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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的每个既定的大都会区域中，都存在这样一个上流阶层，它的成员出生在从《社交名人录》出现以来就已被登记在内的家族。这个被登记在册的社会阶层以及在其他大城市中新注册和未注册的阶层，组成了古老家族集团，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都显赫和富有。他们的出身、外表和行为，与社会的其他阶层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生活在一个或多个昂贵的住宅区，住在他们其中很多人出生所在的精致的宅邸中，或者在他们自己建造的设计精巧的现代建筑中。在这些或旧或新的房屋中，都有豪华的家具和珍贵的陈设。他们的服装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随意，并且也许真的很旧，在裁剪上和工艺上也与其他人非常不同。他们购买的东西都相当高档，但用起来毫不在意。他们属于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会获准进入的俱乐部和组织，并且他们会相当重视自己在这些组织中的形象。

他们有共同的亲戚和朋友，但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经过仔细选择的、由家族控制着的共同经历。他们上过相同的或相似的私人和贵族学校，更可能是新英格兰的主教寄宿制学校之一。他们中的人上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如果无法克服地方自豪感的话，他们去上自己家族捐助的在地方很受尊敬的大学。并且，他们现在经常去这些学校的俱乐部，以及自己城市的顶级俱乐部，同时，也时常去其他大都会的一个或两个俱乐部。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他们当地报纸的八卦专栏中，甚至是社会专栏中。作为正派的波士顿人和正派的旧金山人，如果他们的名字被如此提起的话，他们真的会在自己的同类中感到很尴尬。廉价的宣传和咖啡馆社交丑闻是那些新兴家族华而不实的风格，而对老派社会阶层来说则不是，因为已经处于顶层的人是“自尊的”，而尚未立足一心往上爬的人才是妄自尊大的。自尊的人实际上并不在乎他们下面的人怎么看他们，而自大的人则依喜欢奉承，并且很容易被奉承所欺骗，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想法对其他人的依赖。

在他们构成的各种小团体内部以及团体之间，这些荣誉家族的成员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和强烈的忠诚意识。他们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晚宴，并参加彼此的舞会。他们参加隆重优雅的婚礼，出席庄严肃穆的葬礼，在社交派对中也温文尔雅。他们看起来最喜欢的通常是非正式的社交形象，尽管他们的服饰、言谈举止等，他们对得体以及不合时宜的敏感性，贯穿于这些形象中，并深刻影响着他们非正式的以及正式的各种交往活动。

他们对公民服务的理解并不是直接参与政治的形式，而是乐于领导自己所在城市的慈善、教育和文化机构。他们的财富是如此多，大概平均有几百万美元，以至于他们通常并不需要遵循原则办事。如果他们不想工作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必工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龄更大的人，通常会工作，并且有时是相当勤勉地工作。他们构成了自己所在城市的商业贵族，尤其是金融贵族和法律贵族。早先分布在东部城市，后来逐步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真正的绅士，通常是银行家或律师。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需要值得信赖、聪明和冷静的人来保持财富完整性。他们主要是银行的董事和总裁，或者他们是所在城市中主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投资者。

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地方，大都会上流阶层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门第、宗教信仰和出身。即使他们并没有悠久的家族传承，但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在美国血统的一致性也更长。当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各城市中，已经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意大利家族、犹太家族和爱尔兰天主教家族的地位获得了很高提升。但不管如何重要，这些家族仍是例外：上流阶层在门第、族群和民族出身等方面依然是“纯正的”。在每个城市中，他们往往是新教徒，此外还有新教徒（主要是圣公会教徒），一位论派或长老会教徒。

在很多城市（如纽约）中，大都会四百强会有好几种模式，而非单一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大城市的上流阶层不存在，而是说在这些城市中，地位结构要比一元化的社会的地位结构更加复杂。相互竞争的地位中心之间，存在社会争执，但这并不会破坏地位层级。

处于较高地位的家族可能属于常常举办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的乡村俱乐部，但这种模式并不对上流社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乡村俱乐部”的身份已经跌落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下层阶级中去了。在更小一些的城市中，最好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身份通常是上流群体的重要组织性标志，但在大都会的地位市场中则并不是如此。在社交方面最重要的是绅士俱乐部这种排他性的男性组织。

大都会的男士俱乐部的绅士们，以及上流社会的人通常更多地属于某些俱乐部而不是具体的城市。男女通用的俱乐部，如乡村俱乐部，通常是地方性的。在老派上流阶层人士所中意的俱乐部，满眼都是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的学生，但城市俱乐部的世界远超这些名校学生的视野。对绅士来说，参加三四个甚至多个俱乐部是很平常的事。各个城市的这些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排他性的，因为它们并不被普通中产阶级或下层阶级所熟知。它们要高于那些得到更加广泛认知的生活圈子之上。这些俱乐部是上流圈子的俱乐部，它们由上流圈子构成，并且为上流圈子服务，仅此而已，知道和到访这些俱乐部的是来自多个城市的上流圈子而非某个特定城市的上流阶层的人。

对圈外人来说，上流阶层所在的俱乐部是证明他们地位的一种标记；对圈内人来说，俱乐部提供了更加私密或宗族式的社交平台。谋取会员资格的通常是血统、家族背景等。通过与这类人的密切交往，新成员能借到地位，并且反过来，新成员的加入也有助于巩固俱乐部作为长久关注对象的地位。

只有当拥有金钱的富豪拓展社交圈子时，恰当的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才会体现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随后人际界线往往会变得模糊，并且俱乐部成员身份能清楚地界定排他性。大都会俱乐部对想成为顶层社会一员的人来说，是社会等级非常重要的台阶：它们是新人进入老派上流阶层的地位电梯，人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可以逐渐从一个俱乐部升入另一个俱乐部，并且如果顺利话，可以进入最顶层。在大都会圈子内部以及圈子之间的商业生活中，它们也是很重要的：对这些圈子中的很多人来说，在这些高级俱乐部中做出重要决策，似乎是方便和体面的。一本面向公司高管的全国性杂志最近提出，“私人俱乐部，正变成商人的城堡。”

因此，正如那些已经控制每个地方的关键金融和法律机构的富裕阶层一样，大都会的上流阶层彼此之间存在商业和法律关系，因为城市的经济，尤其是大都会地区，并不只限于城市。经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和全国性的，并且上流阶层控制着其在大城市决策中的关键位置，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每个城市的上流阶层都与其他城市的上流阶层有联系。在富人中，如果偏爱清净优雅的波士顿俱乐部或者偏爱活泼的休斯敦俱乐部，都是可被接受的。随意和非正式地与各种社会名流接触，并且能在午宴餐桌上达成交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绅士俱乐部立即成为金融和商业决策网络的一个重要中心，也是确认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在这种俱乐部中，构成上流阶层的所有特性似乎都与之相符：古老家族、合适的联姻、适宜的住宅、合适的教堂和对口的学校，以及关键决策的权力。每个城市的“重要人物”都加入此类俱乐部，并且当其他城市的重要人物访问他们时，他们十分乐意在俱乐部与其共进午餐，地点就选在波士顿的萨摩赛特或联盟俱乐部，费城的网球俱乐部或费城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或纽约的尼克伯克、链接、布鲁克，或网拍和网球俱乐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