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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阶层的人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顶层社会阶层的人，在某个群体中彼此熟悉的人，他们在人际关系和事务上互相照顾，因此，在做出决定时，他们能考虑到对方。按照这种观念，精英们不但认为自己是“上层社会阶层”的内部圈子，而且别人也这样认为。2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和心理实体；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成员。人们要么被这个阶层接纳，要么被拒之门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质的裂变，而非仅仅是量变，这个质的裂变把精英与非精英区别开来。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不同于他们对待其他阶层的方式。他们互相接纳，互相理解，互相联姻。即使他们不在一起共事，也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

现在，我们不想凭自身认知来预判占据掌控职位的精英是否是社会公认的某阶层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是否有相当多的精英来源于这个界限分明特色鲜明的阶层。这些问题都有待调查研究。然而，为了认清我们要调查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所有富有、有权势和显赫的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所明晰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上层阶层的人总是牵涉到纠缠重叠的“群体”势力和关系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中。在“处于同一层次”的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吸引，“而处于同一层次”往往使他们特色鲜明，有别于他人。但是只有在他们感到需要和他人划定界限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有共同防卫意识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共同点所在，从而排斥旁人并彼此亲近。

这个统治阶层的思想意味着他们的大多数成员有着类似的社会出身，他们一生都保持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网，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财富、权力和名望在各种不同层级之间的位置互换。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这样一个精英阶层确实存在，出于历史原因，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与曾经统治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贵族截然不同。

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这对美国精英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在资本主义时代前没有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阻挡资产阶级的去路。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但垄断了财富，而且也垄断了名望和权力。这意味着没有显贵家族能够身居高位，独占通常被备受尊敬的人所掌握的价值；当然没有任何家族可以凭借世袭的权利完全做到这一切。这意味着，无论是高级教会人物或宫廷贵族，还是顽固不化的地主，抑或是独揽军权的军队高层的人物，都不会反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且以出身和特权成功阻挡住资产阶级的自我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上流阶层。他们脱胎于尚未得到公认的上等人的“中产阶级”，可这并不意味着剧增的财富让他们的优越性变得可能时，他们仍旧是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出身和新形象可能使美国的上流阶层变得不那么惹眼。然而如今的美国，实际上存在着财富和权力的等级和排序，中下阶层的人对此知之甚少，甚至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些家族很大程度上不受经济动荡和波折的影响，只有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才感受到这些。

美国精英是作为一个实际上没有对手的资产阶级进入当代历史的。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由于没有军事邻国，他们轻易地占据了这块独立大陆。这块大陆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对志愿来此的劳动力有着非凡的吸引力。权力框架和与之契合的意识形态已经具备。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限制，继承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他们反对南方的种植园主，实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则。独立战争期间，反对独立的人逃离美国和众多地产主破产，终结了殖民者贵族的统治。主张地位革命的杰克逊主义的兴起，终结了昔日新英格兰家族世代相传的高贵血统所造成的傲慢。内战打破了权力，也同样打破了美国内战前南方上流社会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得世袭贵族在美国成长和延续变得不可能。

当工业化的暴风骤雨开始席卷世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像美国的统治阶级一样安然无恙。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是明证。事实上，当纽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华盛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都时，英国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堪称典范的统治阶级的命运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