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原动——基于1978～2012年数据的推断和检验

张辰

摘要：通过对1978～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数据进行未知断点结构性变化检验，发现在1996年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经过分析1996年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经济背景，发现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过程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提供了比原来更大的空间；同时，国企改革以及市场化的深入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通过用城镇化率对中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以及樊纲等（2011）以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做加权平均计算的历年结果衡量的中国市场化水平进行回归，结果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分省份的检验结果与全国的检验结果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产业结构 市场化 城镇化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由1977年底的17.6%增加到2013年底的53.73%（国家统计局，2014），如图1所示。36年合计增加了36.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是什么力量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我们没有采用先验的假定其影响因素然后再行验证的方式，而是通过对中国城镇化数据（1978～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的生成过程（DGP）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1996年以后城镇化水平出现明显加快的趋势性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结构性变化呢？通过进一步分析1996年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相关事件，发现当时国企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进一步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城镇就业需求的增加和城乡壁垒的松动相结合，给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动力，概括地说，就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深化是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是决定城镇化的内在力量。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程度也就随之不断提高；进一步展望，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布局又不断呈现出空间分散化的特点，一些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从英国、比利时、芬兰到意大利，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到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已无处不在，收缩地带正在全球蔓延（蒲实，2013）。这一切无一不是技术变迁的力量使然。

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如流动限制的逐渐解除、农业税的取消，赋予了农村劳动者就业选择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村多年累积的剩余劳动力短时间得到释放，这也是近年来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市场化的深化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我们用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和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等，2011）分别代表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指标，用其分别对全国和各省份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了显著的检验结果。

二 文献研究

由于发展中国家情况千差万别，关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十分丰富，研究角度多元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代表性的有Lewis（1954）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认为工农业部门的工资差异是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决定因素。Fei和Ranis（1964）拓展了Lewis模型，赋予其更多的动态化发展特征。Jorgenson（1961）从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角度，提出农产品剩余的出现导致劳动力迁移，迁移的前提也是工业部门存在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Todaro（1969）将城市失业和农业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可能性纳入研究范畴，认为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也会诱导迁移的发生。

推拉理论。Lee等把人口迁移因素总结为两个方面的作用：在流入地能够改善移民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人口流入的拉力；相应的，流出地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人口流出的推力。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的共同作用形成人口迁移。

宏观经济因素。Kuznets等将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的变化联系起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研究了迁移的规律性变化。

新迁移经济学角度。Stark和Levhari等将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归结为家庭集体的决策，迁移的原则是家庭最小化风险、最大化预期收入并降低被剥夺感。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经典研究将城镇化视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一种自然流动过程。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时间内不具备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直到1984年，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的限制才放开。所以，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也具有中国特色。

农村劳动力个人或家户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动机因素。代表性研究有胡斌（1996）、庾德昌（1996）、杜鹰和白南生（1997）等。

宏观经济因素。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市服务业则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刘盛和等（2007）认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影响劳动力迁移。欧阳峣和张杰飞（2010）认为非农产品消费比重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迁移成本下降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黄国华（2010）认为城镇失业率对迁移负面影响最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最大，非农产业生产总值比例和城乡消费支出比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推拉理论。陈吉元等（2000）认为科技进步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科技进步促进新产业的出现，进而吸收农业劳动力。张佑林（2004）指出影响我国农民进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农村的推力因素、城市的拉力因素以及农民的迁移成本。程名望等（2006）指出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祁新华等（2012）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概念模型，且认为乡村拉力作用强度远大于城市拉力。在这个来源于乡村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地居民出于个人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就地转型，由此导致了与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迥异的就地城镇化现象。

制度因素。李勋来、李国平（2005）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盛来运（2007）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孙文凯等（2011）则认为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

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都停留在对农村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流动现象层面上，并未涉及对造成这种现象背后决定因素的研究。另外普遍基于先验假定的研究方法，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这些问题导致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解释层面，难以达到对其趋势性的预测和把握。

三 推断和检验

（一）城镇化发展的原动力研究

1．基于城镇化率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1）稳定性检验

ADF方法在样本容量不大或真实模型比较接近单位根的情况下检验功效较差，并且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较高，因此我们采用准确性较高的KPSS平稳性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经检验，城镇化率（ub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稳定序列，检验结果见表1。

（2）数据生成过程检验

我们通过观察城镇化率数据生成过程（DGP）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探查其变化原因，从而发现影响并决定城镇化发展的因素。

根据样本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的拖尾和截尾特点，发现其具有典型的AR特征，确定其为AR（1）过程。AR模型设为式（1）：

估计结果为：

根据式（2）的特征方程为λ -1.0314 = 0，特征根λ=1.0314 ＞1，所以方程不平稳。

残差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也表明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从图1也可以看出其有明显的趋势变化。为了准确地确定结构变化的时点，我们采用多种结构稳定性检验方法。

采用Quandt-Andrews未知断点检验、Chow断点检验和GUSUM检验三种不同的检验方法对式（2）式进行结构检验，三种方法结果一致表明，城镇化率（ubr）的数据生成过程在1996年发生了明显变化（见表3）以1996年为转折点，对两个时间段分别再次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

通过对1996年前后两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检验，发现以1996年为转折点，前后两段都是稳定的方程结构。后一段方程的截距项小于前一段，而斜率大于前一段，表明1996年后，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

2．结果讨论

通过观察和检验城镇化数据的生成过程，我们发现，中国城镇化率在1996年以后发生了明显的趋势性转变，原因分析如下。

1978年，改革由农村开始，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当时国家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倾向于“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政策，农村劳动力迁移呈现小规模、小范围的特征。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和人民公社的撤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以及城镇就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地区流动，城镇化水平开始提高。但由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的过热和调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政策出现很大程度的波动和反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持续快速稳定流动。图1中相应段落斜率较小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1996年，“九五”计划开启了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长期计划，经济结构开始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深入进行，非国有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导致大量职工下岗，以及从1996年开始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同时鼓励下岗职工到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和自己创业。这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使就业领域市场化倾向明显增强，劳动力市场逐渐活跃，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打开了较之以前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使传统产业普遍得到先进技术的改造，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加快，加之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制的充裕供给，我国加工制造业的优势开始在全球显现。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带动相应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也开始逐渐上升。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再次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96年以来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致的就业市场的活跃、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第二、第三产业的更快发展等因素，是城镇化较之以前发展加快的主要原因。

（二）对推论的验证

1．计量模型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把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ubr）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scnd）、第三产业产值比重（trtr）和中国市场化指数（mkti）之间的关系表示为式（3）：

2．数据

城镇化率（ubr）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scnd）、第三产业产值比重（trtr）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mkti）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樊纲等，2011），由于该报告只给出了1997～2009年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我们利用式（4），以各省GDP的比重为权重，利用对各省数据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全国市场化指数，来代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其中，t为年份，t =1997, 1998, …, 2009; i为省市序号，i =1， 2, …,31。

3．对全国城镇化水平决定因素的验证

（1）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检验

经检验，ubr、scnd、trtr和mkti分别在显著水平5%、1%、10%和5%上为稳定序列，所以可以将四者进行回归。

（2）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1997～2009年的数据对式（3）进行回归，结果如式（5）所示：

对回归结果的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以判断式（5）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6。

由于残差的稳定性，可以判断式（5）表示的变量间的长期关系是存在的。

（3）对结果的解释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选取样本较少，仅为1997～2009年13年的数据，但变量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好的拟合。结果表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而且检验结果都非常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对城镇化的促进效果不尽相同，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0.1774小于第三产业比重的回归系数0.2379，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比第二产业更强。因为市场化指数的单位不同，所以系数的大小与其他两项无法比较，但相对来说，其统计检验却最为显著。

4．稳健性检验

在全国数据检验的基础上，再次通过对分省份数据的检验，证明结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采用与全国城镇化决定因素分析过程相同的方法，对全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类似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由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各省份估计方程的常数项、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及市场化指数系数的统计显著性略有差别，结果对不显著的变量做了剔除。结果显示，系数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大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在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方面具有显著而普遍的影响。所以，可以认为，无论是从全国角度还是分省份来看，城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从国家整体到地方局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四 政策建议

要提高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落实到政策操作层面就是要不断鼓励技术创新，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不断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岗位和就业领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具有包容性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渐化解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长期阻碍城镇化发展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的人为因素，尽快打破城乡身份的制度壁垒。

（一）鼓励技术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

目前的城镇化问题，已不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被动迁移问题，而已经转变为农民主动的就业选择问题。当城镇就业机会少、工资低，而且就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有可能不发生迁移而是选择在农村非农业部门就业。农村非农部门就业机会对于农民来说迁移成本较低，但是季节性强、工作环境差、用工不规范、缺乏基本保障等，其对农民来说只能是一种次优选择；而城镇经济相对来说具有规模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优势。在工业化深化发展的基础上，应不断鼓励创新，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不断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地区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二）深化市场化改革

城镇化需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聚集，而城镇化最大障碍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劳动力的歧视待遇。但是，即便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渐进地市场化改革依然可以起到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效果。所以，在国家户籍制度短期内难以取消的前提下，各级城镇政府管理机构可以不断规范就业市场，使就业逐渐与户籍身份脱钩，弱化福利制度与户籍身份的关系，逐步实现劳动者身份的平等，削弱户籍制度的实质壁垒性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斌：《农村劳动力流动动机及其决策行为——兼析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逆差的形成》，《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2] 庾德昌：《农民贫富探源：农户经济性行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3] 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 程名望、史清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案例与解释（1978～2004）》，《经济学家》2007年第5期。

[5] 刘盛和、蒋芳、张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协调发展对策》，《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

[6] 欧阳峣、张杰飞：《发展中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因——一个理论模型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7] 黄国华：《成本与市场双重约束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8] 陈吉元、彭建强、周文斌：《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9] 张佑林：《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探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2期。

[10] 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11] 祁新华、朱宇、周燕萍：《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地理科学》2012年第1期。

[12] 李勋来、李国平：《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经济科学》2005年第3期。

[13] 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3期。

[14]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15]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16] 国家统计局：《2013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升至53.73%》, 2014年1月20日，http://www.stats.gov.cn/。

[17] 蒲实：《底特律的死与生：城市收缩的样本》，《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51期。

[18]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22）1954.

[19] Fei, John, C. H. and Gustav Rannis,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 1964.

[20] Jorgenson, D. W. ,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6）1961.

[21] Todaro, P. Michael, “A Model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