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东南亚地区
情牵闽南侨乡，飞越南海波涛：菲律宾华侨华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临太平洋，西濒南海，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官方语言为他加禄语（Wikang Tagalog）和英语。历史上先后被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统治，1946年独立，建立总统制的菲律宾共和国。
中菲自建交以来互动密切，但近年来因南海问题，特别是2014年仁爱礁的冲突，双方关系恶化，也使东盟国家对中国现阶段地区战略设计产生疑虑，不利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推广。[1]在此背景下，华侨华人作为中菲“民间大使”的角色备受瞩目。华侨华人占菲律宾人口的比例虽不大，但菲华移居历史悠久，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加之其政商关系通达，经济实力雄厚，近年积极参政议政，表现不俗，被视为沟通中菲、化解矛盾的桥梁。
菲律宾华侨华人历史概况
《文献通考》及《宋史》记载，公元10 ～14世纪，今菲律宾所属民都洛岛上曾出现一个商贸及手工业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前者更有“摩逸国……载宝货至广州海岸”的描述，是最早将中菲往来形诸文字的古籍。[2]中菲往来以民间贸易为主，明季菲岛古国多次遣使来华，最值得一记的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王以盛大规模来华访问，却不幸于归途中病逝，永乐皇帝下令厚葬山东并建墓立碑，为古代中菲友好留下重要史迹。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后积极发展大帆船贸易，带动往来菲岛的华商人数不断增加。17世纪初，已出现颇具规模的华人社群（约2万人）。但西人殖民当局出于疑忌，不仅在政策上歧视华侨，还发动了五次排华屠杀（分别发生于1603年、1639年、1662年、1686年和1762年）。直到19世纪中叶，殖民政策改弦易辙后，菲岛华侨人数快速增长至10万。由于长期的种族隔离和高压统治政策，菲岛华人凝聚力逐步加强，华社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美国1898年领管菲律宾后，华侨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经济限制明显减少，菲华侨社趋于稳定，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1）人数持续增长。1939年华侨人口将近13万，20世纪50年代已增长至25万，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也获得明显改善。（2）经济力量壮大。把握美菲自由贸易政策的发展契机，华侨在此时期主导了菲国的粮食、椰干及木业，基层零售业的发展也非常成功。（3）“侨社”三宝（华侨社团、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3]
太平洋战争时，菲律宾为日军所占，华侨不仅组织游击支队（简称“华支”）抗日，还与当地友族并肩作战，共同反击法西斯侵略。[4]二战结束后，因受中菲关系变化及菲族群政策影响，菲律宾华社开始走向本土化。首先，1949年后，中菲关系断绝，移民骤止，中华语言文化的传衍备受打击，久处低迷；其次是菲国独立后鼓吹经济民族主义（即“菲化政策”），使得以农产、商贸及零售为主的华侨经济陷入困境。然而华侨华人艰苦卓绝，抓住菲律宾工业化的机遇，迅猛转向制造业及其他新兴行业，不断扩大商业版图。
随着中菲建交及菲律宾政府逐步放宽人口政策，当地华人也积极申请入籍，这使得菲律宾华人植根于当地，促进了华菲融合，大部分华人的心态也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
菲律宾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1975年中菲建交，为双方友好往来开启新局。对菲律宾华社发展而言，这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华人普遍获得了菲律宾公民身份，得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中菲建交后，中国向菲律宾的移民得到恢复，新移民的到来为菲华社会注入新血液，持续为中菲关系的稳固做出贡献。此后菲律宾华社的新动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口规模
20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有近100万的华侨华人，约占其国内人口的1.5%。而根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华人将近162万。其中，菲律宾华侨华人以祖籍福建者为多，占十之八九；而广东籍者次之，约占1/10。但随着新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其他省籍移民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在留学生群体中，有不少人来自北京、上海、湖南等地。[5]
（二）经济实力
华侨华人只占菲律宾总人口的2%不到，但其经济实力不容小觑，成为许多产业部门的主导力量。在二战结束后，华商抓住了菲律宾社会经济转型的机遇，及时从商业为主转向制造业等更多的行业，向多元化发展，在进口贸易、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根据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的研究统计，在2009年底菲律宾的248家上市公司中，华商开办的公司所占的比例约为30%，共有73家。[6]近年来，菲律宾华商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也成绩斐然，以2013年福布斯菲律宾十大富豪榜为例，华商富豪的人数已经过半。
（三）政治参与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菲律宾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较高，20世纪大部分华人已归化当地，不再以“侨”自居。政治身份转变带动参政意识的提高。1986年的菲律宾大选为华人参政的突破口，在这场选举中，总统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Cojuangco Aquino）公开宣称拥有华裔血统，与她一样具有华裔背景的政治实权人物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华人选民也受到此选举的鼓舞，积极参与政治。20世纪90年代以后，菲律宾主流政治不再是菲人或混血群体的专利，更多华人参与其中。他们在菲律宾主流政治中的参与，更多地立足于菲华社会，在维护华人利益的基础上推动华菲的融合。进入21世纪，菲华人参政、从事公职的情况更为普遍，在2011年菲律宾政府的部级官员中，华裔达15人之多，占所有国会议员比例超过12%，较过去有了很大的突破。目前，在菲律宾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华人就有总统发言人陈显达、科技部部长蒙特约和税务局局长洪欣欣等。
（四）语言文化
在语言文化方面，与早期华侨华人相比，目前为华社中坚的第三、四代华人，多半生于菲、长于菲，虽不排斥中华传统，但毕竟接触有限，更深受菲律宾文化熏陶，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趋向认同当地。同时，在1973年华校菲化以后，中文只能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华文教育的发展陷入困境。长此以往，菲华青少年自小由菲族保姆照料，生活上多以他加禄语或者英语为常用语言，拥有良好的华文听读写能力者可谓凤毛麟角，遑论对中国较深的认识及情感认同，但由正面的角度视之，菲华新生代也逐渐掌握了当地语言，为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7]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中少数以天主教为信仰核心的文化区，菲国新一代华人也大多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根据菲华学者洪玉华的调查，在510名华族受访者中有66.67%为天主教徒，11.54%是新教徒，虽然华人庙宇随处可见，但流行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统民间信仰反而成为少数。
（五）原乡情结
菲华社会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典型移民社会，尽管人口占菲国人口比例不到2%，但经济实力雄厚，从最初涉足的零售业到现代工业、服务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等领域都表现出色。菲律宾华商意识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如今罗宾森广场、SM购物中心、上好佳食品和生力啤酒等品牌和企业，都有菲律宾华商的经营与参与。中菲南海争议使菲律宾华商陷入尴尬境地，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及投资热情不减，特别看好中国房市。
菲律宾华人为侨乡发展及华文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菲律宾华人十有八九是福建人，其中又以闽南人为主，侨乡发展有赖菲侨之助力。改革开放以来，菲律宾华人除了带入资金及技术，更积极捐建校舍、购买教材和设立奖学金、教育基金等，表现出对原乡无法割舍的感情。值得关注的是，菲华新生代对原乡的感情相对淡薄，运用华语的能力也有限。定期举办营队鼓励华裔青年返回原乡，身临其境感受中华文化，也受到菲华社会的大力支持。比如，菲律宾华商陈永栽所资助举办的“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至今已举办了15届，参与华裔学生超过1万人次。[8]这对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华裔对原乡的了解起到一定的作用。
菲律宾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无论是消弭中菲南海争端还是推动公共外交及侨乡发展，菲国华裔都可扮演关键角色，应当在理解菲华历史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下列工作。
其一，加大政策优惠以鼓励当地华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积极角色，促进中菲经济合作，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近年来中国加大对菲律宾的投资，成为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对菲律宾的信息通信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等方面的投资逐步加大。菲律宾政府也积极引进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有意识地引导外资流向特定行业。在中菲贸易所涉及的行业中，有不少是菲律宾华侨华人占据传统优势的，应继续吸引投资并确保发挥其在中菲传统贸易中的作用。
其二，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为纽带，吸引新一代菲国华人亲善友我，为中菲交流及文化建设献智献力。具体的做法是通过互访交流、商业贸易、留学考察等，深化菲国华裔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认识，以期发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宣传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境。华侨华人在菲律宾的历史悠久，在当地拥有深厚的社会关系、通达的政商网络和丰富的媒体资源，若能借此传递中国形象，势必事半功倍，足可减少菲国内舆论对中国的误解及敌意，强化菲国主流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与支持。
其三，以菲国华侨华人为桥梁，开展社会经济交流。民间交流的兴旺与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落实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菲律宾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马尼拉、长滩岛、宿雾、大雅台和巴拉望岛等是久为中国游客向往的旅游景点。旅游业是中菲社会经济合作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据悉，华侨华人在菲律宾旅游产业中有一定基础，他们对中菲两国的语言文化、社会发展有较佳的感性认识，如能妥善结合其优势，民众在赴菲旅游的过程中可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及风土民情，进而有利于两国的交流。
中泰亲善，华商搭桥：泰国华侨华人
泰国为中南半岛大国，首都曼谷，东北紧邻老挝，东南与柬埔寨接壤，西北与缅甸为邻，西南与马来西亚相衔。历史上曾出现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和曼谷王朝，1932年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泰国在东南亚区域事务中表现积极，为东盟（ASEAN）的创始成员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亦有亮眼表现。
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基础建设合作项目。其中，在2013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泰时双方达成“以高铁换大米”的初步共识，但因泰国政局动荡，项目一度搁浅。后经磋商，中泰于2014年12月签订《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依规划，此一铁路总长800余千米，将连接起泰北廊开府、首都曼谷及泰南马普达普港口，有望成为首发昆明、南抵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之重要环节。[9]一般预期此项目的推展将带动中国与东南区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而泰国华侨华人为数众多并与原乡关系密切，势必将在深化中泰民间友谊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上扮演重要角色。
泰国华侨华人历史概况[10]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核心地带，为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汉代已有华人到达当地。公元1238年，泰国出现第一个独立王朝——素可泰王朝，据《元史》所载，有元一代（1260～1368年），双方遣使记录合计达12次，交流十分密切。
14世纪，阿瑜陀耶（大城）王朝新立，又逢元朝鼎革，往来暂止，但很快恢复起来。明代使节往来频繁，民间商贸兴旺。《海语》有言“（阿瑜陀耶城）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当时华侨人口约1万人，多来自闽粤两省，从事农业垦殖、工艺制造及进出口贸易。
18世纪，缅甸入侵导致阿瑜陀耶王朝覆灭，全境陷入混乱之际，祖籍广东澄海、幼年受寺院教育、精通中文和泰文的郑信（1734 ～1782年）领导群众收复失土，建立吞武里王朝（1767 ～1782年）。郑氏王朝虽昙花一现，却吸引了大量潮汕人士移居泰国，并为中泰关系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资产。
吞武里王朝为曼谷王朝所取代后，拉玛一世（1737 ～1809年）曾以郑信之子名义致书清廷，请求维持友好往来。拉玛一世是否为郑信之子多有争议，但史料显示，曼谷王朝成立初期对华族态度友善，曼谷已出现颇具规模的华侨商业区；后由于华泰通婚普遍，泰国王室拥有广泛的华人血统。19世纪时，王朝因开发所需，大量引入华商和工匠，拉玛五世（1852 ～1910年）统治后期，全境华侨人数已达79.2万人。
20世纪，华人在泰开枝散叶，并与中国原乡保持密切联系。1910年拉玛六世登基后，逐步实行族群同化政策。20世纪30年代以后，泰国政府在强制同化的理念下，曾多次限制华人移入，打压华文教育及华商发展。泰国虽实行同化政策，但泰华两族相处和谐、隔阂不大。总体而言，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融入泰国，而且风俗文化和价值观也深受泰族影响。
泰国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1975年7月1日，泰国与中国正式建交，两国自古以来的交流合作关系掀开崭新的一页。[11]此时泰国族群同化政策的推动也趋缓，泰华社会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教授对于泰国华人的研究，被认为是经典之作。[12]他指出，1955年泰国华人人口为231.5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11.3%。方言群的比例以潮州籍居首，约占56%，依次为客家、海南、广府和福建，所占比例分别为16%、12%、7%和7%。此后，学界对泰国华侨华人人口的估算，多以此为基础。据学者估算，2011年泰国华侨华人为718万人，占泰国人口比例为10%左右。其中，潮州籍华侨华人依然位列榜首，比例增至65%。华侨华人在泰国聚居于曼谷、清迈和合艾等城市。潮州人多集中于曼谷，泰南则以闽籍华人为多，至于泰北则多为祖籍云南、广东和海南籍的华人。[13]
（二）经济实力
华侨华人经济是泰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华人在商业、金融、制糖、运输、纺织和农产品加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认为泰国的金融机构有六成以上由华裔所掌握。从整体上看，泰华经济具有以下几大特点：其一，潮汕人经济实力最雄厚；其二，华人企业集团崛起，具体表现为企业规模扩大、经营多元化和跨国化；其三，泰华经济融合程度高；其四，官商合作，华人资本经常通过联姻、合股等方式与有官位或权势的泰人结为政商联盟。[14]
（三）政治参与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华人融入当地最为明显，历史上有不少华人被泰国王室封官授爵，华人参政的传统在现代泰国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各级公职部门以及议员中都不乏华裔，甚至有些人成为政府高官，如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英拉（Yingluck Shinawatra）就是拥有1/4华人血统的华裔。此外，华人对政治的影响，还通过向政党提供经费以及邀请政要参加企业集团管理等间接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泰国华人在参政时并不忌讳华人血统，但主要是以泰人认同为首，华人认同次之。
（四）风俗文化
战后泰国同化政策的推动，以限制新移民和放宽入籍条件为两大方略，这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华侨华人融入当地。在婚姻和生活习俗方面，泰华通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婚俗、取名、饮食和服饰方面也都趋向当地。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崇尚儒家思想，信仰佛教的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但归化当地后，大部分信仰佛教的华人也改信小乘佛教，甚至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有不少华人开始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泰华企业在中国：以正大（卜蜂）集团的发展为例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正大综艺》口号大街小巷耳熟能详，也代表中国观众一段美好的回忆。《正大综艺》节目以“看世界”为宗旨，满足了当时国人了解世界的迫切愿望，自1990年开播便深受观众喜爱。随着节目的热播，其合作企业“正大集团”的形象也在中国传播开来。
正大（中国以外称卜蜂）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正大综艺》时已在中国发展10年，站稳脚跟。正大集团由泰国华侨谢易初和谢少飞兄弟在1921年于曼谷创办，成立之初主要销售农作物种子，后逐步发展为农牧业产业化的现代综合型企业。1968年，谢国民（谢易初之四子）接手正大集团后，以现代农牧业发展为基础，同时开始涉足电讯、房地产、石化、金融等领域，成绩斐然，正大集团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企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一跃上升至泰国企业排名榜榜首。谢国民青年时代曾在中国学习中文，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谢国民便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政策，先后取得了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的“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正大集团也因此成为首家投资中国大陆的外商企业。迄今，正大集团在中国总投资超过1100亿元，下属企业有300多家，涵盖了农牧业（比如正大饲料、正大种子）、食品加工业（比如正大食品）、制药（比如正大制药）和商业（比如卜蜂莲花和正大广场）等10多个领域，员工超过8万人。[15]
作为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正大集团的成功为泰国华商企业做出表率，也吸引了更多外商企业到华投资。泰国华商企业涵盖的行业广泛，不乏实力雄厚者来华投资，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成为中泰交流的桥梁。近年来，中国企业从“引进来”发展到“走出去”，泰国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首选之地，泰国华商在其中起到“接地气”的作用，降低许多投资风险。中泰两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加强基础建设合作，泰国华人社会反应也比较积极。
泰国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本文认为，中泰“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应充分考虑泰国华裔的特点及桥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动以下两大工作。
其一，积极吸引泰国华商资本参与中泰经济发展，并通过鼓励性政策为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泰国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断增加，对水利建设、石油开采和高铁建造等项目尤为关注。其中，中泰铁路的投资兴建，不仅有利于泛亚铁路的全面发展，更意味着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区域交通网络的大连接。此一交通网络的形成，将可带动中国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解决铁路沿线的就业问题，对于东南亚区域发展意义重大。中国西南地区与泰国华人的经贸合作已有一定基础，今后应当继续加大力度引智引资，吸引泰国华商在西南开展相关投资。
其二，培养熟悉两国国情及语言的人才，并积极开辟合作平台。首先，扩大对泰国学生的招生规模并拓宽渠道，兼收推展华文教育及公共外交之功效。其次，鼓励两国学者及学生的交流学习，也是重要环节。在全国的相关高校中，华侨大学在开展全方位的华文教育，深化交流平台，增进中泰友谊方面尤为积极，贡献卓著。据悉，华侨大学大量招收东南亚学生，并与泰国农业大学和泰国吞武里大学合作，成立孔子学院和中文电视台。“泰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开办后，常年招收泰国各部委的官员来华学习，为中泰政府间的互信互动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华大还成立泰国研究所，对中泰关系及泰国发展进行专门研究，并与泰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泰中文化经济协会联合主办“中泰战略研讨会”。该会议从2012年起，每年一度轮流在中国和泰国举行。会议的召开，对于促进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得到泰国前总理英拉、诗琳通公主等中泰高层及各界肯定。我们也相信，类似于华侨大学推动的做法及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上，已起到积极的作用。
立足婆罗洲，传承华人文化：文莱华侨华人
文莱位于婆罗洲岛西北部，与马来西亚沙巴（Sabah）、砂拉越（Sara⁃wak）两州接壤，气候炎热多雨，3/4以上的国土为雨林所覆盖，自然生态丰富。人口约41.4万人，其中马来人约27.3万人，其他种族约9.5万人，华人约4.5万人。文莱古为酋长统治，14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始建立苏丹国，实行君主世袭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15～16世纪鼎盛一时。17世纪起文莱饱受外力侵逼，国势衰颓，先后割让大片领土，最终于1888年沦为英国保护国，二战后国防、治安及外交事务仍受英国管辖。哈山纳波嘉（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于1967年即位成为第29任苏丹，统领至今。1984年1月1日文莱宣布独立，收回内外主权，定2月23日为国庆日，同年9月21日成为联合国第159个会员国。[16]
文莱为东南亚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及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石油蕴藏量估计高达11亿桶，平均日产量20万桶，主要外销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等，拥有“东南亚石油小王国”的美誉；该国天然气蕴藏量估计达3908亿立方米，可连续开采至2033年。此外，成衣业为文莱仅次于石油、天然气之出口产业，主要外销美国以及欧洲。在农业方面，文莱政府为了提高农业领域的生产力，以稻米、牲畜养殖为重点发展项目，致力于扩大生产规模，推动技术主导的生产模式。
文莱华侨华人移民史
文莱古称渤泥国，和中国贸易互动由来已久，宋元时期已有中国客商在文莱驻留的记录。1972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在文莱调研发现南宋古墓碑，该碑立于公元1264年，镌刻文字显示墓主蒲氏可能是来自泉州的伊斯兰教徒。据说，明末清初时，金门籍闽浙总兵黄顺庆流落文莱，被苏丹招为驸马，后基于同族乡亲关系的牵引，陆续有金门人士移居文莱。此说尚待考证，但文莱丰富的矿藏、香料作物等资源，数百年来不断吸引大批华商华工到此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17世纪后期，文莱动荡不安，帆船贸易中断，不少华人被迫离境，但很快就返回，栽植胡椒、发展商业，华人经济成为文莱王国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1911年文莱第一次人口调查显示，华人计有736人。1929年，诗里亚（Seria）发现了富饶的油田，华人移民蜂拥而至。大量来自砂拉越、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的华工到文莱油田工作，也有不少华人从事耕作及商贸，华社生机蓬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土地开发及石油生产所需，殖民当局允许华人自由进入；然而1949年后，国际冷战对立情势加剧，英殖民政府基本不再批准中国大陆移民入境。此后文莱《国籍法》对于移民归化日益严格，独立后亦然，华侨华人入籍不易，加之该国对于出入境的管制较多，也限制了外来人口的增长。时至1991年，华人人口虽达40621人，但其中一半是持1～3年短期工作准证的临时居民。在52%的华人永久居民中，只有23%是公民，29%尚未取得公民权。[17]
（一）人口分布
文莱华人大多集中在首都文莱镇（Bandar Seri Begawan）、马来奕市（Kuala Belait）、诗里亚市及都东市（Tutong）。华裔祖辈多来自闽粤两省，方言群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客家、福州、潮州等地；占多数的闽籍人士中又以金门人为多，分布在摩拉、马来奕、都东及淡武廊等地。由于国籍及公民权的体制因素，华人不易参与政治事务，人口增长也受到限制，参政议政的表现并不突出，遑论提出保障族群权益的政治性诉求。
（二）经济概况
华族移民文莱早年主要从事农业、渔捞、码头工人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也有不少华裔经营小生意。战后华人主要从事批发、零售、贸易等，除了在商业方面非常活跃外，也引领了文莱其他族群较少参与的餐饮及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
1960年以来，文莱基础设施不断扩建，政府大量引进外国及本地华裔人才，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甚至是管理、行销专才等，华人职业范围也从此扩大。1984年文莱独立后，文莱政府为避免经济结构过分依赖石化产业，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华商的经营范围随之多样化，涵盖百货、批发、建筑、投资、金融、保险、制造等领域。根据文莱经济策划局统计，目前文莱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多数经商或在一般行业就职，只有少数任职于政府部门或油田公司。例如，两岸知名艺人吴尊即为文莱华裔，祖籍金门的他，除了演艺事业发光发热外，在文经商亦有所成，广受瞩目。
文莱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三位，但华人经济影响力远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华人。这是文莱华人人口有限及当地制度环境使然，文莱政府着重扶持马来人发展，指定若干行业只能由原住民经营，法律也规定只有文莱公民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权，外侨只能租用。这些政策限制了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但在商贸行业，文莱华侨华人仍占有一定优势。
（三）社会组织
文莱为君主制国家，政府要员多甄拔自苏丹亲信，政党政治发展受限。文莱没有华人政党，但政府允许华人成立与政治无关的社团组织。现今文莱有40多个华人社团，多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及彼此联络为宗旨，以地缘和业缘性社团为大宗，如文莱广惠肇公会、文莱福建会馆、文莱马来奕福州公会、文莱群声音乐社、文莱海南会馆、文莱客属公会、文莱留台同学会、文莱镇中华商会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文莱镇中华商会，该会与马来商会和国际商会并列为文莱三大商界组织。几乎未见血缘性社团（姓氏公会），则是文莱华人社团有别于东南亚华社的一大特色。现今文莱华人社团组织发展存在隐忧，如文莱福建会馆副主席方天浩所言，普遍缺少青少年参加，社团面临老化的问题。他认为现代青年不热衷社团组织活动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是对“籍贯”缺少认识，对“根”的认同薄弱。
（四）语言教育
文莱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强调英文教育。大多数华人能讲华语，民间日常往来也多以华文书写。虽然是以马来人为主、奉行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文莱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允许华文教育存在。目前文莱共有8所华校，其中小学5所，中学3所，提供从幼儿园到中学5年级的教育。3所中学分别是文莱中华中学、诗里亚中正中学和马来奕中华中学；5所小学分别是都东中华学校、双溪岭中岭学校、九汀中华学校、那威中华学校和淡武廊培育小学，它们起到增强华族意识、传承华人文化的作用。[18]
文莱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文莱华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及作用，取决于中、文双方彼此在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如何对接。
其一，加大经贸合作支持力度，重视华商的作用，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中、文于1991年9月30日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日渐频繁，经过10年发展，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2.63亿美元，2011年此一数据为13亿美元，增长可观。[19]过去15年来，双方在建筑、农业和渔业领域合作密切，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资文莱的水产和稻米种植项目，如有适当的配套及政策支持，这些投资合作将更能起到推升“一带一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文莱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合股制，鼓励华人与其他民族合作，分享经商之道。当地华商长期积累的人脉及资源，正是中国企业打入文莱市场的重要渠道，应予重视。
其二，以更丰富多元的媒介及渠道，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争取文莱新一代华人的好感。在交通便捷、资讯爆炸的时代，中华文化除了依托传统的商贸、考察、求学等场合的交流推广外，更应注重手机等多媒体平台的经营，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围绕时下青年关注的议题来展开互动，打动人心，使之由兴趣产生认识，进而产生发自内心的亲善并给予支持。
其三，在官方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经济交流。中、文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建交以来，双方在民航、卫生、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签订了多项协议。从2003年7月起，持普通护照来华旅游、经商的文莱公民享有15天内免签证的待遇。2005年6月，中、文双方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换文协定生效，进一步夯实两国交流互动的良好基础。[20]在可见的未来，往来的便利性将持续深化互通互信，首先受惠于双方社会经济互动的文莱华侨华人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及能量。
走过风雨，迎向未来：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度尼西亚或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和大洋洲。5个最大的岛屿分别是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以及巴布亚岛，印尼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部，六成以上人口集中在爪哇岛。印度尼西亚全国被分为34个省，包括1个首都特别行政区和1个特别行政区。印尼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众多，总数超过300个，主要包括爪哇族、巽他族、马都拉族和印尼华人等，各种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印尼建国五原则当中强调宗教在国家建设和社会中的地位，而印尼公民身份证上有“宗教信仰”一栏，每一位公民必须有信仰。[21]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的20国集团成员，也是东南亚成长潜力最大的国家。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表示，印尼是“亚洲的一块宝石”（the jewel of Asia），显示了印尼当时在冷战两极格局中的重要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了印尼丰富的天然资源的吸引力。
中国与印尼于1990年复交以来，关系发展平稳。自从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以来，印尼实行民主改革并且解除各种排华法令之后，中国和印尼关系日渐改善。印尼改革派领袖如前总统瓦希德和梅加瓦蒂（1999 ～2004年执政）积极推动解除禁止华文的法令，同时宣扬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理念，印尼的社会风气也变得更加包容和融洽。
中国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在印尼国会大厦演讲期间，第一次阐述中国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而印尼现任总统佐科于2014年11月13日在缅甸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阐述他将致力于将印尼建设成为“世界海洋轴心”。两国在推动海洋事业的议题上高度契合。[22]
印尼华人的历史概况
中国人南迁到印尼的历史从唐朝开始有记载，但人员的大规模迁徙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当时郑和的舰队主要在爪哇岛停靠并与当地王国建立商贸联系。此时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福建商人也开始前往印尼。有“华人之父”美称的印尼前总统瓦希德曾公开表示，其祖先陈金汉从福建省晋江市跟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后定居印尼泗水市。[23]郑和下西洋时，非常重视印尼作为海上中枢的地位并且留下诸多历史遗迹，而印尼三宝垄市（Semarang）是东南亚唯一以郑和“三宝太监”命名的城市。
从16世纪开始，荷兰开始对印尼进行殖民统治并且雇佣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支撑其在印尼的殖民贸易。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印尼当地原住民并同时阻止华人与原住民团结起来，荷兰殖民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策略，让华人做劳动工作外还担任管理和账房职位，而印尼原住民只能从事劳动工作。欧洲人变成一等公民，华人成为二等公民，而印尼原住民成为三等公民。荷兰人的政策为后来印尼实行排华政策埋下隐患。1740年，华人人数急剧上升，开始威胁到荷兰人的统治地位。荷兰人开始实施各种限制，引起华人的不满。后来，紧张气氛演变成流血冲突，荷兰人开始搜查并枪杀华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根据史料，惨案直接导致约1万名华人死亡。值得一提的是，当居住在沿海城市的华人逃亡爪哇岛内陆时，印尼原住民为许多华人提供了帮助。[24]
20世纪初，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抬头，知识分子带头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经过长期努力，印尼于1945年获得民族独立，苏加诺成为印尼首任总统。当时许多印尼华人持中国国籍，而印尼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华人的生存环境。1955年到访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尼政府达成协议，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印尼华人得以选择所想要入籍的国家。1959年，印尼政府颁发第10号法令，禁止华人在乡村和小镇做生意，华人被迫搬迁到大城市，造成印尼华人生活动荡。但影响华人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65年发生的“九三〇事件”。该事件的来龙去脉迄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军事强人苏哈托经过这起事件之后，于1966年成功上任成为印尼总统并且开始实行30多年的排华政策，一直到1998年下台。[25]
印尼华人发展现状
印尼华人在苏哈托当政时期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是迫害。苏哈托于1998年被迫下台后，华人保留族群身份的三大支柱——华人社团、华文学校以及华文媒体获得政府允许，可以合法经营，有助于弥补新生代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不足。从长期来看，这一趋势也会为当地华人跟新移民的中国人之间构筑沟通平台，促进相互了解。但是受苏哈托长期执政的影响，印尼华人的确切数据难以统计。
（一）人口规模
印尼的华侨华人确切总数难以统计，因为有些华人不愿承认自己的族群，主张完全同化等，但根据不同计算方式，人数应该介于800万至2000万之间，占印尼总人口3% ～8%。其中，印尼华人的祖籍地主要是福建和广东。而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移民中国人大量进入印尼。大城市如雅加达等部分地区也开始形成新移民中国人的聚集地。
（二）经济实力
印尼华人人口比重很小，但其经济实力举足轻重。据不同资料数据称，印尼300家最有价值的私有公司当中，大约有七成是由华人控制。而福布斯2014年印尼最富有50人排行榜当中，超过七成是华人。值得一提的是，华人控制印尼大约七成的私有经济，并不涵盖国有企业。而苏哈托时期盛行的“3%的印尼华人控制印尼七成经济”的说法并不准确，也经常被反华分子引用，华人被认为是把持和损害印尼经济的罪魁祸首，这成为打击华人的借口。[26]
（三）政治参与
印尼华人的政治参与空间已经获得改善。改革派领袖，如前总统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于1999年至2004年执政时已经废除苏哈托执政32年所实行的大部分排华政策。瓦希德作为备受尊敬的温和穆斯林领袖当时也公开承认他具有华人血统，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印尼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而梅加瓦蒂也遵循其父亲——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的政策，包容华人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两人扭转了印尼社会对华人的印象，印尼学者也可以公开讨论华人在争取印尼民族独立时的贡献，为华人积极参政创造良好氛围。瓦希德生前所创办的民族复兴党与梅加瓦蒂所领导的斗争民主党两党吸引了诸多华人入党。而印尼其他主流政党也积极吸引华人加入。华人也曾经创办以族群为主的政党，包括“印尼中华改革党”等，但未能吸引广大民众的支持，逐渐没落。[27]华人参政的人数难以统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政府内阁里的郭建义、苏西洛政府内阁里的冯慧兰以及首都雅加达特区现任省长、华裔客家人钟万学。而2009年印尼560名国会议员当中，华人有15人。
（四）语言文化
目前印尼华社的中坚为第三、四代华人，他们大多数生于印尼、长于印尼，趋向认同印尼当地，但不排斥中华传统。印尼实行30多年的排华政策让整整一代的华人接触不到中华文化，拥有良好的华文听读写能力的中生代华人屈指可数。苏哈托倒台之后，华人社团、华校校友会以及其他类型的华人组织积极开办三语（印尼语、华语和英语）学校，同时与印尼当地教育部门和中国汉办等部门合作引进汉语教师。在华人宗教信仰方面，苏哈托执政期间长期排挤汉传（大乘）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等具有浓厚中华文化特色的宗教或信仰学说，而同时扶植包括南传（小乘）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印尼人认为不信教就不是好国民，印尼政府长期规定每一位公民必须在身份证上填写“宗教信仰”栏目，而政府承认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以及后来经过长期努力获得政府承认的孔教。[28]目前印尼华人则大部分信仰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佛教，少数信奉孔教，极少数信奉伊斯兰教。
印尼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印尼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了解印尼政治经济历史、华人问题、印尼目前产业结构以及未来合作潜力并关注以下要点。
其一，印尼于1945年宣布民族独立时，也面临选择发展模式问题。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是著名的反帝国主义领袖，同情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持强烈反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然而，苏加诺未能有效平息国内斗争，经过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被迫下台。军事强人苏哈托成为印尼第二任总统并实行全面倒向西方的国内外政策，重用印尼官僚集团“伯克利黑帮”（Berkeley Mafia）。所谓“伯克利黑帮”，即美国资助印尼经济学专家到美国各个大学受训，尤其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训练内容主要是灌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非政府干预。这批人后来进入苏哈托核心政权，成为拟定印尼经济贸易政策的主要推手。而美国在南美国家智利也推动类似计划，叫作“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其训练中心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伯克利黑帮”的影响力长达数十年，但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提及这个官僚集团。清华大学朱安东博士曾经引用瓦希德总统任期内的经济统筹部长拉姆利（Rizal Ramli）的文章《“伯克利黑帮”：印尼错过了东亚奇迹》。文章描述了苏哈托的官僚集团如何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教条，大肆出口天然资源等原材料，忽视工业化和基础建设。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各界开始反思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开始讨论中国政府如何重视基础设施的发展经验。印尼开始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并将为两国在这个领域上的合作做铺垫。
其二，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偏向于同国有企业合作，轻视民企的角色。这个现象也已经被带到印尼。诸多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寻找合作伙伴时明确要求跟印尼国有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合作，绕开当地私企或华商。同印尼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合作有明显益处，但有更大的政治风险。国有企业的领导层多半是由政府委任，更多的是政治任命，并不是以工作绩效或者企业表现作为任命依据。其实，印尼华商在许多领域也已超越国有企业的表现，如在雅加达郊外开发新的卫星城市，建立有效的“上游至下游”食品产业链，如食用油、高效能的造纸技术等。而印尼华人社团，如印尼中华总商会、福建社团联谊总会、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等拥有良好的社会和人脉资源，可以在中国企业与印尼企业合作中扮演桥梁的角色。
其三，印尼华人的大型企业，如林氏集团、金光集团和力宝集团，小到各个城市华商开设的商店和进出口公司，都同中国保持经贸关系。华商可以说是印尼与中国之间经贸往来的主力。中资机构应当积极支持华商同中国的双向贸易，而不只是致力于加大对印尼的出口。中资机构在印尼经营事业的同时，也该为印尼华商在中国的事业提供支持，实现双赢。
其四，印尼华人大多数已经归化为印尼籍，但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的忠诚和认同问题仍然是敏感话题，中国各个机构应当避免触碰这个议题。印尼政府虽然已经消除歧视性政策，但印尼社会对中国、华人以及中华文化仍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印尼大部分媒体仍坚持把中国称为“竹幕国家”（Negeri Tirai Bambu），这是冷战的遗产。中资机构应当强调它们在印尼的事业将带动整个印尼社会乃至于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不仅仅是让小部分人受益。
“遇到困难就去解决”：务实的东帝汶华侨华人
东帝汶于2002年5月20日独立，成为21世纪成立的第一个国家。东帝汶独立当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应邀出席庆典仪式。在这历史性的场景下，唐家璇与东帝汶外长奥尔塔共同签署联合公报，这也是东帝汶对外签署的第一份建交公报，标志着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发展进入全新阶段。[29]作为新兴国家，东帝汶120万的人口中，华人仅占2%。由于历史因素，东帝汶的发展并不均衡，位于帝汶岛东北的首都帝力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
东帝汶作为镶嵌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国，又久经葡萄牙殖民，物资进口多仰赖邻国印尼，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在二战后风起云涌的去殖民化风潮下，葡萄牙政府终于在1975年同意东帝汶实行民族自决。然而，东帝汶内部却因不同的建国理念及政治主张引发大规模冲突，主要的势力包括力主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主张同葡维持关系的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简称“民协”），东帝汶陷入一片混乱。“革阵”于1975年11月28日单方面宣布东帝汶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同年12月，印度尼西亚出兵东帝汶，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度尼西亚第27个省。197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撤军，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自决权利。1982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支持东帝汶人民自决的决议。独立以来，东帝汶历经多次的起伏动荡，国情一度紧张，法治几近崩溃，但目前已趋平稳，发展相对顺利。[30]
中国既是最早承认东帝汶的国家之一，也为东帝汶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助力。建交以来，双方政治高层交往密切，在许多国际及区域问题上相互支持。中国对东帝汶经贸发展及援助也非常积极。北京、上海有不少东帝汶留学生，东帝汶更因历史因素与澳门保持良好关系。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时，东帝汶捐款50万美元赈灾，这是该国政府第一次对外国进行援助。两国近期签订了许多合作项目，2016年1月7日，驻东帝汶大使刘洪洋会见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副部长苏亚雷斯时表示，中国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东帝汶提供帮助，得到热烈回应。[31]
东帝汶华侨华人
东帝汶古称“帝汶”，此名词最早见诸中国南宋的史籍中。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东帝汶是个盛产檀香的地方。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提到泉州有吴姓大家，“发舶梢众百余人，到彼贸易”。但因气候不适，“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32]一些学者认为书中所指处即在今日之东帝汶。另有史书载称，1511年，三个广东人到“欧库西”砍伐檀香木，现被视为华人在东帝汶发展的开端。此后，一批客家人登上帝汶岛经商，形成东帝汶最初的华人群体。由此可见，为求檀香木等热带原物产所带来的重利，许多华人不惜远渡重洋，也因此，最迟至18世纪时，东帝汶已出现颇具规模的华人聚落。[33]
华人移居东帝汶的浪潮在20世纪初达到高峰，1912年葡萄牙领有东帝汶全境后，此一趋势也没有衰退。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海外华侨团体的统计中，东帝汶计有职业团体2个，社会团体1个。战后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多，华人社团也有所发展。1961年当地华人社团增加到7个，其中，社会团体2个，宗族团体1个，商业团体3个，康乐团体1个。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帝汶华侨华人已超过2万人，他们组创中华商会、中华学校，修建了关帝庙以及华人义山，成为东帝汶最重要的外裔群体之一，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华人与其他族群通婚，在文化及语言上逐渐融入当地社会。[34]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曾把澳门囚犯关押在东帝汶，部分刑满释放者无法返回澳门，便在东帝汶定居，成为华人的又一群体。[35]历经数次殖民统治及外力侵逼的沧桑，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20多年的压迫，不少华人为求自保及生计，陆续迁居海外。
华商自葡萄牙统治时期起即活跃于东帝汶市场，华人零售店几乎遍布全东帝汶。据统计，1959年东帝汶有零售商店200余家，当时除了3家葡萄牙商号及2家土著商店外，其余都由华商经营。同年东帝汶共有进出口商25家，包括葡商、西德及西班牙商家各1家，其余均为华商，但华人在进出口总量中的比重较低。到20世纪60年代末，400家零售店中的397家皆由华商经营。
因战乱等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帝汶华人人口急剧减少。不同的统计估算虽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从2万人左右减少至3000人左右。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后，澳大利亚和澳门地区是东帝汶华人的主要去处。澳大利亚有两三万来自东帝汶的华人及其后裔。仅在达尔文港一地，辗转而来的东帝汶华人就有两三千人，主要以经商为生。
海外华人的族群特色主要靠华文教育维持。1935年东帝汶有3所华侨学校。20世纪40年代增至6所，全向中国政府登记。1949年后，东帝汶华校增多，并得到台湾地区在教材及升学方面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力中华学校（又称力利中华学校）。1956 ～1961年，东帝汶共有56人赴台求学。此外，海外华人在商言商，华人不愿过多谈论政治问题，保持中立及“遇到困难就去解决”的乐观态度。
近年东帝汶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发展，在东帝汶华侨华人已有两万多人，且呈上升趋势。东帝汶华社的组成，主要由早期华人移民的后代、中国国有企业员工、援建东帝汶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个体商户等群体组成。东帝汶的华侨华人可以分为“老侨”和“新侨”，老侨一般是指在东帝汶独立之前就已经在此居住谋生的华人，现在他们大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较高，并且相互之间联系较为密切，有自己的组织；新侨一般是指在东帝汶独立之后才进入东帝汶进行经商和谋生的新移民，他们一般生活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及较发达的地区，但是与老侨结社方式的差异在于，他们一般都更重视个人化的交际网络。[36]
东帝汶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
东帝汶与中国在历史上交往密切，东帝汶建国后，各领域合作也慢慢铺开。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与东帝汶将增强政治互信，扩大经贸交流，开展文化活动，促进各个领域的互相学习和共同进步。
在发展合作方面，东帝汶的咖啡等产品已开始销往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并享有零关税的待遇。但由于中国和东帝汶在国情、经济规模、市场等方面的差异，市场对于东帝汶产品接受度仍然有限，贸易逆差的情况显著，有待两国政府和工商界共同努力解决。此外，2012年起，东帝汶政府积极规划实施20年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启动欧库西经济特区建设。目前，东帝汶政局平稳，治安持续好转，在石油产业的支持下，国家建设初具蓝图，国民经济待兴。与此同时，东帝汶粮食仍不能自给自足，医疗资源也严重不足，且国内交通不便，对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增长，中国应该加大对东帝汶的投资和建设，积极与东帝汶开展道路、桥梁等建筑领域的合作，支持当地卫生及教育发展。
在社会交流领域，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语言及文化问题。东帝汶居民一般使用德顿语和葡萄牙语，这使中、东两国沟通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近年来，中国和东帝汶政府积极促进文化交流，东帝汶向中国派出留学生，已有几十名东帝汶学生在中国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一流高校进行学习和交换，中国也有在东帝汶就读的留学生。历史上，华人与当地人有较多的了解与沟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会为双方互信提供民间基础。
走出“红色高棉”，迎来发展机遇：柬埔寨华侨华人
柬埔寨，首都金边，高棉语为通用语言，与英语、法语同为官方语言。就地理位置而言，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西部及西北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南部则面向泰国湾，中国史书称其为扶南、真腊、甘破蔗、甘孛智、澉浦只、干不昔、甘不察等。[37]公元9～14世纪的吴哥王朝是柬埔寨封建史上的鼎盛时期。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直至1953年，柬埔寨王国宣布独立，此后经历了长期动乱，20世纪90年代进入和平重建时期。
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为中柬友好关系的新开端，1958年，中柬两国正式建交，高层互访频繁。柬埔寨地处东南亚交通枢纽位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2014年11月柬埔寨首相洪森在“2014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柬埔寨愿意支持‘一带一路’”，并认为“丝路基金”将有助于推动柬埔寨各方面发展。[38]
柬埔寨华侨华人以广东人为主，福建人不多，其中潮州籍为多，广肇居次，客家、闽南、海南有之，早年多经由泰国、越南的水路或老挝、泰国的陆路来到柬埔寨发展，20世纪初期来柬的华侨华人达10余万，多居住在城市地区，串接起中国－东南亚绵密的商业网络。
当代柬埔寨华人经济情况普遍优于柬埔寨其他族群，其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业。调查指出，柬国较知名的华商及其商业银行包括许瑞腾创办的湄江银行、李安弟的安达银行、方侨生的加华银行等，其中加华银行为柬埔寨最具规模的银行，方侨生的商业版图亦遍布地产、工业、酒店等领域。[39]
中柬往来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华侨华人不仅是中柬友谊的使者，也在推动柬埔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柬之间民间和官方交流的桥梁。因此在当下，鼓励柬埔寨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到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和建设中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柬埔寨华侨华人历史概况
华侨华人移居柬埔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宋朝，19世纪因殖民开发所需，法国当局鼓励华人移民，1890年总人数已达13万。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因政治因素限制华人入境，华人赴柬转入低潮。1949年，柬埔寨华人为49万，华人在柬埔寨主要经商、务农。在西哈努克执政的1954年至1970年，华人经商人数占全柬埔寨经商人数的92%，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在社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较为接近，柬埔寨华侨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相互通婚。尽管如此，在柬埔寨的各个历史时期，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对华侨华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例如，1956年柬埔寨政府禁止外侨从事盐业、碾米业、土产、金饰、理发等行业。当时很多华侨被迫加入柬籍，以便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维持生计。20世纪60年代末期，柬埔寨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浪潮，华文报刊被查封，一部分华侨华人被迫离开柬埔寨，甚至成为政治冲突的牺牲品。[40]1970年至1975年，朗诺成立民族主义政府，华文学校被禁。“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执政的1975年到1979年间，华人因为使用中文被歧视甚至被杀害。商人身份的华人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在物价削减、取消货币等政策中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历经数年的生死浩劫，柬埔寨华人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70万锐减至30万左右。80年代末期，柬埔寨政局才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秩序进一步平稳，经济重建展开，华侨华人处境得到改善，人数逐渐回升。
柬埔寨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2006年4月，中柬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柬高层互访频繁，推动了中柬两国关系的改善。柬埔寨华侨华人逐渐获得重生，站稳脚跟，成为柬埔寨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重建的主力军。[41]
（一）人口规模
目前柬埔寨华侨华人数量约70万（截至2014年，外交部网站）。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马德望、干拉、贡不、茶胶等省。首都金边市的华侨华人最多，约十几万人。绝大多数华人已加入柬籍。柬埔寨华侨华人祖籍主要是广东、海南、福建等省，其中以广东潮州籍人最多，约占华侨华人总数的80%，广肇、客家籍人次之。长期以来，华侨华人与当地人并肩劳动，拓荒造田，生产垦殖，为柬埔寨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42]
（二）经济实力
华侨华人虽然仅占柬埔寨总人口的5%，却几乎掌握了该国80%的经济命脉，国家税收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华人开办的企业、工厂和银行等。华侨华人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日用百货、旅游餐饮、食品加工、制衣、五金机械、房地产、建筑、木材加工、农业、渔业等。他们经营的企业绝大多数仍属于中、小企业。随着柬埔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华侨华人已经进入金融行业，创办商业银行，如规模比较大的加华银行、湄江银行等。加华银行不但向工商企业提供资金贷款服务，而且面向广大农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得到了政府的赞扬。加华银行已成为柬埔寨国家银行之外最大的私人银行。虽然大多华侨华人从事流通领域的小本经营工作，但不乏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家，在柬埔寨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43]
（三）政治参与
无论纵向比较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还是横向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较，当前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已有显著提升。柬埔寨前新闻部部长吕来盛，是华裔内阁成员之一。他曾代表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洽谈组成联合政府事宜。柬埔寨第二或第三代的华裔在内阁和政府行政机构担任高级官员的情况相当普遍，洪森政府内一半以上的内阁部长都有华裔血统。洪森的夫人便是一位海南裔华人，他自己也经常提及自身的华裔血统。曾任洪森首相秘书的占比塞和索安，都有华人血统。[44]
（四）语言文化
1967年柬埔寨政府下令查封所有华文报刊，关闭所有华语学校。柬埔寨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处于受压制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柬埔寨的华文教育才开始复苏。1993年，华语和华文的合法性得到公开承认。目前柬埔寨大约有70间华校。端华学校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校，拥有师生万余名。与此同时，被取缔多年的华文报刊陆续恢复。柬埔寨现有5家华文报纸是《柬华日报》《华商日报》《新时代日报》《大众日报》《星洲日报》。
柬埔寨华侨华人保留春节拜年、采青活动、元宵游神等习俗。每到清明，华人社团、宗亲会都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家庭进行扫墓和拜祭活动。柬埔寨三个最主要的华人庙宇集中在金边，分别是协天大帝庙、天后圣母宫、保生大帝庙。民俗和宗教信仰活动起到了联络华侨华人感情、促进相互照顾和团结的作用。
柬埔寨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中柬双方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起，中国成为柬埔寨的第二大进口国，这是因为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佳，中国主要将电器、纺织品、建材出口到柬埔寨，并由柬埔寨进口橡胶、木材等。目前，中柬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主要的经贸合作平台，沟通顺畅。[45]与此同时，华侨华人对柬埔寨发展的贡献得到普遍认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柬埔寨华侨华人既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其一，基于多年曲折动荡历史的前车之鉴，应鼓励华侨华人为柬埔寨的发展和繁荣效力，真正把柬埔寨作为自己的生存之基、立业之本。华侨华人要正确处理好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有效地融入柬埔寨社会。同时发挥华裔在政治参与中的优势，建言柬埔寨政府继续推行当前的“民族和谐”政策，在柬埔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平等、融洽、和谐地生活，实现共同发展。
其二，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较为薄弱。华侨华人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华文教育的好时机，加大投入发展华文教育，并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等机构合作，引入中国教育资源，解决当地华文教育师资、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中国政府而言，中柬经济合作需要柬埔寨语人才，应拓宽柬埔寨留学生来华和中国学生赴柬埔寨的双向交流学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柬埔寨人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认识。
其三，中国是柬埔寨的第一大投资国、第一大经济援助国。近年来，中国援建了柬埔寨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设施。柬埔寨工业大多有中国企业家和工人的参与。华侨华人应增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和信心，助力于中柬友谊与合作关系的发展。
从“陆锁国”到“陆联国”：老挝华侨华人的新机遇
老挝，位于中南半岛北部，首都万象，北邻中国，南接柬埔寨，东临越南，西北达缅甸，西南连泰国。老挝曾隶属真腊王国，公元1353年建立澜沧王国，鼎盛一时，1707 ～1713年逐步分裂为琅勃拉邦、川圹、万象和占巴塞。近世遭逢泰国、越南、法国、日本、美国等外力侵逼，直至1975年12月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史籍将老挝称为“挝国”“老告”“哀牢”等首见于明代，与其民族起源及地方语言借词有关，“老挝”意指“葫芦”，经演变沿用至今。[46]
中老正式建交于1961年4月，但美苏在东南亚的激烈争霸使得中老关系出现曲折。随着局势缓和，中老双边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领导人频繁互访，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密切。[47]2013年，中老两国签署了《落实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老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多项文件，规划具体措施及合作领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特别是中老铁路项目的展开，老挝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强烈，将“陆锁国”转为“陆联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将有利于老挝经济发展，也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老挝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老挝华侨华人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三方面均可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搭建平台、扮演角色、贡献力量。
老挝华侨华人历史概况
中国云南和广西的百姓，依地利之便，早在宋代就开始移居老挝。据史籍记载，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中老使节、民间往来频繁。19世纪末，广东、福建等地的农民经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开始移居老挝。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殖民当局通过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华人来老挝发展，并鼓励移居越南及柬埔寨的老挝华侨华人重返家园。这使老挝华人日渐增多，一度达到5000多人。直到20世纪初，法国实行禁止华人移民的政策后，老挝华人数量才开始下降。[48]
二战后，老挝的华侨华人人口虽有起伏，但持续增加。1954年老挝独立，较大规模的移民潮涌入老挝。50年代后期，老挝由右派执政，开始限制和排斥华侨华人。如1959年实施禁止外侨经营12种行业的法令，限制华侨的经济活动。但因美援的介入，吸引大批移民，70年代初期华侨华人一度增加到10万人。1975年老挝解放后，推行一系列排华政策，包括没收财产、封闭华校、限营工商、查禁华报等，严重损害了华社利益，华人生活深受影响。80年代中期，老挝面临经济困难，政府开始调整内外政策，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1987年老挝改革开放，改变华侨华人政策。1988年，中老两国恢复正常关系，老挝华社发展进入新时期。[49]
老挝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老挝调整政策后，华侨华人利益得到了保障。不少出走的华侨华人重返老挝，华人社团重拾活力，华文学校复办复课，华社显露生机。老挝华侨华人发展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
老挝华侨华人人数较少。目前，老挝华侨华人共3万人左右（截至2014年），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聚居在首都万象、沙湾拿吉、巴色、琅勃拉邦等大城市。近年来，中老关系日益紧密，侨居到老挝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华侨的祖籍地的成分越来越多样化，主要来自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其中以云南省居多。
（二）经济实力
老挝华侨华人人数虽少，但经济地位重要，对老挝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其产业以首都万象为龙头，分布在下寮湄公河沿岸的几个主要商业城镇。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涉及餐饮、旅行社、服装、食品加工、日用百货、土产、酿酒、碾米、锯木、机械维修等领域，近年也开始从传统行业转向金融、银行、酒店、旅游业等第三产业。
（三）政治参与
老挝华侨华人大多致力于发展经济，政治活动参与不足。历经摆脱殖民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到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华社受到了来自老挝及中国的压力牵引，经受了中老关系变化带来的冲击，多半不愿参与公共事务。而那些2000年之后才进入老挝经商的新侨则很少有定居的打算，遑论参政。
（四）语言文化
老一辈华侨华人虽在老挝居住多年，但仍保持原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中国国内联系较为密切，同时也受到老挝社会文化的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相对发达区域的潮州、客家、广肇、海南籍华侨华人，反倒要比居于老挝北部边境的云南籍华人更多地受到老挝文化的影响。
由各地帮公所组织整合而成的中华理事会是老挝最具影响力、活动范围也最广的华人社团。中华理事会除了自身的行政职能以外，其下属的华文学校、寺庙、义山等更具备教育、信仰、丧葬等社会职能，增进华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20世纪初，华社开始兴办华文教育。由华侨社团中经济实力强、有威望、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带头捐资发起，群策群力，历尽艰辛，使老挝华文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扩大。目前规模比较大的是万象寮都学校、巴色华侨公学、沙湾拿吉崇德学校、琅勃拉邦新华学校等。近年来，老挝华文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经费不足、师资缺乏、教材陈旧等。在信仰方面，华侨华人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具有祖先崇拜意识，有强烈的“根”的观念，并由此建立起稳固的地缘群体。华人寺庙常见于万象、沙湾拿吉、巴色等较具规模的华人聚居区。华人除了祭拜祖宗灵位外，祭拜佛祖、观音、关公也相当盛行，具有潮州特色的“本头公妈”（即潮州话中的土地公和配偶）也颇有影响力。[50]
老挝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截至2013年11月，中国在老挝投资额累计50.85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老挝最大投资国，为老挝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成为中老两国友好关系的突出标志，也为中老共建“一带一路”构设美好前景。在此前景中，老挝华侨华人将发挥优势，华侨华人既可以在中老两国经济合作中得到利益，又可以促使中国与老挝双方共同和平发展。特别是2015年7月29日，老挝首个全国性华侨社团——老挝中华总商会在万象成立，为华商之间的商业合作搭建新平台，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积极贡献。[51]
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利用上文所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又要在了解老挝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其一，利用新成立的华侨社团老挝中华总商会扩大宣传，积极引导有经济实力的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华侨华人的参与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东盟有些国家对中国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过多忧虑。新成立的华侨社团也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扩大影响力，完善自身的不足之处。
其二，提出“共同推动老挝经济发展”的口号。积极吸引老挝华商资本参与中老两国在老挝当地的合作项目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其他项目。雄厚的华商资本应该着力于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并在新兴行业谨慎出手。要向老挝政府建言献策，为华侨华人制定良好的投资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其三，通过老挝华人社团主动搭建平台，一方面宣传中国文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另一方面，由华侨社团与中国国内进行沟通，借重熟悉中老两国国情及老挝语言的人才，积极开展合作活动，实现双赢。
文化传承，战略对接：大马华人的连通角色
马来西亚全称马来西亚联邦，简称大马，地处东南亚中心，扼守马六甲海峡，位置优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与中国往来密切，世代交好。目前，马来西亚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如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所言，马来西亚的参与，兼具“天时”、“地利”与“人和”。华侨华人更是最突出的“人和”因素。
马来西亚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利条件
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建设漫长而曲折。远者不论，从16世纪起，马来亚先后被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统治。1786年起的英人统治，使马来亚社会政治经济逐步殖民地化，后经日本的入侵及战后的英人复返，马来亚到1957年才正式获得独立。1963年，马来亚与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目前马来西亚行政区划分为13个州，另有3个联邦直辖区。首都为吉隆坡，联邦政府则位于布城。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亦较为广泛。华人主要信仰佛教、儒教和道教，亦有信奉基督教或皈依伊斯兰教者。[52]
中马自1974年正式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政治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马时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3]中马经济战略依存度高、经贸合作规模大、基础深厚。目前，中马双方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就经济、文化、教育、能源、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开展相应部署。2015年7月，由中资企业牵头组建的“东盟制造中心”在马来西亚正式投产。2015年11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时，表示将积极探讨马新高铁建设、马来西亚南部铁路建设等项目。纳吉布也回应，马国政府将借着“一带一路”倡议，促进经济复苏、提高国家竞争力。[54]事实上，以马来西亚作为基地打开东盟和亚太市场，契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具有先天优势。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概貌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人口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参与当地政治，影响政府政策。马华社会还建立起各类华人社团、媒体、宗教及教育体系，培养了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精通马来语、英语的跨文化人才，与中国具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
（一）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构成
华人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悠久，闽粤华人在马六甲海域扮演重要的转口贸易商角色。明朝时期，随着郑和下西洋，华人移民始见规模，部分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并定居当地，其后裔称峇峇（Baba）、娘惹（Nyonya）。华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始自18世纪后期，马来亚发现丰富的锡矿矿藏，从华南地区引入大量劳动力，其中一部分为自由移民，另一部分属契约劳工（俗称猪仔）。
目前，华人已遍布马来西亚各个角落，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马来西亚人口为2825万，以马来人为主的土著族群约1748万，占61.9%；华人族群约638万，占22.6%；印度人约189万，占6.7%。当前华侨华人人口应已超过700万，但华人人口比例逐年下降。马来西亚福建籍华人多来自闽南和福州，而广东籍则以客家、广府和潮州人为最。西马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西海岸，聚集在霹雳、雪兰莪、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和彭亨等州；玻璃斯、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等州的华人较少。华人多集中于大、中城市，槟城、古晋、巴生和马六甲等城市的华人接近半数。东马华人主要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和福建的福州人。[55]
（二）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
早年华人多秉持客居心理，加之英殖民当局的引导与限制，素有重商传统，经济成就显著。英国殖民者限制华人拥有耕地，但又利用华人的经商才能，将货物分销至马来西亚。19世纪末，一些华商悉心经营，累积财富，开始涉足采锡业、橡胶种植和加工业、商业、银行业等。
独立后，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政策下，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发挥其资金与经商经验优势，填补英人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发展十分迅速，一些华人企业集团逐步形成。但1969年“5 ·13”种族冲突后，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提升马来人经济份额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压制华人。华人为了争取公平的经济、教育等族群权益，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社团企业化运动”等加以抗争，同时逐渐改变过去家族独资和合伙经营的旧方式，进行资本系统的联并，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同马来人、印度人乃至外资的经济合作。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马来人经过政府20年的扶持，已有一批中产阶级出现，马来社会开始发生阶级分裂，反对势力也开始浮现。此时，政府也尽可能争取华人提供的合法性。马来西亚华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把握商机，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发展成绩。[56]
著名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有数十个。《福布斯亚洲》（Forbes Asia）发布的马来西亚2015年富豪榜显示，“糖王”兼“酒店大王”郭鹤年旗下资产总值估算为113亿美元，第10次成为马来西亚首富。其他上榜的华人富豪还有郭令灿（56亿美元，银行、房地产）、林国泰（55亿美元，赌场）、郑鸿标（54亿美元，银行）、李深静（46亿美元，棕油、房地产）、杨忠礼（30亿美元，房地产、能源）、吴炳炜（16亿美元，软件）、李爱贤和李孝贤（15亿美元，棕油、化工）。[57]华人活跃在马来西亚的各个经济领域。超市与零售店遍布城镇与乡村，华人经营的酒楼、中餐馆、小食店也比比皆是。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企业中，80%以上为华人企业，投资领域涵盖日用消费品、原材料加工、电子电器、化学产品、石油产品、非金属产品、机械工业、食品工业、纺织产品等。随着产业经济升级，华人也开始投资化学、电子、网络咨询等资本、技术集中的行业，对各种服务业，例如旅游、保险、法律服务等行业的经营也正渐兴隆。其中，华人在金融业表现亮眼，华资控制或华资为主要股东的银行有大众银行、丰隆银行等。诸多华人企业集团参与马来西亚政府大型基建工程及房地产开发，云顶集团、杨忠礼集团等，都是马来西亚建筑业的著名华人集团。这些华人企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潜在的合作对象。
（三）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及与当地民族关系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整体和谐与融洽，政府大体维持了较为友善的华人政策，但华人与马来人的族群关系还是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历史遗留及华人政策的影响。
英殖民时期实施的“分而治之”策略，赋予各族群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使得马来人形式上分享了殖民者的政治统治权，其他民族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在殖民者的“分工”下，形成华人无缘政治权利但“华人有钱且大多经商”、马来人有政治权利但“马来人贫困且大多务农”的畸形社会现象。
华侨华人在抗日及战后争取马来亚的独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独立运动期间，以陈祯禄为首的华人精英对马来人做出妥协，以承认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特权来换取华人经济发展权利。战后，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广大华侨为维护切身权益而加入当地国籍。各种华人政党社团也得以成立，其中包括成立于1949年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马来亚独立后，马华公会和巫统、印度国大党组成国民阵线，实行三大种族政党的联合执政。
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民政党作为国民阵线的联合执政党，为协调族群冲突、维护华社权益做出贡献，但也常因无法满足华社诉求而饱受压力。民主行动党则是华人反对党，影响力呈扩大之势。2008年大选，华人选民一边倒地支持反对党，被视为“308政治海啸”的主要原因。为了争取民心，2009年4月出任巫统主席暨马来西亚总理的纳吉布，调整了华人政策，在政治上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承诺公正平等地对待各族人民；经济上则将有限公司保留30%土著股权的硬性规定逐步取消；教育方面则宣布废除实施了6年之久的“英语教数理”，并批准增设华文独中和华文学校、支持华族文化活动等。但因华人诉求依然未得公平满足，且民心思变，2013年5月马来西亚第13届全国大选中，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再次遭受重大挫败。华巫族群关系一时紧张，当前已有所缓和。[58]
日常所见马来西亚华人与其他民族关系良好，交流与日俱增，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宗教文化习俗、共同欢庆彼此佳节已成惯例。华巫两族除在国内市场合作外，也共同合作向海外市场进军。但政治、宗教与种族议题在马来西亚依然高度敏感。
（四）马来西亚华社结构与影响力
马来西亚华人基于亲、地、神、业和文缘建立了各类社团组织。目前，较有影响的有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总会（简称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等。各州的中华大会堂、中华总商会、宗教组织、文化团体、乡团会馆等社团也办得有声有色。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也十分活跃。目前较有影响的华文报刊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联合日报》《诗华日报》等。这些报刊大多创设了新闻网站，主要报道华人社会以及马来西亚的各种新闻与资讯。2011年马来西亚共有1291所华小，学生约60万人。截至2012年，华文独中有61所。据《南洋商报》报道，2016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达84363人。高等学府则有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等。此外，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亦主要招收华裔学生。
马来西亚华人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
2014年是中马建交40周年，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双方共同利益，互信合作进一步深化。[59]大马华人建立起跨越原有的祖籍地和定居国之间的互动场，拥有更加广阔的并且交融着的政治、文化资源，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他们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和经营家庭、经济、组织、宗教等多重联系。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势必对跨境人才拥有正向的吸引力，为海外资本提供能量，形成难得的发展机遇。具体而言，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并从中受益。第一，可以发挥参政议政方面的优势，促进中马关系良性互动，推动马国政府更加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保障相关项目有效落实。第二，可凭借“华社三宝”的优势，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与中华文化传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对话，向马来西亚政府和社会客观介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树立良好的民族品牌形象。第三，大马华商企业可发挥自身经济实力优势，凭借在运输、仓储业、船舶、货运代理、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基础和经验，辅之以人脉关系与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强强联合，积极参与高铁、公路、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第四，可作为跨文化人才，发挥精通多种语言，熟悉中国文化、马国法律法规和经贸管理知识的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提供咨询管理服务，或参与智库，或作为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引进，从中发展自身事业。
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波胞”情谊：缅甸华侨华人
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终年炎热。当地居民也因地制宜，下身穿着通风散热的“笼基”（又称纱笼）。在缅甸，关于“笼基”服饰的来源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传说当年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四郡后，为了西南边疆之安全，曾亲自带兵到西南边陲考察，偶然来到一个地方，见其族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有的人还将叶子或草编织起来围在腰间。于是乎，诸葛亮灵机一动，便将宽大的袖袍割下，分别让一男一女围在下身，并大声称赞说：“不错，不错！”当地人以为“不错”就是这种围在下身的服饰的名称，同时，由于其制作简单、穿着方便，这种被称为“不错”的服饰便流传开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便是今日所见的“笼基”。“笼基”在缅语中又称为“伯梭”，和“不错”在发音上很相近。这个故事流传缅甸应与中缅边界民族的跨境流动有关，当是移民将故事从西南传往缅北，再随着华人在缅甸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传播开来，而中缅往来更可追溯到汉代。[60]
缅甸华侨华人历史概况
蜀身毒道，被称为中国西南“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四川、云南、缅甸和印度之间的重要交通路线。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发现从身毒国（今印度）购买的四川蜀布和卭杖。据说，当时四川的商品是通过云南进入缅甸，再由缅甸转入印度及中亚地区。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缅之间早已有商贸往来。
唐宋年间，史籍上已有关于华侨从海陆两路进入缅甸之记载。当时缅甸正处于蒲甘王朝（1044 ～1297年）时期，据时人记载，在蒲甘国有“孔明城”，城中有“诸葛武侯庙”和“武侯南征碑”，被认为是华侨留居当地的历史记录。尔后，蒲甘王朝走向衰败，公元1273 ～1297年，元朝军队在缅甸进行了近30年时断时继的征讨，一度将缅甸纳入元朝版图内，也留下许多随军后裔，入缅华侨不再局限于华商，还包括开采玉石的矿工以及因行政事务而留居者。[61]明代旅居缅甸的华侨人数已达数万，籍贯也不再局限于四川和云南两地，还有不少人祖籍为广东、福建和广西等地。此外，缅北也有华侨聚居区，以江头城（故址在今缅甸八莫）的大明街最负盛名。
清代初年，因永历帝入缅，随从官兵眷属滞留当地，后来形成了缅甸华侨群体中的“桂家”和“敏家”。当时西方殖民势力介入缅甸，缅甸在1885年沦为英国殖民地。殖民政府对缅甸的开发使入缅华侨络绎不绝，华侨商业网络贯通全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缅甸华侨社会与侨乡联系紧密，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在缅甸沦陷期间，不少旅缅华侨参与昂山将军领导的抗日军，与缅甸人民并肩抗敌，为华缅友谊添上浓重的一笔。
1950年6月8日，缅甸成为第五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领导层往来密切，促使旅缅华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提高，这是战后缅华社会发展的黄金期。虽然在1963年后大约10年间，华侨经济由于缅甸国内局势和政策转变一落千丈，但随着80年代后政策调整，缅华经济恢复，焕发生机。[62]
缅甸华侨华人发展现状
1988年缅甸对中国开放边界后，双方经贸往来快速发展，中国对缅投资、移居人数不断增长。[63]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缅新移民达100万之巨。新移民壮大了缅华社会的力量，华侨华人占缅甸人口比例从战后的2.3%（1947年）上升到4.36%（2011年），总人口超过250万。
伴随着华侨华人数量的迅速增长，缅华经济迎来了新的生机，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华人的资本涌入缅甸市场，扩大了缅甸华侨华人经济领域。在商业方面，从经营杂货的零售店到销售珠宝首饰的精品店都持续增加，同时，到缅投资的华侨华人的增加也直接带动中式餐馆发展。在工业方面，发展主要集中在成衣制作、食品加工和机械修配等方面。此外，旅游观光业也是近年来投资的热点，华商几乎成为缅北旅游业的主力。从总体上看，缅甸华商以经营中小型企业为主，但大型企业集团也逐渐兴起；华商资本在缅甸经济中的角色也愈加重要，据统计，在缅甸全国私营企业中，华商企业已占据总数的2/3以上。[64]
与经济地位相比，缅甸华侨华人的政治参与则稍显逊色。早年缅甸华侨华人极少涉足政治领域。直到英国殖民缅甸，实行种族代议制，仰光议会中才有了华裔面孔。二战期间华缅两族共同抗日的情谊，使战后华人地位提高，参政热情高涨，但奈温政府上台后实行的经济国有化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华侨华人的利益。近年来中缅关系升温、华人地位提高，但缅国政坛既乏活跃的华人领袖也无华基政党，缅华参政之路仍然漫长。[65]
对缅甸华侨华人而言，在风俗文化上逐渐融入当地，淡化区别也是其生存之道。以华人人口众多的仰光为例，穿梭城中的华人有不少身着“笼基”，贩卖缅式餐饮的小店亦不乏大快朵颐的华人。缅甸饮食酸、辣、香，与中国西南地区口味相近，深受华人喜爱。此外，缅甸佛教盛行也感召了许多华人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语言方面，华文教育停办30多年，严重打击华社传承，所幸缅甸华文教育恢复后，缅华新生代学习华语的热情较高，从中文歌曲的广为流行可见一斑。
缅华商界之翘楚
华人在缅甸经商的历史悠久，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但也不乏大型企业和杰出的华商代表，早期以“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882～1954年）最为称著。胡文虎的父亲为缅甸华侨，在仰光经营一家国药铺。从继承父亲药铺起家的胡文虎制造了以万金油为代表的虎标良药，畅销东南亚。同时，他还积极投资报业，先后创办了《缅甸晨报》（缅甸）、《星洲日报》（新加坡）、《星光日报》（厦门）和《星华日报》（汕头）等20多份报纸。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胡文虎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享誉东南亚的“双料大王”（“万金油大王”和“报纸大王”）。此外，他还热心慈善，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中国国内捐建了上百所平民医院，并对国内以及东南亚教育进行资助。他的故事在缅甸家喻户晓，堪称一代翘楚。[66]
近年来，缅甸华商在经济上的成绩日益受到关注，而成绩斐然者如缅华商业巨子潘继泽（Serge Pun）也逐渐进入外界的视野。在2015年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中，他以20亿元资产位列第14名。潘继泽1953年生于缅甸，父亲为缅甸华侨。他早年生活漂泊不定，20世纪60年代缅甸国内发生政变，他随父母移居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被送到云南接受“再教育”；尔后于1973年前往香港，并发迹于此。潘继泽从销售员做起，随后进入房地产行业，在成功积累第一桶金后成立恒泽集团（Serge Pun ＆Associates）。其业务最初以房地产为主，由香港逐步向周边发展业务。在缅甸实行改革开放后，这位缅华游子重返缅甸，在仰光进行投资发展。经过20多年的经营，如今，他经营的恒泽集团下属32家公司，业务涵盖了房地产、银行业、综合农业、医疗服务和汽车分销等，旗下的祐玛战略控股有限公司（Yoma Strategic Holdings）在新加坡成功上市，是缅甸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在国际上市的公司。恒泽集团不仅进口和销售中国东风汽车公司所生产的轻型卡车，也将中国卡车组装线引入缅甸。[67]
缅甸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缅双边贸易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进入当代，中缅在1954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随后在1971年签署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千禧年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在2011年中国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缅贸易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进入缅甸市场，在当地投资。中资企业对缅投资主要集中在对水电、油气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基础建设工程的承包等领域。遗憾的是，由于缅甸政局的动荡，近几年来中资企业投资缅甸的几个重大的工程都受到阻碍，比如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项目，都因当地民众的抗议而被迫停工；再如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更是惨遭地方武装势力多次破坏。[68]上述项目的搁置，对中缅双方都造成严重的损失，也是中国在海外投资中一次失败的教训——投资合作局限于与政府或地方高层的协议，缺乏对当地政经文教情况的了解和与民众的沟通，是项目遭受阻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缅甸是重要一环，应当吸取之前投资教训，并留意政治因素，特别是民主化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以助该战略的顺利实施。[69]
中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华商在缅甸经济及中缅双边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熟悉缅甸政经文教情况，如能善用华侨华人资源，是大有裨益的。
就缅甸政府而言，应鼓励当地华商参与中缅投资合作项目，制定鼓励性政策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缅甸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水力、森林和矿产等资源，这些资源并未充分开发，中缅两国在能源开发和基础建设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缅甸有将近2/3的家庭得不到充足的电力供应，但其蕴藏发电量超过现有的30倍。由于华侨华人熟悉缅甸政策、语言和风俗，可成为大中华地区企业投资缅甸的向导。不少中国企业已与华商合资或以其名义在缅注册公司。如能善用华侨华人资源，不仅能推动中缅基础建设合作，还能吸引其他外资，有利于增加缅甸就业机会和刺激当地市场经济。
就缅华社群而言，“一带一路”下的中缅合作带来发展机遇，应发挥既有优势，同时开拓新领域。事实上，缅甸对外开放后，不少缅甸华商成为中国企业在缅商贸、制造、加工及服务业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外，在中缅旅游合作中，华商也大有作为，在缅北尤其具有优势。但是对于缅甸中南部的经营还有待加强，以历史悠久、文化遗址众多的仰光为例，其特色鲜明的唐人街及大金塔对中国游客极具吸引力。妥善利用自身优势，对于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以及相关的服务业产业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就中国方面而言，华侨华人当是夯实中缅“一带一路”民心基础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在缅甸官方反响极佳，但该国民众的认可度则未若预期。近年来，缅甸非政府组织及私人媒体迅猛发展，为反华势力勾连坐大提供了条件，若干组织通过传媒宣传，影响缅甸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不利于中缅传统的“胞波”（缅语兄弟之意）情谊。鉴于中缅民间往来将影响“一带一路”的落实，中国方面应征询缅华关于两国经贸合作、文化往来的意见和建议，并以之为渠道扩大交流活动，加强缅甸人民对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了解。
东南亚的小红点：新加坡与“一带一路”建设
新加坡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为东南亚的已开发国家及城市国家，主要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华人多来自福建、广东两省，他们将中华文化及地方风俗带入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槟城）的土生华人更是孕育了独特的娘惹文化。
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
在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没有外交自主权，独立后，又逢美苏两强对抗最激烈时期，因此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依托，立足东盟促进合作，推动区域稳定，加强经济交往，新加坡一直视中国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积极因素，注重与中国及外围国家维持良好互动，并在两岸沟通上多次扮演重要角色，对外呈现灵活务实取向。[70]
中新关系源远流长。两汉时期，中国与新加坡就有了交通、贸易上的友好往来。汉代以后，中国的使节、高僧和商人经过婆罗洲和马来半岛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1821年，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驶抵新加坡，首开新加坡开埠以来中国对新加坡直接贸易往来的先河。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为中国首次在国外设领。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侨为中国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新加坡外长应邀访华，成为新加坡与新中国建立后双方领导人正式政治接触的开始。1981年互设商务代表处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79年到1991年之间，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内地的第四大投资者。1990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新除了经济领域，在政治、科技、卫生、国防安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深，民间交流日益活跃。
中新两国在经贸往来、经济合作领域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1994年2月，新中两国达成协议，共同开发苏州工业园区，为两国政府首次大规模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现已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开发区之一。吸取该项目的经验，2007年11月，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一个生态城的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的诞生，生态城市的建设显示了中新两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决心，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积极的典型示范。[71]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双边劳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订，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全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新加坡的华侨华人
（一）华人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早期就是中国与中东、欧洲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集散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开始上升，广州、泉州、杭州等商港频繁向“南海诸国”出口陶瓷、纺织品、香料，一些华商开始在新加坡定居。
1819年，新加坡由莱弗士开埠，英国殖民者出于商贸及战略考虑而致力于将新加坡开发成自由贸易港，鼓励华人迁入以补充劳动力。1834年时，新加坡华人的数量超过了当地马来人，当时清朝经济枯竭，民不聊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农民迁移到东南亚各国，新加坡作为与中国香港对接的重要转口港，华人数量急剧上升，主要是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和海南人。[72]
一战期间新加坡社会比较稳定，在20世纪初期又迎来了华人移民的一个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新加坡，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生存困难，大批华人逃离。二战后期，新加坡又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新加坡社会逐渐稳定，20世纪中期，新加坡华人达到109万人。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政府实行新的家庭计划政策，华人增长率虽然降低，但人口仍占多数，目前新加坡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3/4。
（二）新加坡华人社会
新加坡华人社团在日本统治时期大多被取缔，新加坡独立后逐渐恢复。1986年“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正式成立，以福建、广东、海南等7家会馆为基础，推选著名企业家黄祖耀为主席，多年来以雄厚的财力、人力展开多种活动。
早期华人劳工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推动了新加坡走向现代化。华人在新加坡经商，逐渐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商业的联络网，在经贸事业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新加坡的经济由政府企业及外商主导，但华商经营范围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在商业、工业、金融业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靠华人自力更生。新加坡光复后，旧的华文学校逐步恢复，新的华文学校开始兴办。新加坡华人经过艰苦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南洋大学”，这是东南亚第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之后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1990年校名改为“南洋理工大学”，这所华文大学培养兼通中文和英文的精英，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华侨华人旗帜——陈嘉庚[73]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891年17岁的陈嘉庚前往新加坡谋生，开始了艰苦奋斗。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时，陈嘉庚即大胆投资2000元进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6069万平方米，富甲一方。
1910年，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同一批有志之士与清廷脱离关系，入同盟会。1937年10月，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支援抗战，得到了大力支持和广泛响应。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39 ～1942年，许多新加坡华侨华人冒着风险昼伏夜行，为祖国壮烈牺牲。
陈嘉庚事业达到顶峰时，也没有成为东南亚华人中的顶级富豪，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慷慨输捐，同时自奉俭朴的，几乎没有超过陈嘉庚的。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学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19年，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于是他回国开始筹办全国第一所侨办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独力维持了16年。1949年，陈嘉庚应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大典。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新加坡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中新建交25年来，双方开展了领域广泛、层次多样、务实创新的全方位合作。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建国50周年和新中建交25周年之际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为两国拓展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开辟新时代，特别是启动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新加坡赞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有利于本地区的发展，愿加强同中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也赞同东盟国家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合作。
2016年1月，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市召开，这标志着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该示范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契合“一带一路”愿景，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加速新加坡对于“一带一路”的参与，中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互利共赢。2016年2月，重庆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开通，助力中新合作互联互通。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拥有稳健、透明、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2015年11月6日，中国银行与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签署“一带一路”全球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总会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会，旗下包括华商、马商、印商等各商会组织及行业协会，涵盖新加坡上市公司、跨国公司以及海内外中小型企业，在东盟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中新合作的共识下，基础设施、港口设备完善的新加坡，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转口中心。[74]“一带一路”在新加坡的推进并非没有风险，除了马新高铁建设的曲折外，大量涌入的中国新移民所引发的资源竞争及社会文化差异，也成为影响中新交往的因素，必须关注。[75]
越境克难，迈向新局：越南华侨华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公布后，沿线国家更是给予热情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1月在越南国会演讲的一席话，构建出中越合作的蓝图：“‘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我们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愿景。”[76]
越南发展情况
人们对越南的印象，或许是杜拉斯笔下风光明媚的湄公河，也可能是越战电影中令战士断魂的榛莽丛林，抑或有胡志明和蔼可亲的脸庞。在这个亚热带小国的土地上，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大国博弈的痕迹，中国、法国、日本、苏联、美国都曾涉足这块土地，越南独立或不独立，都始终留在冷战或热战的最前线。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的东部，北部与中国的广西、云南接壤，西部与老挝、柬埔寨交界，国土狭长，紧邻南海，是一个以京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越南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近海油气、煤、铁、铝、锰、铬等，其中以煤、铁、铝的储量较大。森林资源丰富，将近1000万公顷，主要的用材树种有柚木、红木、铁木、越南红木等。[77]
在宋代以前，中北部的越南曾是中国领土，越南也基本上是中国的藩属国，直到968年丁朝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此后，越南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替，并不断向南扩张。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此前，越南一直使用汉字书写。[78]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经过越南人民的不懈努力，越南终于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是东盟的成员国之一。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1986年，越南开始施行革新开放。在2001年越共九大上，越南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三大经济战略重点，即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中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建立市场经济的配套管理体制。20多年来，越南的经济实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1990 ～2006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快，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对外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越南正式加入WTO，同年，越南在河内成功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越南华侨华人
胡志明市是越南华侨华人最大的聚居地，也是华人文化的中心。该市以“越南现代国父”胡志明的名字来命名。胡志明曾多次到访中国，因为他的努力，越南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该市华社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历代相传。在经济领域，越南的华侨华人历来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华侨创办的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华族文化与当地的越南本土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加强了中越两国在文化上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堤岸的华人生活圈，也就是今日胡志明市第五、六郡交界也闻名国际。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朝在岭南地区采取了“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的措施，同时将南方沿海各地纳入了秦朝的版图（包括现在越南北部）。自汉以来，包括隋唐几代，都存在华人移民中南半岛的现象。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向越南的移民日趋增多，尤以宋末明初为甚。公元1274年，在升龙（今河内）安置了一批来自中国的宋人。1679年，明朝将领陈上川率领他的部下及其眷属共3000余人流亡至西贡（今胡志明市），并在当地开荒垦殖，这是该地早期规模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79]阮朝时期，中国明朝人被称为明人，清朝人被称为清人，对待明人，则与越人同视为臣民，而清人则要受到居住、职业和税收上的限制。
近代以来，占领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以多种手段招募华工入越开采资源，由此形成了华人移居越南的高潮。1937年华人在北越有35000人，在南越有182000人。1957年，越南华侨已达到80万～90万人，在越南河内，关圣街、福建街、行帆街等均是当地华人聚居较为集中的街区。当时南越有华侨135.7万人，西贡的堤岸是著名的华侨聚居区。在越南统一之前，南越当局对华侨实行了强迫同化的政策。1956年出台政策，凡在越南出生的华侨，一律登记为越南籍。次年，又宣布华侨的身份证被废，使华侨与国内来往几近中断；限制华侨从事鱼肉、杂货、木材、碾米等11种行业；禁止华侨用华语讲课，并同时解散侨团、封闭侨校和侨报等，这些限制华人的措施导致了数万华侨失业离开南越。在这期间，北越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始好而后差。在60年代初期，华侨受到尊敬和爱护；中期以后，北越政府开始效仿南越推行强迫华侨入籍及其他限制华人的措施。越南在1975年统一后，对华侨又施加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1977年，“净化”边境的方针实行，成批的华侨华人因此被赶回了中国境内。1978年，政府以推行强化改造为名，一大批华侨小商贩及工人因此遭受到了不公平对待。1986年以后，越南开始放松对华人的限制。首先允许华人从事商业，发还了一些被没收的华人产业，并允许华侨创办小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业，允许与外资合作等。[80]
经济上放宽的同时，政治上也肯定华人对国家的贡献，充分保障华人在各级民选机关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1991年，中越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在适当时候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旅居对方国家的侨民问题”，从此实现了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华侨在越南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越南政府开始转变对华人的认识，将在越华人一律视为越南公民，华人群体只是作为越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华族而存在，为了管理华人事务，越南政府还在华人较为集中的胡志明市设立了“华人工作处”。1999年初，两国领导人确定了21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关系框架。随着中、越两国的合作不断深化，赴越南工作、投资、学习的中国人也逐年增多。[81]越南官方数据显示，在2013年，越南华人总数将近100万。
越南与“一带一路”
“中越两国经济关联度大、互补性强，利益融合日益紧密。”习近平对中越两国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之下面临的机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强调了两国在新形势下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中越两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效。
中越的合作见诸两国成立的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多个机制，这些机制的设立，使得中越双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连续11年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十国内的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有望提前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交通的便利，使得中越两国在人员上的往来变得非常频繁。2015年两国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往返于中越之间的航班每周多达71个。
在越南企业投资方面，赴越南投资在2000年前后就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热门选择。2007年越南加入WTO，越南国内市场开始真正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此国际背景之下，越南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资优惠政策，加之该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等因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越南投资。越南也被视为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据统计，在2007年前后，已有400多家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办厂。如今，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国，占其进口总额的1/3，同时中国还是越南第四出口大国，在越南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越南曾经以摩托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中国知名的摩托车品牌力帆、隆鑫等一度占越南市场80%份额；吹风机、电熨斗、电磁炉等中国小家电是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中国企业在越南工程承包市场已打造出一定的品牌知名度。[82]2012年建成的广西南宁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运输线路，2014年9月通车的越南首都河内至老街省的高速公路以及同年12月云南昆明至河口的标准轨列车，成为中越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合作的典范。
在中越两国长达1000多千米的边界线上，两国的边民和睦相处、互通有无，人员贸易往来频繁。在河口—老街、凭祥—谅山两个口岸，每天进出的边民超过万人，来往货车上千辆。东兴—芒街口岸的边境贸易市场车来船往，人头攒动。在东兴负责口岸互市交易的银行里，每天结算的边贸金额达2000万元人民币，边境贸易的繁荣改变着北仑河对岸人们的生活，人们纷纷盖起了崭新的小楼。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越方积极响应，包括“赞同保持两党两国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推动双边贸易可持续增长，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欢迎中方加大对越南基础设施、高新技术领域投资”。“越方赞同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愿为中国企业来越投资经营提供便利条件，双方可以认真研究实施口岸便利措施。”[83]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各国创造需求和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倡议，更是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可以确定的是，东盟十国之中，越南是地位重要且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中越若能秉持互信及友好互动的理念，“一带一路”建设必定能创造中越两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将为区域发展带来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