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17年4月初，黄丽安博士透过网络跟我即时通信。她表示现在还住在医院，情况时好时坏，“十二月摔伤至今尚未痊愈”, “几乎每天发烧，极为不舒服”，而且前景不太乐观，医生已经和她讨论安宁病房的事情了。接着她又告诉我两件事：第一件是她在中研院博士后阶段在我指导下所做的科研成果《朱家骅中研院书信选》已经校对完成；另一件是她希望我为她即将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新书《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写一个序。她还开玩笑地表示当我序写好之时，“那时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我为她的辞世感到十分悲伤，也希望借着这一篇序言完成她生前未了的一个心愿。

我与黄丽安博士认识大约是十多年前她在北大历史学系跟欧阳哲生兄攻读博士学位之时。不记得是2004年还是2005年，那一年我与张朋园先生去北京开会，张先生约了丽安出来陪我们四处走走，又一起吃饭、看戏（我还记得我们在王府井剧场看的是曹禺的《雷雨》）。她也告诉我她正在撰写有关朱家骅的博士论文。后来她返回台北之时，常到南港来看张先生与我。2008年她自北大毕业，先在南台湾的屏东担任教职，后来申请中研院的博士后。2013～2014年在中研院随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这两年期间，她一边修改博士论文，一边也在近史所档案馆看中研院档案，并抄录朱家骅档。我建议她集中整理朱家骅与中研院学人之间的通信，将每一封信誊录、打字，以备日后出版。在整理朱家骅书信之时她常常和我一起讨论信件内容，我们一起解决了一些难字的辨识与诠释问题。此即上文所提到的《朱家骅中研院书信选》。我也希望此一史料将来有机会能够问世。2012～2013年时，她参加了我主持的“蒋中正与1950年代台湾”共同研究计划。丽安在此项计划中发表了《1950年代蒋中正发展科学之政策研究》，以1949年迁台至1959年“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创设为重心，探讨蒋中正在台湾发展科学之政策。此文后来收入我主编的《重起炉灶：蒋中正与1950年代的台湾》（2013）一书。

黄丽安的博士论文《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曾获得2010年台北“国史馆”的国史研究奖助。当时此一奖项规定书稿长度不得超过25万字，因此丽安将博士论文之中与中研院相关的部分抽出来，出版了《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2010）一书。全书依时间段落，分别处理1928～1957年朱家骅与中研院的关系。然而因为字数上的限制，许多部分必须割爱。此次出版约四十万字的《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由此可以全面了解丽安对朱家骅的研究。

这一本书是学界中第一本广泛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所撰写完成的有关朱家骅的一本专书。作者将朱家骅定位为学官两栖的“参政型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拥有德国的博士学位，担任过大学教授，后来转任党政要职。不过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方面，尤其集中在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之时。因此丽安强调本书主旨是以朱家骅的个案探究民国时期“参政型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贡献与影响。朱家骅的角色尤其表现在调和学术与政治之间，建立学术共同体、坚持学术自由以达到学术救国。

朱家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关键人物，透过他的一生可以解开许多近代史的谜题。我相信所有处理民国时期党政关系、学人从政、学术发展之议题的学者都会从此书之中得到许多重要的讯息。丽安的学术生命虽然短暂，但我坚信此书所发出的学术光芒，将永存于世。

黄克武

2017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