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风范 仁者襟怀
——记傅璇琮先生二三事
在我长途跋涉的治学道路上，曾有幸得到学术界三位名家的指教、奖掖和提携。第一，是著名的宋史专家徐规先生的指教。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是他指教我做学问要严谨、扎实，切忌急功近利，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刻苦精神。徐先生是我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领路人。第二，是饮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北大名教授邓广铭先生的奖掖。邓先生对我那本《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充分肯定，在学术界已传为佳话。众所周知，我的《宋史职官志补正》，是在邓先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完成的、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基础上做成的，可以说，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到的果实。想不到，邓先生以大师的豁达胸怀，谦虚地把自己的《考正》比作“椎轮”，而把我的《补正》喻为“大辂”之作。这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感动的是前辈大学问家对后辈如此奖掖，受鼓舞的是邓先生对我这样愿坐冷板凳的后生所寄予了厚望，从而使我坚定了献身于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研究的决心。邓先生是我学术人生的护法神。第三，是海内外著名的出版家、唐宋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的提携。从1979年认识傅先生开始，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术交往近三十七年之久！傅先生从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编辑、主任，到中华书局总编，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学术上热情地提携我，使我从开始学术方向不明，走上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待我找到学术富矿，又帮助我将开采的学术产品，推向社会。从《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到《宋登科记考》，我在学术道路上每前进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傅先生的提携。傅先生既是帮我制订学术人生规划的总工程师，又是良师益友。
一、学术批评与人为善，“不打不相识”——结识缘起
1979年，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杭州与西湖史话》。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一首著名的《灵隐寺》诗，其中“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一句，尤为脍炙人口，至今传诵。关于此诗作者，学术界专有争议。我就据唐人孟棨的《本事诗》，提出作者为骆宾王、宋之问二人。其实，我对唐代文学谈不上研究，不知深浅。结果，此文在《杭州大学》1980年第一期刊出后，该刊第二期就登出了傅璇琮先生的《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批评文章，否定了我的骆、宋合作的意见，明确表示“这首《灵隐寺》诗当仍是骆宾王所作”。文中也指出我在运用史料上的失误，将《新唐书·艺文志》，写作《新唐书·文苑志》。拜读之后，深感批评之中肯、立论之可信。其资料运用纵横捭阖，使我折服。回头再看自己所写的文章，实在浅薄，不免汗颜。
当时我并不认识傅璇琮先生，从徐规先生处了解到，傅先生是中华书局编辑，是唐代文学专家。然而，这么一位专家，在批评文章中，言辞婉和，十分诚恳地提出问题，仿佛批评就像讨论一样，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这使我感动。傅先生这一批评，对我震动很大，做学问并不那么简单，光凭“小聪明”是不行的，必须要有长期积累，同时运用史料一定要严谨，不能马虎。这是在文章之外，我所受到的教育。
这也许是傅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我不仅没有对傅先生的批评感到不高兴，反而被傅先生的深湛学问和与人为善切磋学问的风度所感动。于是我立即给傅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接受批评，并希望今后能够得到学术上的指点。傅先生很快就回了封信，说这是我所料想不到的。就这样，一篇批评文章，开启了我们此后长期的学术交往之路。不久，他来信约我写一本《宋太祖》小册子，列入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人物小丛书》。我欣然接受，《宋太祖》书稿交稿后，他又对我说：“《宋太祖》文章很好，我在编辑部会议上也讲了。我们想约请你再写一本《王安石》。”我很高兴，于是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王安石》。《宋太祖》、《王安石》分别在1982、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有一次聚会，席间有人问起我怎么与傅先生认识的？傅先生抢先回答：“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指的就是通过学术批评结识的。
我这个并未跨入学术殿堂之门的年轻人，通过接受学术批评而能结识一位大学者——傅璇琮先生，此后并一直得到傅先生学术上的指导，这是我人生的机遇和幸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学术批评，都能有这样的结果。在学术界，我们也见到过有的学术批评，用语尖酸刻薄，结果引起被批评者的不满，最终酿成相互谩骂、相互攻击的局面。不但学术批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造成了学者之间的怨恨，污染了学界的空气，这是不可取的。
傅先生对我的批评，可以说是学术批评的一个范例，这就是抱着开展学术批评的求真的目的，怀着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学问的仁心，不但能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而且会促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建立起学术情谊。
二、出版家兼学者的高度——从《宋史职官志补正》说起
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杭大历史系，重操旧业。当时学校处于“文革”后期，虽已复课闹革命，但仍未走上正轨。我离开学校已十二年，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研究。所以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彷徨在科学殿堂之门外。1979年，我所在的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在商议同仁的研究方向时，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建议我研究朱熹。我当时考虑到研究朱熹的人已不少，加之我希望能够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所以未能接受。徐先生斟酌后，提出让我在系里开一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官制史》，科研方面则侧重宋代官制研究。这样，教学与科研能相辅相成，我欣然同意。不久，以徐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宋史补正》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根据研究室学术分工，我理应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这可让我犯难了。因为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这一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前，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之作，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有机会请教了当时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身为编辑，又是通观文史全局的专家，他针对我的顾虑，坦陈了他的看法：“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50年代，他就提出过对《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需要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你年轻，精力充沛，研究条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正》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他又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终究有限……有得必有失，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结合科研〕你可以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犹如在旷野上难以辨别前进方向的时候，在前方亮起的一盏指路灯，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迷雾和疑虑，使我鼓起勇气，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科研任务。傅先生不但从学术发展角度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上指导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
在傅先生的鼓励和点拨下，我于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头三年，我把精力集中在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奏议》、《宋史》等史籍、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等等。按《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内容顺序，做了15册、上百万字分类笔记。最后，用二年时间，一边参考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一边考订《宋史·职官志》，于1989年终于完成了近三千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迟至1991年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1941年出版之期，将近半个世纪。
《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后，诚如傅璇琮先生所预料的，邓广铭先生“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他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贡献为心中的一杆秤。邓先生在审阅了我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后，作为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委任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宋史职官志补正》的鉴定组组长，组织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陈智超，上海师大古籍所研究员朱瑞熙及中华书局编审汪圣铎，进行了鉴定。邓先生把鉴定组四位成员的意见归纳为二点：“第一，龚延明同志对于《宋史职官志》所作的补正，既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第二，这一新著的丰富内容，反映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备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根底。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应是居首选的。”给予拙著《宋史职官志补正》高度评价。而且，邓先生十分谦虚地说：“我那篇文章（按：指《考正》）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八十年代，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大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使我心中原来悬着的一块石头掉下了地，同时又使我不安，我感到邓先生对我是鼓励多了，自己实际上做得还很不够，我应把邓先生的鼓励作为继续努力的目标。不过，邓先生对我这一成果的充分肯定，使我深受鼓舞，坚定了我在官制史研究这块园地继续耕耘的决心。
在本文中我转述邓广铭先生对《宋史职官志补正》的评价，恰恰说明了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眼光是何等深邃！他站在出版家兼学者的高度，看到《宋史职官志》补正仍是一个有很大空间的学术阵地，而且可以作为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基础，点拨我把根扎得更“深”，循此走向学术前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傅先生在学术界交往之深，他对学术大师邓广铭先生广阔的胸襟十分了解，所以能在我犹豫、彷徨之际，鼓励我走近学术大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的研究工作，假如没有傅先生的这番点拨和鼓励，我根本不敢去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我曾经对一位同事讲过，要不我还是去做一些《宋史列传》补正工作算了，要是真的去做《宋史列传》补正，就不可能有《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出版，也就不可能有数百万字的宋代官制资料积累，说不上继续深入宋代官制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宋代官制辞典》成果了。
说起《宋代官制辞典》，更是离不开傅先生的提携。《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之后，我对宋代官制资料已有了较充分的积累。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时我又想起了傅先生的话：“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可以，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你可以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不要满足于做一个有些成就的学者，要做一个有较高成就的学者。”在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后继续深入，从点到面，横向发展。那么如何继续深入？我提出：可以考虑写《宋代官制史》吗？傅先生说：“写《宋代官制史》，要驾驭宋代三百年制度演变史和其复杂的内涵，并非易事。”建议我不要急于写官制通史。于是，我联想到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过程中，碰到过职官简称别名与职官术语这两个“栏路虎”。这给深入理解宋代官制带来很大困难。宋史界有一个共识，认为宋史研究有两大难题：一是宋代官制，一是宋代儒学
。我就想，如果撰编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在解释宋代正式官称之外，加上宋代职官别名与职官术语的解释，这也许对解决治宋史的难题——宋代官制会有帮助。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很快就复函，谈了他的看法：“宋代官制的确很复杂，出一部《宋代官制辞典》对治宋代史与宋代文学史，都很有必要。问题是，出版断代官制辞典还没有先例。出版可能有些困难。但是，如果您能做出特色，具备较高学术价值，即使是断代官制辞典，也可以去争取出版。您不必犹豫，先做起来。”
傅璇琮先生是唐宋文学史大家，他深知历史制度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名著《唐代诗人丛考》后记中，对唐朝诗人姚合的仕履所作的考证，就是运用了职官制度史的学识：
钱起考：姚合《极玄集》卷上载钱起仕履，说是“终尚书郎、太清宫使”。后人因此以太清宫使称他的，如宋人诗话《诗史》谓“唐太清宫使、翰林学士钱起多作佳篇”云云。而按之于唐代官制，钱起是否曾为太清宫使，是颇可疑的，唐太清宫使之称一般是宰相兼的。如《新唐书》卷四十六《职官志》一，谓：“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至于国史、太清宫之类，其名颇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详。”这里说得很清楚……修国史及太清宫使也是宰相所带的名号。北宋时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曾说：“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而我们知道，钱起的官位最高不过是考功郎中，就是说，只是尚书省的一个郎官，是不可能为太清宫使的，《极玄集》所载当误。
这个例证，已能说明傅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为什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学术界所推崇，就是因为他治文学史不离治史，文史紧密结合。唯其如此，他对我做断代官制辞典，不仅仅从出版家市场需要的立场，同时能从专家学者的高度，予以审视，所以他能在出版和学术价值两者之间的平衡上，作出有魄力的决断，毅然支持我去做《宋代官制辞典》。
在《宋史职官志补正》完稿后，1985、1986、1987三年，我做完了《宋代职官别名汇释》、《宋代职官术语汇释》，同时兼做宋代正式官名辞条的搜集与释义。1987年，我感到编撰一部有特色的《宋代官制辞典》，已有较大把握，遂向中华书局编辑部综合室提出了选题申请。此时，傅先生已升任中华书局总编，不便与我直接联系，遂将此事委托综合室，由该室编辑——傅璇琮先生的爱人徐敏霞先生与我直接联系。徐敏霞先生也是北大高材生，有深厚的文献根底，保持了中华书局严谨的编审作风，工作极细致、认真。第一次写的书稿样稿审读意见，就长达十二页，字写得密密，并在上百万字的书稿样稿中，凡需修改处，一一贴上写有批注的书签。在二年审稿时间内，通信十余次，给予了悉心提示。经过两年多作者与编辑的反复讨论、修改，最后，该《辞典》从编写体例、条目释文写作要求、引用书目的学术规范，都达成了一致意见。1989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讨论，拍板接受了《宋代官制辞典》的出版。于是，我又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修改和增补，终于完成了180万字书稿的定稿。1997年，中华书局终于出版了《宋代官制辞典》。
《宋代官制辞典》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海内外宋史界的欢迎，成为宋史研究生必备的案头书，被誉为“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宋史研究又一里程碑式之作”。并获得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历史类三等奖。《宋代官制辞典》能够做成并在中华书局出版，是与学者型出版家傅璇琮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傅先生对该《辞典》的学术价值评判，就不会有此书。
《宋代官制辞典》的出版，意味着我进一步深入了官制研究，并在学术上又前进了一步。在学术道路上，能得到傅璇琮先生的提携，这是我的幸运。
三、唐宋文学家兼史家的深邃——从《宋登科记考》谈起
1991年夏天，我在完成了《宋代官制辞典》后，正在考虑下一步做什么？傅璇琮先生仿佛了解我心思似的，于是年6月10日给我来了一封信：“你今后几年，我想，或者仍就官制史的路子走，深入一步写《宋代官制史》。邓先生的评价，我认为是合乎实际的。我对你寄有厚望，我认为你已具有底子与功力，完全能有进一步的成就。但《宋代官制史》是“细活”，需慢慢磨。或者即以我们在北京讨论的意见，先搞《宋登科记考》。”
其时，傅璇琮先生在出版了名作《唐代科举与文学》后，正想进一步考察宋代科举。
论及宋代科举制之研究，应该说，海内外学人已取得不少成果，而且还在继续全面开展。遗憾的是，与科举制兴起阶段唐代相比，宋代突现一个很大的缺陷：唐代已有清朝学者徐松编撰的《登科记考》，而宋代则没有，换言之，宋代科举制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尚付阙如。徐松《登科记考》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唐五代科举编年史，以及历届登科人及其生平履历，给研究唐代历史、文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切实的基础资料。
傅先生是唐宋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兼有史家的史识与史学功底，他的智慧之深邃，正是基于能将文史研究紧密结合。他站在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高度，十分重视基础性资料整理与研究。他觉得，宋代科举于宋代文学、历史与社会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而迄今研究宋代文学史与社会文化，还不如研究唐代条件好，关于唐五代科举，已有徐松的《登科记考》可资借鉴，而宋代没有《登科记考》，这始终是一个严重缺陷。于是，他下决心要仿徐松编撰《登科记考》体例，撰编一部《宋登科记考》。怎么着手做？因为宋代科举史料繁多，傅先生感到此“决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他想到了此时我正好完成了《宋代官制辞典》，还未确定下一步研究计划。于是在北京一次学术会议上，向我提出了合作做《登科记考》课题的事。我的第一反应是，研究宋代官制与做《宋登科记考》并不矛盾，科举属官制的范畴；其次，要研究宋代科举制度，如果不能掌握最基础的登科资料，那就像大厦建立在沙滩上，是立不牢的，为此我欣然接受傅先生的提议。
从1992年下半年起，在傅先生主持下，我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宋登科记考》课题的研究工作。傅先生则为筹集经费向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因为1992年，我在杭大历史系任教，与古委会无联系，不能申请项目，他开始想通过杭大古籍所常务副所长崔富章帮忙，让我任古籍所兼职教授，崔富章不同意。后来则通过省教委与高校古委会联系紧急申请，傅先生向古委会解释《宋登科记考》立项的意义，终于在古委会近五十个申请项目激烈竞争中，得到批准立项，获得了宝贵的一万元经费资助。当然，对于《登科记考》这么大的项目，一万元只能作起动经费，是很不够的。于是，傅先生又与美籍华人李珍华教授取得联系，建议他也参加此项目，并希望他能于所在学校也申请立项，李珍华欣然同意并通过傅先生打过来5000元。遗憾的是，不久李先生病故，中美学者合作的愿望未能实现。以后，则由傅先生和我共同挑起《宋登科记考》课题的重任。
1993年11月，因工作需要，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将我从历史系调至古籍所，接姜亮夫先生的班，担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由于双肩挑，《宋登科记考》课题进展就慢了下来。加上《宋登科记考》之工作量实在太大，要涉及两宋浩繁的史料，所以，前前后后做了近十年之久！光校对样稿就达七次，每校一次就要半年左右时间，在这前后近十年的编撰工作中，我的主要合作者是祖慧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同时聘请了历史系魏得良教授、图书馆线装部馆员尤钟林等专家学者参与，并组织历史专业的一些本科生帮助做些方志的进士抄录工作。
在《宋登科记考》课题运作过程中，傅先生通过审读书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其间来往书信，累年不断，我每次寄去部分样稿，他总是在百忙中尽量首先披阅，有问题则做出眉批。现在我略举傅先生一些修改的眉批：
《宋登科记考·天圣二年》：
1．“元绛”条《宋史》本传〔引文〕，可稍简。
2．“毛洵”条《宋史》本传，似应在周必大〔文集〕之后，这需有统一体例，是否以时代先后为准，如后之“叶清臣”条。
3．样稿原文：“孙锡，字昌龄。真州人。咸平二年登进士第……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九七《孙公（锡）墓志铭》:‘公讳锡，字昌龄……以天圣二年进士起家。'”
傅先生注：“咸平”为“天圣”之误。
4．样稿原文：“孙彝甫，一作夷甫常州武进人。”
傅先生注：“夷甫”后加逗号。
5．“许彦先”条，原文引“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八《许彦先知随州》（文略）”。
傅先生批：为何“文略”，应有登第年之记载。
6．样稿原文：“张瓌……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七《张洎》……孙瑰。”
傅先生批：“瑰”应作“瓌”。
7．样稿原文：“周中和……秦和人。”
傅先生批：“秦和”为“泰和”之误。
9．“曹平”条，眉批：“同三礼出身”，“三礼”漏加书名号，应为同《三礼》出身。
10．“孙抃”条，原文：“宋王得臣《麈史》卷七。”
傅先生眉批：《麈史》仅三卷。
11．“杨正臣”条：“察襄，擢天圣八年进士第。”
傅先生眉批：“察襄”为“蔡襄”之误。
12．“皇甫辽”条：“景祐元的甲戌张唐卿榜”。
傅先生眉批：“景祐元的”为“景祐元年”之误。
13．P.169“傅仪”。
傅先生眉批：已见前页168“傅仪”条，重。
14．“裴煜”条，原文引“清厉鹗《宋诗纪事补遗》卷一《裴煜》”。
傅先生眉批：厉鹗非《宋诗纪事补遗》著者。
以上所举例，并非全部，但即便从上所引眉批，已可窥见傅先生对《宋登科记考》审稿之细致，从体例、简繁体更换、错别字、标点、引书作者等等，都在他严谨的审视之下，一一挑出存在的问题。让我们能及时订正并引以为戒，帮助书稿通过一次次修改、一遍又一遍校对，不断提高质量，直到2004年全部定稿。
《宋登科记考》仿徐松《登科记考》体例，而又有新的改进。
该书包括科举大事记编年（100万字）与历榜登科名录两大部分。总体设计，以编年大事记为纲，登科名录即置于大事记相应年月之下，互相融会而贯通。大事记选取宋代科举方面的诏令、历届科举试之知贡举官与考试官，及各种规定等，资料力求齐全，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与内涵。大事记依据多种宋代典籍搜罗排比、抉择，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传世之《宋大诏令集》，有关科举的诏令全部亡佚，比之《唐大诏令集》，此其为逊色之处。大事记则可补《宋大诏令集》之阙漏。历榜登科人，按统一体例收录与说明。即每一登科人，依其所登科目，或进士，或诸科，或制科，或武举，或童子，或博学鸿词科，或赐第，以名次先后为序（倘不明登第名次，则以姓氏笔划排列），一目了然。
《宋登科记考》特点有二：其一，是书为两宋登科名录之集大成者。两宋共举行过118榜科举试，各种科目登第人共约有十万人。而完整保留下来仅两榜，一榜是《绍兴十八年登科录》，计353人；一榜是《宝祐四年登科录》，计601名。两榜合954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余九百九千多人，或已湮没，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须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中去寻寻觅觅。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收录了四万余人。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著述或传记资料索引，能达到这个数字。比如前些年出版的以收罗宋代人物最多著称的王德毅先生等等编写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共收二万二千多人，而其中登科人仅为六千多人，只占两宋登科人之十六分之一。以此言之，《宋登科记考》所完成的工作，虽称不上“竭泽而渔，网罗无遗”，其收获亦堪称最巨的了。
其二，凡收录者，都撰有一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何种科目及第、及第之年、初授何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小传之下，附有书证。书证通常择要列二条；倘考证之需，或列两条以上。力求做到无证不信，言必有据。
近420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书稿完成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出版问题。又是通过傅先生的联系，最后落实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科研成果实现了向推向市场的社会精神产品的转化。从《宋登科记考》的选题之确定到最后出版，傅璇琮先生的智慧之深邃，做事之决断，和善于与人共事，堪称学林中之典范。他是《宋登科记考》的总设计师和监理人。没有傅先生的学术眼光、学术引领和在出版上的帮助，可以说，也不可能有《宋登科记考》的出版。《宋登科记考》出版后，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获得了全国优秀出版图书奖、教育部第六届中国高等学校研究成果历史学类二等奖、浙江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感恩，是傅先生带我走进了高深的学术殿堂。
我和傅璇琮先生三十七年的学术交往，不说电话联系，光书信就在300封以上，来往至密，他长我半辈，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更是高出我不知多少，但他始终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和蔼可亲，视我为挚友。这三十多年的学术交往，傅璇琮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出版家兼学者的高度，文学家兼史家的深度，仁者之心的温度，唐宋文学领军人物的全局胸怀，奖掖后进的大师风范，和高明的推动与组织学术研究发展的才干和艺术。
我只是傅先生提携的后进中的一个。傅先生“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先生已逝，山高水长。先生的精深学问，与他从国家学科建设的全局出发，热诚、专业、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培养中青年学者的崇高境界，已成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