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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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补记

社会结构不是某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历史是事件的变迁,而社会是许多不同关系织成的网,这些关系是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的。如果我们承认事实问题和关系问题的区别,那么,作为两者结合体的知识,就有赖于事实规程和逻辑规程之间的正确序列。从经验上来说,事实规程是第一位的;从意义上来说,逻辑规程是第一位的。人类靠发明某种语言、表达潜在规律来认识自然。因此,知识是我们用以建立各种关系的范畴的一种职能,正像在艺术领域内,感性是我们为了“正确地”观察事物而接受的一套常规的职能。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理论决定我们的视野。”引自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物理学及其他:接触与对话》(纽约,1971年),第63页。

“名者,知也”,这是一句古代格言。在当代科学哲学领域,所谓“名”不仅仅指名字,同时也指概念或图谱。一个概念性图式从复杂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规则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整理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

按照我所使用的方式,概念性图式以中轴原理为基础,具有一个中轴结构。我的目的是要恢复传统社会分析方法的某些活力。

杜威认为,提出问题是影响后续思想发展最有效的方式。马克思提出了如何定义社会的问题,他的主张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下层建筑,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后来的思想家们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坚持认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或政治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又或者如人们普遍接受的那样,强调所有因素相互影响,而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是最重要的。因此,攻击单一因果论的结果是否定社会因果论的一般概论,甚至反对寻找重要因素的努力。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当代的系统论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的非聚合系统,它的动力来源于其各部分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沃尔特·巴克利(Walter Buckley):《社会学与现代系统论》(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7年)见第42、45页各处。人们确定了一系列分系统——教育系统、职业系统、政治系统、宗教系统,社会化即为各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或者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分解为相互作用的力量。

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实证研究理论来完成),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为其他结构环绕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激励原理。

许多社会科学大师在他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例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整本著作的阐释体系强调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的连续性,以中央政府行政集权为中轴结构。至于《美国的民主》一书,平等是解释民主思想在美国社会弥漫传播的中轴原理。再如马克斯·韦伯,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其中包括理性统计、理性技术、理性的经济伦理,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关于韦伯的说明,见《经济通史》(伦敦,年月不详),第30章,尤其是第354页。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认为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而工厂是它的中轴结构。

概念性图式是分析家根据事实规程提出的逻辑规程。由于事实规程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的,所以根据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在同一时间或同一个社会框架内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逻辑规程——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中轴原理。18世纪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与物理学思想)的缺点,在于它的天真的唯科学主义。现实就摆在“那里”,唯一的问题就是正确地反映它,不要被偏见、习惯、已有的成见等等所歪曲。(根据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阐述,认识真理的障碍包括部落偶像、穴居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绘制社会状况地图的方法也可以被比喻为麦卡托投影法,它接近于建筑蓝图,采取了无限远处的视角;也就是说,人们不在地图上强调某一个特定的点,而是同时强调所有的点。但是,将北方标示在地图上部是地理学上的惯例(在比较现代的时期),而且人们在看透视地图(观测者立足于限定的一点上绘制)时,可以了解到经济(和战略)地理学的更多知识。“从东方”看欧洲,即观测员立足于太平洋东望而绘制的地图,能使人比在一般地图上更加印象深刻地审视俄罗斯大面积的国土。如欲生动了解上述区别,见理查德·埃德斯·哈里森(Richard Edes Harrison):《放眼世界》一书中(纽约,1944年)的精彩地图。

概念性图式和中轴结构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允许人们在设法了解社会变化时采取多重视角,而且不摒弃在特定主题下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因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序列。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名词是以生产和所应用的知识为中轴的概念序列。以中轴为基础,我们可以聚焦于相似点和不同点。例如,以财产为中轴,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苏联和美国就同属于工业社会,因此又多少是一致的。从这方面来说,人们在观察苏联和美国时,就不需要只依赖趋于一致的原则或固有冲突的原则,而明确指定以此进行区分的、旋转着的中轴。于是,人们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单一的决定论,而在既定的概念框架下找出一个首要逻辑。人们摒弃了因果论,同时又强调了它的意义(按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即“涵义”)。人们在进行社会阐释时还可以建立“互补性”的原则。把产生于某一领域的概念具体地用于另一个领域,这样做存在一种内在的危险性,这种借用尤其会造成社会科学的混乱。例如,对物理学中的力与动力以及生物学上的结构与机能的借用。尼尔斯·玻尔用互补性来解释光的充斥着矛盾的波粒二象性。据我的同事、物理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的看法,玻尔确实感到该原理适用于大量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很可能是大人物因发现一个有吸引力的原理而冲昏头脑时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鉴于这一概念富于暗示,我要说明我不过用它作为一个比喻,而并不作为一种阐释工具。将于1974年出版的、我为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编的《社会变化的理论:一次盘点》一书中,收入了我的论文“宏观社会学与社会变化”,该文详细阐述了有关中轴结构和概念性图式的讨论。对概念性图式的另一种解读出现于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的《知识的社会结构》一书(牛津,1971年,最早在1966年以法文出版)。古尔维奇企图为一系列历史社会形态以及与之一一对应的认识系统下定义。为此,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他的《知识形式与社会》(1926年)中提出的知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