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单要素生产率到全要素生产率

（一）早期生产率概念的提出与生产率理论的萌芽

生产率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劳动分工理论、亚里士多德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理论，以及迪加尔赫斯关于经济发展四阶段（游牧阶段、畜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城市活动阶段）的理论。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来田，以及后来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为代表的重农主义思想家，也都曾涉及了生产率问题。据美国迈阿密大学产业工程系生产率研究室主任Sumanth（1984）博士考证，魁奈首次较规范地提出了生产率概念，论述了生产率对国民收入的重要作用。但作为重农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他仅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工业劳动和智力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进而形成了囿于农业领域的狭隘生产率概念。尽管后来重商主义扩展了这一概念的外延，但并未消除对生产率概念的片面理解。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斯密（2009）摈弃了以往的劳动生产观，将生产率概念的外延扩展到了整个生产活动或生产领域，指出由社会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古典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李嘉图（181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起了以边沁功利主义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生产率增长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总体上沿袭了斯密的观点。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生产率概念及其理论，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所讲的生产率基本上是指劳动生产率。其理论探索的轨迹基本上是以使用价值为线索，并在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内，从分工协作和国民财富源泉及增长两个方面展开。

（二）近代生产率理论发展与边际生产率繁衍

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逐渐产生，并在19世纪30年代后，开始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作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萨伊（2014）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一切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这便是“生产三要素论”。在他看来，生产三要素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各自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分别创造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工资、利息和地租就是分别取得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性服务所付出的代价。这三项收入构成了创造效用的生产费用，确定了商品的价值，也形成了以“生产费用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论。从这一价值论出发，劳动相对产出的大小便是劳动生产率，资本相对产出的大小便是资本生产率。

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了以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思想观点为代表（亦称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庞巴维克提出，资本的物质生产率源于“迂回生产”。他假定迂回生产是生产性的，并服从收益递减规律。迂回可以延伸，直到来自生产过程的最后容许延长的边际生产率，等于为获得工人延长生产过程提供工资所需要资本必须支付的利率。但他的“迂回生产”概念及对资本的物质生产率没有明确的度量的做法，一度引起了人们的争议。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98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首次提出边际生产率概念，并把它应用于生产和分配领域，但他并没有明确这一概念的含义。19世纪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2014）在其成名作《财富的分配》中宣称，在市场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其边际收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赋予了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权利，也决定了收入的高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1964）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率论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折中主义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从均衡价格论出发，他认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报酬，不仅受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之类的需求方面的影响，供给成本之类的供给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收入水平。

总之，近代生产率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以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庸俗价值论为基础和前提，以边际生产率论为内容和特征，以收入分配论为核心，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边际生产率论不仅构成了这一时期生产率理论的主流，而且也对后来的生产率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