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譯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法國漢學歷史上的地位

藍碁 著 劉蕊 整理

摘要：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18世紀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與經典、詩詞等同步傳播至歐洲，成爲西方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三百餘年的法國漢學史上，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的翻譯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狀態。起初，作爲漢學家熱情追逐的對象，小説和戲曲不僅能幫助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文化，更被視爲研究漢語的素材庫；20世紀以後，它們纔逐漸在法國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

關鍵詞：法國漢學 小説 戲曲

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傳播至歐洲，大約肇始於18世紀，它們由法國耶穌會士陸續翻譯成法文，從而進入法語讀者的視野。之後，這些作品又陸續被轉譯成其他西方語言，成爲歐洲瞭解和探索中國古代社會、歷史文明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與儒家經典、詩詞等在18世紀的“中國熱”中同步進入歐洲，它們既同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又代表和彰顯着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同角度，由於各自體裁、功用的差異，在法國漢學史上分列於各自的位置，遥相呼應。

一 在耶穌會傳教士的旗幟下

法國漢學的歷史源遠流長，與早期耶穌會在中國的發展緊密相關。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是早期來華傳教士中影響最大的一位。明末清初，許多法國傳教士也跟隨利瑪竇的步伐來到中國，開始向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傳遞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儼然成爲歐洲遥望中國的望遠鏡。1687年，《論語》（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首個拉丁文全譯本問世，這是《論語》第一次被全部翻譯成西方語言，向歐洲全面地介紹中國哲學和儒家傳統，法國人的貢獻功不可没。

1687年對於法國漢學而言，同樣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是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了五位“國王數學家”——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與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到中國傳播歐洲科學。1696年，康熙皇帝贈送給路易十四49種312册中國典籍，其中包括《大清律》《本草綱目》《禮記》等，這些書籍由白晋帶回巴黎，構成了法國皇家文庫（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漢籍特藏的雛形。1700年前後，原隸屬於耶穌會“葡萄牙省”的遠東分支内部發生分裂，一部分會士來到中國傳教。從1697到1703年，赴華的法籍傳教士人數已達30名，取代葡萄牙傳教士成爲在華傳教的主流，迎來了“中國知識傳播”的旺盛時期。

在華的法籍傳教士向法國學者及民衆介紹了諸多有關中國的文化與社會現狀，譬如：白晋《中國皇帝康熙傳》（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中國現况圖像》（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7）與李明《中國近事報道》（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7）等。儘管這些著作與文學没有直接的關係，却是中國文學法傳過程中不容忽略的歷史背景。也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中國文學進入到法國人的視野。

該時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又名《中華帝國全志》，被譽爲“西方早期漢學三大名著”之一，堪稱18世紀上半叶有關中國知識的總匯。這部著作不僅包含許多文本，還有大量的圖畫，既有諸如聖旨這類的文件，也有文獻。地理部分是這部著作最新穎之處，其中的地圖又是最珍貴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法國基本没有掌握到如此精確的地圖。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702～1776）是另一部巨著。法國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見聞以書信的方式匯報給歐洲的耶穌總會，至1776年，這些書簡被全部匯總爲34册，在巴黎出版。它向法國知識界、文化界以及大衆展示了色彩斑斕的東方帝國的全景，也給法國人描繪了基督教在中國跌宕起伏的百年傳播歷程，被稱作“歐洲‘中國形象’的塑造者”。

“中國熱”在18世紀風靡歐洲，歐洲人一邊喝着武夷紅茶，一邊開始讀那些從遥遠天朝傳來的傳奇而動人的書信和故事。正處於“啓蒙時代”（Siècle des Lumières）的哲学家們也紛紛受到這股東方文化潮流的影響，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狄德羅（Diderot, 1713～1784）、博馬舍（Beaumarchais, 1732～1799）、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等。這些先賢們積極地從中國古老的歷史文明中汲取新的養分，倡議模仿中國的先例來改革法國的政治、行政、官僚體制等，爲時下法國政治制度的變革尋求更多更佳的途徑和方法。

二 17～18世紀：早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介紹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文學進入歐洲人的視野，是在18世紀耶穌會士翻譯和介紹中國社會歷史與現狀的背景下進行的。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翻譯的元雜劇《趙氏孤兒》（Tchao Chi Cou Ell, ou Le Petit Orph 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1735）便收録於《中華帝國全志》。由此，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首次（部分）被翻譯为歐洲語言，也可以將此看作是中國文學西傳的開端，影響深遠。值得玩味的是，這部作品的法譯本恰恰折射出中西文化間的趣味差異。元雜劇在中國，往往看重曲詞，而法國人却獨重賓白。《趙氏孤兒》的早期法譯本，譯者删去了曲詞部分，僅保留了賓白和科介，使得這部元雜劇看上去更像是小説。但這並不影響歐洲讀者對該劇的熱情，《趙氏孤兒》被不斷翻譯和改編，尤以伏爾泰於1755年改編的《中國孤兒》（又名《中國孤兒：五幕孔子道德劇》, 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最爲著名。

伏爾泰將《趙氏孤兒》改編成一部法國式悲劇，他的翻譯不僅直接受到了馬若瑟的影響，還模仿了馬氏的譯本。此後，伏爾泰又成爲當時許多歐洲作家紛紛模仿的對象。在德國、意大利等地，《趙氏孤兒》更是劇作家們追捧的寵兒，這部元雜劇以歌劇的形式重複上演，逐漸形成了“中國孤兒熱”的態勢。現今，巴黎盧浮宫還保存着一幅珍貴的畫作，描繪的即是1755年伏爾泰《中國孤兒》悲劇初次公開時，盧梭等學者、名流一起閲讀的場景。

除了元雜劇，殷弘緒（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翻譯的《吕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第五卷）是最早將話本小説譯爲歐洲語言的譯本，法文譯名爲《培養道德，榮耀全家》。必須指出的是，殷氏翻譯的目的並非是忠實地展現原文，而是將小説中的故事當作中國人道德行爲的例證，而最能引起當時學者關注的，則是小説中富有哲學價值的内容。在法國學界有一個略顯極端的例子：從18世紀到2013年的两百餘年中，人們只是簡單地將此看作是一段富有哲學思想的對話。

同樣，在《中華帝國全志》中還收録了一篇名爲《與現代中國哲學家陳某對話：略陳其對天地起源與概况之見解》（Dialogue, où un Philosophe Chinois moderne nomé Tchin expose son sentiment sur l'origine&l'état du Monde）的故事，鮮有學者知曉其文本來源。直至2013年，留法學生吴蕙儀的博士論文《18世紀翻譯中國：中國文本的耶穌會譯者與歐洲中國知識的更新（1687～約1740）》（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Les jésuites français traducteurs de textes chinois et la reconfiguration des connaissances européennes sur la Chine,1687-ca.1740）纔首次披露這篇文章的原本出自艾衲居士《豆棚閒話》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

清初話本集《豆棚閒話》第十二則“陳齋長論地談天”，講述的是一位典型的道家先生給鄉村觀衆講解天地、禮學的基本知識，以通俗化的方式向平民百姓解釋抽象而不易理解的中國哲學概念。筆者推測，傳教士之所以會收録和翻譯這則話本故事，或是因爲该時期的話本小説和其他通俗文學往往扮演着教化民衆的重要角色，能夠將深奥晦澀的哲理以一種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達給普通的讀者。

三 19世紀：“科學”觀察

對比17～18世紀，19世紀的法國漢學有着顯著的變化。這個時期的漢學家未去過中國，甚至没有前往中國的興趣，而是採取遠距離的“科學”觀察的方式遥望東方。

那麽，爲什麽會産生如此的變化？我們不得不聯繫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19世紀是以法國大革命（1789～1799）的結束爲開端，拿破侖一世執政，成爲“法國人的皇帝”（1804～1815）。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時代之間，科學界則經歷了一場“埃及戰役”（L'Expédition d'Egypte, 1798～1801）——年輕的拿破侖占領埃及，率領一支由學者、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167名成員組成的“科藝委員會”借機對埃及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歷時十餘年（1809～1826），這些調查報告最終集結成37册的巨作《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這次規模龐大的科學發現，是用一種更具科學性的新的研究方法來對一個古老的、早已失去了所有踪影的文化進行系統的描寫，使之復興。對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譯就是由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完成的，他通過解讀存留下來的古代埃及文字去探索仿佛“湮没”了的歷史文明。

也是從此时起，歐洲對於世界各民族與文明的觀察和研究進入了新階段——科學而客觀地研究古老而遥遠的文化。他們採取遠距離地觀察和描寫，與宗教宣傳活動相分離，其目的與此前的傳教士大相徑庭。

經歷了“啓蒙時代”, 19世紀进入“浪漫主義”时期。浪漫主義不僅體現在文學方面，也是科學界的重要理念。人們試圖如實地重建失落文明、遥遠文明和異國文明。同時要與其保持空間或時間的距離，從直接對話過渡到遠距離觀察。也正是如此，漢學家並没有察覺到需要親自前去中國實地考察的必要性。此時的學術界也建立了許多新的機構和學校，如成立於1795年的東方語言專科學校（E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與現今的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簡稱：INALCO）。東方語言專科學校的創立初衷是爲了滿足法國政府外交事務的需求，側重於培養外交官和翻譯人員，起初教授的只有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克里米亞韃靼語、波斯語與馬來語，並未包括漢語。但隨着法蘭西學院設立了歐洲第一個與漢語相關的教職，這樣的狀况也由此發生改變。

1841年，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中國研究部也開始了漢語教學。漢語之所以被接納，與第一次鴉片戰争這一歷史背景直接相關。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中國開放了五座通商口岸，被迫向世界打開國門。這一全新的形勢也迫使法國立即採取一種新的教育，好讓自己將來能夠與這個異邦進行商貿往來。

一百多年來，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中文教學與研究有很大的發展與變化。除了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的中文系之外，還於1977年設立了“中國研究中心”，對現代中國問題展開研究。僅2002至2004年，中國研究中心便設立了七大課題：

（一）“中國近現代史”下設子課題“20世紀中國的城市社會”；

（二）“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下設子課題“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面面觀”“中國台灣文學”及“巴金的《隨想録》”等；

（三）“古代中國研究：两漢與唐代之間的文學與宗教”下設子課題“有關人性與情感相互關係的哲學討論”“六朝時期的文學、宗教與社會”等；

（四）“中國唐朝的醫學、宗教與社會”下設子課題“敦煌醫學手抄本”等；

（五）“現代中國與現代日本的教育、語言與認同性”；

（六）“中國語言學研究”下設子課題“古代漢語的歷時語言學”“近代漢語的統計學與詞彙分析”“漢語語言與文字”等；

（七）“近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形象”下設子課題“向西方的開放與對傳統的創新”。

現在，隨着越來越多的法國人開始學習和掌握漢語並前往中國，法國漢學也結束了“科學”觀察的時代，展開新的篇章。

四 19世紀：對於中國文化全面性的認識與普遍性的傳播

法蘭西學院（Le Collège de France），又名法蘭西公學院，成立於1530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位時，以“無所不教”（Docet omnia）爲辦學理念。法國歷史上可以稱爲漢學家的第一位學者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曾就職於此，他在1814至1832年出任法蘭西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Première chaire de《Langue et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tartare-mandchoues》du Collège de France）。

雷慕莎不僅是法蘭西學院第一任漢學教席，同時還是亞細亞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的創始人。亞細亞學會始創於1822年4月1日，是整個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有關亞細亞研究的協會。初建時，奥爾良公爵（Duc d'Orléans）爲榮譽會長，此後歷任會長中，包括塞納爾（Emile Sénart）、列維（Sylvain Lévi）與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著名學者。亞細亞學會圖書館庋藏有大量有關遠東地區的書籍，此外，塞納爾、傅舍（Foucher）和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等著名東方學家的遺書也都保存在此。

雷慕莎的論著有《漢語語法入門》（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喇嘛教概論》（Aperçu d'un Mémoire sur l'origine de la Hiérarchie Lamaïque）、《亞細亞雜記》（Mé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de critique,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等，他還翻譯了南宋趙珙《蒙韃備録》（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des Mongols orientaux）、東晋法顯《佛國記》（Foé Koué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等。

中國文學方面，雷氏翻譯了清代才子佳人小説《玉嬌梨》（Yu-Kiao-Li， 1826），又名《两姊妹》（Les Deux Cousines），還選譯了“三言”中的九篇，合爲《中國短篇》（Contes Chinois）等。儘管《玉嬌梨》在中國古代小説中並没有多少地位，但在歐洲，該小説却因爲雷慕莎的譯介得到了德國文豪歌德（1749～1832）的高度讚揚。歌德在其《談話録》中如是描述：“在没有見到你的這幾天裏，我讀了許多東西，特别是一部中國傳奇，現在還在讀它，我覺得它很值得注意……（中國傳奇）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奇怪。中國人在思想、行爲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

雷慕莎之後，由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承繼法蘭西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職位（1832～1873）。中國學者王韜1867至1870年曾專程拜訪儒蓮，雙方探討有關中國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詳見《漫遊隨録》《法國儒蓮傳》《與法國儒蓮學士》等文）。王氏讚歎：“儒蓮好學媚古，一志窮經，足跡雖未至禹域，而譯書已裒然盈尺。”

儒蓮一生都没有去過中國，且不説中文，却是漢語知識淵博的漢學家。他告訴王韜，法國圖書館中保存有大量漢籍，並且已經有三萬多種。王氏之後，鄭振鐸《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説與戲曲》（1927）、孫楷第《王國圖書館中的中國圖書》（Les collections de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也都對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部分漢籍有過介紹。

儒蓮的論著涵蓋中國語言、科技、歷史等多個領域，如《漢語文法》（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漢語語法與詞典學實踐練習》（Exercices pratiques d'analyse, de syntaxe et de lexicographie chinoise）、《華帝國的古今工業》（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桑蠶記要》（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s chinois sur la culture des mûriers, et l'éducation des vers-de-soie）、《景德鎮陶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突厥史研究》（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ou-kioue [Turcs]）等。他還翻譯了《三字經》（San-tseu-king, Le Livre de phrases de trois mots, 1873）、《千字文》（Le Livre des mille mots）、《老子道德經》（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大唐西域記》（Voyages du pelerin Hiouen-tsang）、《木蘭辭》（Romance de Mou-lan）。

在戲曲、小説翻譯方面，儒蓮可謂成果豐碩。1832年，他翻譯了《灰闌記》（Hoei-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底本選自《元曲選》（Youen-jin-pé-tchong, “Les cent pièces de théatre des Youen”）。1834年，第一次將玉花堂主人十三回的《白蛇精記雷峰塔》翻譯成法文，取名《白與青》（Blanche et Bleue），又名《两個神仙蛇》（Les deux couleuvres-fées）。同年，他重譯了《元曲選》中的《趙氏孤兒》，名爲《中國孤兒》（Ki Kiun-Tsiang:Tchao-Chi-Kou-Eul ou L'orphelin De La Chine, 1834）、《歷史悲劇》（Drame his-torique），這是《趙氏孤兒》的首版全譯本。1860年翻譯了《平山冷燕》（P'ing-Chan-Ling-Yên），又名《書香两姑娘》（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1864年，完成《玉嬌梨》（Yu-Kiao-Li）的新譯本。1872年，完成了歐洲第一次《西厢記》的翻譯，並稱其爲“十六齣喜劇”（Si-siang-ki ou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 Comédie en Seize Actes）。其實這還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對《西厢記》完整翻譯之作，其底本實則爲金聖嘆删削後的十六齣本《西厢記》。當然，儒蓮的譯本保留了曲詞的漢語原文，以漢法對照的方式呈現出來，爲後來學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但不可否認的是，金聖嘆的許多思想太過玄幻和複雜，難以理解，所以儒蓮的關注點只在《西厢記》本文，而着意回避了金聖嘆對《西厢記》的批評。一直到21世紀初，儒蓮的翻譯依然是法國惟一的《西厢記》譯本。其他歐洲語言的《西厢記》譯本則在20世紀以後纔陸續出現，其中德語譯本有明顯借鑒儒蓮譯本的痕迹。

需要强調的是，儒蓮的翻譯較之以往的學者具有巨大的不同——他注意到曲詞的重要性，認爲這是戲曲當中不能忽略且不能删去的部分，從而開始翻譯曲詞。這是中國戲曲翻譯史上巨大的邁進。

接替儒蓮職位的是德理文侯爵（Marquis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他於1874至1925年擔任法蘭西公學院“中國及韃靼滿洲語言文學”教授職位。德理文對中國戲曲、小説的興趣不及前兩位學者，翻譯的作品不多，對《今古奇觀》頗爲鍾情。先後選譯了《今古奇觀》中的12篇、6篇，分别名爲《短篇小説》（Nouvelles du Kin Kou K'i Kouan, 1885）和《新短篇小説六種》（Six Nouvelles Nouvelles, 1892）。

除了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也設立了漢語教職。安東尼·巴贊（Antoine BAZIN, 1799～1863）是首位任職的中文教授，兼任亞細亞學會（1822）會長。他翻譯了多部中國戲曲、小説，如：《梅香》《合汗衫》《貨郎旦》《竇娥冤》《琵琶記》《三國志演義》等。前四部翻譯收入《蒙古帝王時代之中國戲劇集》（Théatre Chinois: composé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 1838），是爲巴贊元代戲劇研究的代表作。

值得注意的是，巴贊翻譯的《竇娥冤》（Teou-Ngo-Youen）是此劇的第一部歐文譯本。所譯《琵琶記》（Le Pi-Pa-Ki ou L'histoire Du Luth, Drame Chinois de Kao-Tong-Kia），也是至今爲止法語世界中惟一一部。Théodore Pavie（1811～1896）最先選譯了《三國志演義》（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 SanKoue-Tchy, 1845～1851）第1至35回。直到20世紀（1987～1989），纔出現了《三國志演義》全譯本。

巴贊之所以會有如此豐富的中國戲曲、小説譯著，筆者認爲其基本動機是爲了瞭解中國的口語。通過文獻，法國漢學家們發現中文有文言和白話之分，而中國人日常對話所使用的口語形式多樣，鮮活多彩，但不易理解。小説、戲曲中充斥着大量的口語，自然成爲學術研究的有利資源。巴贊的諸多研究是基於對劇本詞彙的釋義，從而達到理解元代戲曲語言的目的。

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巴贊大量有關中國文法、文學的著作，如《通俗漢語概説檔案》（Mémoires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1845）、《元朝時代：中國文學歷史，從蒙古帝王在位到明朝王政復辟》（Le Siècle des Youên,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puis l'avènement des empereurs mongols jusqu'à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1850）、《官話文法：漢語口語概説》（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1856）。

此外，本時期還有一些話本小説的翻譯單獨發行。譬如，里昂·羅尼（Léon de Rosny）與朱塞佩·巴豪尼（Giuseppe Barone）合譯《龍圖公案》中的三篇，名爲《死後之妻》（L'épouse d'outre-tombe, 1864）；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在1877年翻譯的《賣油郎獨占花魁》。

19世紀後半叶，與學院派漢學家相伴隨的，還有傳教士漢學家的種種創獲，尤其以河北滄州河間市天主教會（天主教獻縣教區）的影響較大。其中，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 1839～1919）、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是傳教士中最著名的兩位。他們側重於從一個比較系統的角度來翻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如顧賽芬翻譯了漢、法、拉丁譯本《四書》（Les quatre livres, avec un commentaire abrégé en chinois, 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et en latin）和《詩經》（Cheu king: Texte chinois avec 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et en latin）、《春秋左傳》（Tch'ouen ts'iou et Tso tchouan, la Chronique de la principauté de Lou）、《書經》（Les annales de la Chine）。顧氏譯本因其準確性和可靠性，即使在當代，法國學者們也依然在使用。同時，他還編寫了字典、詞典及教科書，以供法語讀者學習漢學之用，如《北方官話教科書》（Langue mandarine du Nord）、《法漢常談》（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漢法（古語）大字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等。這些著作也成爲後輩學者研究早期西方學者漢語習得的重要材料。

戴遂良的貢獻在於爲未來法國中國學研究指出了一個新的科學方向，啓發了法國學者對中國宗教的研究興趣。起初，他着力翻譯的是道教文獻，而後也對佛教有比較系統的介紹。譯著有：《道教的天師》（Les pères du système taoïste）（共分三部分：《老子》《列子》《莊子》）、《中國佛學》（Bouddhisme chinois）、《道教》（Taoisme）。另外，論著及編纂的教科書有：《漢話漢文入門》（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中國現代民俗》（Folklore chinois moderne）、《中國通史》（La Chine à travers les ages）、《現代中國》（Chine Morderne）、《中國宗教信仰及哲學觀點通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還翻譯了《史學文本，中國政治歷史》（Textes historiques,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Chine）與《哲學讀本》（Textes philosophiques）。

縱觀19世紀，翻譯戲曲、小説的學者相對較多。究其因由，在19世紀的歐洲，看戲是一種非常流行的風尚，成爲民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樂活動，大家幾乎每天都去看戲，尤其是在巴黎、倫敦這類城市。隨之而來的是，閲讀劇本的群體也因之擴充。很多讀者樂意去購買劇本閲讀。因此，在社會風尚與讀者需求的雙重激勵下，翻譯中國戲曲（還有小説）應時而生。

誠然，這一時期的漢學家似乎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框架，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加以苛責。他們的研究是在没有任何中國人幫助的條件下，單純地利用書面材料，盡其所能地發現、理解、翻譯和介紹中國。易言之，此時漢學家們的研究方法近似於用管窺的方式，從小的渠道一步步邁入更加廣闊的世界。

五 20～21世紀：多樣化的焦點

（一）“二戰”前

20世紀初是殖民主義最旺盛的時期。法國的殖民主義行爲也滲透至中國南部和東南亞地區。法蘭西殖民帝國在東南亞的典型代表即法屬印度支那（Indochine française）。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法國第三共和國創造了一個至今還存在的重要學術機構——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遠東學院成立於1898年，院址最早設立在西貢，1900年後遷至河内，並陸續在11個亞洲國家和地區設立聯絡中心：柬埔寨（金邊、暹粒）、中國（北京，香港）、印度（本地治里、浦那）、印尼（雅加达）、日本（京都、東京）、韩国（首爾）、老撾（萬象）、馬來西亞（吉隆坡）、緬甸（仰光）、泰國（清邁、曼谷）、越南（河内）。在柬埔寨進行的吴哥窟的調查和修復（1907年起），基本上是基於遠東學院。遠東學院在1968年遷回巴黎，主要致力於東南亞、東北亞和南亞地區的考古、歷史、語言和文化遺産的發掘、保護和研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東方學研究中心之一，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

這個時代的漢學家大多任職於法蘭西學院、遠東學院和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其中，以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5）與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等前後兩代漢學家爲代表的“巴黎學派”，是20世紀西方漢學史上最耀眼的存在，昭示着法國漢學的輝煌與閃亮。

沙畹，1893～1918年擔任法蘭西學院“中國漢文”教授，主辦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沙畹翻譯規模最龐大的當屬《史記》，他並没有對《史記》進行通篇翻譯，而是選擇從《封禪書》入手，之後陸續譯注了全書的五分之二。

沙畹在漢學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前承19世紀的法國漢學傳統，後啓20世紀之新局面。他首先是位史學家，不僅譯註了《史記》，還在中國古代石雕、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等研究領域有傑出的貢獻。著有《兩漢時代之石畫像》（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泰山志》（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中國摩尼教考》（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先後翻譯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注》（Mémoire composé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中國佛藏中五百故事選》（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extraits du Tripịtaka chinois）。

伯希和，法國著名漢學家，在敦煌學、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等多個學科領域成就卓著。曾爲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1906～1908年率領西域探險隊從敦煌劫取6000餘件敦煌遺書，正式開創了敦煌學，從此聲名大噪，是繼其導師沙畹之後舉世公認的漢學泰斗，被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1950）奉作漢學界之祭酒。1911～1945年任法蘭西學院“中亞語文、歷史及考古”教授（Chaire de Langues,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de l'Asie centrale）。

學界對於伯希和的評價，經常會呈現出矛盾的狀態。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伯希和的西域探險具有殖民主義的掠奪性；另一方面，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學者，精通13種語言，能在浩如煙海的敦煌文獻中擇選最具研究價值的部分，進而創建一門新的學科——“敦煌學”。

馬伯樂，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河内，1908）, 1918年繼承沙畹任法蘭西公學院“中國漢文”教授，同時還擔任高等研究應用學院各國宗教哲學系教授。馬氏的研究涉及中國古代歷史、社會、禮儀等多方面，論著有《古代中國》（La Chine antique）、《書經中的神話》（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道教和中國宗教》（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葛蘭言是法國社會學家、民族學家與漢學家，1911～1919間先後兩次來華，1913年任高等研究應用學院東亞宗教科教授。其研究集中在哲學方面，而非翻譯。他對中國的宗教、思想、封建制度等都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同時，他也是最先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於漢學研究當中的。主要著作：《古代中國的祭日和歌謡》（《詩經的分析》）（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古代中國之舞蹈與傳説》（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中國人的宗教》（La religion des Chinois）、《中國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ée）、《中國的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中國封建制》（La féodalité chinoise）。

勒内·格魯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主要研究領域爲歷史學，先後擔任吉美博物館副館長（1925）和賽努奇博物館館長（1933）。主要著作爲《中國歷史》（Histoire de la Chine）、《中國及其藝術》（La Chine et son art）、《印度哲學史》（Philosophies indiennes）、《蒙古帝國史》（L'Empire mongol）、《草原帝國》（L'Empire des steppes）、《日出帝國》（L'Empire du Levant）、《遠東歷史》（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東方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

縱觀20世紀上半葉，學者們的關注點集中在宗教、儒家經典。可以説，這個時代的法國漢學家對於中國小説、戲曲的興趣並不大，甚至是毫無興趣，因而該時期的小説、戲曲翻譯比較稀少。

德莫洪（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翻譯了才子佳人小説《好逑傳》，名爲《明月清風》（La Brise au Clair de Lune, 1925），又名《俠義風月傳》《第二才子書》。德莫洪的研究最初是與夢的解析相關。

拉盧瓦（Louis Laloy, 1874～1944）是一個音樂學批評家，而非漢學家，但他學習過很多種語言，並對中國文學産生了較大的興趣。他先後翻譯了《聊齋誌異》（Contes Magiques）中的20篇及《黄粱夢》（Le Rêve Du Millet Jaune, 1935）（又名《十三世紀道家戲劇》, Drame taoïste du XIIIe siècle）。拉盧瓦的翻譯很尊重賓白和曲詞的區别，但又略顯自由。這個特點在其翻譯《西厢記》時尤爲突出。可以説，《西厢記》在拉盧瓦筆下被完全改編成了一部小説——《戀人鶯鶯姑娘》（L'Amoureuse Oriole, jeune fille, roman d'amour chinois du XIIIe siècle, 1928），又名《十三世紀的戀情小説》。易言之，這是一次徹底的改寫，而不能稱之爲翻譯。

（二）“二戰”後

1949年後，中國大門緊閉，國際漢學界暫時失去了與中國的直接聯繫。直到改革開放，這種局面纔逐漸改變。在此間的30年，漢學家與中國彷彿回到了19世紀的狀態，没有直接的交流和知識獲得，也使法語漢學與英語漢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美國是個例外。由於中美關係的特殊情况，美國通過台灣獲得了大量當代中國的信息，産生了諸如《美國的中國學專家》（China watchers，又名《觀察者》）、《中國通》（China hands）這類的著作。

相較之下，同時代的法國學者却失去了瞭解當代中國的門徑，只能遠觀而不得親見。此時的法語漢學困於維新，面临古代中國的漢學與現代中國的漢學兩者間的對决。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因素——1945～1954年的法越戰争。1954年3月，奠邊府戰役後，法國戰敗，離開越南。十年後（1964），法國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成爲首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1968年的“五月風暴”（“May 68”），使法國青年對中國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中國成爲當時法國青年理想的國度。這個時期的漢學家開始從政治、極左派的途徑進入中國學研究的領域。

“二戰”後，出現了一批對全世界影響較大的著名學者，如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50～1967）、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1938～1953）、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等，形成了所謂“法國理論”（French theories）。不得不説，“二戰”結束成爲西方漢學的分水嶺。伴隨着美國漢學的崛起，法國漢學也轉入了新的軌道。

六 當代法國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翻譯的新熱潮

“二戰”後，法國漢學界迎來了中國小説、戲曲翻譯的新熱潮，呈現出繁榮的景象。我們不妨以學者和出版社爲線索，勾勒這段時期中國古典文學譯介的脈絡。

雷偉（André Lévy），法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知名學者和翻譯家，1925年出生於在天津經商的猶太人家庭，1937年返回法國，於巴黎第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先後在越南、斯里蘭卡、日本、印度和香港等地任教和研究。返法後繼續從事亞洲文化和漢學研究，先後擔任波爾多大學中文系與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系主任。雷偉是西方極少數對中國話本小説做過比較徹底的研究的學者，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小説與話本研究》（1971）、《十七世紀短篇通俗小説》（1981）。這些著作已經成爲法國有關中國話本小説研究的必讀書目。

雷偉翻譯的著作包括選譯和全譯。選譯本有：1965年任法國遠東學院香港聯絡中心研究員時完成的《西山一窟鬼》（《三言》話本小説選之9篇）、《狐魅之愛》（《二拍》話本小説選之12篇，1970）、《一鳥害七命》（《古今小説》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鳥害七命”，《三言公案話本小説選》9篇，1981）；全譯本有：《金瓶梅詞話》（1985）、《西遊記》（1991）、《牡丹亭》（1998）與《聊齋誌異》（2005）等。

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祖籍廣東澄海，1941年生於香港，1978年獲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學博士學位，後爲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代表作爲《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 1972年由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出版。之後經過修訂，改題《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於1986年、1987年分别在中國台灣地区和内地再版。2001年，陳慶浩與譚霞客（Jacques Dars）合作撰寫了一部理論性的著作《怎樣閲讀中國小説？》，主要譯注了明清兩代的部分序跋。

多年以來，陳慶浩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搜集散存於世界各地的漢文小説，組織出版了《古本小説叢刊》《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等，並與台灣清華大學王桂秋合作，整理編輯《思無邪匯寶——明清艷情小説叢刊》（41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1997），收録明清艷情小説56種，其中大部分資料是從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國家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處搜集而來。

此外，陳慶浩與其他學者合作，向法文讀者翻譯了多部艷情小説，諸如《癡婆子傳》（1991）、《如意君傳》（1991）、《一片情》（1996）、《歡喜冤家》（1997）、《燈草和尚》（1998）、《出像批評海陵佚史》（1999）等，由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出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雷偉、陳慶浩、譚霞客、藍碁等在内的多位學者都是法國科學研究中心（CNRS）中一個研究組的成員。該研究組在近30年的時間内，陸續發表了五本細緻描寫話本小説的著作（約2500頁）《話本小説總目提要》（Inventair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法蘭西學院出版，1978～2006），對現存的大部分話本小説做了翔實、豐富的簡介，涉及小説本源、故事内容、作者、創作緣起等諸多信息，爲法國學界瞭解和研究話本小説提供參考和指南。

儘管當代學者中對宗教感興趣並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比較多，但從事宗教文學翻譯者鮮少。目前只有《鍾馗捉鬼傳》（1976）、《東遊記》（1983）被翻譯成法文。

另外，也有不少文言小説被翻譯成法文，如雷偉《唐傳奇》名篇24種（1992～1993），班文乾（Jacques Pimpaneau, 1934～）《長恨傳記》（《歷史與古文名人傳記選注》26篇，1989），譚霞客《剪燈故事集》選集21篇（1986）、《地獄之門》（《六朝志怪小説》64篇，1997）、《閲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録》（1998）、Jean-Pierre Diény《子不語》選集（2011），藍碁《聊齋全圖》（2009）。

此外，艾梅里（Martine Valette-Hémery）1997～2001年間還翻譯了一些隨筆、小品等文言短篇，如張潮《幽夢影》、屠隆《冥寥子》《娑羅館清言》、冒襄《影梅庵憶語》等。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原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雷米·馬修（Rémi Mathieu, 1949～）, 1992年完成了《搜神記》選譯注，之後轉而翻譯和研究中國詩歌，其成果有《楚辭選譯注》（2004）、《中國歷代詩選》（2015）。

相對的，戲曲翻譯的成果較少。主要是雷偉翻譯的《牡丹亭》（1998）。班文乾（Jacques Pimpaneau）從事戲曲介紹方面的工作，而没有直接翻譯戲曲作品。他曾在巴黎創建了一所戲曲博物館，從香港搜集到許多戲曲服飾、道具、資料等，並發表了《傀儡與皮影》（1977）和《梨園之遊》（1983）。

誠然，漢學家們的翻譯與研究是有效推進法國漢學發展歷程中不可或缺的直接動力。與此同時，另一股不容忽視的“東風”便是出版機構的支持。在法國，有諸多致力於發行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翻譯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商，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不去限制文稿的篇幅，盡力呈現給讀者完整而有深度的作品。從這個層面考量，不得不説這是值得法國學者倍感幸運的事情。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法國伽利瑪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分别創辦《認識東方叢書》（Collection“Connaissance de l'Orient”）與《七星文庫叢書》（Collection“La Pléiade”）。前者最早受到UNESCO（聯合国教科文組織）支持，出版中國、日本、印度等國的重要文學作品的譯本。例如，1979年出版的譯本有：阮攸（1768～1820）《金雲翹傳》（越南長編叙事詩）、张復蕊《儒林外史》（Chronique indiscrète des mandarins, 1976）、藍碁《今古奇觀》（Spectacles curieux d'aujourd'hui et d'autrefois, 1996）全譯、譚霞客《清平山堂話本》（《六十家小説》）（Contes de la Montagne sereine,1987）全譯、克萊爾·樂博潘（Claire Lebeaupin）《豆棚閒話》（Propos oisifs sous la tonnelle aux haricots， 2009）等。後者則收録了大量20世紀以來中國小説、戲曲的法譯本，包括：雷偉《西遊記》（1991），譚霞客（Jacques Dars, 1941-2010）《水滸傳》全譯（1990），李治華、雅歌（J. Alézaïs）夫婦合譯的《紅樓夢全譯》（1982）等。

一般而言，法國學者是最早翻譯中國小説、戲曲的譯者。據筆者所知，美國直至今年纔出現了首個《豆棚閒話》的全譯本，並且他們在翻譯過程中重點參考了法譯本的翻譯方法。

不單是伽利瑪出版社，菲利普·皮基耶出版社也專門出版亞洲文學。諸如，李漁的《無聲戲》（《連城璧》選5篇），名爲《嫉夫忠妻》（A mari jaloux femme fidele, 1990），雷偉的《聊齋誌異》全譯本（2005）等。

此外，美文出版社（Les Belle Lettres）也是不可忽視的。它起初是一家出版歐洲古籍的出版社，以編印希臘語、法文、拉丁文對照本爲主，幾乎所有古典文學的學者都會使用該出版社發行的著作。程艾蘭（Anne Cheng），在美文出版社創立了《中國叢書》（Bibliothèque chinoise）系列，主要出版漢法對照本的譯著，成績斐然。其中還包括筆者完成的《西厢記》（Le Pavillon de l'Ouest）漢法對照全譯本（2015），里爾第三大學伊麗莎白·法拉斯基翻譯的（Isabella Falaschi）《元雜劇三種》（Trois pièces du théatre des Yuan， 2015），即馬致遠《漢宫秋》、紀君祥《趙氏孤兒》、秦簡夫《趙禮讓肥》三種。

縱觀法國漢學三百餘年的發展歷程，從最初的傳教士漢學家到後來的職業漢學家，從起初的神秘探索，掀起“中國熱”，到遠距離觀察，再到逐漸密切的互動交流，法國漢學的發展史可謂是在曲折中漸進。此間，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的翻譯亦呈現出此起彼伏的狀態，它們既是某些漢學家熱情追逐的對象，也是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與研究漢語的素材庫。直至20世紀以後，中國古代小説和戲曲纔漸漸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擁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其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現代學科研究的細化，更重要的是，隨着漢學研究的深入，國際學術圈尤其是中法學術界的互動愈加頻繁，學者們對中國俗文學有了更加精準的把握，翻譯出越來越多的優秀譯本。由此，法譯中國古典小説和戲曲在法國漢學史上的地位將會得到不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