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再版前言

我写的第三本书《真正的战争》，分析了地缘政治中的具体因素，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精神因素。人的精神因素是无形的，但却远比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罗伯特·汤姆逊勋爵曾说，国家实力等于资源的利用加人力和意志，而一个民族的意志主要来自于领导人的榜样。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整个国家缺乏意志和目标。当时，领导的缺失使美国陷入犹豫不决、缺乏自信的困境，我研究这一状况时，也自然而然地研究了领导才能的问题，从而产生了《领袖们》这本书。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领袖们》。我写作的样板是丘吉尔的著作《当代伟人》，我第一次读《当代伟人》是在1979年。这本书收集了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治上不得志时写的一些文章，有些文章是当时丘吉尔为赚钱而写。而我在1978年写了回忆录，非常成功，与丘吉尔相比，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我的政治处境却比他差得多。我和他不同，我根本没有东山再起的念头。我发现写作是保持头脑活跃和敏锐的最好办法，因为只有写作和作决策一样，需要思想高度集中。

在我准备创作本书时，我再次邀请我任总统时白宫写作班子的负责人的雷伊·普赖斯帮忙。在我写作《真正的战争》一书时，他在文字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雷伊找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大学生，收集各种专著、提供参考书目及其他有助于研究的工具书。当时我仍在对《真正的战争》做最后的润色。后来我和夫人搬回纽约居住，我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我感到最困难的是书中应入选哪些领导人，因为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我访问过80多个国家，会见了许多领导人。

我定了两个标准：一是我必须认识他们，这条标准淘汰不了太多的人，因为除了斯大林，战后所有主要的领导人我都见过；二是纳入本书的领导人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建设了自己的国家，或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或以其独特的方式使世界前进。我十分赞赏汤因比的进退论，所以毫不犹豫地把政治生涯中大起大落的领导人纳入了本书，其中有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和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他们每个人都在国家处于严重危机时，东山再起，领导自己国家的人民走出深渊。

我最初的列选名单中包括了一些非常伟大的美国人，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鲍勃·塔夫特、里查德·拉塞尔。但最终入围的只有一个美国人——麦克阿瑟，原因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和吉田茂一起，创建了现代日本。我任总统期间，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也是我的忠实读者，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我最终决定不写其他美国人。我的理由很简单，篇幅不够。但在我写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我所要写的不仅是这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且这些领导人还应是左右战后世界格局的人物。他们有的来自苏联、中国、日本、西欧等重要权力中心，有的来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有的来自形势极为紧张的中东热点地区。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吸引美国年轻人阅读，美国的学生们虽然对影响本国前途的力量有一种直觉的了解，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有影响的力量和人物知之甚少，所以我决定把美国领导人留作下一本书的写作对象。

究竟这些领导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虽然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敢打赌说，本书详细描述的22位领导人没有一个做过民意调查。今天，人们常常以领导人是否能“揣摸国民心态”或具有“避难就易”的本能来评价他们。而本书中大多数的领导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改变国民心态，他们善于处理不得民心的问题，并赢得人民的支持。我们都具有民主的信念，习惯于认为领导人应该追随人民的想法。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应该在面临严重危机或挑战时，提出全国一致的目标。

假设我是在1990年写这本书，那么谁有资格入选呢？当然，马格丽特·撒切尔应在考虑之列，因为英国在工党执政的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世界上变得无足轻重，经济停滞，是撒切尔振兴了英国。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也可以入围，因为他认识到长期的共产主义影响使苏联沦为二流国家。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之外，我在本书中只写了已故的领导人。因为李光耀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执政兴国的领导人之一，把他作为唯一的例外，是为了突出他。

最后，我想增加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我们曾在纽约多次会见，1985年我访问伊斯兰堡和白沙瓦时也见到了他。在阿富汗战争关键时刻，齐亚不怕苏联的恐吓，不顾国内日益扩大的动荡，为阿富汗抵抗运动及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庇护所。正是由于他执行了果敢的政策，苏联才从阿富汗撤军。齐亚在当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

1990年3月1日

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