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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从约翰·杰伊夫人18世纪的晚餐名单开始，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们至今仍未能与他们上流社会的身份地位协调一致。当今华盛顿特区的上流社会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至于华盛顿的大都会四百强，也仅仅是首都上流社会生活中的若干元素之一，而且它实际上已被官场，尤其是马萨诸塞大道沿线的使馆区的上流社会压制或排挤出局了。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看重上流社会，而且有些人会完全避开上流社会。此外，重要的官员，不管他们的社会资历如何，一定会接到邀请。

如果咖啡社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已经侵入并且动摇了纽约的上流社会的话，那么政治优越感和政权更迭的事实就已经让上流社会很难在华盛顿维持下去。在华盛顿，没有能被称为是咖啡社会的东西，重要的事务都在私人住宅或官邸中决定，并给拥有众多头衔的人执行。实际上，在华盛顿并不存在真正的一成不变的上流社会关系网，官员、政客、家族女主人和攀附权贵的富人、拥有手腕的遗孀，以及传播内幕信息的大使等共同组成了华盛顿的上流社会关系网。

声望对金钱和权力如影随形。拥有金钱和权力，就拥有声望。跟肥皂或汽车的全国市场以及扩大的联邦权力一样，全国的声望兑现领域也在扩大，并且已经慢慢合并成为一个真正全国性的体系。由于高层政治、经济和军队圈子中的人都是拥有金钱和权力的精英，他们累积的声望要远高于普通的声望。这些人都有宣传的价值，并且其中一些还声名显赫。他们日益在利用自己的职位以及有意识的公关，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显赫，更受拥戴，让他们的政策变得受人欢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名流显贵。

权力精英之所以成为名流显贵，是因为他们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所掌控的权力。他们是名流，是因为他们有名望，而他们之所以有名望，则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拥有权力或财富。的确，他们也必然进入名流圈，并成为大众传媒的素材，但当他们被媒体挖掘素材时，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对媒体的态度，大家基本上都忽略了。

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曾经评论说，国会议员的声望是根据他们控制的投票数量以及他们在委员会担任的职位来递增的。官员的重要性是由为其工作的人数所决定的。企业家的声望更多是根据其企业的规模来衡量的，而不是企业家的财富和收入（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他从公司的权力（按照规模来衡量），以及在企业中的位置来获得声望。与年薪20万美元的大企业的主管相比，一年赚100万美元的小商人并不如前者那样重要，也没有像前者一样的全国声望。当然，在军衔等级制度中，这种规定会更正式和严格。

在世纪之初，身份地位的全国化意味着精英群体的不断崛起，这个国家每个城镇和城市的地方上流阶层不得不互相对比，并且当他们进行对比时，地方上流阶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本地处于顶层。现在，50年过后，情形仍然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从我们的时代游离出来的，是大众传播的崛起，是歌功颂德的主要方式，甚至还是传媒宣传的产物。大众传媒与大财阀结合的过程中，孕育了全国性精英们的声望。大众传媒遍布全国，已经成为处于顶层的人接触底层民众的渠道。大量宣传、形象的包装技术以及媒体的需求都让聚光灯聚焦在这些全国性精英身上，并且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高层圈子都没有像他们一样受到如此关注。

大型组织机构自身就是一个声望等级的名望世界。员工根据自身的工作性质对应一定的级别，并且每个级别都有相对应的声望。通过培训以及职位变动，他们建构了人员的等级制度，其中的人都必须服从高于他们的人，尊重他们握有重权高高在上的上司。没有人不需要从那些直接属于大机构本身的人中获得声望，就可以拥有一个在其下面的有组织的井井有条的从属群体，并且获得发号施令的权力。

现在私人秘书取代了仆人，开放式办公室取代了精致的古老房屋，公司的豪华轿车、司机和飞机，取代了私人汽车。当然，经常会同时存在精致的古老房屋和开放式办公室。但是，精英的声望首先是他们指挥的办公室的声望，而不是他们所属的家族的声望。

在全国性企业中占有重要位置，已经成为身份需求的主要基础。企业现在是有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中心。在索要声望和分配声望的过程中，大城市上流阶层中的所有者和管理精英，以及本地社交界的成员现在都倾向于依靠大企业，并且他们还从企业中获得了他们享有的很多地位特权。他们在企业内外，在整个企业圈子里，以及在整个国家，都获得了他们的地位和声望。

随着国家不断壮大，其中占有指挥岗位的人正在从“仅仅是肮脏的政客”转变成著名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当然，政客们的地位需要他们谨慎从事：高层的政治人物必须学会接地气，在说话语气和生活方式方面也要更加平民化。但是，随着政治机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位于顶层的人无可争议地成了全国性声望体系中的名流显贵。

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以及在停战之后变得更有权力，因此军人也开始享有全国性的声望。军人以及警察基于暴力是权力的终极支持这个简单的事实变得如此重要，是争权夺利的人的终极手段。只有当革命或者犯罪威胁扰乱了国内秩序时，人们才会认识到警察队长的作用，当外交和战争威胁到国家安全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军事将领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世界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盛行的权力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个国家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为伟大的强国：它的军事力量和资源能够让它有能力发动真正地有威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在国家的等级次序中，为了成为真正的强国，一个国家必须成功地赢得一场大战的胜利。一位外交官说话的分量或多或少和军队的战斗力直接相关。军事力量决定了国家的政治立场，民族主义的荣誉感有多强，将军们在国家荣誉体系中享有的决定权就有多大。

不同机构的公共声望是不同的，因此它们精英的声望也就不同。例如，公职人员和军队职位的声望在战争期间要更高一些，此时，企业高管们就成为拿微薄的象征性年薪的人，而所有群体都团结在军事状态下。但是当正常的企业活动开始处于支配地位时，公职人员的声望开始降低，政府官员和将领们的声望往往就开始下降。

在20年代，通用电气的总裁明显被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人们甚至认为他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并且即使是在30年代期间，美国内阁中的核心成员也不总是被视为富豪家族的成员。但是，当与公司高层职位相比，这种对公职尊重的缺乏已经在发生改变，并且还将会有更多改变。因为很多精英已经在国家权力中走得更近，并且他们都更加了解如何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收买、指挥或者利用宣传的方式，从而对自己有利。而那些自身权力或财富超过自身声誉的人都会更容易使用宣传方式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声望，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在麦克风、镜头以及新闻发布会上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