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国“商帮”

清朝灭亡，民国初立，湖南、湖北商人发起要求废除“三帮”“五勷”木商垄断特权，允许其进江自由贸易的“开江”诉讼。清水江流域湘鄂八帮（即湖南省的永州帮、益阳帮、长衡帮、宝庆帮、常德帮，湖北省的江汉帮、黄州帮、大冶帮）木商成立木业公会，公推张斗垣为会长。该八帮木商公会分呈黔、湘两省都督，请求破除旧规，开放江禁，准许八帮木商进内江购木，并经黔、湘两省都督互换咨文予以立案。黎平知事于民国元年（1912）12月19日出示晓谕，缕析通商要义，严斥三江木行之不是，并准外商木业一体上江采办，称以后如再行垄断，擅用酷刑，即行提案重办。民国2年（1913）1月27日，贵州下游游击军总司令统辖文武协都督也出示晓谕，取消“三帮”“五勷”名色，准各省木商入黔自由采办，所有往来营业均皆一体，并饬各地团绅及就近驻扎之防营官弁随时妥为保护，对滋事之刁商由商会协同防营严拿惩办。自此清水江木材贩运进入了一段开放时期，迎来了“群商麇集，自由购木，生意发达，厘税畅增”的良好局面。

开放江禁后，八帮木商舍弃“外三江”主家而进内江买木，虽便利外商，厘税畅增，但对原有利益格局形成极大冲击。首当其冲者为外江主家。因无须主家代办采购事宜，主家便收不到中介费。另外，因八帮木商在“内三江”无泊排码头，一旦进入内江采办，所购买之木材便侵占原“三帮”“五勷”木商之泊排木坞，所以开放江禁没几年，便招致木行和“三帮” “五勷”木商的强烈反对。于是开江与封江之争就自然发生了。

民国4年（1915），锦屏、天柱两县商会会长约集商会职员及各县代表，以内江人民不肯真正开放江禁，八帮木商于内江地段向未置有泊排码头亦不可任其侵占，漫无限制，八帮木商仍应照宿外江为由，一致赞同恢复旧规，并拟具《木植场守旧条规》14条，禀呈天柱、锦屏县官署，复转详镇远道，再由镇远道转详贵州巡按使署，并获巡按使龙建章批准立案。龙建章在批示中对天柱县各界所拟具之《木植场守旧条规》予以肯定，言该条规“虽沿旧习，究有变通，果使外江客人得由主家引进内江买木，则与从前完全不得进江者已有区别”。

对此，民政厅长何麟书批示：

为饬遵事。案奉都督批据天柱县商会禀请饬天柱、锦屏两县会衔出示木植场条规一案，奉批：……除详复并分饬外，合行抄粘奉发原禀随文饬发，仰该知典事遵照，即使就地察酌情形，迅将原案条规出示晓谕，一面严加取缔，以防流弊而保商场，并转饬商会知照。此饬计发抄件一纸。

上饬天柱，锦屏县知事，准批。

民政厅长 何麟书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二日

接饬后，锦屏、天柱两县知事于9月13日“会衔录批，附条规出示晓谕，并饬勒石遵守，永杜争事”。锦屏县、天柱县商会随即刻石7块并具文禀请各该知事准于县署东西辕门内及锦屏县属之茅坪、卦治，天柱县属之清浪、坌处、三门塘分别勒碑竖立。天柱县知事立即批准，并很快将该县4块石碑竖立，而锦屏县知事则显得不积极，迟迟不予批准。“惟内江三块未奉锦屏县长批示，仍未竖立。”于是锦屏、天柱两县商会正副会长四人，于民国6年（1917）1月8日联名禀呈兼署省长刘显世，请求令饬锦屏县知事将“木植场条规”石碑竖立。刘显世接到禀文后，于次年1月下文，令饬锦屏县知事“查明办理”。

为了使《木植场守旧条规》成为具有稳定性的条规，锦屏、天柱两县商会复于1917年3月2日联名禀请贵州省长咨请农商部备案，并直接将《木植场守旧条规》禀送农商部，请准予鉴核备案。《木植场守旧条规》虽获批准，并被登载于《贵州政治公报》上，但由于时局变动，该条规并未得到立即执行，杨应麟等人复于1917年7月禀呈贵州督军刘显世及民政厅长何麟书令饬天柱、锦屏两县会衔出示木植场规定。接到杨应麟禀文后，贵州督军刘显世做出批示，贵州民政厅亦承认了该“木植场条规”继续有效，并于8月2日饬天柱、锦屏县将“木植场条规”出示晓谕。

开放江禁仅四年，又恢复旧章，八帮木商自是心有不甘，于是于1917年3月书呈贵州省长，痛陈《木植场守旧条规》之弊端，恳请开放江禁，以利商裕税，同时请治杨应麟等一干人欺蒙之罪。呈文中说：

民国建元，更国体为共和，八帮因组织木商会……。亟应扩张木业以裕税源，提倡开放主义，出示招商，群商鼓舞，接踵而至，三江行户悉表欢迎，不期年遂收利国富民效果。……杨应麟私订14苛条，令衔出示。其条规之最苛者，一则曰内江行户不得擅将码头私与各外江客停泊木排，再则外帮非有主家引进不得开盘议价等语，无理束缚，闻之发指。八帮各商不远千里而来，距此十里内江必须引进，否则若隔天河，五族共和之谓何？尤奇者，八帮斧记只能用之三寨，不准用之三江，《约法》贸易自由之谓何？窃三寨主家，即使请有牙帖，亦应任客投行，况其并未请帖开行，意致划地为囿，阻客上江、霸抽行用，十里之内，一抽再抽，层层剥削，一复旧观……。呈叩省长公署鉴核作主，赏予平反，以杜剥削而利交通，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刘显世接呈后，随即于3月22日以“扰呈恳予取销（消）苛条各节是否可行，仰候令饬该两县知事查议呈复再行核示饬遵”批示八帮木商。同时刘显世令饬锦屏、天柱两县知事会商查复《木植场守旧条规》宣布后对于商情是否窒碍。锦屏县知事邓卓汉以该县商会、行户“自条规宣布后尚能各守范围，内外两江赖以相安”, “间有发生争议者……是八帮木商与外三江主家之竞争，与行户等无涉，且与行户等更无损益”的观点呈复刘显世，表明该案与锦屏无关的态度，并陈明该案既与锦屏牵涉不大，似无与天柱会商必要。而天柱县知事则迟迟未作呈复。

民国6年（1917）4月，八帮木商代表谢毓英等又呈上民事诉状，诉杨应麟、徐旭、李华廷、严中燮等私弊妨公，商厘交困，恳请取消《木植场守旧条规》，惩痞（杨应麟等）保商裕税。上诉状中说：

内、外三江“私分畛域，鱼肉商人，种种凌虐不可枚举，积习相沿，历二百年矣，洎民帮肇造，五族共和，凡非利国福民之善政，尽行剔除。……今痞等巧假名色，藉口保护商场秩序，而商规破坏，商途梗塞，实隐伏祸根。倘不速为取缔，将抽收之苦等于诛求，把持之害，甚于劫夺，恐从此商人裹足，厘局必大为减色，病商病国，其害可胜言哉。商民等为恢张商业，增裕国厘起见，用敢冒昧被沥陈情，仰求省长大人作主，须知商业盛衰关乎国课，痞风滋炽，有碍招徕，迅赏饬令天柱县、锦屏县取消原案，废毁碑条，惩痞保商裕税，国之幸甚，八帮幸甚！！谨呈”。

与此同时，“三帮”“五勷”的代表提出“民事辩诉状”，进行了反诉：

商民自（国民）二年互控至此，商场码头始获相安无事，今常煊仗其诓骗得来粪金，估砍姜同智木万余株，被控提省追缴，不知恸悔，犹思饮食费用，又勾永州、益阳奸商徐乾记、卢汉记、谢玉树、杨太和、柏三合、洪岐情等复袭二年故智，在王寨两湖会馆设备聚式，砌同朦禀。……常煊既欲违反命令，破坏锦、柱令衔条约。试问常煊，能将内江以上山客，贩运木植，经过三江地段，不取行用，只税国税，一律任客出江投主售卖，龙常煊敢言一肯字否。吾知利权所在，厘局不肯，锦屏不肯，内江行户尤为不肯。……为此迫不得已，除抄粘锦屏、天柱两县会衔告示、呈、电外，只得录由诉请省长阁前迅予查究，以儆包揽而保财产，沾恩施行。

中华民国六年四月

4月14日，刘显世一面批示谢毓英等，应俟锦屏、天柱两县知事呈复后再行核夺，一面又令饬该两县知事查复该案。

5月，谢毓英等又以徐乾记、卢汉记两号木排过茅坪受阻事上呈“民事上诉状”，诉官商勾结排挤、刑拘外江木商，请“取销（消）痞徒苛约，并派员调查，准予商业自由”。5月28日，省长刘显世做出批示，一面宽慰谢毓英等，说明该案“应公私俟锦屏县知事另呈到署再行并案核定”，一面又申斥谢等，指出《木植场守旧条规》系经前巡按使龙建章批准立案，不得视为私约，不得借此哓渎，并告之派员调查之请不予批准。

民国6年（1917）5月9日，天柱县知事彭汝棐呈复《木植场守旧条规》施行后情形，呈文中竭力维护天柱县利益，将不能会商的责任推给锦屏县，将开江、封江的问题简化为外帮木商与主家行户的酬金争执问题，并再次呈明《木植场守旧条规》系经锦屏、天柱两县商会及各界代表共同订立，若“外江之码头一旦化为乌有，而柱属人民之生计窘矣，柱属之学校停矣”，这实际上是天柱县不愿放弃“木植场条规”的主要原因。嗣后，刘显世分令锦屏、天柱两县知事各派公正员绅秘查“木植场条规”施行实情。然而档案中均无该两县知事的复呈。

经过几个月的呈诉争执，虽官司打到农商部，但最终仍转贵州省长公署了结。贵州最高当局采信锦屏、天柱两县官署及其商会之议，认为《木植场守旧条规》“查核尚属实在，自应照旧办理”，并于民国6年（1917）6月22日分别行文咨送农商部及湖南省长查照备案。至此，“三帮”“五勷”等“旧帮商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历史上开江与封江主张者在民国初年围绕着开放与稳定的又一次交锋，却以新兴商帮的失败而告终，充分体现了西方自由贸易原则与清水江流域这一小地域范围的利益现实及社会稳定的矛盾冲突。

民国初年，清水江开江的诉讼案实际上是旧有利益集团“三帮”“五勷”及锦屏、天柱两县的木行与新兴利益集团湘鄂八帮，围绕着清水江林业的丰厚经济利益在法律规则上的争执。湘鄂八帮对旧的利益结构极为不满，想打破以前的平衡，染指清水江木业利益，而锦屏官商固守旧有经济格局，采取地方保护主义，不许新的经济力量觊觎清水江木业。正如锦屏县知事邓卓文的呈文说：“改革以来，外江客却持开放主义欲自由进江，不愿再落外江主家，以冀免脱酬金。此次发生，按之事实，纯以酬金争议。”而新起的八帮集团，则以民国以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中华民国约法》中规定贸易自由，中外皆可通商，发达国家奉行贸易自由为他们的理论根据。如《八帮木商江汉公等呈文》附件说：

照得人类生成于社会，赖有天然及人工所出之物以供给之，而媒介此物以懋迁有无者，商业是也。因为善于商业者，莫不富且强，反是莫不贫且弱。试观欧、美、日本各国竟谋所以发达其天然之物，而加以人工制造之精，输之国外，以吸收其市场之利权，捷足先登，莫肯或让。其转运之便，则有铁路轮船，音信之灵则有电线、邮政。虑其气魄之微小，则合群力以设公司，虑其周转之不便，则设银行以充资本，而且置公使领事以为保护之符，立方言学堂以习语言文字，凡是以补助商业之发达，无不瘁其筋力，以握其战胜权。故其国势蒸蒸日上，富强之程度日高一日，独于中国狙于数百年之习惯，人习为谋，不知扩张，已成之物，不图改良，自然之利不肯废弃，遂致富者转而为贫，贫者穷困以死，其势将沦胥而靡所底止。且自海禁大开，外人麇集，沿江沿海无处无有洋船，无处无有洋商，揆厥其由，无非欲交通商业，以有易无，输他人之赢余，被我等之不逮，双方受益，彼此活动而已。……乃今三江木行罔知此义，既不能生产，又不能改良，徒蹈专制垄断之积习，挟采办皇木进口之特权，拒外商于江外，限内商于托口，惯用一网打尽之毒计，动施钟罩火烧之酷刑，以致商旅裹足，销路梗塞。现在黔省财政困难，极应扩张木业以裕税源，准外帮木业一体上江采办……

清水江木材市场的开放延至1931年后才得以实现。实际上此次诉讼的根本问题还是指向双方的经济利益，在任何贸易活动中不同的贸易主体之间都会有矛盾，有时还会非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