他地方亦如此。

笔者认为关帝信仰演变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拉萨地区产生，然后向藏传佛教文化圈发展。因此，下文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与主线，论述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关帝信仰方式，解析为什么将关帝称为格萨尔、将关帝庙叫作格萨尔拉康？审视并梳理其演化过程，阐释其中蕴含的意义和道理。

三 定日格萨尔拉康即海拔最高的关帝庙[26]

定日（）藏语意为“山顶上坠落石头而发出‘定’的响声”。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为了指示帕当巴桑杰入藏传佛法，在吉拖古他（Gidhrakuta）山上把一块偏球形石头平稳地托在指尖上，抛向空中，让帕当巴桑杰到石头降落的地方传法讲经。最后，这块石头“定”的一声降落在北方一座小山顶上，也就是现在的定日县境内。帕当巴桑杰来到石头降落的地方，于公元1000年在定日兴建了朗阔寺，而传说中的这块石头后来被称为“定多玛波（）”，成为朗阔寺的镇寺之宝。朗阔寺在定日无人不知、无人不拜，一时成为藏传佛教信徒最向往的圣地。根据《协噶尔史》记载：

赤松德赞邀请莲花戒到桑耶，取道拉堆定日。发现这块地区不仅水草丰富，而且野生动物种类多。除了几处定居人之外，没有地方之主。在定日萨玛波有牧民喀亚和加吉喀岗只有拉尊达玛益西一家。[27]

日喀则市格萨尔拉康小学正大门（笔者与阿贵博士于2011年12月30日一同考察日喀则地区主要寺院的学经院时摄）

元朝忽必烈时期，在西藏划分了十三万户，其中拉堆洛就是定日。

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定日等地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的原因，是由于福康安将军率领清军与西藏地方官兵在驱逐廓尔喀的战争中，在边陲万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中能顺利击败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的廓尔喀人，当时将士们认为在冥冥之中得到武圣关帝的保佑。于是，乾隆皇帝与达赖喇嘛颁布谕旨，清军将士与当地藏族百姓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下共同兴建了被当地百姓称之为格萨尔拉康的关帝庙。记载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的历史书籍极为罕见，特别是此庙殿本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坏中未能幸免。在此只能搜集一些零散的资料或以走访方式获取的信息，简要介绍海拔最高的关帝庙即定日格萨尔拉康。

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在定日县西南方向70多公里处的岗嘎镇上，具体坐落位置为岗噶镇一座酷似莲花绽放的小山上。“岗嘎”（）之“岗”意为“高或突起”，“嘎”意为“白色”。康噶先生讲解说定日县有岗噶和岗麻（）两个镇，也就是一座顶峰为灰白色小山的周边小镇叫作“岗噶”，峰顶为红色小山的周边小镇叫作“岗麻”。因此可以说岗嘎镇就是依托这座小山而形成，后来小山之名逐渐成为岗噶镇的名称。《藏边人家》中作者把“岗嘎”理解为“高山军营”，“岗嘎”的“嘎”理解为“噶尔（）”，即营地。这种解释尽管不符合“岗嘎”本来之意，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廓尔喀战争中岗嘎一度成为军事要塞之地，清兵留驻岗嘎以防备廓尔喀再次入侵，后来至20世纪初期，清军不复存在，但又有西藏地方“夹唐军（）”驻守此地。因此人们把当初意为“白色”的“嘎”，渐渐理解为“军营”之意的“噶尔”。岗嘎、协嘎、林嘎、唐嘎、隆嘎等历史上统称为定日十三个嘎，其中心腹地就是岗嘎。历史上，定日县城的协噶尔宗政府从协噶尔迁到了岗嘎。到1968年，定日县城又迁回到了原来的协噶尔。岗嘎镇是定日县最大的乡镇，同时也是五个边境乡镇之一，通称为“老定日”。

老定日岗嘎村（笔者摄于2013年6月17日）

由于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的历史背景完全一致，根据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即磨盘山关帝庙的兴建（奉乾隆皇帝与八世达赖喇嘛的谕旨，由达擦活佛于1792主持兴建）和1793年正式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可以大致推断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的时间也在18世纪末期（可能与帕玛日格萨尔拉康或拉萨磨盘山关帝庙的兴建相差一两年）。《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三条内容规定在江孜、定日各驻军500名，其中自然包括福康安将军率领驱逐廓尔喀的部分清兵。那些长期驻守在边境的清军将士，需要兴建关帝庙来满足他们的精神世界，当地藏族百姓又将关帝庙视作格萨尔来朝拜。而这些清军的后裔后来完全融入当地藏族，能确定是清军将士后裔的识别方式，即是家族名称为“哥哥白玛（）”之类前面加上汉语音变的称谓。

为纪念廓尔喀战争全面胜利而兴建的关帝庙为何要选址于定日，以下将从定日所独具的军事战略位置、经济地理优势以及宗教信仰三个层面进行讨论。

1.军事战略位置层面

《藏边人家》中引用了一名探险家从尼泊尔士兵了解定日情况的报告：“这个尼泊尔人在把定日平坝与尼泊尔的中央谷地（加德满都）进行比较时说道，骑兵在尼泊尔跑不起来，他们必须沿着大道或小道前进。可是大批的骑兵团队在定日平原上可以自由地纵马奔驰。”[28]可见，外界最初了解定日主要是从军事战略意义的角度出发。如果失去了定日这个军事要塞，把定日作为跳板，可以很快进入西藏。从1793年《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规定的定日驻军制度，到20世纪初期至中后期西藏地方“夹唐军”的驻扎，定日始终是重要的军事要塞。

2.经济地理优势层面

过去定日岗嘎镇的繁荣景象可以从《藏边人家》中看出：“有几个康巴和安多商人来到定日并留在镇上，那是因为这里有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岗嘎镇与之汇合一起的还有从日喀则、江孜及拉萨等大城镇迁来的移民。少数从尼泊尔和聂拉木迁居定日的人也一头扎进岗嘎镇。这个镇吸引了各个阶级的人；富有而自立的商人和行政长官、退休的军官政府的官员、其他商务官员、工匠、盗贼、逃亡仆人以及负债者。甚至原来只打算从该地区路过一下的朝圣者有时也决定在这里定居。”[29]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理念、技术，给定日人民带来的一定困难的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定日的经济活跃表现在它的贸易，因为定日有与生俱来的是优越的地理条件。定日接壤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夏尔巴人居住的索卢昆布地区，所以定日人和夏尔巴人贸易最频繁。定日的牦牛、马、羊毛等出售给索卢昆布的夏尔巴人。索卢昆布地区繁殖的犏牛（/牦牛和黄牛的杂交品种）和纸是夏尔巴人最好的交换东西。定日还通过聂拉木从尼泊尔人手里换取大米、干辣椒等东西。阿吉兹的记述当年定日的繁荣时说，一年四季接踵而至的收税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定日的百姓。

3.宗教信仰层面

藏族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民族。关帝庙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互接触当中，定日人显示出开放的一面。由于定日的独特地理条件，吸引不同的民族、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定日生活或者从事经商。定日人和这些外来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各自取长补短。长期居住定日的外来人主要是清兵，为了满足精神世界，到关帝庙跪拜祈祷、献祭品和求神抽签占卜凶吉。随着拉萨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信奉之后，定日当地藏族百姓也把“定日关帝庙”视作“格萨尔拉康”来朝拜。

老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定日关帝庙遗址（笔者摄于2013年6月17日）

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坏中未能幸免，之后也没有像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那样得到重建，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被人们遗忘。普琼于2009年1月在定日实地考察时，在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的地方很难找其历史踪迹，于是就采访了岗嘎镇强林村68岁的曲宗老人。老人回忆说：“从定日格萨尔拉康坐落的山下或四周仰望格萨尔拉康，其建筑规模大得惊人，有东西两大门，大门上悬挂着熊和豹子的头颅。周围有厚厚的土墙环绕，显得戒备森严，土墙中央还专门设置了可以往外伏击敌人的安全孔洞。我小时候还为驻扎在山上的官兵送饭和送水（老人所说官兵应该是20世纪中期还驻扎在定日格萨尔拉康的西藏地方‘夹唐军’）。在村里，也会有几个年轻人模仿历史上的清兵，穿长袍和留长辫子。格萨尔拉康遭到破坏之后仅存的石头、土砖、木材先后用于修筑岗嘎藏布堤坝，但格萨尔拉康的抽签筒至今保存在定日县的协噶尔寺。”[30]从上述的采访中我们不难看出定日关帝庙被当地藏族百姓称之为格萨尔拉康，其庙殿与当年清兵的军营以及后来的“夹唐军”军营很可能是一个建筑群或比邻相连。

定日“岗嘎拉姆”是岗嘎地方的一尊护法神。祭祀“岗嘎拉姆”的场所就是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兴建的地方即岗嘎镇岗噶山。定日县每年在藏历新年期间祭祀“岗嘎拉姆”，为当地护法神与战神等煨桑祈祷，人们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其中为护法战神格萨尔唱诵的歌词如下：

格萨尔王来旨，下令召集众人。

不知有何谕旨？

号令众人拿起刀枪剑，消灭敌人。

嗦，亚拉嗦，谁来消灭外敌呢？

由岭格萨尔王消灭。

我们青年如此般的快乐。

嗦，亚拉嗦，谁来料理家事呢？

啦，由王妃森姜珠牡料理。

嗦，亚拉嗦，外敌已灭，家亲兴旺。

世界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

我们青年如此般的快乐。

老定日岗嘎拉姆康神殿（笔者摄于2013年6月17日）

定日县当地群众每逢新年，在定日格萨尔拉康即定日关帝庙坐落的岗噶山上祭祀“岗嘎拉姆”的同时，也为格萨尔王唱诵赞歌。表明在定日岗噶山上不仅曾建有格萨尔拉康即定日关帝庙，而且历史上一直受到当地群众的接纳与供奉。

四 西藏各地格萨尔化的藏式关帝形象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关帝信仰在藏族地区的传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本土化路径，即关帝装扮成了格萨尔，以格萨尔的面相出现，关帝庙也以格萨尔拉康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件非常奇特和富有趣味的异质文化的传播方式，值得挖掘和研究。

那么，在西藏各地关帝庙为何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汉民族的英雄——战神关帝是如何演变成藏民族的英雄格萨尔王的呢？

关帝在西藏以格萨尔的称谓与形象为藏族人所接受、崇拜的宗教文化现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拉萨，“扎基寺东面拉姆康供奉有格萨尔或真日杰布（关云长），塑像前有抽签算卦的习俗”。[31]事实上，当地的僧俗群众将格萨尔化了的关帝诠释为“格萨尔或关云长，关云长或格萨尔”；“格萨尔即关云长，关云长即格萨尔”。这种一体两面、一身二任的关帝被格萨尔化的宗教文化现象自清代以来一直流传至今，人们心中的格萨尔——关云长形象一直源远流长、延绵不绝。

据《卫藏通志》卷六记载：

又旧字内载：拉撒东南噶勒丹寺相近，其楼阁经堂佛像，与大小昭相似，内供关圣帝君像，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显圣处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达赖喇嘛岁至其地讲经。[32]

这一清代汉文史料记录到，“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显圣处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即关帝信仰早在唐代就已经流传至吐蕃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萨古城，被吐蕃“土民奉祀”，此一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显而易见，清代藏族人已经用格萨尔来接纳、融摄汉地的关圣帝君——“称尊号曰革塞结波”即格萨尔王。藏民族的“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的理念，并不是张冠李戴、偷换概念，而是基于对关圣帝君的无比崇敬。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原本汉地的关帝在西藏被塑造成了格萨尔的形象，关帝庙演化成了格萨尔拉康。

关于拉萨关帝庙殿堂内原先供奉的神像，在群培先生的《雪域圣地导游——拉萨地区》一书中根据当地人们的口碑材料记述说：

帕玛日——全称帕玛日格萨尔拉康或蚌瓦日关帝庙。最初这座山上有三怙主殿，公元十八世纪一个清朝大将军在此基础上兴建了关帝庙，藏族人称之为格萨尔拉康。金色的釉子瓦顶庙殿大门朝向西南方，据说外圆围廊的左右栏杆内右边的枣骝马是格萨尔的坐骑，左边的白色马是加嚓的坐骑。这两个坐骑旁各站立着一位戴盔甲的将士。由此拾级而上就到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庙殿正前神龛内中间的神像是格萨尔即关帝塑像。格萨尔前面站立着四个将士，据说右边有胡子的是晁通（），他旁边红色的是辛巴（）；左边白色的是嘉擦（），他旁边蓝色的是丹玛（）。四个战将围绕之中有抽签算命的竹签，平常算命者络绎不绝。[33]

上引材料表明，格萨尔化了的关帝形象深入人心，关帝眷属与格萨尔主从对应融合的文化现象一直传承于普通僧俗群众的口碑，至今鲜活在藏族信众的信仰之中。

那么，关帝庙内关公主从塑像都有什么人物，他们分别转化成了格萨尔传内的哪些人物？对此研究者见仁见智进行了各种分析与揣测。据格萨尔拉康的香灯师介绍：

Image of Kesar Gyalpo，Lhasa，Photographer：Rabden Lepcha，Collection：Sir Charles Bell，Date of Photo：March16th 1921，Region：Lhasa Kundeling Kesar Lhakhang，Accession number：1998.285.191.（拉萨格萨尔拉康即拉萨关帝庙内原先的“格萨尔王即关圣帝君”造像）[34]

原先帕玛日山上有吐蕃时期修建的文殊菩萨为主尊之三怙主殿，于1792年在清乾隆皇帝的谕旨下，有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击败了入侵者廓尔喀，为纪念战争胜利，摄政八世达擦丹白贡布主持在此山上修建汉室庙殿，根据福康安将军意旨殿前树立了石碑，殿内挂有当时将士姓名的牌匾，同时塑造了藏式泥塑关公塑像，此像是武者形象，右手自然放于右膝上，左手轻轻抚摸着胡须。关公两旁左右各侍立着两个穿戴铠甲的将士。在塑造这些将士时，藏族人已经把他们当成是格萨尔勇士，关公是格萨尔，左右将士中关平是加嚓、周仓是晁通，还有两个不知姓名的是辛巴和巴拉。[35]关公像前有抽签传统，藏语叫（）是汉地的竹签算卦，签谱译成了藏文，前来抽签的有驻藏大臣、官兵、商人等以及拉萨居民和远近的藏族百姓，而抽签算卦的目的则各有不同。[36]

很显然，这里格萨尔及左右的战将形象都是关帝与周仓、关平等的转化形态。藏族信众是把他们当作格萨尔和格萨尔传里的战将，向主尊神灵格萨尔即关云长敬献哈达、供奉青稞酒、进行膜拜、烧香祈祷。这一切体现着关帝受到了当地百姓完全藏族化的独特礼遇。充分说明格萨尔拉康中不仅将关帝比附和格义为格萨尔王，而且还将关帝周围的诸多战将、辅佐与格萨尔王左右的战将、大臣、辅佐相比拟、仿照，从而使汉地神灵关帝及其神灵眷属被格萨尔化及本土化了。

关帝以格萨尔的面相和称谓流传的文化现象在西藏其他地方亦如此，《卫藏通志》卷六记载：

拉撒西南去八日，即后藏……关帝庙在札什伦布营官寨前。乾隆五十六年秋，廓尔喀惑于逆僧沙玛尔巴邪说，觊觎札什伦布财物，潜兵掩至……行至通拉山，风雪骤作，贼众僵毙，不可胜计，咸以为帝君灵应所致……凯旋后，既修札什城旧祠，以志灵贶。[37]

这一史料说明，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扎西伦布寺近旁的清军营地修建有关帝庙，廓尔喀战争胜利后，又重修、扩建此庙。这与拉萨扎基关帝庙与磨盘山关帝庙的兴建历史与缘由相同。清代修建的这座日喀则关帝庙已不复存在，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称其为格萨尔拉康，所以关帝格萨尔化的名称一直沿袭至今。关帝庙的旧址上新建了日喀则第一小学后，被称作“格萨尔小学”。

《乃东县文物志》记述：

关帝庙地处泽当镇西端，北距噶丹曲果林（寺）约一华里的地方，东南紧靠西藏著名的贡布日山，北为辽阔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关帝庙是当地三十多名汉族居民约于公元十八世纪中后期修建，该庙坐东朝西，建筑基本格局是由西向东渐次升高的三级院落，最后大殿内，中（间）塑关公像，左列依次为周仓、持金刚、诺布桑布（传说中的西藏著名商人）塑像，右列为关平、妙音菩萨、达珍塑像，关公背后还塑有一新疆度母像，[38]正殿有四根明柱，前墙整个为棂窗，窗前南角有一木栏，栏内悬架铜钟、木鼓各一。铜钟系该庙所铸，钟上铸有汉文，记述此庙的建造时间及庙史。[39]

关于山南地区乃东县泽当镇的关帝庙，当地73岁的一位伯啦（老爷爷）介绍说：

泽当贡布日山角上有个叫“桑阿森秦”的尼姑寺庙，以前格萨尔拉康就在尼姑寺下面，格萨尔拉康也叫做“贾拉康”。此地原有古寺遗址，后来在遗址基础上修建了格萨尔拉康，庙殿修建者是“旺丹林”、“郭郭察民”、“察民囊少爷”等汉族的几个家族。“旺丹林”与“郭郭察民”家族是当地的商人，他们也承租土地种田，“察民囊少爷”是汉族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当地移居下来的汉族后代，生活习俗与藏族相同，他们都讲藏语。但是人去世后，他们不会像藏族将遗体水葬或天葬，而是会在墓地下葬。“贾拉康”内的主供塑像是面朝西方的“格萨尔”，背对着此像有面向东方的“森姜珠牡”，格萨尔左右有持刀枪的将士列队。此殿内有抽签传统，解签香灯师是噶丹曲果林寺僧人，当地汉族与藏族都会去求签。[40]

原泽当镇格萨尔拉康的烧柴伙夫回忆说：

格萨尔拉康内格萨尔为坐姿，这个塑像既不是怒面像，也不是慈面像，而是面色为褐色，胡须长长的汉族形象。左右侍立着手持刀枪，腰插弓箭的将领们，回忆起来的有面色红、白、蓝色的将领塑像，分别是晁通、嘉察、丹玛。下方大门左右还有两个士兵牵马的塑像，一个马身色是红的，另一个是白色。拾级而上，这个神殿有三层石板，将近一百个石梯。习惯上，到了正殿门口，先敲三下钟后进庙殿。庙殿内在格萨尔像前供上自带的酥油灯，点上三炷香，然后磕头祈祷，摇晃签筒，从地上捡起抽到的签，呈送给香灯师问签，签谱是藏文，香灯师用藏语讲解。[41]

以上材料说明在西藏山那地区，清代的这一关帝庙是移居当地的几个汉族商人家族为了祭拜财神爷，以便生意兴隆而修建。因此，这座关帝庙主要是作为财神爷供奉。在拉萨地区关帝信仰以格萨尔崇拜的方式流传之时，山那泽当地区的藏族群众也逐渐开始称此庙为格萨尔拉康，并且将庙殿内的关帝以及眷属都用格萨尔和左右将领来比附，进而将外来的、新生的关帝信仰文化本土化为格萨尔崇拜，与此同时关帝庙内的灵签也开始使用藏文签谱。起初的修庙者即移居当地的汉族商人，也随着关帝的格萨尔化融入藏族社会，最后从生活习惯到言语举止都本地化与藏族化了。另外，在昌都地区，格萨尔拉康内同时供奉着扎基女神，然而拉康内的格萨尔与扎基女神都有来自汉地的传说，而在广大藏族信众心里格萨尔与扎基女神都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灵。笔者在探寻昌都格萨尔拉康遗址时，请教了西藏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土呷先生，他介绍说：

自清康熙、雍正、乾隆时，除了官方的官兵进出西藏昌都外，还有一些内地民间人士到昌都经商、农垦为生，并与当地藏族妇女通婚，繁衍生息，和睦相处。昌都镇是清军进藏的必经之地，故建有营讯台站，驻有清兵把守，附近还兴建有关帝庙。当时昌都汉、回等人数少，为自卫和互济，成立了各种帮会行会组织。在各种行帮组织中，除了留居昌都的汉回民外，也有不少世居昌都的藏族入盟。这些行帮会成员会到关帝庙祭拜，当地藏族百姓则把关帝庙视作格萨尔拉康也会前往煨桑祈供，而回族则有礼拜的清真寺。在当时昌都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镇。[42]

如前所述，汉民族的神灵关帝信仰传播到了西藏地区，藏族把关帝转化成自己心目中百战百胜的英雄格萨尔王，创造了“格萨尔即关云长”的信仰方式。所以西藏地区关帝庙与内地关帝庙不尽相同，一开始就具有藏族的特色。当地藏族信众来朝拜后，看到藏族化了的关帝形象与左右战将会立即联想到格萨尔与格萨尔左右战将，从而肃然起敬。于是新建的关帝庙也得到了藏族群众的接纳与敬拜。

汉地战神关帝信仰传到西藏为何变成了格萨尔信仰呢？不解其内在原因者以为藏族信众误称关帝庙为格萨尔拉康，误将关帝塑像当作格萨尔进行膜拜。殊不知，关帝信仰转换成格萨尔信仰后两者相互照应、巧妙共存，既有其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也有民族文化与心理差异的原因。关帝信仰在当时的西藏，如果从形式到内容不加任何改变，仅仅只是作为清朝驻藏官兵与在藏少数汉族商人的祭祀膜拜对象，就不可能得到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广大藏族群众的接纳与信奉。没有了当地藏族群众的接纳、煨桑、抽签算卦、顶礼膜拜，那么就很难谈得上汉地关帝信仰真正传播到了藏族地区，也很难保证关帝信仰在广大的藏族地区流传至今。

古人云：“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汉地的神灵关帝来到西藏后被格萨尔化，这并不是藏族人分不清关帝与格萨尔，因而将二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混为一谈。而是藏族的百姓用自己熟悉的格萨尔形象来对待、接纳关帝信仰，然后，这一文化现象被藏族高僧智者和能工巧匠升华提炼，重新打造，移花接木，塑造成藏式关云长形象，即格萨尔化的关云长塑像，以藏族本土的文化资源来连类、比附祖国内地的儒释道文化，以此为思想铺垫，让藏族人接受关帝信仰。这表现了藏族人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这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规律。[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