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朱先生从政之后，就没有时间著作了，但他的事功，并不比有著作的人不重要。

——胡适

一 引言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923年取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童蒙时期正是中国新旧教育体制更换与新旧文化交替的重要阶段，曾受过传统儒学“四书五经”知识体系所灌输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启蒙与初级教育；但在1905年废科举后，新式教育成为其继续求学的唯一选择。处在清末民初国家飘摇、社会动荡的时代中，源于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忧患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朱家骅怀着“为祖国富强”的抱负与“穷求洋人秘奥”的理想，负笈西洋寻求中国自强和摆脱民族危机之道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留学经历让他对西方思想文化与科学有深刻理解与掌握，他以外来文化“承受者”和“集成者”的特殊身份，形成学贯中西、兼容古今的知识结构。

朱家骅是实用科学出身的学人从政者，秉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入世政治思想，怀抱着“救国救民”的读书人使命感。“救国”乃至“兴国”，建设中国成为一个与世界并驾齐驱的现代化民族国家，为其终生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并以此为根基，延伸发展出他的政治和学术理想及其实践行动，成为他从事各类学术文化、教育乃至政治活动的主旋律。因而，他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和人脉网络，可以担当起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最终登上20世纪中国政治和学术教育文化的舞台。

朱家骅在行政官僚体系中历任要职，经历丰富，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政典型之一。不管在政府、政党、教育、学术界，还是非官方民间团体中，他经常身兼数职，肩负好几个不同领域的重任，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家骅先后担任的重要职务概述如下：

1．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后兼建设厅厅长、考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

2．在国民党中曾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委员、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会之常务干事兼代书记长、中央训练团党政教育处处长、组织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评议委员。

3．在教育学术文化界，起于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兼地质系、史学系教授，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与地质系主任、校长，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浙江省警官学校及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校长，中研院筹备委员与地质调查所通讯研究员、评议员、总干事、代理院长、院士，“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

4．在民间组织中，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国际联盟副主席、联合国中国协会主席、联合国世界联盟名誉副主席、中德文化协会会长、中印学会理事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世界改历协会顾问委员会常任顾问。

审视并串联朱家骅担任过的所有职务能够看出，其个人事业起伏变动都与中国时局的诡谲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抗战初期负责成立蒋介石智囊单位参事室；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负责筹备参政会；抗战末期回任教育部长负责战后教育学术复员工作；国共内战时期亦曾任行政院副院长。即便是看似无关紧要的非官方组织，其实都紧扣中国政局的变化，如中韩文化协会和中德文化协会。在当时的处境下，他运用其非官方职务的便利，从事国民外交工作。此外，在国民政府的中枢领导阶层中，他向有“专家学者”称誉，其研究涵盖中国现代政治、教育、学术、文化、思想、社会、党派、外交等领域，极富学术价值。

二 文献说明与研究现状

基于篇幅考虑，本处仅对以朱家骅为主体的史料进行研究现状整理，其他与朱家骅相关的旁枝史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一）文献说明

1．《朱家骅档案》

朱家骅位居要津，其职务皆与中国政局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他有深刻的自觉与体认，故极为重视史料保存，特设私人“内档”以保存机要文件。1963年去世后，家属依其遗愿，将这批“内档”移交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整理与保存，名之为《朱家骅档案》，供学术研究之用。《朱家骅档案》包括函件、电稿、签呈、便条、报告书、备忘录、谈话记录、宣言、新闻稿、名单等，绝大部分为原始文件，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函电类中，他人来信多为原件，电文则为抄件，朱家骅写给别人的函稿文件则多是由秘书拟稿或朱家骅口述，经由朱家骅核阅后的草稿备份。

目前，中研院近史所已据《朱家骅档案》整理出版《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集。《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于1977年出版，收有朱家骅从1925年10月到1958年6月对外公开的言论196篇、70余万言，内容包括报告、签呈、提案、论著、演讲、谈话、广播、函件、电报、书序等，是目前研究朱家骅的重要参考材料。《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则是利用《朱家骅档案》中的中韩关系类部分文稿编辑而成，大部分是朱家骅在抗战期间协助韩国独立运动时留下的史料，内容涵盖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在华活动、光复军问题、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资助及对在华韩人的关注等。另由“国史馆”出版的《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亦是利用《朱家骅档案》与其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中英庚款会史料编辑而成。

2．传记与回忆录

有关朱家骅的传记或回忆录只出版了四部。

《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成书于1963年，为朱家骅治丧委员会征集朱家骅门生故旧，如毛子水、沈刚伯、罗家伦、董作宾、蒋复璁、魏岩寿、李书华、杨亮功、程天放、但荫荪、赵元任、劳干、“西德驻华文化代表”嵇穆、“韩国外交部顾问”辛公济等人82篇纪念文章而成。他们与朱家骅都有数十年的公交私谊，这些回忆文章有助于了解朱家骅的侧面。该纪念册1986年由沈云龙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更名为《朱家骅先生纪念册》。

跟随朱家骅数十载的胡颂平1964年完成《朱家骅年谱》，是根据朱家骅晚年口述整理而成，仅18万字。该书虽以年谱形式呈现，但就其史料来源看，应属朱家骅回忆录性质。不过，至今尚无完整的朱家骅年谱问世，该年谱仍是研究朱家骅所必须参考的重要材料之一。略为遗憾的是，该年谱对谱主有关特定问题的言论或观点、私人生活情况、书信往来等方面并未述及，对谱主的交游亦无深刻描绘。

《朱骝先传记资料》是天一出版社分别在1979年和1985年专为图书馆和学术界出版的一套四册资料，其内容除包括《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的大部分文章外，还收录有各期刊、报章、私家日记、碑铭、墓志、行状、行述、年谱、纪念文、回忆录等已出版或发表的文字，应可被视为《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的延伸版。

中国大陆已出版的史料集虽没有以朱家骅为主体者，但涉及朱家骅的书信、通电或报告书并不少见，如《蔡元培全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研究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同样是研究朱家骅的重要史料来源。

（二）研究现状

有关朱家骅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论文发表于期刊。主要可分为介绍性文章与学术性研究论文两类。兹按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分论如下：

1．台湾地区

《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是国民党出版的《近代中国丛书——先烈先贤传记丛刊》传记丛书之一。编纂这部丛书是为了“青年励志”，而非纯学术研究成果。作者杨仲揆以历史小说的笔法，叙述了朱家骅的出身、生活、思想、学术、操持及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等。因此该书应属兼具文学与教育意义的读物。

《朱家骅先生之事功与思想论集》主要由万绍章与王聿均两人陆续发表过的关于朱家骅研究文章编辑而成，万绍章的《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献词》,王聿均的《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缘起》、《朱骝先先生的教育理想》、《朱家骅对浙江建设的贡献》、《朱家骅先生的经世思想》、《抗战前后朱家骅对教育的贡献》均在其中。王聿均的论文大量引用了《朱家骅档案》和《朱家骅年谱长编草稿（未刊稿）》等第一手资料，极富学术价值。不过，可能由于这些研究论文完成甚早，或因当时原始材料尚未公开，或因材料取得不易，在与其他相关文件资料，如政府会议记录、政府公报或非台湾地区出版资料的互证方面略显薄弱。

除以上两部专著，还有许多关于朱家骅或简或详的一般性生平介绍类文章，如沈元肇的《朱家骅先生传略》、龚一之的《朱家骅（1893～1963）》、王成圣的《高瞻远瞩 洞烛先机：爱国学人朱家骅》,等等。

学术性质论文主要有陶英惠的《朱家骅传》、孙斌的《朱家骅先生思想论》和《朱家骅先生与中央研究院》、林能士的《从朱家骅档案看韩国独立运动》、陶英惠的《深谋远虑奠盘基：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林绮慧的《学者办党：朱家骅与中国国民党》、赖志伟的《书生从政：朱家骅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1927～1949）》10等。

陶英惠的《朱家骅传》主要以《朱家骅年谱》《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纲文备览》为参考，佐以《王世杰日记》《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大学院公报》《陈布雷回忆录》《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等相关文献史料，内容充实丰富，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朱家骅先生思想论》主要利用《朱家骅档案》，对朱家骅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科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等的分析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因其大多泛泛而论，对具体问题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从朱家骅档案看韩国独立运动》以《朱家骅档案》中有关中韩关系史料探讨朱家骅之于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性，是一个全新探讨角度。《朱家骅先生与中央研究院》概略性介绍朱家骅对中研院的贡献。《深谋远虑奠盘基：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除佐证材料新颖丰富，内容扎实外，还对朱家骅当年离开代理院长职务的真正原因做了前所未有的直接探讨与深入分析，并且是台湾朱家骅研究者第一次引用大陆方面文献史料。

《学者办党：朱家骅与中国国民党》与《书生从政：朱家骅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1927～1949）》是2005年通过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其共同特点是广泛利用两岸材料并提供观察朱家骅的不同视野。前者以朱家骅党务工作为中心，探讨朱家骅以学者身份从政办党及其所引发的派系关系与冲突。后者以1927～1949年朱家骅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活动为研究焦点，内容涉及广东省务、浙江省务、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德关系、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等与朱家骅有关的政、党事务和职务。

可以讲，台湾地区的朱家骅研究一般具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所有对朱家骅的论述都是赞誉有加，只褒不贬，未能采批评之学术研究态度。其二，早期的研究可能限于两岸信息难通，除陶英惠外，其他研究者皆未采用大陆方面出版的史料与文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深度。

2．大陆地区

大陆地区学界近年已渐渐关注朱家骅研究，陆续有学术性论文发表，但关注度仍显不足，迄今未有关于朱家骅的研究专著。有关朱家骅的档案文件没有专门的收藏管理单位，大多附属同时期其他人物或朱家骅任职部门类别中，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有丰富的国民政府时期档案，其中即存有不少与他有关的档案资料。

介绍民国时期人物的工具书虽对朱家骅做了介绍，但篇幅极小，例如《中国国民党名人录》中“朱家骅”条只占一小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中有关朱家骅的职称多有舛错。即便某些人物传记涉及朱家骅的篇幅较长，对其评价也多为负面，如《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国人物传》、《民国著名人物传》与《蒋介石的文臣武将》等。

综上可知，大陆尚未有关于朱家骅的研究专著或是论文。所有与朱家骅有关的文字多附属于其同时期人物的档案史料文献或是工具书。根据这些材料亦可总结出两大特点：第一，有关朱家骅的文字多是简传式介绍，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主要的参考文献为《朱家骅年谱》和《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鲜见引用《朱家骅档案》。大体说来，对朱家骅的评价多以负面为主。第二，大陆学界的“过度贬抑”与台湾学界的“溢美”论述，正好产生两极化的强烈对比，显露出政治对学术的微妙影响。

总之，《朱家骅档案》还有大量尚未发掘与利用的材料，环绕朱家骅的诸多研究课题，如学术、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值得学界重视。但环视两岸，至今真正投入朱家骅研究的仍屈指可数。因此，朱家骅研究实有继续深入的研究空间，亦是值得学术界开发的园地。

三 选题旨趣与研究思路

（一）选题旨趣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因而“仕”便有学者与官僚的双重含义。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与学术体制源源不断地渗入中国，中国传统学术观念及其相应体制与规范不断受到冲击，开启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政学分离”原则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纯学术研究自由之思想、学术独立之精神成为现代学术立心、立命、立典范之根本；“士”与“仕”之间开始出现分离倾向。

欧阳哲生根据清末民初同时接受传统与新式教育的新形态知识分子是否参政，将其大体上区分为三大类型：不问政治的纯学者型，如陈寅恪、王国维；议政不参政型，如胡适、傅斯年；参政型，如朱家骅、罗家伦、王世杰等。大体说来，民国初年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由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或参政，或议政，或专事学术研究，无可避免地都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从不曾忘却身为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的重责大任，因而都对政治有不同程度的关怀。

参政型知识分子，普遍说来，在中国完成大学前或大学教育，取得欧美顶尖大学博硕士学位后重返中国。他们既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又相信“科学”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的自治与理性的力量，也是一个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思维下，投身政治也就是其不得不的必然选择。

朱家骅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政界与国民党内位高权重。但作为清末民初以中国现代化为终极关怀的知识分子参政的典型代表，朱家骅在学术与政治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时并进实践他“救国”理想，他在学术文化教育领域的作为及其与学术文化界的关系相形失色，鲜为人知。这自然与他从政后无暇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且少有学术研究著作问世有关。但事实上，学术、文化、教育才是朱家骅一生投注心力与关注最多的领域。他终身未曾参与过任何一次思想的论战，却以实际行动提倡并实践五四以来高唱的“民主”与“科学”。

朱家骅在民国时期“学官两栖”类知识分子群体中，之所以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关键在于他虽身处党、政权力中心，但坚守学人性格与风范，未曾脱离中国教育、学术研究事业，与文化圈子保持紧密的关系。这也是他之所以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同时，仍能继蔡元培之后，主持以“学术自由”为旗帜的中研院，并成为中研院体制化的完成者与台湾学术研究基础的奠定者。史家沈刚伯曾指出：

骝先先生……，曾经干过多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他对每件事都是不计毁誉地全力以赴。……其立场和兴趣实未尝一天脱离过教育学术事业。自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有教育学术界，包括中研院、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馆等机构——一些重大的兴革和艰巨的事业，几乎没有一件不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

因此，通过研究朱家骅这样一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学术、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可以窥探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学从政之路。

在此需要特别陈明者，本书所谓“学官两栖”之“学”字，并非限定在“专事学术研究”之学者，而是采广义解释，说的是朱家骅一直担任教育与学术行政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还有以下几点要说明：

第一，大体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人对自身“学术社群”的认定，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专指以“从事学术研究”为职业的“学者”而论，而是凡以中国学术事业现代化为终极关怀，为实现这一共同理想而努力的知识分子皆被认定为“学人”。这也就是蔡元培或朱家骅虽然都不从事学术研究，却都能集聚一批自我意识强烈学人，共同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贡献一己之力之因。

第二，在1927年中研院这个国家体制内的纯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之前，无论是蔡元培还是朱家骅，国立大学是他们在体制内实践中国学术现代化理想的载体。因此“教育学术”一词在本书中专指1927年中研院成立前，中国“教育学术”尚未明确区隔的时期。

第三，本书所论及的“学术自由”是完全不同于“思想自由”的概念与层次。蔡元培与朱家骅同样深受欧洲先进国家，尤其是德国因学术发达、科学进步而强国的历史经验激励，同样都是“学术救国”理想的奉行者，也都坚信“学院自由”是学术进步的基础。但在“思想自由”观点上，朱家骅与蔡元培大不相同。

蔡元培于1936年的评议会年会上以《国立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为题，确立“学术自由”是中研院研究工作进行之首要纲领，并进一步清楚界定所谓的“学术自由”。他说：“西洋所谓 ‘学院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限制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朱家骅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也是专指在“学术研究”方面，而不扩及政治层面。他考察欧洲自中世纪有“大学”开始，即大力倡导在以“教会”为最高原则下的“学院自由”,这样的“最高原则”并未影响欧洲大学在学术研究上的进步与成就；德国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学术事业与科学研究成就执世界之牛耳；苏俄1917年革命成功后立即进行大学改革，集合党内学者，实施大学党化教育，不仅没有影响其学术进步，反而是加速学术进步的成功范例。他观察认为，自1917年以来中国思想抉择的混乱便是在“破旧”后，缺乏新中心思想所致。他以为，三民主义是承袭固有道德思想精华与迎头赶上科学世界理想的一套连贯中西古今的博大思想，而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新中心思想与整个教育骨干。在此思维下，无论在国立中山大学或中研院，不涉政治的“纯学术研究自由”是他所充分支持的，而不受政治干预的“纯学术研究自由”也是他所尽力护持的，但为实现三民主义教育，对学生施行“党化教育”亦是他所认同，甚至是大力推动的。显而易见，朱家骅发展中国现代教育学术事业，重视“学术研究自由”，但并不强调“思想自由”。这点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明显不同。

第四，中研院自创院伊始，便是国民政府一官方机构，即是所谓“行政官僚系统”亦包含“学术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系统。建设现代化与科学化国家以确保民族生命永存是朱家骅为学从政的终极关怀。他考察中国相较西方先进国家严重落后的情况，认为关键问题在“制度”建立与“典范”树立。特别是学术事业非“一蹴可就”，必须“铢积寸累”，经过长时间累积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始可见功，既难望“速成”，也难求“急功”。因此，他对自己的期许不在“开花结果”而在建立“稳固基础”，欲后人能在此“稳固基础”上继续不断向前推进。他对“稳固基础”的认知就是行政管理系统的法制化与学术研究事业的组织化。这是他弃学从政的重要考量。

（二）研究思路

由于朱家骅研究涉及层面与领域过于广泛，本书以朱家骅自己最关注与满意的学术教育文化事业为主轴，展开对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不过，不同于专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朱家骅少有学术著作问世，欲探究其学术理想及贡献，从他在教育学术领域的行政领导工作即“学术事功”着手，可能不失为“柳暗花明”之一途。以此为线索，本书以中研院作为朱家骅学术事功研究的主要考察面向。

选择中研院作为切入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的主流特征并非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承继，而是源自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中研院不仅是蔡元培继北大之后实践其为中国建立一独立于政治之“学术研究机构”的学术救国理想之延续，同时亦是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践学术救国理想、对抗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的最后阵地。知识界对它寄予极大期待，希望其能奠定中国学术事业基础，有利于国家走向现代化。在此共同理想下，中研院汇集了当时学术界一批有志从事科学研究的精英分子。中研院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个体制内国家级纯学术研究机构，其历史价值不只在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事业走向专业化、组织化、体制化与学术社群的形成，还在于在新的学术体制、学术范式、学术规范和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其所展现出来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起到了开拓性和示范性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型。

第二，中研院的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尊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蔡元培，二是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朱家骅，前者创建中研院，后者维系和发展中研院。朱家骅是中研院历任院长中任职最久、影响最深者，中研院也是朱家骅在学术教育文化事业中任期最久、渊源最深的机构。朱家骅继蔡元培之后，接任中研院院长，身为以“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为旗帜的中研院领导人，同时又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党、政核心要员。虽未曾有“重量级”或“国际级”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但其治院方针与领导风格及其在中研院学术社群与国民党政府间“调和鼎鼐”的居中作用与影响，从某种层面上说更具有学术史意义与价值。况且，朱家骅长院期间恰逢中研院最困难阶段，带领中研院走过两度搬迁和重建危境。到台湾后，他卸下政务，将全部精力投注于中研院的重建工作。为了筹措经费，不惜开罪当道高层，只为在台湾建立起新的学术研究基地，欲以学术事业之发皇来挽救他心中认定的“国家”。因此，中研院迁台后的起死回生与日后台湾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都和朱家骅有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所以胡适曾言：“朱先生从政之后，就没有时间著作了，但他的事功，并不比有著作的人不重要。”

第三，如前所述，蔡元培与朱家骅是中研院发展的两个关键性人物。审视已发表的研究著作中，关于中研院院史的专著有台湾中研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的《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大陆李扬编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及美国陈时伟（Chen Shiwei）的博士学位论文等三部。另外还有多篇学术性论文，如孔庆泰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和重要制度》、徐明华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王聿均的《中央研究院之初创与抗战期间的播迁》、何艾生与梁成瑞的《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与初期发展》等。这些研究焦点多集中在中研院这个机构的组织体制发展史及其影响上，而不在个人居中的作用及其所发挥的影响，着重在中研院的“人”与“机构”间的作用与影响，尤其针对朱家骅与中研院间关系，已发表者只有孙斌的《朱家骅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和陶英惠的《深谋远虑奠盘基：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孙斌与陶英惠对朱家骅对中研院的苦心贡献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过限于篇幅，两文多有未能详尽之憾；虽侧重史实探究，但对朱家骅发展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中心理想及其影响、党政学三栖的多重角色冲突与居中斡旋作用亦未多探讨。亦即在朱家骅与中研院这个课题上，尚多深入探究空间。

因此，本书通过对朱家骅与中研院关系的梳理，探讨他作为参政型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影响与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本书将立足于中国学术变迁的历史脉络，以中研院的发展脉络为主要观察面向，通过分析朱家骅在中研院的进退作为，探讨他的学术理想及其实践，进一步了解他对中国学术研究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贡献。

第二，以参政学人对学术史的贡献为视角，尝试进一步发掘朱家骅作为参政型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作用，观察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国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布朗（Rupert Brown）曾指出，“群体”形成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共同命运的体验，认知到一个人的结果可能与他人结果联系在一起。概括说来，“群体”可以被描述为“由于某种共同的经验或目的而合在一起的一群人，或者在一个微观社会结构中紧密联系的一群人，或者彼此互动的一群人。说一个群体存在，这些可能是充分条件。不过也许起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条件是以上那些人还分享某种观念，即他们属于同一社会单元”。本书是将中研院定位为当时以发展中国现代学术为“救国”途径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汇集地”，是具高度共识的学术社群组织起来的“学术社会”。

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曾提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他指出：

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比较一致。……因此科学事业就是由这样一些共同体分别承担并推向前进的。

施若谷也认为：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近代科学的兴起，意味着科学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的事业。科学造就了“科学共同体”，而“科学共同体”也造就了科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恰恰是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个崭新标志。

其实，朱家骅早曾明言：

学术研究一事，非一时可以见功，亦非一人一地所能为力，必须有巨额之经费，完整之设备，及全国各地上下一致对于科学研究之热忱，积久不懈，而后学术之昌明乃能宏远。

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后曾说过：“因重视本身系院构成之一员，故自服务本院以来，……但对院内同仁服务，不敢不尽心力为。”他清楚地将自己定位在“学术行政”管理者的位置，而非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是以“服务”院中学人为目的，但仍是“院构成之一员”。中国知名物理学家、曾任中研院总干事的萨本栋也说：“本院研究人员之治学，因为造福人群，然尚可充实自己，而事务人员任劳任怨，则为服务他人。”萨本栋所谓“他人”说的也是中研院之学者。中研院秘书主任王懋勤亦曾说，其任庶务人员系视服务学者为一有意义的工作，以能贡献一己之力为荣耀。显而易见，当时中研院是以蔡元培为中心、以发展中国现代学术事业为救国途径知识分子群体实践救国理想的载体。在“学术救国”的“集体意识”下，中研院是一个具高度共识的“学术团队”。无论是专事研究的学者、行政领导阶层，还是负责庶务的人员都是此“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早期极有影响的一项领导力研究中，利皮特（Ronald Lippitt）和怀特（Ralph White）发现，不管你是谁，而是你如何表现，或者至少这点，对领导资格的成功是重要的。而领导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群体中制造一种“社会气氛”，群体的士气和效率则依赖所造成的气氛种类。沿此观点，以中研院为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的主要观察载体，则更具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三）研究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研究朱家骅作为一个清末民初参政知识分子对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的贡献及其影响。从上述文献回顾中清楚可见，目前两岸都尚未有此议题的深入研究。朱家骅既无日记，又鲜有著作；也许因身处体制之内，一生极少针对时政投稿，不参加思想论战；《朱家骅年谱》内容又过于简略，关于这一命题的材料也相对比较分散。朱家骅研究材料只有从朱家骅服务过的机构档案文件、与朱家骅相关联的历史人物，如蔡元培、胡适和已出版的文献与回忆录中广泛搜罗，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本书在史料运用方面主要以《朱家骅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立中研院档案》为主体材料。对藏于台湾“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有关其政党工作相关记录如《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录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联席会议会议录》，北京大学档案馆相关资料和不少已出版档案史料，尽量搜集朱家骅与中研院有关的直接史料。其次，为了解朱家骅早期在教育学术界的活动情况，朱家骅服务过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刊物，如《北京大学日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也是本书重要参考资料。再者，笔者还尽力搜集纪念朱家骅的文章，与朱家骅关联的同时代人物的文集、著述、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录等间接史料，借此发掘更多关于朱家骅的材料。希望通过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史料，能以不同的视角观察朱家骅。

（四）研究架构

本书以朱家骅主持中研院为主要观察面向，以其治院方针、工作状况、研究院组织章程的变动、研究所扩张、搬迁后等情况为线索，着力挖掘和整理朱家骅的学术理想及其实践。

本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二章（1893～1930年）以朱家骅的成长过程及其学术活动，如早年由医科转读地质、留学德国的教育背景，在北大任教、整顿中山大学等在学术界的经历为线索，考察朱家骅学术理想的基础与来源。重点分析朱家骅对中山大学的整顿过程，以考察朱家骅学术救国理想的首次实践及其学术行政领导能力的首次展现，观察重要历练对其主持中研院的作用。

第三章（1927～1938年），论述重点在于梳理蔡元培长院时期朱家骅与中研院的关系。探讨朱家骅从中研院草创初始开始担任筹备委员，任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并协助史语所成立，到正逢抗战军兴时接任总干事，对中研院迁移与保全的作为。本章亦对朱家骅接掌中研院后之章节的展开有先导作用，蔡元培长院时期中研院的组织、目标、地位、研究方针与科学研究成果也是探讨的重点之一，以与朱家骅接掌中研院后作一对照。

第四章（1940～1945年）重点讨论抗战期间中研院各所西迁并分散各地，因时局动荡不安与蔡元培骤逝而主持乏人、危如累卵，处于创院以来最艰难时期。朱家骅1940年接任后，意欲突破困境，发挥中研院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之使命，实践他的学术理想与治院方针是本章关注焦点。

第五章（1946～1949年）关注战后复原时期，是中研院学术研究事业发展巅峰期。关注重点在朱家骅如何落实“学术救国”理想，逐步建设中研院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心。

第六章（1949～1957年）关注迁台复院时期，当时中研院12个研究所，迁往台湾的只有史语所、数学所及少数滞留海外学人；二战后的台湾本亟待重建，朱家骅又无官职在身，中研院复建工作倍加艰辛，为其学术事业的另一重要转折与变化。

最后对朱家骅进行评价。透过上述对中山大学、中研院的研究与分析，理解朱家骅作为一个参政型知识分子，其救国思想与学术理想如何推动中研院具体的科学研究、如何建设中研院学术制度、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有何影响与贡献，企望能客观反映朱家骅的真实面目及其历史地位。

不过，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有关其个人事迹的了解常常是一个不易处理的议题。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朱家骅研究因其个人所牵涉的方方面面过于广阔，加上以往鲜有人做过相关研究，本书花了较多心力在重建史实部分，相对造成某些议题因限于主题或篇幅而无法深入探讨，只有留待日后再做专题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