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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理学、材料革命与全球化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三个基础结构所维系，它们是各民族之间贸易与交往的聚集点和通道。交通运输是最首要的基础结构：河流、道路、运河，现代又有铁路、公路和飞机。其次是能源系统：水力、电力、电网、石油与煤气管线，等等。第三是通信系统：邮政网络（沿公路铺开），然后是电报（首次突破以往的链条）、电话、收音机，现在则是从微波到卫星的整套新技术。

交通运输是最古老的系统。当道路通往各个地方、促进贸易和交换的时候，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孤立就被打破了。人类聚居点一般位于道路交叉口、河流交汇处或湖泊湾曲地。商贾停下来卸货，农民售卖农产品，工匠落脚提供服务，于是市集和城镇渐渐兴起。

交通系统内最重要的是水路。这是运载批量货品最方便的手段，水道在高地之间交织通行，潮汐与水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1000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紧邻水岸。罗马在台伯河边崛起，巴黎在塞纳河畔壮大，伦敦在泰晤士河河滨走向辉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城市位于海口和大湖之畔。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工业社会，城市与生产枢纽的位置决定于水源和资源的交互作用。拿一张美国地图，看看这个国家的中北部。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山脉富含铁矿，伊利诺伊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大湖区和连接滨海港口的河谷系统将这些地区联系起来：苏比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与安大略湖经由圣劳伦斯河流入大西洋；伊利运河流经纽约并进入赫德逊河；俄亥俄河转弯流向密西西比河与墨西哥湾。

铁矿与煤的关联催生了钢铁工业，由此又产生汽车工业和大型机械工业、橡胶工业等等。把这些连成一片的水路运输系统是美国大工业中心城市——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与匹兹堡——兴起的区位因素。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地理学的印迹。

现在，随着工业社会的衰落，上述一切都在改变。水资源和原材料不再是最重要的城市区位因素，特别是随着技术的更新，制造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小，生产场所也越来越靠近市场。靠近大学与文化机构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不妨考虑一下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四大中心——硅谷与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市的关系、环波士顿周边的128号公路与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的关系；新泽西州1号公路从新不伦瑞克到特伦顿的路段，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枢纽；以及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群集在州立大学周围。

通讯取代交通成为人与人之间主要的沟通和贸易方式。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日益廉价的通讯网络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强大推力。在过去，大企业的总部集中在中央商业区，因为那里辅助设施的聚集可以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人们只要“走过大街”，就可以容易地取得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广告服务、印刷与出版服务，等等。今天，通讯费用不断降低和地价高涨，密集经济和外部经济因此不再那么重要。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家美国集团公司将总部从纽约中心搬到市郊，那里不但地价较低，员工通勤也比较方便。大公司纷纷搬往东北方向的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北方的纽约州韦斯彻斯特县、西方和西南方向的新泽西州梅塞县。

由于地理因素不再决定成本，距离不再是空间因素而是时间因素；时间成本与通讯速度成为决定性的变量。随着小型电脑和微型电脑的普及，将数据库与备忘录下载到这些小型电脑（以及使它们接入大型主机）的能力意味着工作不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点。

人类聚居地是这样，市场也是如此。市场是什么？过去，它是交叉道口和河流的交汇处，人们在那里买卖货品。市场是地理位置。但以后再不会这样了。以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为例。油轮运载大量石油到这里，“就地”卖出。它们之所以到鹿特丹来，是因为它是一个靠近西欧市场的受保护的大型海港，有巨大的吞吐能力和大量来来往往进行交易的经纪人。现在，人们仍然把石油现货市场叫作“鹿特丹”，但交易地点已不在鹿特丹。在哪里交易呢？在世界各地！通过电报和无线电系统，世界各地的经纪人可以达成交易，指令公海上的油轮驶往不同港口。因此，市场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网络。

大多数商品的情况同样如是，尤其以资本与外汇市场最为突出。人们在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米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都能获知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的“实时”报价；货币在各国之间快速流动。利率差异及政治事件引发的骚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向。

这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的神经和触角是以世界前所未见的方式相互联结的。舞台更大了，演员更多了，交易和交流增加了速度与活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的体制结构能否应付如此非凡数量的互动。我将在这篇前言的末尾再来谈这些与规模有关的命题。

促成经济地理与社会定位转型的第二种动力是新材料革命。在历史上，自然资源是每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英格兰是“躺在”煤床上的岛屿。在蒸汽泵发明之后，矿井的地下水得以泵出，矿工可以沿矿脉掘进得更深。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确保原材料和市场的一种手段。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自身需要更多的煤，随即就吞并了满洲，目的是确保煤的供应（以及防备苏联）。

今天，这一切都变了。量子力学的提出引爆了材料革命，人们由此可以根据所需的性能来制造全新产品。人们需要的不再是锡、锌或钢，而是根据不同的性能——延展性、张力、导电性——制造出具有上述性能的复合材料或合金。

材料革命的核心是技术替代。我们无需耗尽任何人类所需的材料。我们总能以一定代价获得技术替代。20多年前，由一些商人组成的“罗马俱乐部”预言自然资源即将耗尽，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一预言受到全世界关注。石油短缺其实不是由于石油的枯竭，而是OPEC石油组织的行动所导致；然而“短缺”的念头攫取了媒体的关注并引起了公众恐慌。

实际上，罗马俱乐部最早预言的是铜的短缺，理由是供应有限而需求在不断上升。若干石油公司倾资购买铜矿作为对冲防御，在很短的时间里，铜价上涨了一倍。可是在过去50年里，市场上铜的供应一直充足，铜的价格出现了回落。

要问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在哪里，知道一些经济地理学的人会说是在智利或非洲的津巴布韦。然而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可能是在纽约市的地下——因为光导纤维的出现而被废弃的大量铜导电缆。光纤用玻璃纤维制造，成本低廉，耗能少，而且容量比铜导电缆大10倍。所有通讯系统都在用光纤取代电缆。所以，铜不再是战略性大宗商品。

大部分金属和矿物同样如此。在二战期间，基于对战略物资的控制，世界上出现过铜卡特尔、橡胶卡特尔、锡卡特尔和锌卡特尔。现在这些卡特尔不复存在，技术替代使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唯一剩下的卡特尔是石油卡特尔，而这只是因为油价十分低廉。新的替代能源已经出现：热能、页岩油、核能、太阳能、天然气、甲醇、乙醇，甚至煤泥。但它们的价格相对昂贵。石油因为价廉和供应丰富，仍然具有一定战略优势。

正在兴起的材料革命会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换句话说，非洲等只限于原材料生产的地区，将会遇到大麻烦。非洲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与矿产。但是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包括谷物）供应充足。化肥与“绿色革命”使世界各国在食物上几乎都能自给自足。再以矿产或橡胶来看，技术替代降低了原材料的出口。1990年，非洲下撒哈拉地区的出口篮子的价值只抵得上1980年的一半，若再减去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就只抵得上1/3。如果要向后工业经济过渡，非洲仍需要政治稳定和大力发展教育——即促使西方社会走向繁荣的一些条件。

有两百年之久，尤其是在整个19世纪，跨国经济主要靠金本位调节。世界被分为若干个“核心”国家以及围绕着它们的“外围”地区。核心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其次是德国和西欧。外围则指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核心国家承担了制造业的主要份额。外围国家提供原材料，有些提供移民和廉价劳工，有些成为被廉价商品充斥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分工和劳动分工（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压力所修改）。各国根据其资源、技术与熟练工人的数量生产最擅长生产的商品。英国一度是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和工程业的领导者。德国在电气产品、化工行业遥遥领先。美国则主要提供汽车、农产品和煤。各国都试图通过我所谓的“技术阶梯”谋求在国际经济框架中的上升。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快速进入造船业与钢铁业，使得这两大工业（尤其是前者）移出了英国。

全球经济已经改换了面貌。它意味着商品与服务的单一经济、资本与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市场的均衡化，以及我称之为“分布式制造”生产的发展。当然，跨国经济依然存在。大型商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但它们仍然主要以一国为基地，并被视为该国经济的堡垒。大型商业集团越来越被不可抗拒地拉进全球经济。壳牌公司（石油领域）、联合利华公司（食品与油脂领域）与飞利浦公司（电子产品领域）都是荷兰公司，同时也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汽巴—嘉基公司（药品领域）和雀巢公司（食品领域）都是瑞士公司，然而它们的生产与销售越来越面向全世界。丰田公司与尼桑公司、索尼公司与松下公司是日本公司，纷纷被无情地拉进全球经济，先是销售，现在是生产。

最为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资本与货币市场，这里几乎没有国界可言。哪里的投资回报率最大或者增值最高（只要政治是稳定的），资金就进来；一有麻烦就撤离。汇率在世界各地的货币市场上是相同的（除了套汇的小额差异）。各国越来越失掉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力，汇率受买方的影响较少，欲望驱使下的套期保值或投机足以造成更严重的波动。银行间交易在瞬间就可完成。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不到24小时，科威特银行已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网络和信息成为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的管道和主宰者。新的地理中心与世界金融商业中心相结合：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以及在更大范围内，拉丁美洲的圣保罗与墨西哥城，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上海与北京。

我们已看到资本、货币、商品的全球化，而生产也越来越走上这条路。我们是否会成为一个“地球村”呢？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对于时装和娱乐的喜好，是由电视塑造的。不久以前，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电视台仍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现在，垄断全被打破了，不但出现了独立的制作公司，CNN全球网络及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卫星系统等现象也日益增多。社会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使各国相互区分的“民族”文化是否仍将存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差异在消失。英语成为主导性的国际用语。在体育运动和休闲上，各国之间是仍会存有差异，还是采取共同的形式呢？垒球、高尔夫和滑雪已成为普及性的国际运动。足球在日本乃至美国逐渐流行。人们对食物和时装的偏好早已实现了全球化。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剑桥（人口9万），有日本餐馆、中国餐馆、泰国餐馆、越南餐馆、韩国餐馆、印度餐馆、墨西哥餐馆、巴西餐馆、秘鲁餐馆、法国餐馆、意大利餐馆、俄罗斯餐馆、中东餐馆和犹太餐馆，更不用说供应肉排和海鲜的餐馆了。

商业娱乐已经全球化。美国的电视剧《达拉斯》在除了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国都很流行，或许因为日本的商业文化与此大不相同。印度制作的电影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它们只合乎印度人和乡村居民的口味。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会不会加入全球化呢？

这些变化对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般的忧虑是地域文化的同质化或被抑制。但是，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在传统文化浓厚且被宗教神权（如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所强化的地方，文化冲突可能相当尖锐。而在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见到更广泛的文化融合（如美术、音乐和美食）。在一些社会（如日本和印度）的受教育阶层和知识分子之中，世界主义被广泛接受。文化植根于历史和语言，保留本国文化往往伴随着对历史的尊重和语言的再适应。显然，在人类迈进信息时代时，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