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明时代儒释道的互动

研究王阳明的思想，不但要走进王阳明，还要理解阳明思想赖以产生、发展的时代思想背景。这在理论的必要性上无须赘述。兹仅以宋明时代儒释道的互动为背景做轮廓性的描述。

一 儒学的视角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化后，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史籍中常将儒、佛、道并称“三教”。虽然对于儒教之“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很多学者还有争议，但“三教”一词至少说明了儒、佛、道三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三教”之间始以讲论辩难为风尚，直到唐代渐趋于融汇调和，三教合一思想才真正产生。经过唐代及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交流融合，至宋代，儒学融摄了佛、道二教的许多思想，建立起一个熔三教于一炉的“新儒学”。由此可见，新儒学不仅仅是儒家学术思想历史流变的结果，还是三教思想理论碰撞的火花。

先秦，因佛教尚未传入，无从谈论佛教与中国儒学的相互关系。传统儒家所讲“理”与“心”都是停留在伦理学、认识论或逻辑学的水平，没有升华到本体论范畴的高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儒学确立了它的神学本体论。自东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虽然在隋唐时期，儒学仍被奉为正宗，但因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佛学和道家思想也有了重要发展。特别是魏晋之后，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就不能置佛教于不顾了。佛学在魏晋时期，就已援儒入佛，形成了“六家七宗”，呈现出佛学玄学化特色，如魏晋般若学的传入，起初就是借助于玄学的，后来般若学与玄学合流，最后，般若学因其“不落有无”较之玄学的谈“有”说“无”更抽象，理论思辨更精深，遂取代了玄学，成为玄学的出路。东晋以后，特别是隋唐，佛学进一步儒学化，特别注重对儒学中的理、性、心等范畴的探讨。而中国佛教的贡献也就恰恰在于把传统儒家的“理”“心”范畴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且把它们升华、改造为本体论范畴，强调“理”与“心”是派生、决定世界万物万象的本体，世界万物万象都是这个本体的作用和显现。可以说，自西汉佛教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的译介，再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达到了繁盛。这一繁盛景象反映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不同态度：在官方社会，佛教是以政府意志出现的；在民间社会，佛教是以精神寄托出现的；在文人社会，佛教则是以儒学的对立形态出现的，仅在唐代，就有韩愈、李白等大批文人反对佛教。自唐以降，儒学与佛学的交错发展，导致宋明儒学与佛学的关系非常微妙。

在宋明时期，援佛入儒的运动达到顶峰。显然，佛学的援儒入佛要早于新儒学的援佛入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儒学和佛学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仅仅凭几个概念或儒释的一段交往史就断定儒佛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太轻率呢？

先秦儒学注重对人的内在性理的关注，汉唐儒学则丢掉了这一传统而被佛学超越，宋明儒学则是在这一传统上向先秦儒学回归，它可超却不可越过佛学，或者说，在这一传统上，不得不和衍生于其间的佛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没有禅宗，宋明理学就不是现在的形态。愚以为非也。宋明儒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心性之学，禅宗犹如宋明儒学向先秦心性之学回归之路上的一个客栈，它没有改变儒学的本质特征，但因其同样对心、性、理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它引导、促进、加速了新儒学的回归。在此意义上说宋明儒学受到了禅宗的影响是没错的，但肯定宋明儒学因禅宗而生则过了。我们应还儒学、佛学及二者关系以本来面目，有利于对新儒学的正确认识和其发展。

宋明理学是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情势应运而生的。由“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发端，“理学五先生”（周敦颐、张载、邵雍及程颐、程颢）开山和奠基，最后由朱熹、王阳明分别以理本论和心本论集大成的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崭新阶段，后人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首先反对了汉代董仲舒建立的神学本体论，其次进一步融汇释、道二家思想，其中尤以批判地汲取、引入佛家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思辨方法和思辨结构最为突出，从而使传统儒家思想获得更高层次的哲学说明。宋明理学亦称“新儒学”，其“新”就“新”在吸收了被隋唐佛教本体化了的“心性”理论，并以“心性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宋明士人实际上是继承了唐代士人反对佛教的传统。但这时随着封建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禁锢的加强，如科举考试内容指定为四书五经，且以朱子的注解为标准（这其实意味着佛教的政治色彩的淡化，让位政府意志于儒学），主儒或主禅已经关系到“学而优则仕”的士人的政治命运，甚至个体命运。因此，反佛成为一个显在的潮流。但与此相伴，是一“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钱穆语）的潜流。二者相互交织，构成了宋明士人复杂的心态及丰富驳杂的思想内涵。这种心态和思想内涵正是宋明儒学发展的内在驱力之一。

二 佛教的视角

佛教本体论的根本特点是主张“性空”，表现在人性论上便是性无善恶。而理学的本体则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天理”，表现在人性论上便是主张性善论。与小乘佛教只求解脱自己，不求解脱众生不同，大乘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主张既要解脱自己，更要解脱众生；既要空法执，更要空我执。“理想的佛国净土就在现实的尘世之中。只有心出世间，身入世间，既坚持真谛，又承认俗谛；既空法执，更空我执；才能真正做到既解脱众生，又解脱自己。”因此仅从实践的角度讲，理学与中国大乘佛教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出世或入世，而在于怎样入世，即怎样干预社会生活。佛家主张以“性空”说作为武器，劝说人们看空尘世，行善去恶，放弃争斗，忍让一切，以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而理学家则坚持以三纲五常作为武器，要求人们按纲常原则规范自己和别人的一切言行，向一切违反纲常的言行做斗争，以“去人欲，存天理”，恢复自己固有的善性，最后也是要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稳固。从这里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与理学的入世目的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佛教以本体论“性空”作为入世手段，普度众生；理学则没有以其本体“天理”为手段，而是以形下的三纲五常为手段，给人以限制下的自由。

从学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在宋明，如果没有禅宗这种提法，宋明士人的所有与正统儒学主流不契合的思想都可以道家思想来解释，也就是说，佛学思想在宋明时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业已融入儒家文化的血液中，成为构成中华华夏文化的有机成分。这一说法包含以下几种意思：第一，宋明理学与正统儒学的不同在于其中所吸纳的佛、道思想，相对于原始佛教和原始道家思想，宋明佛、道思想中的某一方也分别包含了另一方；第二，到宋明时期，佛、道思想间交流频繁，互摄内容丰富，道家思想有被同化的嫌疑，甚或说二者有所相似；第三，宋明时期的儒、佛、道三家思想互融互摄，难分你我。如何理解以上观点，我们需要以道家道教的视角再度审视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潮。

三 道家与道教的视角

道家和道教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但二者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同的。道家先于道教而产生，原始道家思想和佛教没有融摄，因为汉代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思想相对于儒家思想是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另一条途径，它和儒家思想是并行不悖的。如有学者提出：“如果说，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倾向于用礼乐教化的方法来重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那么，老子则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社会文明异化的批判，来解构仁和礼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约束而导致的人的异化，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关怀。”笔者认为对此应加以补充说明：老子所要解构的约束中国社会生活而导致人的异化的仁和礼并不是孔子用以教化社会的仁和礼，而是已经崩坏的礼乐。儒家之“仁和礼”和道家之“道”在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前者意在重建社会规范，对治原有的礼崩乐坏，重塑道德主体的独立自由人格；后者意在通过对现实社会规范的批判和解构，解放异化的人，恢复人性本有的独立自由品质。因此，二者没有对立，而只会有相互借鉴和融合。道教自秦汉时的黄老道发展成熟后，就扮演了拯救道家思想的角色，因为从道家学派史的角度看，魏晋玄学以后道家学派似乎已经不复存在，道家思想主要由道教学者通过注疏道家著作而得到发挥和继承。因此，魏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包括宋明新儒学，从学派形态上来讲是道教和儒家、中国佛教的交流融摄，从思想内涵上来讲则是道家思想、道教思想与儒、佛的交流融摄。当然，如果从思想本源来讲，甚或可以说，三教合一是道家、儒家和中国佛教思想的融摄，因为道教思想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而融合儒、佛思想，而中国佛教虽然还有原始佛教的形式和词汇，但思想内涵都已中国化了（关于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就存在着“老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的争论，笔者从前者）。由此可见，三教合一思潮在思想内涵上是很复杂的。

如果以三教合一为思想背景对道教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早期道教对儒、佛的吸收是积极和主动的，有力地推动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宋明时期，道教从深层吸取佛、儒，使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但道教对儒、佛的大量吸收，反过来泯灭了自身的许多个性，出现了理学化道教的现象。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曾指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主张熔佛的禅论、儒家性命之说与道教为一体，肯定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其弟子白玉蟾承师说，认为“三教异门，源同一也”。南宋时影响最大的全真教教主王重阳曾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主张性命双修，且以性为先为重，这就比张伯端更为前进了一步。在论述三教同源同旨时，他说：“三教者如鼎之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枝也。”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为元明清的道教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吸收儒佛思想。元时全真道士牧常晁在他的《玄宗直指万法同归》中说道：“夫三家者，同一太极，共一性理，鼎立于华夷之间，均以教育为心也”，“释即道也，道即儒也，……圣人之理一而矣”。元初由南宗而入全真教的李道纯道士，更是以儒家“十六字心传”释道之心性，并用禅宗的清妄念、幻缘之说讲述修仙之道。明代全真道士何道全在《三教一源》中认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在全真教之外，明代的武当道的张三丰在《三丰全集·大道论》中写道：“道原于性本于命”，三教同源于此道，“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儒也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可见三教皆穷理尽性至命。由于义理相近，武当道派最终归合于全真教。清代著名的内丹大炼师刘一明认为：“儒以浑然天理谓太极，道以浑然天理谓金丹，释以浑然天理谓圆觉。”主张三教虽称谓不同，实义理相通。性命之学本是儒学的显著特征，道教在融摄儒佛的过程中，虽然自唐代即出现由宇宙本体论向心性学的转化趋势，主张性命双修，但对于性、命的地位认识一直在变化中：如由北宋的命先性后，到南宋的性先为重，再到明代的道原于性本于命，以至清代的性、命皆归于天理，可见道教在三教合一过程中俨然成了理学化的道教，或者也可以说，道教以自身理学化的过程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三教合一的进程。当然，这一变化不是单方面的。毋庸置疑，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儒学化、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新儒学的这一变化，无论是从思想内涵，还是受众方面，都为其走向平民化奠定了重要的条件，也为宋明时期的文士交游、书院兴起、平民讲学，特别是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展开、衍化提供了思想和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