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王达敏

清代道咸之后，中国与西方相遇，被迫卷入肇端于西欧的全球现代化运动，成为这场运动的东方回响和重要组成部分。经历现代化的百年激荡，中国的政治制度、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或先后，或同时，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嬗变。由于中国原有文明的渊茂，这一嬗变无法一蹴而就，迄今仍在途中。紧随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桐城派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了现代转型。由于桐城派思想、艺术的繁复和精微，其转型不免一波三折。尽管如此，转型毕竟开始，并在各个层面跌宕起伏地展开了。

一 导乎先路

从清代咸同开始到新中国建政初期，在乾旋坤转的现代化运动中，桐城派从学问领域跨入实际政治运作，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这期间，两位重量级政治家曾国藩、徐世昌的主持风会，对于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和国家的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

曾国藩私淑并终生服膺姚鼐，又与梅曾亮长期切磋学问。他的出现，把桐城派推向峰巅，以至于胡适说：“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首先，曾国藩以其在军政学界的崇高地位，把桐城派带向政治和文坛中心。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以捍卫礼教相号召，吸引大量抱道君子来归。当时曾幕人才几半天下，曾氏又待“堂属略同师弟”，因此，幕中从事学术文事者多以其学问祈向为转移。曾氏俯首桐城，幕宾也多心向桐城。后来，曾幕移动到哪里，曾门弟子游走到哪里，就把桐城派的种子播向哪里。当曾氏晚年总督直隶时，经过他和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拓荒，朴野少文的冀南之地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绵延百年、文风雄奇、志在经世的莲池学者群体。其次，曾国藩作为洋务新政的领袖，在朝野懵昧之时，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军工产业，选派幼童留学；在中外冲突之时，他以其对国内外大势的深刻洞见，一反桐城派前辈邓廷桢、姚莹曾经的主战姿态，而力持和局。曾氏的洋务理论和实践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为桐城派带来了宽阔的国际视野，为桐城派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契机。

在曾国藩洋务理论和实践的陶铸下，其身旁走出了一群富有远见卓识、尊奉桐城之学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兼政治家。最著名者有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他们突破了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华夏中心观，走向盘古开天地以来华族闻见所不及的高度文明世界。郭嵩焘意识到西洋立国自有本末，其末在工商，其本则在政教修明、以法治国。薛福成意识到中国与强大的西方相遇，已经无法闭关独治，必须变古就今。他推崇西洋器物技艺，更推崇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黎庶昌为西欧的议会民主、政党政治和军事力量所震撼，深感忧患。郭、黎、薛是优秀的外交家，也是一流的桐城派古文家。他们描写异域的大量作品为桐城派，也为中国文学史，带来了新的思想情感、新的风情、新的词汇和新的艺术魅力。

清民之际，莲池群贤传承祖师曾国藩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投身实际政治。他们多半留学日本，熟悉东洋、西洋的现代政治，渴望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实行宪政。清廷在退出历史舞台前夜，为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莲池学子籍忠寅、刘春霖当选资政院议员。他们在资政院常会上张扬立宪精神，支持速开国会，反对封疆大吏越权，弹劾军机大臣，抵制皇权胡为。1911年6月4日，他们又积极组织宪友会，为国家从官僚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型尽力。进入民国，籍忠寅、常堉璋、王振尧、谷钟秀、李景濂、张继、李广濂、邓毓怡、王树枏等当选国会议员。他们中，籍忠寅、常堉璋等是改良派，张继、谷钟秀是革命党。无论改良或革命，他们在国会内外都忠于职守，为中国实现真正宪政而勤奋工作。1914年1月，谷钟秀在上海主办《正谊》杂志，锤击袁世凯欲帝制自为，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释义》，捍卫宪政理想。邓毓怡热心参与制订宪法，1922年发起宪法学会，手译欧战后各国宪法，终因生逢乱世，壮志不酬，忧愤而亡。此外，张继曾任参议院议长和国民政府委员，刘若曾任直隶省长，王瑚任江苏省长，傅增湘任教育总长，谷钟秀任农商总长，吴笈孙任总统府秘书长，何其巩任北平市长。他们悉皆民国政局中的要角，曾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付出过大量心血。

徐世昌是继曾国藩之后把桐城派推向另一座峰巅的政治家。他曾任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袁氏当国时，任国务卿；1918～1922年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他与盟兄弟袁世凯一文一武，左右清季民初政局近20年。他与桐城派渊源甚深。其外祖刘敦元籍贯桐城，为刘开族父行，与姚氏为亲故。刘氏俪体文经过河南巡抚桂良揄扬，为道光帝所知；其诗文全稿藏于桐城姚氏。徐世昌数次刊布外祖诗文集，曾请吴汝纶赐序。吴序揭示了徐氏与桐城文脉的关联。贺涛、柯劭忞为吴汝纶弟子，徐世昌的同年。徐氏1917年初曾说：“丙戌同年多文人。贺松坡，余从之学文；柯凤荪，余从之学诗。”徐世昌与曾国藩一样，对国内外大势有卓越洞察，很早就觉悟到，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挺立于世界。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名推手，在主政东三省时建树尤多。他凭着对新旧文化的湛深造诣和对共和政治的深刻理解，宽容而文明地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展开。他的宏通之识和在中国现代化中所起的先导作用使他誉满海内外，1921年巴黎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徐世昌为桐城派做了大量工作。他重建桐城文统，以明清八家归有光、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贺涛上绍唐宋八家之绪。他再造桐城道统，把弘扬实学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派中，以分程朱理学之席。他主纂《大清畿辅先哲传》，将北方的区域意识植入莲池学者群体之中。而他所具有的比曾国藩更为深广的现代视野，尤其把桐城派带向新的境界。必须道及的是，徐世昌于1920年1月颁令，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教材改用语体。这一决策是对时代新潮的顺应，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也是对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学术的釜底抽薪。

二 文学蜕变

与西方相遇之后，桐城派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发生蜕变。桐城诸老的原创在文论，经过桐城后学从西学视角所做的创造性阐释，这些文论成为现代美学的组成部分。桐城诸老忌古文中掺入小说，其后学则不惟引小说因素入古文，而且开手翻译小说、创作小说。桐城诸老忌古文沾染语录中语言的鄙俚俗白，其后学则自觉破此清规，甚至在前贤古文中寻觅引车卖浆者语，以与新文学对接。桐城望族在桐城派兴起后多守程朱之道、韩欧之文，在西潮汹涌时代，这些望族开新而不忘守本，但鲁谼方氏激进的后辈则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一去而决绝地不再回返。

在桐城派文论的现代转型中，朱光潜贡献最大。朱氏籍贯桐城，在桐城中学受到桐城派的严格训练；留学欧洲时，对西方美学有精深研究，后来成为新文学阵营中杰出的理论家。他对桐城派文论的现代阐释，是从中西汇通角度转化传统精神资源的范例。桐城派首重的文以载道，受到周作人等新文学家垢病。朱光潜则以为，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大不同处，是其骨子里重实用、道德，文以载道之说“把文学和现实人生的关系结得非常紧密”“在中国文学中道德的严肃和艺术的严肃并不截分为二事”，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不容一笔抹倒。桐城派重视声音节奏在欣赏和创作中的价值，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朱光潜对此说作了新的发挥。他以为，声音与意义本不能强分，古文对声音节奏很讲究，白话文同样离不开声音节奏，只是比起古文来，白话文的声音节奏较为“不拘形式，纯任自然”罢了。姚鼐论述文章风格时，提出阳刚阴柔说。朱光潜以为，姚鼐之说在西方美学中同样存在。姚鼐所说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在西方分别被称为雄伟、秀美。他引申西哲之论曰：‘秀美’所生的情感始终是愉快”，“外物的‘雄伟’适足激起自己焕发振作”。姚鼐论述文章最高境界时，提出了神妙说。他推尊一种不可言说的与天道合一的超越、神秘、疏淡、含蓄的艺境。朱光潜继承包括姚鼐在内的前贤之说，提出“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含蓄不尽，意味才显得闳深婉约，读者才可以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朱光潜在中西美学比较中，对桐城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融会贯通的解说。他的解说彰显了桐城派文论的普适性和现代价值，也使其不露痕迹地渗入新文学的理论系统之中。

在创作中，桐城派最忌小说因素掺入古文中。方苞在论述义法的雅洁原则时，对吴越间遗老的用笔放恣“或杂小说”，极表不满。此一见解后来成为桐城派家法。与西方相遇后，桐城派一部分学者自觉扬弃这项禁忌，不仅在古文中引入小说因素，而且大量翻译西方小说，直至亲自动手写起小说来。在翻译方面，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他用古文翻译的180余部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给文坛打开了通往西洋文学之门，向读者展示，西方不仅有别样的器物和制度，也有可以与《史记》并驾齐驱的深邃精美之作。他以辉煌的业绩改变了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中国学者千百年来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在小说创作方面，吴闿生的弟子潘伯鹰成就最为卓著，其作品在民国时代甚获好评。关于小说，潘氏以为：“摹画世情，抒心意，为体深博，奇而法，庄而肆，造极幽远，感人尤至者，莫善于小说。”小说在他眼中已非闲书，而是高雅艺术。这就难怪他在撰作时那么苦心经营、一丝不苟。潘伯鹰的代表作《人海微澜》1927年起在《大公报》连载，两年始毕；1929年出版单行本，翌年即告再版。这部风靡京津之作写尽新旧交替、礼坏乐崩时代北京城的社会乱象和众生百态，得到吴宓等名家激赏。吴氏推潘伯鹰为“今日中国作小说者第一人”，且向陈寅恪等力荐，并将《人海微澜》列入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必读书目。潘伯鹰的小说创作得到同门诸子支持。《凫公小说集》出版时，其中《隐刑》剪辑之册残缺甚多，谢国祯在北平图书馆从报刊上为之抄补，齐燕铭为封面作画，贺培新为封面题字。《人海微澜》付梓时，吴兆璜以文、贺培新以诗序之。此外，1902年至1903年，吴汝纶的弟子邓毓怡、籍忠寅成立了小说改良会，拟对小说进行改良。上述事实表明，突破桐城先正设置的忌小说的界限，已成为新时期桐城派部分学者的共识。桐城诸老忌小说，与小说同样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自然也在禁忌之列。但民国时代，吴闿生的弟子周明泰、张江裁、王芷章和齐燕铭均以戏曲研究名家，齐氏还主创了饮誉红区的京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

方苞在论述义法的雅洁原则时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语录语的特点就是鄙俚俗白，与雅洁有碍，因而被桐城诸老悬为厉禁。清季民初，这一戒律也被桐城派诸家突破。光绪三十年（1904）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负责纂辑小说、诗词稿件的吴汝澄和李光炯均为吴汝纶的弟子，负责纂辑教育稿件的房秩五是吴汝纶创办的桐城学堂五乡学长之一。该报以开启民智为旨归；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男女平等、实业救国、现代教育；在文学上提倡白话写作、戏曲变革；在语言上使用鄙俚俗白。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就连桐城派的嫡传姚永朴也开始试写白话文了。为教育家中小儿，姚氏撰写过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白话史》。此书用新史学的章节体写成，语言是较为纯正的白话。姚氏在理论上并不反对使用鄙俚俗白。1935年春，他对弟子吴孟复说：“‘奋臂拨眦’几何不为引车卖浆者语耶？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学之先驱矣。”姚氏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为证，说明桐城派本来就不排斥引车卖浆者之语。其说自然并非事实，但也具体而微地显示，桐城派面对新文学的紧逼，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时代。

进入清季民国，在桐城派诸世家中，鲁谼方氏从桐城之学转向新文学最为彻底，也最有成就。鲁谼方氏自方泽始，人文蔚起。方泽以姚范、刘大櫆为友，以姚鼐为弟子。方泽孙方绩、曾孙方东树皆从姚鼐问学。方宗诚师事族兄方东树，又入曾国藩幕府。方宗诚之子方守彝、方守敦视曾国藩为神圣，身际西潮横决之世，谨守中体西用之旨。在方守彝、方守敦培养下，其子孙辈二十余人龙腾虎跃，皆成新时代的弄潮儿。其中，方守敦子方孝岳、女方令孺、孙方玮德和舒芜，方守彝外孙宗白华，从桐城派起步，朝新文学迈进，最终成为新文学中的名家。方孝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预科，后留学日本。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白之辨，他1917年4月在《新青年》发表《我之改良文学观》，以为“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但今日应“姑缓其行”只做“极通俗易解之文字”即可。此后，方孝岳用西洋方法整理国故，对自己所从出的桐城派作了独到研究。方令孺、方玮德姑侄是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中人物，其学养虽以桐城派为根底，其诗文面貌则焕然一新。宗白华生于方家大院，与桐城之学的关系千丝万缕，五四后则以《流云》小诗和兼通中西美学而著称于世。舒芜童年、少年时代浸润于桐城派氛围之中，受鲁迅、周作人影响后，对家学反戈痛击，死而后已。其文之骨有桐城之影，其文之表则与桐城若不相干了。

三 传播方式的更新

桐城派早先主要通过政治、书院、家门之内互为师友和刊刻自家著作等渠道进行传播。与西方相遇后，桐城派除了旧有流布渠道外，更通过出报纸、办刊物、建立出版机构、结社等现代方式进行传播。传播手段的改变是桐城诸家趋新的表现，也加速着桐城派向现代转型。

桐城诸家对报纸等新媒体非常敏感。他们在阅报中睁眼看世界和中国，在报端发表见解以经世济民，并播扬自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吴汝纶是桐城派中办报的先行者。在庚子乱局中，他对朝野因茫昧而祸国的惨剧有切肤之痛，起意办报以启愚蒙。在避难深州、兵火仓皇中，他即致信弟子常堉璋，对诸如集股、购置印刷机、组织机构、安排人事等办报事宜作切实指导。由于总理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唯恐私报讥刺时政，而谕批从缓，使吴汝纶的办报计划胎死腹中。时隔四十余载，桐城派学者再次与报纸结缘。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中宣部派时任华北宣传专员的卜青茂恢复《天津民国日报》。卜氏是贺涛之孙贺翊新、贺培新好友，但他和部下毫无办报经验，贺培新当仁不让地将自己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友朋、门生三十余人推荐到报社工作，隐主该报笔政。贺氏弟子俞大酉任总主笔，主持撰写数百篇社论，倡导民主、宪政、法治、女权、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等。贺氏弟子刘叶秋任副刊主编，编发数百版文艺作品。就形式而论，这些作品有旧文学，也有新文学。就内容而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悉与战后时代风尚合拍，同时又引领着新的时代风尚。据初步统计，有不下45位桐城派的学者为《天津民国日报》撰稿，成就显著者有：吴闿生、阎志廉、谷钟秀、尚秉和、傅增湘、邢赞亭、冒广生、贺葆真、张继、贺翊新、贺培新、贺又新、陈汝翼、傅筑夫、陈保之、陈诵洛、陈病树、吴君琇、吴防、潘伯鹰、曾克耑、俞大酉、刘叶秋、张厚载、齐纪图、高準、孙贯文、朱光潜、刘国正等。王树枏、柯劭忞彼时已经下世，其遗作经整理也在副刊刊出。《天津民国日报》非常畅销，在最好的时候，每日发行达七万份之多。其读者网络遍布全国，尤其是覆盖东北、华北地区。这是桐城派退出文坛前的最后辉煌。经过新文化派持久的批判，在新文学逐渐占领文坛高地的情势下，桐城派尚能组织起这样一支整齐的队伍，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显示出经过新学洗礼后的古典传统仍会焕发出惊人活力。

清民易代之际，桐城派学者主持过《经济丛编》和《青鹤》等刊物。《经济丛编》半月刊以吴汝纶为精神导师，由廉泉、常堉璋董其事，邓毓怡负责编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十五日在京创刊，自三十年（1904）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42期、第43期合刊起，取名《北京杂志》，不久停办。该刊宗旨为经世济物，以牖民智。“经济”取《中庸》“经纶天下”、《论语》“博施济众”之义。陈灨一主编的《青鹤》半月刊创办于1932年十一月十五日，1937年七月三十日停刊，共出版114期。该刊意在新旧相参，发挥中国灿若光华之古学，以与世界思想潮流相融贯。江西新城陈氏自陈用光师事姚鼐后，一门数代浸润于桐城之学。陈灨一继起于清民易代之际，虽不为桐城所囿，却也不悖家学。在《青鹤》特约作者中，桐城派名家有王树枏、冒广生、柯劭忞、袁思亮、傅增湘和叶玉麟等。

清民易代之际，桐城派学者主持的出版社主要有华北译书局、京师国群铸一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办报受挫，命弟子常堉璋、邓毓怡等苦心经办华北译书局。清季开办译书局成风，华北译书局的成就与湖北译书局（1894）、京师大学堂译书局（1902）等相比虽有不逮，但因其主办者为学坛重镇，该局也颇受关注。除发行《经济丛编》外，书局将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时数十家当地报刊有关载文汇为一编，取名《东游日报译编》出版。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吴汝纶为中国之崛起而不辞劳苦考察日本现代教育的热诚，塑造了桐城派大师笃信新学、挺立时代潮头的苍劲形象，既为桐城派蠃得盛誉，也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教育变革。京师国群铸一社由吴汝纶弟子高步瀛主持，其业务主要有两项：一是设立通俗演讲社向公众发表演说；二是出版书籍。通俗演讲社以“扶共和宪政稳健进行”为宗旨，其成员贾恩绂、梁建章、韩德铭、步其诰等均为高步瀛就读莲池书院时的学侣。高步瀛撰《共和浅说》、韩德铭撰《民政心说》即为当时的演讲词。京师国群铸一社所出书籍的作者也多属莲池群体成员。此外，由吴汝纶侄婿兼弟子廉泉参与创办的上海文明书局（1902）和北京分局不仅出版桐城先正的著作，也印刷了吴汝纶纂《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严复译《群学肄言》、吴闿生译《万国通史》、《改正世界地理学》等。这些作品既传播了新学，也彰显着桐城派学者思想的新锐和为重塑中华文明所做的努力。

民国建立后，吴闿生主盟的大型社团“文学社”在京师文坛影响颇大。在内忧外患、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文学社成员竭力融新知于旧学，以再造文明。文学社由吴闿生及其弟子组成。吴氏最早的弟子是辛亥革命元老张继。张氏父亲张以南是张裕钊、吴汝纶的得意门生。年十六，他遵父命拜吴闿生为师，时吴氏年才十九。但吴氏真正抗颜为师，则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至1920年年底，吴氏门人贾应璞、张庆开等集同学62人，次其名字、年岁、乡里，为《文学社题名录》，以张继冠首。“文学社”之名由吴氏所赐。1924年夏、1936年年底，在贺培新主持下《文学社题名录》又经二刻、三刻，分别增入吴门弟子62人、140人。数十年间，《文学社题名录》共录吴门弟子264人，知名当时与后世者有：张继、李葆光、周明泰、李濂堂、柯昌泗、于省吾、贺翊新、贺培新、齐燕铭、吴兆璜、潘伯鹰、谢国祯、徐鸿玑、李鸿翱、曾克耑、何其巩、陆宗达、贺又新、王芷章、张江裁、李钜、陈汝翼、王汝棠、王维庭、吴君琇、吴防等。这些吴门弟子或为革命家，或为抗日志士，或为学者，或为小说家、戏曲家，等等，多非传统意义上的桐城文士。他们在大转折时代，以其所学，散发出光芒和热力。

四 从闺阁到社会

清代安徽女性文学昌盛，桐城才媛的成绩尤为斐然可观。这些才媛多生于诗礼之家，嫁于簪缨之族，有父兄陶铸，有姐妹共笔砚，有夫君伴吟，才情因得施展。综而观之，她们虽各有精彩，也间有不让须眉之作，但因受礼教闺范限制，心灵难得自由；诗词常撰于绣余织余灶余，视野难得开阔，因此其作品往往题材狭窄，风格单调，也缺乏现实关照。进入清季民国，属于桐城一脉的才媛，除了籍贯桐城者外，也有隶籍外省者出入其间。杰出者有桐城姚倚云（1864～1944）、吴芝瑛（1867～1934）、方令孺（1897～1976）、吴君琇（1911～1997），天津俞大酉（1908～1966）等。这些女性作家生活于大转折时代，栉欧风，沐美雨，产生了较强的女权意识。她们离开闺阁，服务社会，甚至劳心国事。这一切殊非桐城前代才媛所能梦见。

这些桐城派女性作家皆生活于衣被新学的旧家。姚倚云为桐城麻溪姚氏嫡脉，其父姚濬昌为姚莹之子，颇得曾国藩赏识。兄弟姚永朴、姚永概曾在北京大学内外经受新文化运动考验。夫君南通范当世习闻吴汝纶绪论“颇主用泰西新学”。侄儿姚焕、姚昂，继子范罕、范况曾负笈东洋。吴芝瑛为吴汝纶侄女，夫君无锡廉泉倾心维新，支持革命；清末在上海参与开办文明书局，编印新式学堂教科书、西学译著等；民初东渡日本。方令孺之父方守敦曾随吴汝纶考察日本学制，喜读《大公报》社评。其兄弟诸侄多是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人。吴君琇之父吴闿生为吴汝纶独子，曾游学日本。夫君金孔章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俞大酉世父俞明震为晚清显宦、诗人，父亲俞明谦曾负笈东瀛。五位女性作家的家风兼容新旧。家风之旧，使她们如清代桐城才媛一样，古典学养深厚；家风之新，使她们能够超越清代桐城才媛，开辟新的人生道路。这种融汇新旧的家庭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家庭与时代把她们造就成为具有古典风韵的新女性。

这些桐城派女性作家走出家庭后，很热心教育事业，为国造就人才甚众。姚倚云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发表公开演说，为办学筹募经费；同年十二月起受张謇之聘，担任通州公立女子学校校长。1919年后担任安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达六年之久。1925年回任通州女校讲席。吴芝瑛捐出父亲遗产，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家乡创办鞠隐小学堂。方令孺留美归国后，长期任青岛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吴君琇、俞大酉也转徙于各地中学、大学任教。

这些桐城派女性作家或关心国事，时发惊心之鸣；或在民族存亡关头，奋起救亡御侮，并以柔翰抒发国仇家恨。袁世凯当国后醉心帝制，吴芝瑛不避斧钺，上书力阻。她说：“帝制至于今日，已为我国四万万同胞之公敌。公竟冒不韪，甘为众矢之的，是公自遭其毙也。以满清二百余年之基，其潜势不为不厚，当武昌义旗一起，而天下如洛钟响应，清室卒为之墟。此无他，民气固也。公今以新创之业，遽欲抗五千年来蓬勃将起之民气，是犹以鸡卵而敌泰山，其成败利钝，不待龟卜而知其必败也。”其胆识深得并世名流汪精卫、章太炎、吴稚晖称誉。抗战军兴后，俞大酉时任北平中国大学讲师，秘密加入国民党，与日伪周旋，被捕入狱。方令孺在安庆访问伤兵，支持子侄辈汇入抗日洪流。年近八旬的姚倚云避地马塘、潮桥，吴君琇流离四川，均有大量诗作抒写家国飘零、九州锋镝引起的孤愤。姚倚云以诗激励后生：“齐家治国男儿志，还我河山属少年。”

在桐城派女性作家中，吴芝瑛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俞大酉则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保证。吴芝瑛随夫定居北京不久，就组织妇人谈话会，讨论男女平权等问题。光绪三十二年（1906），她筹款赞助秋瑾创办以倡导妇女解放为宗旨的《中国女报》。1912年，民国肇造，她作为女界代表之一，致书南京临时政府，要求在宪法正文中写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时隔数日，她又与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同仁一起上书孙中山，请其支持创立女子法政学校和《女子共和时报》，并在国会设立女界旁听席位。俞大酉在做《天津民国日报》总主笔时，曾在1946年和1947年三八节领衔写过两篇主旨相近的社评。她以为：“真的妇女解放，决不仅在妇女参政、谋与男子同权，而在争取经济独立“惟有经济独立的人，才有自由平等之可言”。同时，新的女性应以献身精神，负起建国责任“参与国家各部门工作，然后才能开拓自己的自由之路”。俞大酉强调经济独立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比吴芝瑛的争取男女平权更进了一层。

在桐城派女性作家中，吴芝瑛支持民主革命，俞大酉则对民主和宪政作过深入论述。辛亥革命前，吴芝瑛是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她与秋瑾相结金兰后，毅然筹款帮助秋瑾东渡留学。秋瑾成为革命家后，她始终支持其事业。秋瑾就义后，她撰写大量诗文，颂扬其功绩，并与好友徐自华一起，冒死义葬烈士，挑战清廷威权。辛亥革命后，吴芝瑛走到上海街头，发表演讲，呼吁年轻人为国从军，撰《从军乐》六章鼓动之，且斥巨资以助军饷。俞大酉在抗战胜利后主持发表的社评以为：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就是人民的言论自由”。1946年年底，制宪国民大会召开前后，她以为，“国家者乃全体国民的国家，非任何党派任何阶级的国家，所以全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因此，这次所制订的新宪法必须建筑在全民的意志和利益上面，以全体国民的要求为根据为依归，不能为了迁就某一党派和阶级的偏见而置全体人民的意志于不顾，以致留下未来国家的大患”。又说：“现在只有实施宪政，才能使中国富强康乐。”

五 终结与不灭

桐城派为什么会发生现代转型？

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当然由发端于西欧的全球现代化运动所催发。没有这一不可遏阻的惊涛骇浪的冲击，中国将依然是过去的中国，桐城派也将依然是过去的桐城派。未与西方发生实质性接触前，中国也常处变易之中。但这变易在中国内部发生，如珠走玉盘而不飞离玉盘一样。但与西方发生实质性接触后，数千年华夏中心的大梦顿时惊破，中国带着精神巨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现代化运动。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也由此启动。

桐城派的现代转型是桐城诸家持守“变”的观念的结果。姚鼐在开宗立派时就提出：“天地之运，久则必变”; “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姚鼐之前，其师刘大櫆就已提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 “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在姚鼐之后，其弟子梅曾亮明确提出：为文者应“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 “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稍后曾门弟子薛福成更提出：“通变方能持久，因时所以制宜”; “今古之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有关“变”的观念虽为《易经》等经典所固有，但它并非传统思想的主流。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桐城诸家从古典资源中提炼出一个“变”字，将其转化为一种思想，转化为一种信念，转化为派内家法，而一代代传承下来。当桐城诸家将“变”的观念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结合起来迎接西方挑战时，其现代转型便已不可避免。后来，桐城诸家又将“变”的观念与进化观念对接，形成了更富理据的、线性的、向前发展的世界观。当这一世界观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时，桐城派便朝着现代化的纵深方向挺进了。

桐城派的现代转型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呢？

桐城派发生现代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它自身的终结。桐城诸家热情拥抱西方。西方的民主宪政、法治制度、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西方完备的教育制度、精好的器物、博大的学术和文学艺术，以及优异的风土人情，桐城诸家惊叹之，赞美之，介绍之，学习之，并用以改造自己，也改造着中国。为了救亡和启蒙，当桐城诸家分别成为洋务派、立宪派、革命派的时候，以西学为圭臬的时候，甚至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桐城先正所尊奉的孔孟程朱之道、秦汉唐宋之文已经无处安放。可以说，当西潮涌来那一日起，当中国踏上现代化之路那一日起，当桐城派开始转型那一日起，桐城派式微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桐城诸家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时，有的不忘民族本位，有的起而卫道，但均改变不了其最终命运。学界普遍以为，桐城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击而陷入绝境。其实，新文化派在相当长一个时段中力量极为有限。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新文化派当时“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而钱玄同、刘半农演出的双簧更道尽了新文化派的寂寞。几声“桐城谬种“十八妖魔”的诅咒，绝难打倒桐城派。最终打倒桐城派的，是桐城派自己，是桐城派在面对西方时所进行的现代转型。1949年后，当仍处在转型中的桐城派遭遇“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政治氛围时，其彻底走入历史的结局已经无可挽回。

桐城派虽因现代转型而走向终结，但它为新文学开启端绪的历史功勋不可磨灭。对于桐城派作为新文学开端的地位，一些新文学家有着清醒认识。例如，周作人批判桐城派比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还要持久与深刻，但他在三十年代初反思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按周作人的说法，桐城派所介绍的西洋文学、科学思想对新文学的领袖们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结论正与历史实际相符。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以新旧划分时代和文学，崇新而贬旧，并且相信新会战胜旧。这一思路是他们倡导、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基础。背后支配这一思路的，就是进化史观。而进化论的译介、传播，恰是严复和吴汝纶的功绩。因此，说桐城派为新文学开启了端绪，并非无根之谈。

桐城派虽因现代转型而走向终结，但在走向终结过程中，桐城诸家对于桐城派，对于桐城派所从出的古典传统仍然怀有敬意和深情。他们以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虽说古典传统中一部分内容已不周于用，或在舍弃之列，但古圣先贤的精神则是民族之根，不可毁弃。而古圣先贤的精神就隐藏在精美的文学中。因此，欲得古圣先贤的微言奥义，必以文学为津筏。吴汝纶说：“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又说：“欲求研究国故，必须从文学入手。因中国数千年之陈籍，都是文言。古今多少英豪俊杰，他们著作书籍，莫不极意讲求文章之精美，所有精心结撰的微言奥义，大抵埋藏于隐奥之间，隐约于言辞之表。苟非精通文学，何能了其奥义。所以欲通国故，非先了解文学不可。”贺涛“以文章为诸学之机缄”，“诏学者必以文词为入学之门，亦以此要其归”。他“虽极推服西国大儒学说，而以吾国文词为学术之本源”。相信古圣先贤的精神有绵延的价值，相信通过文学能进入古圣先贤的精神堂奥，因此文学不可不研读。这是桐城诸家在桐城派终结前对古典传统所做的最后守望。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进行中，桐城诸家对于古典传统的敬意和深情，对于民族之根的固守，对于达此根本的学问门径的亲切指引，迄今仍闪耀着智慧之光。

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初，面对神州三千年未有之奇变，桐城诸家属于中国最先觉醒的一群。他们秉承数代一脉相承的“变”的观念和经世致用的观念，与时俱进，勇敢地踏上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之路，也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他们发起洋务运动，提倡宪政，译介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西方科技和文艺；他们突破老辈藩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式上进行全新探索；他们中的女性作家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这一切，与桐城派原有的精微理论和深邃艺术相浑融，构成一个浩大而富有魅力的存在。这一存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桐城派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也是其不朽之所在。

本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