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仁恕通和刚毅之道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牟钟鉴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只有在跨文化研究中才能准确把握。近代以前中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不容易认清自身文明的价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贫困，被动挨打，中华文明也成为负资产，中国人文化自卑；西方先进，其文化处强势地位，文化比较的结果，“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取得优势。“打倒孔家店”“汉字拉丁化”是最典型的口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和平崛起，吸取“文革”教训，文化自信增强，国学复兴，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生存延续的血脉和纽带，要加以传承发展，为民族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精神支撑（《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和平及发展事业，中国人对西方和对自身的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样，客观上有了中西文化比较以对等的方式进行的条件。
在世界文化多元中，中华与西方（欧美）文化是最有对应性与互补性的两种文化。但长期以来，中西之间文化沟通的桥梁是倾斜的，西学过来的多，中学过去的少，而且彼此都有许多误读。但已有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如汤因比、费正清、李约瑟、李瑞智等能以包容谦和心态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一些汉学家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熊玠、成中英等长期致力于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智慧走向世界。以安乐哲教授为首的夏威夷学派又做出了新的特殊贡献。安教授把跨文化研究提升到比较哲学的高度，有阔大的宏观视野和系统思维的剖析，能够脱出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深层把握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清醒认识中西两种文化结构性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优缺点，并找到孔子儒学与杜威实验主义易于对话的桥梁，又在中西之间孜孜不倦地频繁地讲学、访问、研讨，用实际行动大力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乃至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笔者受安教授比较哲学的启示，又读了陈来教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很认同陈教授所说的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笔者也从哲学的视野对中西文化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形成一些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学界朋友。
中西文化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传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也曾有过交流，但各走了自己的道路，经历了兴衰起伏，互有短长。对两者特征的认识，要在不断比较中加深；对两者优劣的评价，往往要经过几百年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和重估。笔者初步归纳了中西文化主要特征有八点显著不同：（1）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2）中华文化是道在万物，西方文化是理念绝对；（3）中华文化是德性为主，西方文化是智性为主；（4）中华文化是社会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5）中华文化是多元通和，西方文化是二元对立；（6）中华文化是天下一家，西方文化是国家至上；（7）中华文化是天人一体，西方文化是人胜自然；（8）中华文化是中庸改良，西方文化是激进兴替。这个比较是就主要方面而言，也不是价值高低的判断，而是指明两者差异。八项之中，最主要的区别有如下三点：一是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的差异；二是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差异；三是多元通和与二元对立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而在近代发展迟缓，西方早期断裂剧变而近代发展神速；中华追求清明安和，西方崇尚争强对抗；中华富有协调的智慧，西方富有发展的智慧；中华在传承创新自身优秀文化并吸收西方优秀文化而复兴，西方由盛而衰尚未很好地吸收中华文化，故处于调整过程。如果用《周易》乾卦爻辞表述，西方在经历“飞龙在天”之后已经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在经历“潜龙勿用”之后进入“见龙在田”“或跃在渊”，而整个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目前尚处在“群龙无首”的阶段。人类面临和平与发展、免除战争与贫困两大时代主题，中西文化如果能优势互补，既能给双方带来文明的生机，也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树立提供普世价值。
过去人们看西方文明的优点多，看中华文明的缺点多；而现在西方文明暴露的弊端引起一系列世界性危机，使中华传统潜在的精华得以展现，当此之时，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当代及未来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文化哲学比较中把握中华核心价值，见仁见智，可有不同表述。笔者倾向于把它归结为“仁恕通和刚毅”六个字。
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原道》），从爱亲人推而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视天下犹一家，视天地万物犹一体，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仁者爱人之道与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是相通的，但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来，爱心来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赋予，不以爱神为前提，它乃是人类共同体正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反之，交相恶必然共相害。
中华的仁爱之道一个最大的特色是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超越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为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希望他人自立发达，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加于人，这就引出一个恕道，用“恕”来保证仁爱的实现。
孔子认为，“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体谅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爱，不仅反对仇杀报复，也不赞成把爱强加于人，因为那不是真爱，还会引起怨恨。基督教提倡爱人并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值得肯定。但原教旨主义主张“基督以外无拯救”，把不信上帝的人视为异端，而实行“己所欲，施于人”，往往造成文明的冲突，因此开放的基督教人士赞赏孔子的恕道，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尊与对话。恕道是中华文明博爱的最大特色，它在历史上大大缓解了等级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内部关系紧张，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间的大致和谐。
仁爱情怀再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脉流长，纽带坚固。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向心力强；另一方面内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对外开放学习，不同的文化渐行渐近，彼此感通互摄，以和谐为主旋律，有冲突而没有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易传》讲“感通”“会通”，庄子讲“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谭嗣同讲“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仁学》），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会通者彼此由沟通而融会，相互摄取，其关键在于心灵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际关系与文明关系。
中华文明的主导儒学，不把自己看成绝对真理，因而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气度。它重点不在向社会提供某种信仰或学说，而是向社会提供不同信仰、学说之间相处的智慧，即协调多元文化的智慧，这就是中和之道，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以中庸为至德，坚持“执两用中”（《礼记·中庸》），反对极化思维与行为。它站在“天下”即全人类的高度，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多样性文明，它有自尊，同时能尊重他者。孔子的“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人协调多元民族与文化关系的伟大智慧，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深厚传统，而且养成持中、稳健、妥协的温和的民族性格，极端主义不易滋长。因此，中华文明不会成任何其他文明的对手，只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与伙伴。当然，中华民族有文明底线的坚守，以正义为准则，以真善美为方向，不向邪恶让步，故强调“和而不流”（《礼记·中庸》）。
中华文明铸成的中华精神，可以用《易传》三句话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它的价值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在蕴含仁恕通和的温润包纳利他之道的同时，也不乏刚直毅勇之质，因而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担当，在民族艰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迎风浪而上，挽狂澜于既倒，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阐扬大丈夫豪迈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通过养浩然之气形成独立不移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易传》说的“刚健中正”：不屈从亦不欺人，有毅勇而无偏邪。中国人向往在多元国家民族互尊的情况下使中华民族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向往在社会人们互尊的情况下使每个人和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它摈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霸权逻辑，而追求国格人格的平等。今日中华民族在迅速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邻、协和万邦的方针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尊严的方略，正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当代体现。
西方文明主导着国际生活，它内含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的膨胀和对抗哲学的惯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用中华文明的仁恕之道、通和之理、中正之德加以补救，这不仅关乎西方和东方的地区发展，更关乎整个人类是否有光明前途。地球村的公民应该有这份认知和担当。
（责任编辑：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