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高风是我师
——傅璇琮先生逝世周年祭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傅璇琮先生逝世已经一周年了。他去世时，我正在海南，听到噩耗，愕然不知所措，从不信到不得不信，悲痛不能自已。第二天，我将我的哀思拟成一副挽联，寄往中华书局，请朋友们代为敬献于傅先生灵前。我的挽联：“研唐治宋覃思精考成渊海，导后光前厚德高风是我师。”说的是我当时最想诉说的心里话。
傅先生不但学问堪为我师，更重要的是为人行事的厚德高风足为我师。
他宏远的学术抱负，他巨大的组织才能，他对前辈的尊重、对同侪的友爱、对年轻人的扶掖提携，他那甘为学术鞠躬尽瘁和崇高的奉献谦让精神，都使我由衷敬佩，值得我认真学习。
傅先生一生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多头绪的，他的主职是编辑，但又额外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正是在这些社会工作中，他广泛接触老中青三代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起着承续传统、启导后来的作用。他对老一辈学者极为尊重，同时又以他的学识博得前辈们的青睐和器重。他与年龄相仿的同辈，则是惺惺相惜、相互友爱，竭诚推重。而对比他年轻的学人，则通过各种方式热心扶持提携。所以，他是老中青几代人的朋友，自然成为学术界的领袖式人物，他自己则以拥有许多学术知音而欣慰。
我也是受到傅先生扶持提携的后学之一。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傅先生应浙江教育出版社之邀主持编著《中国诗学大辞典》。在这之前，他已经成功地组织过许多大型项目，如他和书局同事许逸民、张忱石二位合作编成《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如他邀约众多古代文学研究者编写《唐才子传校笺》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傅先生在学术界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已经自然形成。这次编著《中国诗学大辞典》，傅先生担任主编，许逸民是他的同事兼得力助手，此外准备吸收我和我们所的王学泰、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小林先生早期参加。我们都很痛快而且高兴地答应了。对我而言，刚刚走上学术之路不久，诗学恰是我的研究范围，此时能与傅先生合作，在他的领导下从事一个大项目，正是一次极佳的学习机会。那时，中华书局还没有搬家，还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大楼里。有一段时间，我和学泰就常常从文学所下了班一起去中华书局，应傅先生之约，去与他和许逸民二位商量《诗学大辞典》的事。傅先生传达了出版社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想法。然后从设计全书、制订条目开始，我们就参加了讨论，后来组织人手，分配条目，联络作者，阅读稿件，修改定稿，直到正式出版，我们也都参与了。
在这个过程中，傅先生言教身教给我的启益很多。大概想来，就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倾听合作者意见，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在《诗学大辞典》之前，浙江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了词学和曲学两部大辞典，各有自己的体例，《诗学大辞典》怎么搞？我们根据中国诗学的特点和历史，参考前两部辞典的分类方法，各自畅所欲言。傅先生综合大家意见，很快定下“诗学概念”、“诗论著述”、“重要诗人”、“诗风流派”等十大类目，等于为全书立起了清晰的纲领，纲举目张，词条的分设也就好办了。
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项目负责人，必须要有高于一般成员的业务水平和主见，要事事想在前面，要做更多的调查研究，才能把握全局，汲取良见，起到统率作用。这一点，傅先生给我印象尤深。集体项目，多人合作，讨论时七嘴八舌，不可能没有不同看法。他除了常常能拿出高明的创意外，总能在诸多意见中选出最合理而可行的，或在别人意见基础上加以修订提炼，形成为大家所赞成的结论。在他身上，我既看到了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又体会到抉择裁断的高超能力。
第三，要想顺利推动此类集体编著工作，必须有广泛人脉，充分了解学术队伍，这样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参加者，组织人力，集中攻关。这是《唐才子传校笺》成功的重要原因。到《诗学大辞典》，傅先生运用此法更加自如。《辞典》的十大类，他针对专家们学有专攻的情况，采用成片包干的办法，如诗法格律大类，请羊春秋先生负责，由他一人承包。傅先生了解羊先生是这方面有数的专家，他与羊先生又有良好的关系，由傅先生出面邀请，羊先生愉快接受。一人操作又可免去多方组稿和审稿的麻烦，结果这一类成为辞典中最早定稿而极具特色的部分，傅先生认为“可以作为一部独立成章的诗学研究著作看待”。其他，如《诗经》研究交由对诗经学史积累深厚的洪湛侯先生承担，许多不经见的诗歌别集词条都交由王学泰兄承担，因为他曾系统地写过诗歌别集的提要。成片承包，实际上成为组织这部辞典撰写的一种重要方法。这种做法很受欢迎，效果也好。但这样做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组织者熟悉、了解、并能够调动相关人员。傅先生既最擅长此道，亦最具备必要的威望和信誉。
第四，作为项目主持人，需能吃苦耐劳，更多地付出。他既要高瞻远瞩，掌控全局，也难免事无巨细，皆躬亲过问。据我观察，在《诗学大辞典》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傅先生正是这样做的。辞典作者，从承包整块的专家到所写条目不多的年轻人，他都亲自联系。审稿也是如此。与出版社联系等事就更不用说了。琐琐碎碎，不避麻烦，直到最后分发稿酬。为寻找到某些不甚熟悉的作者，还费了不少功夫，为此他曾多次给我打电话查询，使我深有所感。
第五，在名誉利益上却是谦让的，考虑周到的。作为项目负责人，傅先生担任《诗学大辞典》的主编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但他却把许逸民、王学泰、吴小林和我都并列为主编，而不是副主编。我觉得这是体现了傅先生的谦让和提携精神的。此外，他还要顾及每一个参与者，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写得少、得利不多的人。这也许就是事隔颇久傅先生仍不辞辛劳竭尽全力查找每一个执笔者，一定把要稿酬寄到每个作者手中的原因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诗学大辞典》的工作集体非常团结和谐，我想，凡傅先生主持的项目一定都会如此。事实上，他领导的唐代文学学会就是这样的典型。我敬佩傅先生，自然也就向他学习，默默地认真地工作，为能够分担一点他的辛劳而感到安慰。在《辞典》编写中，除自己认领一部分辞条，我们每人都还承担一些边边角角的小辞条。最后，却发现全书开宗明义的“诗”和“诗学”两个大条还空白着。傅先生和大家决定由我执笔。我虽觉难度大、时间紧，但为了集体，也就迎难而上了。最后在傅先生指导和大家帮助下，完成了任务。参加《中国诗学大辞典》的工作，我不但在业务方面有所收获，更主要的是体会和学习了傅先生的为人行事，特别是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当然，在那段工作中，其他诸位先生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教益，我们以后都成了好朋友。
《诗学大辞典》工作中，傅先生给我最大的教益还是对学术的态度极端认真，工作作风极端细致。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我认为，傅先生一切学术成就都是由此而来。他不但对自己的著述极端认真细致，就是为别人的书作序或写作评论文章也是如此。以为人作序为例，他的做法是必先读全书，甚至不止一遍，甚至取该作者此前的相关著作比较阅读，然后得出中肯的看法和评价，经再三推敲才落于文字。他的那些序文都是挤占了研究或休息时间写出来的。傅先生极珍惜时间，即使在旅途，也会抓紧时间工作。我曾不止一次与他同乘火车或在一起开会，亲眼看到他利用空隙时间阅读待序的书稿。而他的序文绝无无原则的吹捧，只有恳挚的赞扬和切实的批评。因为他是把为人作序或写评论文章看作寻求学术知音、传承优良学风的大事来做的。站得高，见得深，又肯下苦功，做出来的事自然就不同一般了。2008年，他的序跋文章汇为一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是为《学林清话》，傅先生亲自惠寄给我，并附短信，其中即有“二十余年来，能为学者陆续作序，确有慰勉之情”的肺腑之言。如今捧读此书此信，如闻见傅先生的音容謦欬，眼眶不觉湿润。
也许傅先生对我在《诗学大辞典》中的表现还比较满意。后来，他又建议我为中华书局编一套《中华文学通览》，以十本内容具学术性、写法近似史话的书，分段向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我当然欣然从命，在他的指导下拟订了编辑方针和体例要求，在他的帮助下确定了作者人选。我在向各位作者约稿的时候，大都说明了是傅先生的提议，所以，大家很支持，以后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书稿完成，我并不是通才，主要也是由中华书局的编辑审读的，我只负责为全书写了一个不长的《前言》。所以，我向傅先生提出，请他担任主编，我当副主编比较合适。这既是名副其实，也可提高这套书的声望。我还告诉他，我和北大钱理群合作编写过一本从古代讲到当代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工作全部是我们做的，但临到出版却决定找一位名气大的老作家挂名主编，我和钱理群都算是副主编。我们都接受了，甚至觉得这样也很好。但傅先生不同意，一定要让我当主编。我认为，这就是傅先生提携扶持我之一例。
出于由衷的敬佩，我和傅先生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在唐代文学学会，他是我们的会长。由于他带头示范，学会风气很正。由于他的努力，学会的刊物《唐代文学研究》和《年鉴》才得以诞生，也是由于他的精神感召和张明非等同志的积极运作，广西师大出版社才能不计盈亏长期出版这两种刊物。我们李商隐学会开会，也常邀请他莅临指导，每次他都对学会的发展提出很好的建议。比如李商隐学会决定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中晚唐，就是傅先生在学会的某次年会上提出的。到2001年，就在河南沁阳召开了一次“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傅先生的建议已经落实到我们学会的工作中，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我在1994年起曾担任文学所副所长，很快就向所里提议聘请我心仪的叶嘉莹先生和傅璇琮先生做我们所的特聘研究员，是只做工作而并不取报酬的那种特聘研究员。他们俩都愉快地接受了。叶嘉莹先生到所里来讲过课，傅先生参与得更多，我向他请教得更频繁。我们所古典文学的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会议，乃至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只要有时间，他都参加。其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与我所研究人员没有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他看成我们所的一员。
傅先生的著作我大部分都读过。早期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是我自购的，大概从《李德裕年谱》开始，就多是傅先生题赠的了。《李德裕年谱》出版，我当时正在研究李商隐，牛李党争是个很纠结的问题，得此书不啻如获至宝。我读后写了一篇心得给《读书》杂志，傅先生看后很高兴。后来这本年谱出修订版，他又和周建国同志合作整理了李德裕的文集，都曾题赠给我。我回上海工作后，傅先生凡有著作，只要是和唐代文学研究有关的，也总不忘赠我一册。我对傅先生的学术之路和研究方法感到佩服，或著文评论，或向学生讲介，希望扩大其影响。傅先生赠我他的著作，使我能够及时了解他学术的新进展，更深地领会其学术精神。同时，他以我为学术知音，对我也是很大的激励。我回上海后，与傅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少了，但联系还多，我们偶尔通通电话。他到上海开会，我一定要去看望他。我还和他一起到宁波参加研讨他学术贡献的活动，和他一起到浙江萧山渔浦出席寻访唐诗之路的活动等等。
近年我出于对“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说的质疑，渐渐明晰地提出中国文学应该是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双线贯穿、比翼齐飞的观点，并以此而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经过几年努力，我带领一批博士生完成了国家课题。在此期间，傅先生来上海时，我曾当面征求他对我们课题的意见，听了我的陈述，他表示理解和支持。课题的最终成果要出版了，我把书稿寄到中华书局，那时傅先生虽已退休，但在中华诸多老朋友的支持关照下，我们的著作《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被批准收入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库顺利出版，这对我们是多大的鼓舞啊！傅先生知道后也非常高兴。现在，我们正继续努力，沿着这个课题的方向深入探索，要把对叙事传统的研究推进到诗歌领域，使中国文学由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贯穿融会的认识得到论证和普及，以逐步改变中国文学只有一个抒情传统的片面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自觉发扬傅先生对学术极端认真负责细致的精神。我将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样才是我心中对傅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