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技术的“轨迹”
在每项技术的特性及其分衍之间，差别极为巨大，但大多数人在使用技术一词时是无分别的。对普通人而言，技术仍等同于机器或机械化模式——当然，机械并没有消失。然而，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础，通信和电脑领域的新技术是一种智能技术，与创造了工业世界的机械技术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背景与学习模式。所以，我建议先画出现代技术的“地图”及其“发展轨迹”，用5个框格来呈现其中的变化。
第一个框格与历史差别有关。
这些变化有三个结果：
一、运作系统从机械的变成半机械的，再变成电子化的。电话就是如此，从机械系统（手动拨号）发展到半机械系统，再到电子系统（按键拨号）。
二、从模拟的变成数字的。模拟系统以波形为特征（如电话中的声音传送）；数字系统借助“脉冲”工作。使用数字系统（如0/1脉冲）之后，人们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声音和其他数字化系统。
三、工业社会的标志是发动机。后工业技术则处处离不开微处理器，它是一切转换与计算系统中实行“控制”的元件。
第二个框格说明现代技术变革之源是理论知识的汇编。人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知识的传播。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就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语言和代码，并在这个组织过程中形成了智力。从语言到概念是对思想进行分类，人类因而能够整理经验、归纳思想。但理论知识的汇编是新生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专有的特征。
关键点在于科学理论得自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往往不能获得即时收益。它必须不计名利，就是说，不面向应用研究和产品。
基础研究一般在研究机构进行。在美国，大学是基础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医药等特定领域，则由政府主办的国家研究机构推进。德国的基础研究在政府资助的马克斯·普兰克学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en）进行；在英国，这项工作由各大研究机构联合进行；日本由大公司的实验室或位于东京北部的筑波等专业研究中心承担类似工作。
第三，在产品开发、品质改进和制造标准化产品之间存在区别。
此处的架构揭示了变革的轨迹与一种新的国际分工。美国建立了我称之为“分布式制造业”。它是指首要关注概念、设计与销售推广的工业和公司。例如，大型时装零售连锁公司Gap集团在50个国家派驻了250名对分包商进行监控的质量监督员。全球制造使得它可以快速对市场与需求变化作出反应。Gap公司有自己的零售网点。锐步（Reebok）作为迄今最成功的运动鞋生产商之一，并未设立自身的零售网点，而是专注于研究与产品设计推广。这类公司不“制造”产品，而是开发产品。
第四个框格说明发明、革新和传播之间的区别。在当下的社会，某个思想或产品的宣布引起轩然大波的现象是太普遍了；人们认为某些事物一旦出现，就会“革新”（技术的超常作用）整个生产线或工业。然而，大张旗鼓、反复宣传的有趣发明或产品往往招致失败。我们或许仍然记得全息照相，它的发明者丹尼斯·加博（Dennis Gabor）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可视电话”，在与电话机连接之后，打电话的人在说话的同时也能看到对方。这里列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总的来说，现代发明由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所驱动。几乎所有光学领域的成果都源自爱因斯坦在1904年揭示光为“量子”（并作为“波”）的一篇论文；光电元件、激光等新生事物由此应运而生。晶体管的发展则源于固体物理学。
但是，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我们知道，IBM公司由于过分专注利润丰厚的主服务器领域，而放弃了一度由它领导的个人电脑领域，放手由微软公司吃掉这片市场。
传播则有赖于非常不同的因素。现在人们常用的传真机是在30年前开发的。（日本《朝日新闻》一度想借助传真在北方市场发行报纸，因为到北海道的运费非常昂贵。）可是，随着费用降低和传输速度提高，传真机成为日用消费品，它的生产则发展为一项上市业务。
第五个框格，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专业技术发展的分化。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观点，因为它对于了解不同社会的能力至关紧要。在通信与电脑领域，日本的科技扩展发展迅速，但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化方向。美国在这两个领域却大力发展了扩展与专业化的企业。让我们以两项统计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今天在日本，手机用户超过3000万，大约占日本电话电报公司6000万固定电话用户的一半。手机不再仅仅是商业必需品，而成为年轻人和普通市民到处携带的小物件。作为一种扩展设备，它已经重塑了近年来的通讯业。另一项统计与电脑有关，美国现在可为独立电脑提供15000种应用程序；这些程序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人们可以想象的用途，即所谓专业化技术。
现在，我要从这些变革中总结出一些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在电话生产与通信业，扩展产品由大型公司发明和推广。而专业化领域——大多数是软件项目——是工程师和创业者开发，由小企业生产的。仅在加州硅谷，那里就有大约7000家制造这些专业化产品的公司，每个公司雇用50至500人。网景（Netscape）是将Java软件应用于互联网浏览的先锋。微软主宰着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但应用软件都是由小企业开发的。美国现在仍在壮大电脑和通信领域的专业化小企业。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把创业文化（以及投资的风险资本）与一批有高度技能的教育人群相结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进步有一部分是60年代末与7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残留。年轻的创业者反抗组织生活的约束，在编写电脑程序与代码中找到了经济上的出路和独立。）
对专业化领域的强调，足以指明美国与日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群社会，对个人创新侧目而视，在企业与大学中注重论资排辈。日本人在合作性的企业中表现出色，这也是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电脑、通讯以及电子产品市场进行革新的力量所在。但是日本不鼓励有风险的企业家式的个人创新，而且缺乏辅助性风险投资制度，税制（它是高度平均化的）也不足以给予个体企业充分奖励。正由于此，日本虽然很容易进入扩展技术领域，但在专业化领域却表现不佳，那一直是美国表现出色的领域。
至于全球化和新的国际分工，许多经济体（和社会）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品质，或有能力制造标准化产品。这不是说技术可以唯一决定它们的经济表现。许多部门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诸如石油、天然气、林业、农业、渔业、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等等。当然，在许多方面，这些部门需要技术工具，而当一个经济体即将进入后工业阶段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