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这是一篇关于社会预测的论文。但是，人们可以预见未来吗？这样的问题容易产生误导。只要根据逻辑推理认为不存在“未来”这样的问题，那么人们就不可能预见未来。按照这种方式来使用术语，是为了使它具体化，假定这样一个实体是现实存在的。未来这个词是表示关系的术语。人们只能讨论某件事情的未来，本文探讨的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未来。

预测不同于预见。虽然二者的区别是主观做出的，但必须确定下来。预见通常有关一些事件，例如：谁将在某次竞选中获胜，某个国家是否会打仗，谁会打赢某次战争，某项新发明的特点是什么，等等。预见集中于做出决断。然而，这类预见虽然有可能提出，却不可能公式化，也就是说，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预见事件本来就是困难的。事件是社会矢量（利益、力量、压力之类）的交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分别估计这些矢量的强度，但需要有一个“社会物理学”来预报它们确切的交叉点，在那里，决断和力量的结合不仅形成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事件的结果。因此，预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情况的长期熟悉而取得详细的内部知识和判断（苏联问题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只要存在规律性发展和重复出现的现象（那都是罕见的），预测就有可能；如果存在持续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方向（不一定是确切的轨道）可以用统计性的时间序列加以测定，或者可以被阐释为历史发展趋势——那么，预测也是可能的。当然，人们必然要处理或然率和一系列可能的推测。但是，预测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人们靠一套预测来推断的时间越远，误差的程度也就越大，因为推测的范围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趋势在关键时刻会受制于抉择（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情况日益等同于权势人物有意识的干预）和（加速、转向或偏斜的）决定，这类政策干预可能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的历史上造成转折点。

换句话说，只有假定影响事件的人具有高度理性的情况下——承认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约束，共同接受或明确游戏规则，一致遵守规则，具有始终一贯的愿望——预测才有可能。因此，即使存在矛盾冲突，如果知道有关各方所能接受的代价和考虑问题的轻重缓急，那么，人们也有可能通过讨价还价和利弊权衡的方法来调停。但是，在人类的许多环境中——特别在政治方面——特权与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理性或一贯性却无足轻重。

那么，预测有什么用处呢？尽管它们不能预报结果，但可以阐明政策决定能够发挥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围。假如人们希望掌握自己的历史，这是社会自觉性的一个突出成就。

预测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社会预测的范围与技术不同于其他的预测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社会学领域的变量通常是一些独立或外在的变化因素，它们可以影响其他变化因素。虽然它们涉及的范围最广（与其他预测方式相比潜力也最大），它们的精确程度却最小。

下面对各种各样的预测方式作一简要概述，可以说明问题之所在。

技术预测，探讨各类事件的变化率或者其内部诸因素的排列组合。正如人们不可能预见事件一样，人们也不可能预见具体的变革。然而，人们可以预测一个封闭系统内部一系列变化在今后的必然发展步骤。因此，人们有可能设想出速度趋势的曲线图——对交通运输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到超音速飞机的速度；人们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内存来推断今后的计算水平，并使之编入“包络曲线”。这样的预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技术的参数是有限的，而且为物理极限所制约。例如，地球上的最大运动速度为每小时2.57万公里，更高的速度将把人送入空间轨道。再以计算机的速度为例，它为传导装置的性质所限制：即最初的电子管、随后的晶体管以及现在的集成电路的限制。要达到更高水平的速度或计算能力，人们可以从理论上具体确定所必需的材质（新的应力强度或亮度）和程序（例如小型化）。然后，人们就去寻找这种材质或程序。但这是经济学的问题——寻找过程的费用、对潜在收益的评估、对现有技术的投入、新产品的市场规模等，都是技术系统以外的问题。

人口预测——人口统计是大多数经济和社会分析的基础——是不确定性和经修正的封闭系统的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在任何特定时期，出生率都受到价值观变化和经济条件波动之类的影响。但是，一旦一定数量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够通过保险统计表以高度的或然率预报成活数和这些孩子未来的死亡率，由此还可以估计教育、保健等社会需要。不过，最初的测定结论是不确定的，是属于社会学领域的。

经济预测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简单的市场调查，其基础是收入数据、年龄分类、家庭组成以及预期需要。企业利用这种市场调查，来预计消费者需求、库存数量以及对新产品的接受情况。第二种、同时也是最标准化的预测，是制定宏观变量的时间序列——例如，批发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量、农业生产率、失业率和100多个其他项目——它们被用作企业活动的指标，而综合起来又可以对经济状况进行预测。第三种预测是最复杂的一种，那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它通过确定系统内部主要变量的实际互动，力求模拟出整个经济体系的现实情况。

这里同样存在局限性。市场调查为个人态度与行动之间互相脱节的常见危险所影响；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水平高的时候，这种脱节会扩大，因为人们可以延期购买，或者对于那些视价格高低而决定取舍的商品项目（家庭购买的第二辆汽车、长假、家庭游泳池）“不加关注”（从专门的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趋势外推法易受外来的“系统突破”影响。从1910年到1940年，农业生产率指数从基数100上升到大约125；如果此后20年间还像过去30年那样以同样的比率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在1960年它应当达到大约140。然而1960年的实际指数大约为400。20世纪40年代，巨大的战时需求、人力损失以及新的化肥所引起的农业技术革命，造成了一次系统突破。在四五十年代，每人每小时的产量差不多增加了三倍，战后农场大量减少，同时出现了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现象。计量经济学模型具有封闭系统的优势，但它的有限参数是根据分析者的意图而不是根据自然规律来确立的。当然，它的困难在于正确鉴别有关变量及其互动的明确规则，从而模拟实际的经济动向。进行季度预测的布鲁金斯模型（Brookings model）于1965年完成，涵盖了300个以上的方程式和内因变量，以及100多个外因变量——统计者们得出结论，“读者们看到综合方程体系以后应能明白，要建立一个有关全国经济的大规模季度计量经济模型，这还仅仅是个开端”。

政治预测在所有预测中是最不确定的。在某些社会中，一些结构特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我可以预见（相当肯定地）在1976年、1980年和1984年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或者预见英国每5年至少将举行一次议会选举——这种技能不算小，因为人们对许多国家不能做出这类预见。（人们能够同样估计意大利的政治稳定性吗？更不用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了！）通过对公众舆论的民意测验，我可以对一些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然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涉及冲突的局势，其中主要对手们必须对对方做出不确定的或冒险的估量。博弈论者可能排列出一系列选择，然而只有具体了解到动机以后，才可以说明应该做出哪种选择。重要政治决定被实施的程度常常有赖于领导能力和意志力；人格因素是不易估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当中。

另外三种社会预测分别是：推断社会趋势；鉴别促成社会变化的历史“关键”，以及预测社会重大框架的变化。

最普通的、特别是短期的预测是关于社会指标的预测：犯罪率、接受教育的人数、人口健康和死亡数据、移民等等。这类数据存在严重缺陷。首先，很难用一种有意义的方法来把许多这样的指标加以综合。例如说“犯罪率”在上升，这是什么意思呢？联邦调查局使用的“犯罪率”是将谋杀、强奸、斗殴、盗窃、偷盗汽车等案件一古脑儿混在一起，这些数字没有加权，也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人们可以把一磅土豆和一辆汽车换算成以美元计价的共同标准，也可以用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不同种类的采购。但是，人们该如何来制定普遍的犯罪率、一般健康指数或受教育程度的比率呢？第二个困难是，即使有毫不含糊的数据，但由于数据的时间周期很短，我们不知道某些变化具有何种含义。（例如，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结婚年龄下降，似乎到1970年停止，甚至逆转了。至于离婚率，数字是在增加呢？还是仅仅平伏下去了呢？）第三，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问题与问题之间有何种联系，以及如何联系它们。一般说来，我们知道，居住区按种族和阶级来隔离会扩大教育水平的差距；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则影响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的升迁；大量移民与犯罪率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我们缺乏一个类似于经济模型的社会“模型”，所以，我们很难精确地阐述社会变化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新的社会进程的出现，预示着重要的社会变革，它的趋向可以大致按照历史时期勾画出来。1853年出版的托克维尔所著的《美国的民主》，是一部有力的作品，它今天仍然使人感到新鲜，因为他认识到改变社会的“不可抗拒的”主要动力之一是人们对平等的要求。马克斯·韦伯认识到科层化的过程就是改变社会组织和管理结构，把这种变化（它使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职场生活和社会关系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视为现代社会生活趋向合理化的普遍进程的一部分。

在最近150年间，西方社会中的社会紧张是由于趋向平等和科层主义的矛盾冲击所造成的，这种冲击在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几乎已经消失。展望今后几十年，人们可以看到，希望更多地在控制着个人生活的那些组织（学校、医院、公司企业）中参与决策，以及日益增加对技术知识的需要（专业知识化、能者统治）形成了未来社会冲突的轴心。

鉴别历史“关键”是非常困难的。现时的风尚是在许多社会趋势和新的社会趋势中发现一些可能并不存在或很快消逝的预兆（因为学术领域的变化速度时常比其他领域更快）。因此，哪些新思想、新价值或新过程是社会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是没有什么可靠指南的。由于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至少谨防这种过高估计——我们将转向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

社会结构是决定社会上个人生活的主要组织结构，其中包括个人的职业分配、青年的教育、政治冲突的管控，等等。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从联邦制转向中央集权的国家，都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它们是结构性的，而且总是逐渐增强、难于逆转的，因此比较容易鉴别。但是，正因这些结构性变化是大规模的，它们不允许我们详述未来一整套社会格局的确切细节。当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预见其未来，但可以识别社会所面临的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议程”。只有这种议程本身才是可以预测的。

本书的主题——后工业化社会这个概念，是针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