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大任付斯人
冯梦龙有一首诗揭示了周朝兴亡的教训，对于后世很有借鉴意义：“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绵延过历缘忠厚，陵替随波为倒颠。六国媚秦甘北面，二周失祀恨东迁。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推荐贤能，乃圣贤的教诲。应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把德放在用人之首位。齐桓公晚年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袁绍以好恶用人，一败涂地。秦桧提拔唯我是从之人。武则天对狄仁杰信赖有加。林肯任用格兰特，决胜千里。
唐代周昙《周公》诗云：“仍闻吐握延儒素，忧恐民疵未尽知。”《宋书·文帝纪》云：“周宗以宁，实由多士，汉室之隆，亦资得人。”范仲淹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把举贤荐能视为人臣效忠朝廷的应尽职责。
毛泽东曾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音越）为商朝大宰相，有“圣人”之称，吕望即姜太公。由此可见，马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马周（公元601-648年），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他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但勤奋好学，博古通今。由于天性豪放，不为小节所拘，马周并不为家乡官员所重视。为了更大的发展，他毅然徒步两千多里，来到当时的国都长安。到长安后，马周穷困潦倒，不得不客居在当时的中郎将常何家中。
贞观五年，天下大旱，灾情严重。唐太宗李世民忧心如焚，便下令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写一份奏章，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或建议。这一下可难坏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替常何写了奏折。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给唐太宗。唐太宗看过大吃一惊。在奏折中，马周提出了十二条建议，句句都说到了唐太宗的心坎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三条：其一，力戒奢侈，广布恩德。马周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只有坚持不懈地“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长治久安。毛泽东曾在此句逐字加双圆套圈，以示重视和欣赏。其二，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马周认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指出，隋朝虽然积蓄了大量的粮食、布帛和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最终却成为造反者推翻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其三，高度重视基层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马周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真正造福一方。
唐太宗知道常何的斤两，这么见解深刻的奏章绝对不可能出自常何之手，便仔细询问文章的由来。常何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唐太宗，并详细地介绍了马周的情况。
马周的谏言可谓切中时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唐太宗对马周的才华极为赞赏，不久便拜为监察御史。为了表扬发现马周之功，唐太宗又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
马周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从监察御史开始，他先后担任过侍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等重要官职，官到相当于丞相之职的中书令，前后不过15年，可谓平步青云。马周一生始终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倚重。在远征高丽时，唐太宗把马周留在朝中辅佐太子处理政务，并赐书于马周：“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能够得到皇帝的亲书和如此之高的评价，这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实属少见。
唐太宗通过总结隋亡的教训和唐初治国经验，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同善于求贤用才紧密相连。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
知人善任，必须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举才之德，护才之胆，择才之策，不重学历、职称、资历和身份，形成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坚定不移走人才强国之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如果不怎么爱人才，不愿意帮人才，不及时果断地用人才，那就是失职，就有愧于党的多年培养和重托。
毛泽东“搭班子”的典范是与周恩来的合作。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哺之劳。“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班子中的角色主要是负责执行。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班子中的角色主要是负责决策。有人曾形象地评价说，毛泽东是舵手，高瞻远瞩，掌握航向；周恩来是划桨人，让船平稳前进。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在性格特征上二人的差异也是显著的：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
在毛泽东眼中，品德和才干是远远摆在资历和学历之前的。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喜欢任用有才干的年轻人，经常以历史上的年轻有为的人物为例，如贾谊、王勃、周瑜等，认为他们“英俊天才”“少年英发”，以他们的年轻有为引发阐述自己的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对粟裕的任用，体现了毛泽东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的用人思想。
粟裕是一个由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和其他一些将领不同，他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出国留过学。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粟裕学到了许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多年战争的实践粟裕逐渐成熟起来，不断显现出军事才能。毛泽东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并开始一步步地提拔和任用他。
抗战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他所率领的部队仅在1938年至1943年就歼灭日伪军达10万人，这使毛泽东坚信这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领有能力指挥更多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成立华中军区，毛泽东任命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在苏中地区以3万之众迎击国民党12万精锐之师，一个半月下来，七战七捷。
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时，毛泽东电告陈毅：会师后，大政方针共同制定，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三个月间粟裕协助陈毅，具体指挥了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1947年5月，粟裕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在孟良崮完成了围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中，共歼敌55.5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44万人，被军界誉为常胜将军。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粟裕的成长是毛泽东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典范。
德才兼备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对人才的全面性要求。所谓德，主要指政治立场、政治品德、思想作风、事业心、责任心等。所谓才，主要指掌握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德是立身做人、成就事业的根本，是衡量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前提。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兴衰。
看人的德与才，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以一时的功过来判断人才的全部历史。领导者要有辩证思维的头脑，把德与才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重德而轻才，更不能只看才而忽视德。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
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身居官职的人，如果无才就是“次品”，无德就是“危险品”，“德不称其位，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有德无才的干部不能开创局面，会贻误事业；有才无德的干部缺少凝聚力，把一个单位搞得乱糟糟，会毁掉事业；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开创事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抓住了当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要把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辩证统一起来，对得票情况作具体分析，要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政治清醒、信念坚定、善于学习、坚持原则的人。
有的领导者喜欢听恭维话，把善于逢迎的人当成人才，热衷于搞“小圈子”。“小圈子”一词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是对气味相投、百依百顺的人倍加欣赏，只提拔“靠得住”的人，而排除“外人”，不属于自己的人弃之不用，甚至压制。对自己有恩惠的，则想方设法予以重用，或以“听话”为主要标准，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有的干部就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这样一来，使某些德才平庸、善于投机取巧、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得到重用，而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甚至遭受打击。
为了成就事业，切莫以对待自己的亲热程度、凭自己的好恶和“私交”如何来识人用人，不要因为“偏爱”或唯命是从、揽权而重用庸人，不可因为“不喜欢”而疏远“耿介之士”，不可因为视野不宽而使千里马卧道哀啼。那种开基创业时重用人才，一旦开创局面就喜欢奴才，也是很不好的。
孔子说过：“远佞人。”—要远离献媚讨好的人。越是圆滑处世、巧言令色、讨人喜欢的人，越要慎重考察。千万不可将贤能之人看作奸佞，把奸狡之徒当作贤才！领导者要警惕某些人的离间术。离间术是一种圈套：通过拨弄是非等手段，促使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产生误会，或将误会加以渲染，扩大分歧；或编造谎言，制造矛盾，损人利己，陷人扬己。曾国藩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一靠以德服人，二靠知人善任。他喜欢拙诚，不喜巧诈。他选用人才，把戒巧诈作为一条原则。
历史上不少贤才蒙冤，是由于领导者注重追究小过。司马迁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苛求于人，求全责备，追究小过，溜须拍马之徒就会趁机投井下石，使贤才蒙受不白之冤。
西汉文学家东方朔认为，人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后汉书·窦宪传论》），他援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委婉提示主政者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领导者应不以己之长来否定人之长，不以己之好恶判定别人长短。人之缺点、弱点只要不碍其用，可以不予考虑。
人生相遇贵相知，若能相知看本质，而不要被表现出来的现象所蒙骗。毛泽东在识人上能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就在于他重本质，重才干，而不问细枝末节的东西，“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经毛泽东亲自考察、选拔的人才，从士兵到将军，从布衣寒士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成百上千。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不知人就不能很好地任用人，甚至任用了不好的人。用错了人的原因之一是看人有偏见，缺少客观公正，“合口味”的纳入视野，不喜欢的打入另册；缺少辩证思维，对人没有全方位、符合实际的了解；注重观察人的细枝末节而忽略其大的方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把知人善任作为终生的研究学问。”美国前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认为，“挑选最好的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拥有人才是最大的赢家。”选拔人才难点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
干部德才好不好，实绩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应扩大群众的参与面，跳出“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圈子，构建“干部选得准不准、要让群众审一审”的工作机制；不简单以票取人，应作具体分析，既看一时一事，又看平时一贯表现；让“老黄牛”式的干部埋头不再埋没，干事有成就感，做人有幸福感，公平、公正对待他们；精选出官德高尚、政绩斐然、群众认可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