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当代文艺思想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兼论“启蒙—现代主义”叙事的不足
刘方喜
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启动的中华思想通史研究这一重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当代卷”涉及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思想史的“叙事（叙述方式）”，关乎观念发展的历史结构及生成渊源。实际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已涉及了这一问题：“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 “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文艺思想史可谓“观念的历史叙述”，而社会史、经济史则关乎“现实的历史叙述”，如何处理和把握好与现实的社会史、经济史的关系，乃是文艺思想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思想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观念发展史不具有绝对独立性，其历史结构、生成渊源应结合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动来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最直接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尤其经济实践即“中国道路”。由此来看，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与“中国道路”相应，首先应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的两大阶段——而这种分期的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依据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从研究现状来看，有关当代文艺思想史的著述已有不少，大多也有分期，但主要是按时序罗列文献材料，其中也会提到社会经济问题，但往往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总体来说还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独立性的外观”的层面。而在有关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当代思想史叙事中，具有“范式”意义的，是所谓“启蒙—现代主义”叙事，这一思想史叙事范式，在1980年代被重新提出来，形成所谓著名的“启蒙—救亡”说，中国现代史被描述为：五四时期是启蒙时代，抗日战争则是“救亡压倒启蒙”，并且，总体来说，近代以来的主线也是“救亡压倒启蒙”，现代中国的启蒙存在严重的发育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及与思想解放运动，被描述为“启蒙”之重启。细究起来，中国道路的前30年，其实就被描述为“启蒙”或所谓“现代性”的中断期。至今还有学者提出要发动再启蒙。“启蒙”“现代性”叙事话语，颇多西化色彩，延续这一路数，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相关理论再次大规模的移植，中国学界又形成了所谓“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叙事话语，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就被描述为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对于这种当代历史叙事，学术界争议更多（中国整体上还远远没有进入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总之，与启蒙话语相关所形成的完整的历史叙事结构，就成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种历史叙事结构，确实具有“范式”意义，理论价值不低，但其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 中华当代文艺思想通史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的初步构想
我们将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角度，来勾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艺思想的当代发展轨迹，一方面从文艺、文化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探索来看文艺、文化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探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第一，在当代中华文艺思想史发展主线、历时构架或分期上，我们将不采用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种叙事结构，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原理，充分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来审视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当代中华文艺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艺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在某些特定的较短时段中可能并不完全同步，但从长时段来看，两者是基本同步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由革命阶段转入建设阶段，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成为中华民族发展新的时代课题——在已有的60多年的当代史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先后采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方式，而这两种方式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的公有制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市场经济体制则要求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配套。根据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动，或者说以此为分期标准，我们把当代文艺思想史发展的历时构架，总体上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文艺思想（前30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思想（后30年）”两大阶段，并重视这两个时期关于社会状况的基本判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和平与发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设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对文艺思想所形成的重大影响。
第三，我们关于当代文艺思想史主线与分期的初步设想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的发展历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探索与发展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成型——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界，分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探索—调整期”（前30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成型—发展期”两大阶段；再细分，前30年又分为“探索—摇摆期”与“曲折—调整期”，以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时间结点；后30年又分为“成型期”与“发展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时间结点。
第四，基于社会经济变动的分析，有利于厘清当代文艺基础理论的范式转型和整体风貌的演变：按照社会生活三分法，1990年代以来，文艺、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论题日益凸显，而这与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与之相对，前30年，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论题几乎不被关注，与文艺相关的经济问题往往只是作为“经济基础”被一般性地论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几乎是唯一相关问题，而这又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经济体制的转型促发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又促发理论转型，文艺理论基本论题的变动，就昭示着这些转型。在理论整体风貌的历史演变来看，后30年文艺思想的多样性风貌，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样性相关，而前30年理论风貌的单一性，也与当时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关。
第五，除了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外，我们还将充分重视运用辩证法来总结和概括与当代文艺思想发展相关的基本历史经验和教训，60多年的发展并非直线性的，有曲折和偏失。总体来说，当遵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从具体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按辩证法办事时，社会发展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文艺思想的发展也就处在正常状态；当脱离社会经济现实、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不按辩证法办事时，社会发展就会偏离正常状态，文艺思想发展也随之陷入反常状态。在文艺发展方式上：首先，强调重视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与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政治对文艺的影响而不尊重文艺自身规律会走向僵化；另一方面，要重视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自由，但要反对自由主义化（90年代以前的重要主题）。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重视经济（规律）对文艺的影响与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统一（90年代以后的重要主题）。在文艺思想发展格局上重视主导与多样的辩证统一，只有主导而无多样会走向僵化，无主导的多样化会走向多元主义，因此要重视多样性，反对多元主义化，重视现代化但反对现代主义化，重视主体性但反对主观主义化，重视西方理论但反对西化等。
二 恩格斯“独立外观”论对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思想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基本框架，当然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思想史研究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恩格斯，对于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的外观”的论述对文艺思想史研究有重要启示。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观，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
我觉得，把以上这些论述，用来分析我们的当代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现状，也是非常切合的。比如在启蒙—现代主义的叙事话语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被描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就被解读为是对五四时期所形成的现代性启蒙观念的一种继承，这种解读似乎并没有否认经济领域（改革）“可能共同起决定性作用”，但却实际上默认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事实“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可以说包括文艺领域在内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观”，实际上也蒙蔽了我们的多数人。我们的一些文艺思想史著述，往往也呈现出像恩格斯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理论家或一个时期的文艺观念，被后来的另一个理论家或新的时期的文艺观念所“克服”，呈现出的是文艺观念独立演变的外观。
恩格斯还对当时很流行——其实今天依然很流行——的经济“单向”决定论作了辩驳：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经典作家从未强调经济的“单向”决定，从未忽视包括文艺、文化在内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最终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但是，尤其在社会重大转型的节点上，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有时又会产生先导作用，推动某种经济活动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结合当代中国文艺及其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之初乃至启动之前，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思潮，加入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合唱，对后来日益加深和扩大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等，显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再如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与美学界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主体性哲学等，也成为后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构的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独立外观”论也有深刻分析：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外观。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已有的一些当代文艺思想史著述，充其量不过是从对当代文艺及其理论历史发展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颇为流行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叙事结构，对于我们整理文艺发展历史资料确实提供了某些方便，并且“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关于当代文艺发展的抽象研究“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我们还要加上一句，主要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主义历史叙事，也无法提供适用于中国实际的“药方和公式”。所以，我们强调，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最直接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而我们也感觉到，对已有文艺思想史文献材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也确实是我们研究的最大困难所在；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要突破文艺观念史“独立的外观”，然后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三 马克思“文化史”论述对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可以说首先是一种哲学框架，把它运用于分析文艺活动，首先要具体化，否则就会犯“场外征用”的“强制阐释”的错误——这也确实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条化中常出现的错误：“哲学指导文学，也就是用文学以外的理论和方法认识文学，不能脱离文学的实践和经验”，“盲目移植，生搬硬套，不仅伤害了文学，也伤害作为理论指导的哲学”。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说后人常犯教条化错误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身理论的教条化，则始终保持警醒，为人所颇为熟知的例子是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再看恩格斯的一段说明：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经典作家绝不回避自己的“过错”，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哲学原则，而考察“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则是将一般哲学原则“具体化”。如果说经典作家偶尔也会犯不具体化的错误的话，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对此始终保持警醒。结合当代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来看，由中国道路前30年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经济事实”，可以“引出”此期相对而言主要只重视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文艺观念，而当我们具体考察这种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时，就会发现西方传统、苏联传统、中国传统、理论家已有的知识结构尤其具体的方针政策等都会对文艺政治观念产生影响。事实上，在前30年之内，不同阶段这种文艺政治观念也有所不同——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的哲学层面的研究，会抹杀文艺思想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除了关注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性的哲学表述外，不同学科的研究，还应关注经典作家对于相关学科课题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个人觉得，马克思对文化史的一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文艺及其理论的发展史，有更具体的指导作用。恩格斯指出：“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资本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具体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文化史的关系：“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之前西方各种“文化史”著述并非不提“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但往往作为“从属因素顺便提到”。其实，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提到经济因素，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以后直到今天，西方各种文化史著述，只把经济因素当作从属因素的历史叙事依然非常普遍。受西方影响，我们今天的一些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史研究，也较为普遍存在这种倾向。当然，今天中外都更流行的，是在反对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基础上而形成的所谓“多元决定论”，即认为在决定社会状况的因素中，经济并非唯一因素，文化等也是重要因素。我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会一般性地反对这种说法，事实上，他们也不乏相近的表述。尽管影响社会状况的因素确实是多元的，但各元影响社会状况的力量绝对不是均衡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在当今社会中，文化影响社会的力量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即使一定程度上承认“多元决定论”的某种合理性，也要强调“多元决定力量”的不均衡性，经济依然是影响当今社会的最大、最根本性的力量，这是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所应特别注意的。
就学科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直接涉及的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但恩格斯强调研究文化史的人也要读读《资本论》。我们今天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史的人，恐怕很少读《资本论》。事实上，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也非常关注当时的文化史研究，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一位“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怡当”的先生的话：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
以上这些被马克思所认可的论述，对于文艺思想史的历史分期等有直接启发意义。前30年文艺观念有波动和摇摆，而经济活动方式实际上也有波动和摇摆。前30年，尽管总体来说是在计划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但当遵循基本经济规律时，发展得就会比较好，而发展上出现问题之际，往往就是违反经济规律之时。因此首先要对这其中的经济事实及其序列、阶段、顺序、联系等进行准确的研究和分析，但是不能就把文艺观念的变动与经济事实的变动只作简单的比较对照，而是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对两者关系作全面、辩证的分析。
马克思再一对文艺思想史研究有重要理论启示的经典文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也提到了文化史：“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强调了思想史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可以说直接提到了思想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非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叙述方式）问题。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著作，可见其研读量之大，而我们今天的经济史、经济理论史的研究者，大概是很少研读文化史这些方面的非专业的著述的。文艺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的历史叙述”或历史的“主观的”叙述，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应充分结合“现实的历史叙述”或历史的“客观的”叙述即现实的社会史、经济史来进行文艺思想史研究。我们今天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及其理论史的研究，却往往很少关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
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上下文语境来看，马克思是在“导言”的最后一部分提到“文化史”的，并且接着还有著名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讨论：“导言”前此的内容可以说是分析了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也可从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引出”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做是“必须的”。但是，马克思并未仅仅停留在这种抽象的一般层面，而是进一步具体考察了“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正是这种具体化的研究思路，使马克思发现了艺术发展相对特殊的具体规律：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乃是对研究“具体化”的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今天人文社会各学科研究，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的哲学研究来取代各学科的具体研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艺美学学科研究也犯着另一极端的错误，比如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论，一直是文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成果很多，但总体倾向上却只强调艺术发展的具体性、特殊性，而不够重视再次回到“基本经济事实”中进行深入分析，并且越来越脱离马克思讨论艺术、文化问题基本的政治经济学语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也存在这种倾向，兹不多论。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不成比例的理论，对于我们在探讨当代文艺及其思想发展史与社会史、经济史关系中，不将两者关系简单化、教条化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和史诗依然具有“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论述，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他自己“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进步”概念的做法。从中华文艺比如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恐怕就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地说后起的白话新诗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就一定高于或大于传统的文言古诗，总体上也不能绝对地说中华现代文艺就一定比古代文艺“进步”，这是我们在思考包括文艺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时，所应特别注意的。简单化、绝对化的研究和判断，往往既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也有违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头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研究文艺及其发展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关系也有重要启发：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马克思其实并未一般性地否定文化史家的想象的价值，尤其没有一般性地否定小说家所塑造“鲁滨逊”这一作为“美学上的假象”的人物形象的价值，这一小说形象及其故事怡怡具有“预感”或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作用。从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来看，除了重视各种理论观念的研究外，还要重视对各种文艺创作思潮中各种人物故事、艺术形象等所蕴含的观念的分析，比如，所谓“改革文学”思潮，就蕴含着对后来逐渐深化的经济改革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的某种“预感”或“预测”；“寻根文学”思潮则预示着后来在全球化越来越迅猛发展进程中如何坚持本土立场等问题；如此等等。
总之，一方面，既要重视“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具体考察“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种较为全面的基本概括，而马克思关于文化史、艺术发展等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践行这种方法论的典范，对于我们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史有重要指导意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文艺思想的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体系的良性建构。
本文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