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类学对物之社会性的研究
“物”的研究在阿帕杜莱那里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并且“物”的研究具有穿透历史的动态特征。“物”在人类学中向来是重要的着墨点，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与“物”的共同世界中。当然，人类学视野中的物要么是具有“总体性”的物，如礼物、商品等，要么是作为象征之物，要么是作为叙述文本的“物”。换言之，一种路径是透过物来探讨社会生活及其背后的心性，物是必要的切入点；另一种路径是强调物有其独立自主的特殊价值，即独特领域中的物自身
，能够进入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物”，在理解总体性社会方面应具有切入点与读本的功能。
（一）处于社会中心的“物”
根据黄应贵的区分，莫斯的礼物研究便具有透过“物”来理解特定社会文化的关键性地位，当然莫斯的“总体性”视角内涵的社会中心论取向，遵循着通过物来考察社会的研究路径。马林诺夫斯基就“库拉”所扩展的论述，可以视作“礼物范式”的典型代表。居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生活中心的“物”在物的形态上，soulava（项圈）与mwali（臂镯）这两种宝物在库拉伙伴中按照特定的循环传递，遵循“馈赠-接受”的“互惠”原则，库拉同样也“混融”着地方巫术、利益风俗以及神话传说，是理解美拉尼西亚这一土著社会秩序的基础。尼罗河下游的努尔人被普理查德称为“牛背上的寄生者”，他发现努尔人用牛来界定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努尔人对牛的关爱和对得到牛的渴望影响着他们的家户、亲属、部落乃至族群的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语言词汇、仪式、情感等总体性社会都与牛息息相关，从人对牛的兴趣中也可以发现努尔人政治结构的裂变特征。而牛与努尔人的关系被描述为“共生性”的，即通过彼此之间互惠性的供给，人和牛维持着各自的生命，在这种亲密的共生关系中，人和牛之间形成了一种最为“紧密的统一的社区共同体”。努尔人社区中的人与人、人与族群以及人与超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牛的关系得以“混融”，这种状态便具有莫斯所采用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特征，而牛本身是作为混融状态中的“物”而存在的。同样的状况也表现在丁卡人（Dinka）的牛、贝都因阿拉伯人的骆驼上。功能论者强调以整体观来理解某个社区、部落或族群，牛、骆驼等对于处在游牧状态的部落来说是其社会生活的中心，理解总体性社会就必须首先理解它们。从莫斯的意义上讲，社会中心论的研究取向需要一种能够透视总体性的“物”作为切入点。
象征论者更侧重以文化和意义为研究对象，由此扭转了功能论者过于强调社会和功能的研究视角，但“物”仍旧处于分析的核心，用以透视整体文化的特征，而“物”也经常被视作一种关键性的符号或标识。维克多·特纳对恩登布人仪式的关注，侧重于理解象征符号如何在仪式中与人的利益、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符号以某种“物”为标识，在特纳的分析中同时作为意义载体和分析工具。这个“物”就是恩登布人的奶树（milk tree）, “奶树是恩登布人世系内所有母亲们的地方。它代表男人和女人的女祖。奶树是我们的女祖入会时睡的地方。这里，‘入会’ 指的是妇女们绕着奶树跳舞，树下睡着新入会者。一个又一个女祖睡过这里，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祖母、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们。那是我们部落风俗开始的地方，甚至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男人也在奶树下接受包皮切割手术”。在恩登布人的文化体系中，奶树被认为是“母子树”，有母乳、母子关系、乳房、乳房的发育、已婚的妇女、分娩等含义，因而特纳认为，恩登布人对奶树的表述，表明奶树具有文化隐喻，这里包括了社会组织的原则，如奶树代表着母系继嗣制度，女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社会的整合与延续等。解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一种可以透过象征符号进行解释的意义系统，“物”的实体作为象征符号具有社会表征的功能。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仪式的研究，将“雄鸡”看作整个巴厘岛文化表述与社会结构的象征隐喻。雄鸡的意象多指涉男性，可表示“英雄”“勇士”“冠军”“有才干的人”“政治候选人”“花花公子”“勾引女性的人”或者“硬汉”等，雄鸡在巴厘岛成了男人的象征。巴厘岛的斗鸡分为中心圈和边缘圈，中心圈的斗鸡是集体的、正式的、敌对的、大型的，钱的输赢并不重要，名望、荣誉、尊严、地位的象征性得失才是主要的；边缘圈的斗鸡是个人的、非正式的、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格尔茨通过对“斗鸡”的“深层描述”，展示出来的并不是斗鸡事件的“能指”，而是斗鸡行为在巴厘岛的文化背景中作为巴厘岛总体性社会文化的隐喻，具有多层的“所指”意义。人类学的象征主义通过符号来理解象征意义，具体社会中的“物”被视作一种关键性的符号，“凝结”着总体性社会文化的意义，因而“物”能作为被分析对象。与功能论者不同，象征论者需要对作为符号的“物”自身进行理解，虽然二者共同的研究旨趣在于物所处的社会或文化，而并非以自成一格的“物”为研究目的，实际上在两种流派的视野中，“物”也无法自成一格。
（二）具有社会生命的“物”
对“物”自身的研究需要提到阿帕杜莱的贡献，他在《物的社会生命》一书中对“物”自身自成一格的逻辑进行了细致梳理，并赋予了“物”与人一样的社会生命。当然这里的“物”都具有商品特征，但却不是抽象的“商品”，而是具体的、具有物性的、经历了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生命过程的“物”。这样的“物”也包括作为奴隶的人、人的器官、艺术品等，人可以以物的形式存在，物也可以具有人的生命形式。阿帕杜莱强调的是促使“物”生命转化的政治作用，其理论旨趣是回归到对“物”自身的研究，赋予“物”以生命过程，“物”的生命无处不在，与人紧密交融，中世纪的圣物、印度的布都在历史过程中具有“人物不分”的特征，这显然是对莫斯“混融”概念的延伸。即使是对“物”自身的研究，也无法脱除与人的关系，且阿帕杜莱还强调了塑造“物”的生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物”的生命总是由人与物的关系、社会文化所构造出来的，“物”的文化解释具有泛生论的意味。
阿帕杜莱赋予了“物”以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不是指一种历时性的叙述方式，而是指物自身具有的一种转化与历时的属性。卡萨纳利对东北非的Qat的生命历程做了描述，传统索马里将Qat作为公共仪式上的神圣食物，而在经历了战争后，Qat演变为追踪青年人政治集会的公众食品，用以增强群体的社会凝聚力，该物便具有了抵抗殖民统治的象征意义。Qat的生命过强本身反映了社会变迁的过程，其意义也在过程中得到重构，而某种具体的“物”的历时性，物的社会生命在历史维度上表达了社会事实的历史维度，即意味着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历史维度。换言之，总体性社会事实所包含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并非静止在一个平面上的状态，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过程。
物的历史性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历史性的表征在从“礼物”到“商品”的人类学范畴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莫斯在分析“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时，已经潜在地将“礼物”与“古式社会”同“商品”与“现代生活”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同涂尔干分析“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与演化同出一理。作为商品的“物”，在既定社会背景中从物-商品-物的生命历程中获得理解，商品如人，都有社会生命。只不过，此类分析范畴的核心是抽象的“物”而非具体的物，经过类型化而赋予“物”以某种总体性，具体的“物”的生命历程方能展现社会事实的历史性及社会生命。西敏司（Sidney Mintz）对糖的分析中展示了食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而在不同文化类型中（加勒比海与英国社会）以及不同历史时段（前殖民时期与现代殖民体系）中糖具有不同的意义，从对糖的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到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因为“社会现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中抽象出来……是人类创造了社会结构并赋予其活动以意义，而这些结构和意义自有他们的历史源流，正是这些源流在塑造、制约并最终帮助我们去理解上述人类创造力”。这意味着，“物”的社会生命实际上并非自成一体，而是由具有历史性的社会事实（社会结构与意义）所规定的。
在建立起具体的“物”与“总体性社会事实”在历史性维度上的共生关系后，笔者至此可以对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做进一步说明。黄应贵对物与物质文化的分析区分了两种物的研究，一种是透过物进行的研究，此时物不具有独特地位，却能具体呈现其内涵差别的外在形式；一种是对于物自身的研究取向。若用西敏司的观点来评价两种取向，二者并不具有截然对立的特征，因为物并不能从总体性社会中抽离出来作为自成一体的存在，而某些具有“总体性”之物的特征和逻辑也能影响总体性社会的动态过程，如在进化论关于工具的研究以及社会生态学关于物质资料的研究中均可看到“物”的关键性地位。黄应贵的区分固然是出于分析的便利，但物与总体性社会的“混融”状态是长久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社会类型、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中，“混融”的方式会有变化。
“混融”的方式总体性地包含着人与灵魂、人与事物、灵魂与事物、人们生活的彼此相融。这意味着诸多因素的总体性关联以及互动，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混融”方式，借用莫斯关于“混融”的表述，就是“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使我们意识到，历史性的本质就是社会类型的变迁。莫斯的社会中心论的潜在预设指明了具有前后相继特性的社会类型都具有“总体性”特质，即完整地包含人、物、人物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连接以及互动，这些复杂的关系可以通过某种核心的“物”来呈现和展演，“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具有的地位及意义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物”的社会生命也就是总体性社会的历史生命。
一是相对于莫斯的社会中心论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笔者首先意在将“物”拉回到“社会”的中心，要看到某种具体的“物”对一种社会类型的“总体性”意义。二是将“混融”的概念进行降格，具体化为人、物、人物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连接以及互动的整体状态。三是受“礼物”这一抽象范式的启发，将分析对象落脚到对某一社会类型中具有关键性、总体性的具体之“物”上，且这种“物”具有穿透历史过程的特性，具有前后相继的社会生命，在不同社会类型中均具有总体性的意义。当然，这种“总体性”仍延续了莫斯的理念，即一个由仪式、法律呈现与经济呈现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能够同时展现各种制度，如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和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