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6年春节，除了走亲访友、购物旅游、春运潮起潮涌之外，社会热议集中于春晚和乡愁。年年都有对春晚吐槽的，但今年更甚，只是引起更多关注、压过对春晚吐槽的是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此事缘起于一位不谙世事、除自己所在的上海周围外不了解中国的姑娘跟随男朋友到远离上海的江西农村过春节，但没有想到男朋友家乡如此落后，连过春节的年夜饭都如此之差，因此感到极度震惊、绝望，连夜逃离，回到上海后在网上晒出照片和感受。虽然后来查明此事是编造出来的，但是它如一块巨石砸进已经潋滟不断的湖面而激起社会舆论巨浪则是事实。支持者、赞成者认为，上海姑娘做得对，婚姻毕竟是个人终身大事，不能将就，门不当户不对，就得下决心放弃，当然支持者中也有人认为应该采取更温和、文明的做法，不能在节日让受穷的男方父母乃至男方有受辱的感觉。反对者则认为，上海姑娘太过功利，没有同情心，不能将男友家的贫穷责任归咎于男友并由男友来承担等。由此衍生出的是更多的城乡差距的讨论，当然绝大多数观点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扩大的危险境地，江西农村与上海的差距已经导致阶层分裂、区域对立等问题，而且讨论还延伸到对原因的分析和解释。由此，各种回乡记在网上、微信里广泛转发、传播，但大多描述的是农村空心化、空壳化、衰败的惨景，只有个别回乡记认为农村正在进行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重塑和建构，城乡差距在一些方面比以前有所缩小，而不是扩大，所以乡村还是有希望的。这样的微弱观点被淹没在一片衰败的声浪之中。

不管怎样，社会关注农村，对农村的变化和发展有诸多这般或那般的不满，这种不满实际上早就存在，只是由于现在微信和网络发达，能集中快速传播，形成一定的氛围，因而看起来似乎现在的农村更不行了，更糟糕了。城乡差距非一天两天的事，非今年去年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近代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我国的城乡关系就开始了从以乡为中心向以城为中心的倒转，乡村走向衰落。“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2011:10～11）20世纪30年代，不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眼见乡村社会的衰落，就想方设法去挽救，最有名的就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和梁漱溟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运动，轰动一时。“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梁漱溟，2011: 9）但是，生不逢时，由于战争，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背后也许还有社会变迁大势的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黄金时代，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60年代初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这三个黄金时代的标志是，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最快、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等（陆学艺，2005）。但是，在过去60多年中，大多数时间城乡关系存在着不少困境，农村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有三年的“自然灾荒”，“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爆发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业徘徊，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转型和农村税费负担，而今农村大量人口外流而出现的留守、空壳化等问题。“三农”问题（陆学艺，2005；李昌平，2009），新“三农”问题等（李培林，2006）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重点、热点问题。正如陆学艺所说的：“‘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产生活的社区。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陆学艺，2005: 9）李培林把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村村落总结概括为新“三农”问题（李培林，2006）。

解决“三农”问题（包括“新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大局，事关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如果不从城乡关系上去寻找答案，那么“三农”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农”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农村内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城市的问题，或者说与城市密切相关。从2004年中央提出统筹发展后，统筹城乡发展被列为五个统筹发展（其他统筹发展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首位。由此各地政府都在探寻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方法以及政策措施等，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总体来说，城乡统筹发展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国性破题工作还在探索中。城乡一体化是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而出现的，既是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又是目标。那么城乡一体化究竟是怎样的过程和目标呢？实际上各地对此的看法、解读和界定是有明显不同的，有的强调产业布局的一体化，有的强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有的强调城乡体制的改革，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城乡一体化的某些方面，但并不是对城乡一体化的完整展示。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和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决定了不同的做法以及达成的不同效果。目前，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相当不足。本书从资源和机会的配置机制上去寻找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并从实证上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机会的一体化，而资源投入和配置虽然很重要，但是这只有与机会的增加和平等化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其是否带动城乡一体化。虽然有的地方大力推进产业的城乡布局，但是并没有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以及社会福利获得机会，那么这样的布局不能说是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本书还区分了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一样化的不同，我们认为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城乡一样化，在生活形态上不一定要完全追求城乡一样化，否则，城乡就缺乏多样性，会严重地损害社会发展的价值，而城乡机会一样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一体化，比如在市场卷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教育文化、民生等方面的机会一样化是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目前不少地方搞城乡一体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城乡所有方面搞成一个模样，结果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使得城乡原有的一些有价值的差异消失了，伤害了社会的多样性和意义。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城乡机会不平等，超越城乡，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超越城乡，不再因为城乡的存在而对立；超越城乡，意在把城乡作为互相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对待；超越城乡，表明城乡在新时代的互动中重塑和凝练新的社会价值和含义，实现更高、更好、更理想、更有意义的发展。

当然，超越城乡，是我的理想。我出生于农村，从小对城乡差距有着切身的感受，当时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农村人生活为什么比城市人差那么多。只有当我走出农村，迈入城市，特别是选择农村社会学作为自己研究方向或志向的时候，才渐渐地意识到影响城乡差别的诸多因素，并想着去改变这种格局。在这里，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陆学艺教授，是他引领我步入研究农村的大门。我记得他经常提到，他从小立下的志愿就是让广大农民吃饱饭。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最关注的是“三农”问题，并孜孜以求地寻求解决之道。他生前曾对我说，当前城乡差距太大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因此要从城市入手去解决农村问题，他称之为“反弹琵琶”。这些思想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选择研究城乡一体化与他的这些思想密切相关。但愿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延续他的“三农”研究和思想，更好地推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本书只是我初步的探索成果，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2016年3月1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