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西部开发

——在“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上的演讲之一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星期天来参加这个讲座。首先我声明一下，我不是什么敦煌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的敦煌学家，我只是参加一点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工作，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其次需要说明的，我今天讲的题目原先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跟部分研究生讲过，但是那个时候我讲的内容跟今天所要讲的不太一样。虽然是同一个题目，但是我那个时候主要是从培养文献学整理与研究的人才这个角度来讲的。今天在国家图书馆讲，我不清楚在座的对敦煌文献了解的程度怎么样，所以还是想换一个角度来讲。我想，关于敦煌，大家知道的已经不少，不管是去过的、参观过的，还是通过看书、看展览。上一讲，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讲了“敦煌艺术”，所以这方面我尽量地少讲一点。今天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方面，讲一讲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敦煌文献的流散。通过这里面一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第二个问题是从敦煌文献内容来看藏经洞的性质，想和大家一起做一点推测；第三个，是由此而引发的关于西部开发的一些思考，一些问题，想提一些个人看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同志要问，为什么有“敦煌学”这一门学问？大家都知道敦煌学是20世纪初形成的一门国际性的综合性的学问，它的形成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记得有一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记者章伟秋女士，她在北大采访我们几个的时候就问：学者们说，已知莫高窟最早建窟的时间是公元366年，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时间，就在那戈壁绿洲里屹立着呢，为什么敦煌学却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呢？我回答说必须要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结合起来。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这话说得非常精辟，实际上讲了三条。既然是一门新的学问，第一要有新材料；第二要有新的研究方法；第三要提出新问题来，这样才能够形成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就是这样一门新的学问。下面我就讲藏经洞的发现。

有些同志已经知道了，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公历6月22日），在莫高窟后来编号为16窟的大窟里面发现了一个小的洞窟，这个洞窟就是现在编为17窟的藏经洞。关于这个藏经洞的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有的人说，是当时住在那里，负责千佛洞管理的一个道士王圆箓，也就是王道士，他让手下人清理洞前的积沙。因为莫高窟建在鸣沙山断崖上，那时山上不断有流沙被刮过来落到崖面，就把很多洞窟堵住了，所以要清理这个流沙。因为王道士主事的时候，虽然莫高窟已经很荒废了，但是还是有些信徒来拜佛，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来做佛事活动。为了保持香火，他必须要清理这些洞窟。也有的人说，原来沙是挤压住墙壁的，流沙一清，它失掉了外面的压力，洞窟外面的墙壁就有了裂缝。敲一敲，发现里面是空的，把它打开，发现里面有许多古代文献，还有其他文物，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雇工靠在墙壁上抽烟，拿烟袋锅敲敲，发现声音不对；有的说发现裂缝，拿芨芨草（西北戈壁滩上的一种草）随手一插，插不到底，很深，发现里面有洞，就打开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一天藏经洞被发现了。这个发现是我们国家20世纪初一个重大的文献发现。我们知道，20世纪初有四大文献发现。一个就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一个是简牍的发现，就在西北地区，像敦煌汉简、楼兰木简这样大量简牍的发现；第三个就是甲骨文的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那一带；第四个就是明、清的内阁档案。当然这些发现都有些问题，比如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大部分文献都流散出去了，甲骨、简牍也流失不少。当然简牍后来到20世纪50、60、80、90年代又陆续有大量发现，藏经洞只发现了这么一次。有人在想，莫高窟能不能再有第二个藏经洞啊？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第二个藏经洞，就这么一个情况。内阁档案，据说大量被化成纸浆了，被抢救出来了一部分。

藏经洞的发现有它的特殊意义，因为里面装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的大量古代文献，而且绝大多数是写本，是印本时代之前的写本，它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藏经洞的发现，王道士是功是过，研究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王道士发现当然是功劳，但是后来流散出去，他就有罪过了。也有人说文献发现以后流散出去也不见得是坏事，甚至说，王道士还有一点功劳，这又是另一种说法，当然很荒谬。藏经洞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的西北地区，从地理环境上讲，它离中原比较远，人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文物古迹破坏得比较少，保存得比较多，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是地理特点，因为它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很干燥。敦煌也好，新疆也好，它的地底下有很多的文物能比较好地保存下来。在南方，在中原地带，一般都很潮湿，有很多东西根本不可能保留那么长的时间。在敦煌、新疆就比较好，这是它的一个条件。敦煌藏经洞在1900年被发现，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八国联军打进中国。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为什么说藏经洞的发现是必然的。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哪儿打开的呢？首先是从东南沿海，开通商口岸。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并不满足这一点，他们把主要眼光放到了中亚地带，不光是我们中国的西北地区，包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国探险队到中亚地区活动。为什么要在那儿活动？就是因为中亚地区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哪“四大文明”呢？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华夏文明。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用季羡林教授的话来讲，这四大文明唯一的一个交汇地，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那么，在这样的“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它必然有许多古代文物遗存下来。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他们学术界的人也要搞文化研究，搞文化开发，搞文化寻根，因为那一地区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很好的一个通道，一个大舞台。另一方面，中亚又是一个战略要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两个主要的国家——俄国和英国，在那个地区非常激烈地争夺。我统计了一下（不完全的统计），从1836年到1907年，藏经洞文物流散之前，大概是70年的时间里，有8个国家108个探险队，到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地区进行活动。这108个探险队里面，俄国45个，英国34个，法国10个，德国5个，瑞典4个，美国4个，日本3个，匈牙利3个。你想一想，这么个地方，这么些年里面，108个探险队连续地在那儿活动。仅1868年一年当中，就有俄国4个探险队、英国4个探险队在这个地区活动。他们活动的特点，据我分析：第一军人居多，大部分是军人，尤其是俄国的，什么中尉呀，少校啊，上校啊，都是这些军官。包括日本的探险队，表面身份往往不是这样，虽然军人居多，身份往往不很明确，是军界使用的人员，积极支持或者直接参与这个考察探险。第二，他们是以地理、地质考察为主；第三，大量地测绘、摄影，收集资料情报，伴随着野蛮地发掘文物。这不是我说的话，是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攻击。比如说，有些人到敦煌莫高窟粘了壁画，割了壁画，拿了文物，别的国家的人来了以后，就谴责前面的，说他们太野蛮了，特别野蛮，特别不像话，但他接下来做的并不比他前面的人文明多少，然后再来一个说前面的又很野蛮，实际上都是很野蛮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清末的时候，许多到我们中国西北地区来活动的外国人，他们拿护照申办的签证几乎都是“游历”，就是旅游，都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我们知道，旅游家怎么可以到我中国来乱挖文物呢，这根本是不合法的。比如第一个拿走敦煌写卷的斯坦因，这个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从印度过来，先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活动，后来到了敦煌。他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护照上写的身份是考古学家。第二次应他自己的要求，他说我的这个身份还不行，那么给了他另一个身份，上面写着“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很奇怪，他突然变成“总理教育大臣”了，英国有没有这个职务不知道，反正清政府听说就给他写上了，说有这个人到西北来活动。第三次的身份又变成了“印度总理教育大臣”，因为他当时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他不断变换身份是有目的的，便于他活动。比如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主要成员橘瑞超，英国人、俄国人都坚持说他是间谍。一个说他是海军军官，一个说是陆军军官，但他说自己身份是和尚，到底是和尚还是军官呢，一直也没有搞清楚。前些天一个日本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了八九十年了，你们日本应该首先公布档案，当时派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要搞清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控制中国这块战略要地，也为了搞他们文化的寻根，搞他们的资料开发，他们到中国西北来，藏经洞的发现是迟早的事。因为他们到处挖掘，那是很厉害的。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说它是必然的。第二方面，清代末年的腐败。它不仅仅是中央王朝慈禧等人的腐败，也已经表现到地方官吏的普遍腐败无能，藏经洞的发现那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藏经洞发现以后，清政府没人管，有人打了报告，清政府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最后实在不行了，把帝国主义分子拿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些东西押运到北京。在押运的过程当中，这些押运的官员自己就偷经卷，监守自盗。到了北京还要继续偷，继续盗，最后将剩余的部分放到了北京图书馆。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的流散，它是有必然性因素的。因为不管是帝国主义要搞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这些活动，还是要搞文化的开发，文化的寻根，中国的西部地区作为“四大文明”的交汇地，作为佛教、道教、景教、宣教、摩尼教和中国的儒家交融的场所，是最理想的考察地点。这在藏经洞里的很多文献都可说明。所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

那么，藏经洞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具体数字说法不一，因为它流散了。比如说，一个卷子后来把它扯成四个，你到底算一个，还算四个呢？还有很多碎片，现在一个碎片是一个号码，按号码计算，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登记了一万八千多个号码，在北图的大概超过一万七八千个号码，在英国光汉文的也超过一万个号码，在法国巴黎的号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卷子的数量与质量都名列前茅。因此，目前只能按所编号码来算，大概超过五万个号码。实际按卷子就很难说，总的说来，数以万计吧！那么，为什么在藏经洞这个地方会放了数以万计的古代写本文献呢？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藏经洞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对此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还有些争议。应该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废弃”说，就是说藏经洞里所放的这些东西，当然大量的是佛经，是寺院淘汰了的，没有用处了，把它收拾起来以后堆在一起，就是废弃掉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最早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有的学者也提出自己的分析，认为这个说法还是对的。主要的根据是，莫高窟主要是佛教的洞窟，里面有佛经，堆在那里的都是不全的佛经，主要的完整的佛经没有，可能是把多余的不全的都堆在里面了，顺便还堆了一些别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说11世纪开始，印本大量产生，因为大量的印本佛经代替了写本，这样把写本就放在藏经洞里面，这是一种说法。不管怎么说，佛教有一种敬惜字纸的传统，不能随随便便扔了，特别是作功德抄写的佛经，就放在藏经洞里面封闭起来。第二种说法是“避难”。“避难”说主要是根据莫高窟在11世纪初发生了大事情来推断的。因为目前所知在藏经洞里发现的文献最晚有纪年的大概是公元1002年（北宋咸平五年），再晚的没有。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人讲，是西夏人打到敦煌来了。不知道大家看过日本作家井上靖写的那部小说《敦煌》没有？后来拍成了电影《敦煌》，就是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西夏人打来了，敦煌人要逃跑，在逃跑之前就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堆放在洞窟里面了，为了避难。随着原来堆放的人死亡或者走散，这个洞窟就不为人所知了。因为在这洞窟砌上以后，又涂上了白灰，画上了壁画，所以说看不出来里面有洞窟了，这是一种说法。最近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当时有个黑汗（喀拉汗）王朝，这个王朝是信伊斯兰教的，它要灭佛。首先在公元1006年，它把新疆南部的于阗王国灭了。敦煌莫高窟当时曹氏政权与于阗国王结为亲家，就有人到敦煌通风报信。莫高窟是佛教的一个阵地，这时大家很恐慌，就把佛教的这些东西封闭在洞窟里面，藏起来了，这是一种说法。“避难”说要么是避西夏，要么是避黑汗王朝的难。当然也不否认，由于战争，由于当时西夏人攻进来（黑汗王朝最后没有过来），西夏人最后攻占了敦煌这个地方，曹氏政权后来就衰落了。历史上，从中央政府的文献典籍里面，从公元1028年以后没有见到关于曹氏政权的记载，藏经洞的封闭很可能跟曹氏政权的衰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是什么原因封的，藏经洞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呢？要是“废弃”说成立，藏经洞就变成类似垃圾堆这种性质了。如果不是“废弃”说，就有别的性质在里面。这些年，学术界又提出一些看法，有的说是寺院的图书馆，有的说是瓜沙这个地方政权的图书馆。不管怎么说，它是有联系的，当然也有些别的说法。究竟怎样看？当然我也想在进一步思考之后，再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基本的我们还是应该从敦煌文献本身入手来弄清藏经洞的性质，也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藏经洞对我们今天开发西部有什么启发意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

我们怎样看待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和藏经洞文献的流散，刚才我讲了一些大的背景，讲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西北文物的抢劫偷盗，这是一个问题。关于敦煌学术问题，还是那句话：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研究新的问题，这样就能造成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就是一门由中国和外国学者共同努力造成的这样一门学问。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我没有详细地讲那些“盗宝者”，他们是怎样把藏经洞的文献劫走的，大家可以去看很多的书，都有所介绍，斯坦因、伯希和和后来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还有其他一些，我就不详细讲了。他们劫走我们这些敦煌文献，我们认为是非常野蛮的，完全是错误的。我主要提一点，就是这些年来炒得比较热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斯坦因写了报告，说给了多少多少银子，伯希和给了多少多少银子，就是说这是买走的，是“公平交易”。我们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王圆箓是一个道士，他在敦煌这个地方住下来，因为没人管，他就把莫高窟管起来了。莫高窟里面的文物并不属于王道士，大家知道文物是属于国家的，就算王道士他想卖，他有资格卖吗？很明显，他没有资格卖文物。第二个，文物也是不能买卖的，这一点斯坦因、伯希和他们心里是非常明确的。我说一个例子，斯坦因第一次劫走那么多敦煌文献后给了五个马蹄银，他在日记里面自白：其实一件文献就不只这么多钱。更何况他拿走了成千上万呢？所以也不是等价的，而且他自己也说是捐给王道士做功德的。王道士有一个功德簿，也记着某年某月，某人捐的这些银子。后来他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还拿出这个本子来给他看，说你捐的这些银子，我都做了什么用了。这充分说明他不是在卖文物，根本不存在这买卖关系问题，这一点完全可以明确。第二方面，我们也应该肯定这些文物、文献流散到英国、法国、俄国，后来他们保存得还比较好，我们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在法国图书馆，在俄国东方学研究所，还能看到这些东西，尤其在法国、英国保存得比较好，各国研究人员去看这些文献也比较方便。我曾经跟他们讲过，说你们的祖先偷了我们的东西，抢了我们的东西，这个账决不能算在你们的头上，那是你们的祖先干的；而今天你们干了好事，把珍贵的文献保护好了，我们就应该表扬你们。但是，决不能反过来表扬当初的劫掠行为，这个道理很清楚。那也有人讲，如果当时不拿走，留在国内也许全毁了，例如“文革”就毁了许多文物。因此拿走也没有错，甚至有功。这种逻辑推理是非常不对的。比如一个小偷进了一户人家里面偷东西了，第二天这户人家失火了，难道就能说小偷偷得好极了，要不就烧光了吗？我们不能有这个逻辑，这是起码的一个道理，更何况留在我们这里也并非就保存不好。所以这个事情不能以现在这些文献在其他国家保存的情况来判断他当时拿这个东西的是非，而且我们搞文物考古的人都知道，一个文物离开了它原来的发掘地、出土地，它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国际考古学界也都认同。敦煌文物离开了敦煌，在研究上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我刚才讲了一个文献撕成了好几块，你现在还要到处去把它找回来去搞研究，去搞拼合！这个问题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敦煌文献的重要性，也要认识到帝国主义掠取我们这些文献的野蛮性。他们当时掠取文献是很野蛮的，据说他们互相攻击，当然被攻击得最厉害的是日本人，说日本人的“发掘”是最不科学的，到一个地方挖一个地方，而且没有任何的记录。这是事实，看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有日记，还有些测绘。据说日本人到一个地方挖一个地方，挖完了就走，没有任何记录，所以造成现在在日本的敦煌文献是最乱的，除了存在图书馆、博物馆里面以外，相当一部分在私人手里，而且在私人手里的我们至今还看不到。现在在英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我们都能看到，也都有缩微胶片，或者有的已开始印成书了，在日本就没有这一条。所以说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文物，当时是以掠夺为目的的，而不是以保存为目的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敦煌文献的内容。从敦煌文献的内容来看藏经洞的性质。敦煌文献的内容，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讲，它包罗万象。它里面有宗教的，大家知道有佛经、道经，还有其他宗教的文献，像景教、祆教、摩尼教，这些都有。它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东西，如有关边防及战争的文书。经济材料很多，比如说经济文书，当时的田契，寺院籍账，其他买卖契约，这些东西都有。历史资料就不用说了，有很丰富的内容。地理的资料，比如当时的《沙州志》、《敦煌录》、《西天路竟》等，区划、古迹、山川景致、道路里程等等，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语言方面的资料也是很多的，文字音韵训诂，有许多可弥补传世典籍的不足。文学写本，既有传世的经典，更有大量俗文学的作品。尤其像变文、曲子词等，许多作品后来失传了，在敦煌藏经洞里面发现，就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比如晚唐的时候有个诗人叫韦庄，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秦妇吟》，描写了黄巢起义打进长安的过程。过去典籍里面只留下几句话，说韦庄有《秦妇吟》，只引了几句，全文早已失传，而在敦煌文献里有好多个写本，现在把它连起来，就很完整了。这对我们研究唐末的文学和唐末的政治、经济、军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技的东西，比如天文、历法、占卜，一些星象、星图、历书，也都有。还有医药的东西，有很多的医书、医方。音乐的东西，比如古代留下来的琵琶谱、曲谱，使我们今天去推知唐人、五代人当时是怎么演奏的，它的音乐发展怎么样，已经有很多人在从事破译的工作。还有舞蹈，除了我们在敦煌壁画当中看到的舞蹈形象以外，在敦煌卷子里面还有唐代的舞谱，就是唐人打令舞蹈程式、动作的字谱记录，怎么跳，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在传世文献中已经亡佚。体育我不说多的，就说收藏在英国的有《棋经》一卷，最早讲述下围棋的《棋经》，这卷《棋经》是非常完整的。我们知道最早的棋经是梁武帝时候的，这里面也有梁武帝时候的东西，这对于研究我国的棋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敦煌卷子里面还发现有白描摔跤的图像，在法国藏着。在科技方面还有别的，当然对此有不同意见。比如说算命或者堪舆学，学界也有认为可以放在科学的一个分支里面，这有不同的说法。还有民俗的东西也很多，研究当时民俗民风的东西。敦煌文献从内容来讲，有宗教、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科技、音乐、舞蹈、体育、民俗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因为这些东西是约4世纪到11世纪这个时期的写本，当时许多古代的东西别处都没有了，就是它保存了下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讲，敦煌文献是用不同文字写的。当然大量的是汉字，还有很多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字。吐蕃文后来发展成藏文，回鹘文后来发展成维吾尔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后来消亡了，还有古梵文就是古印度文。这么多文字的写本，在敦煌文献里面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刚才讲到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研究这个东西，这跟他们本身的文化是非常有关系的，他们自己缺少这方面的文献。从文字学史来讲，它是非常珍贵的。就拿少数民族文字来讲，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粟特文里面的佛典，有的是从梵文翻译的，也有的是从汉文翻译的；有一些汉籍如《尚书》、《诗经》、《论语》，也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了，可以看出当时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交流。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双语对照集，就是古代的字典。比如这个字粟特文怎么写，汉文怎么写，或者汉文怎么写，西夏文怎么写，它是对照的，还有些字母表，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交流，对语言学习是很重视的。再讲到宗教，敦煌莫高窟是一个宗教的圣地，佛教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它并不排斥其他的宗教。在莫高窟发现的宗教典籍，除了佛教以外，还有道教的，道教的卷子都抄得非常漂亮、非常规范，还有摩尼教、景教的东西（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也有祆教的东西。它对这些不同的宗教文化是互不排斥的，是互相包容、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它采取的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敦煌文献的研究价值，通过刚才我简单介绍的情况，我认为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这些东西谁来用？很明显，很多东西是寺院里面用的，是和尚、尼姑他们用的。当然也有很多东西是一般老百姓用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世俗经济来往的记录，是一般老百姓在交往。还有好些东西是当时的瓜州、沙州统治集团用的，很明显，里边有些公文。这就要讲到藏经洞这些文献到底做什么用，因为里面所反映的大量的还不是宗教活动，是世俗生活。所以，不管说它是图书馆也好，档案库也好，我们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藏经洞的文献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学士郎抄写的。什么叫学士郎呢，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学生。学生的身份就很复杂了，有和尚出家之前在这里当学生的，有一般老百姓在这里学习的，也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在这里学习的，也有统治集团的子弟在这里学习的。为什么呢，我们发现了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后来成为僧尼，但是也有后来成了统治集团中很有名的人物，比如说张议潮。大家知道张议潮是带领起义军收复敦煌的，这样一个大的功臣，又是当地的统治者，他当学生的时候写的作业在里面发现，因为上面写得很清楚：学生张议潮如何如何，哪一年哪一月，抄了一首《无名歌》。这是一个叫“无名和尚”写的一首诗歌，留下了20句，后面题款为：“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这是什么时候呢？据考证，大概是在张议潮16岁时写的，这首《无名歌》是写当时当地民间疾苦的东西。因为张议潮在公元848年，在写这个《无名歌》33年以后，带领瓜、沙民众起义，收复失地，跟唐王朝重新建立了联系，所以我们说也有后来成了统治集团的这些人即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这就要讲到敦煌的学校。我们从敦煌文献里面发现敦煌的学校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官学，就是官办的，公家办的。官学有各种类型，有州学、县学、道学。还有专门的医学，就是专门学医的学校。还有伎术院，伎术院是学什么的呢？就是学相面、占卜、看风水等等，当然也包括天文历法这些东西，这都属于官学的范畴。第二种是寺学，就是寺院办的学校，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知道在敦煌有好多寺院，现在有人从敦煌卷子里面发现有10个寺院（如净土寺、三界寺等）当时都办有学校，这些寺学学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僧人学习讲“内学”和“外学”，所谓“内学”就是佛学本身的东西。“外学”就是佛教以外的文化知识。敦煌寺学不仅要学佛教的经典，抄些佛教的经籍，还要读《诗经》、《论语》，还要学一些天文历法，甚至还要学一些音乐、舞蹈，还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我们还发现了有些少数民族的僧人，到敦煌这个地方当学生，他要学汉字。他们用少数民族文字抄一些东西，还要用汉字，少数民族的文字写得非常熟练，汉字则写得非常幼稚，这说明他是少数民族寺院的僧人来学习汉语。我们在敦煌诗歌里面发现，有少数民族的僧人在里面讲，他怎么羡慕内地的文化，要到五台山去朝圣。所以我们讲，当初寺学的文化学习，它的文化修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三种就是私塾，把老师请到家里来个别教，这个当然就不稀奇了，哪个地方都有，我就不讲了。我认为，敦煌文献跟寺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刚才我讲了张议潮的作业，还有其他许多学士郎的作业，这说明他们小的时候，除了接受佛教文化教育以外，他们还接受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化教育，不是单一的东西，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我再举一个例子。刚才讲了学士郎抄了很多诗，这些诗歌有的是学士郎为默写写的，有许多著名诗人的诗，李白、杜甫、白居易呀，要时常默写。为什么说是默写呢？因为写得很糟糕，落字、错别字很多。第二个是他们互相传抄的东西，像打油诗。第三个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是习作。他们要学习，要做功课，每天要抄什么东西，不光是抄经了，他们还要抄法律文书，要教他们怎么写，还要教他们写信。我们知道在敦煌藏经洞里面还有大量的“书仪”，什么叫“书仪”呢？就是如何写信的仪规、范本。比如说，你给你的父亲、母亲写信应该怎么写，给兄弟姐妹、朋友写信应该怎么写，都有格式规定。春天怎么写，夏天怎么写，秋天怎么写，这里面它都有，这些和尚也要学习写信。古今学生的心态都是一样的，有的学着学着就学烦了，抄着抄着抄烦了，他就自己来一首打油诗，自嘲或互相嘲讽，甚至讽刺师傅。就像我们今天的学生在书上乱画一样，“今日写书了”，“恒日笔头干”，笔都抄干了，于是便如何如何，发一通牢骚。也有好学生，说我要坚持学习如何如何，这样的诗歌很多。比如我随便举一首诗，法国伯希和2622与3441卷中有这样一首：“白玉非为宝，黄金我未须。[意]竟千张数，心存万卷书。”白玉、黄金呢，都不是我必须有的东西，我要抄完一千张字，我的心里就可以存下一万卷的书，就是我有知识了。这首诗，在好几个卷子里面发现，但字迹不太一样。好像敦煌一个学士郎在抄书，他在抄的时候表示他的一种志向，写的一首打油诗。但是很有意思，20世纪70、80年代在长沙发现了一个瓷窑，出土了好多碗，瓷碗上有很多唐诗，写在碗上烧出来的，居然有若干首诗和敦煌卷子里面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其中就有我刚才念的这首诗。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现象来。过去学文学史，说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的诗歌非常繁盛，传播得也非常之快，大都是举白居易的例子，说白居易的诗很普及，市井妇孺皆会诵读。今天我们知道，敦煌一个普通学士郎随便抄的诗，不是在长沙也发现了吗？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过一个《论语》的抄卷，是一个叫卜天寿的学生抄的，当时郭沫若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也引了“写书今日了”这首诗，还大大发挥了一通。其实，我们在敦煌卷子里也发现了很相似的一首诗。后来，在长沙出土的瓷器上也发现有类似的诗。到底是新疆的诗传到敦煌，还是敦煌的诗传到新疆？是敦煌的诗传到长沙，还是长沙的诗传到敦煌？说不清楚！当然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说明即使是这样的打油诗，在唐代流传都非常广，可见唐代的诗歌创作是多么繁荣，老百姓对诗歌是多么喜欢。我只是随便举这么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研究唐诗的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呢？

刚才我讲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些文献，它的内容我只能概要地介绍。刚一开始我就强调了，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它涉及的东西太多，大概没有一个学者能把敦煌的所有东西都搞透，我也只是从一点点了解的方面给大家做些介绍。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价值所在。我们今天有一句很时髦的话，讲现在是信息时代。那么，我想信息时代的标志是信息的快速传播，它有它新型的存贮与传播手段，于是地球就成为一个“村”了。我们反过来讲，千百年前像敦煌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它的信息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它的信息又是怎么传播的，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再回到最前面，敦煌这个地方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它是东西交通很重要的一个重镇，当时它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我们在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信息，今天应该很认真地去分析、去研究，挖掘出对今天有用的东西来。下面我就要连带讲到第三个问题：对当代西部开发的启示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因为我不可能把藏经洞的文献讲得很多，当然我想，有些问题通过我讲的内容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们要进行西部大开发，其实西部开发不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大家知道，最早要开发我国西部的不是我们，是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明确。他们开发的目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要掠夺，要发展他们的东西，早在19世纪后半叶，他们就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西部地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我刚才讲了清政府的腐败，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西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像我本人是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后来自愿去了新疆，在新疆工作了10年。在新疆天山南北，像我们北京很多有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师大、人大、政法，都有大量的50、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在那里工作。比如说，光罗布泊附近的地区，就是我们最早的原子弹试验场，据说在那里的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有好几百位，默默无闻地在西部奉献着青春与智慧。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宣传、去关注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在我们提出来西部开发，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搞西部开发，我讲的第一条就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注重文明开发。帝国主义当初到我们西部地区来，他们是野蛮发掘。我们今天开发必须注意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必须注意保护我们的人文资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我也是不断地去西北，我看到一些情况，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是我们决不能急功近利。比如说旅游开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过吐鲁番的？吐鲁番有个很有名的千佛洞，叫柏孜克里克。这个千佛洞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壁画。在帝国主义入侵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德国的探险家，他们把许多很好的壁画都割走了，当然没有来得及掠夺走的还很多。可是留下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去过几次，反正每一次去看，都觉得越来越糟糕。1981年，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小诗，呼吁救救新疆库木吐拉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有很多很精彩的壁画。有些比敦煌壁画的时代还要早一点，另外，跟古希腊的艺术联系得更多一些，但是，由于当地要建“东方红水电站”，就在洞窟前面那条河上搞了个大水坝。水坝一建，水位就提高了，我们知道，千佛洞它的岩石都是很松散的，水位提高，水一上去，洞窟就泡塌了，底层的壁画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当时呼吁过这个问题，后来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在窟前筑拦水坝等等，但是基本上无济于事。当然还有人在那里放羊，到洞里乱刻胡画，真叫人痛心！听说最近在库车地下又发现一个大的蓄水层，水位很高，如果盲目开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开发西部，如果不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就会受到惩罚。刚才我讲的那个柏孜克里克，现在你们去看，柏孜克里克旁边就是火焰山，传说是《西游记》里唐僧取经路上孙悟空借芭蕉扇扇灭火焰的那个地方。本来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是特殊的自然环境。结果在那儿搞了一群塑像。什么塑像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塑像，造得非常难看。造塑像当然要用钱了，如果有这些钱，把那个洞窟保护保护不行吗？我再随便举个小例子，比如敦煌那个月牙泉，月牙泉是一个著名的自然景观了，因为它周围是沙山。原来月牙泉旁边有一块绿地，有庙有树。月牙泉永远不会枯竭的，因为它是泉水。而周围沙山刮的那个风很奇怪，风是回旋地往上打转，沙子是往上刮，绝不会刮到泉水里去。一个月牙形的小湖非常漂亮。可是在50年代，说当时附近种粮食需要水，就把那个地方的庙也拆了，树也砍了，然后用机井抽池中的水去浇那个地，月牙泉也就慢慢淤塞枯竭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月牙泉比原来的面积大概小了将近一半，剩下很小的一湾。最近在想办法补救，恢复它原来的面貌，但这就很困难了。所以我说西部开发，保护自然环境很重要。刚才讲到西部特色的主要自然环境，比如说楼兰。大家知道，这几年楼兰热，热得很厉害。甚至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也带头去搞楼兰的考古、探险等等的炒作。还有些外国游客，尤其是日本游客，出于好奇、猎奇之心，以到楼兰一游为荣，于是有的旅行社就搞什么罗布泊探险，就搞什么楼兰之旅，以为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乱挖乱拣了。所以楼兰的遗址，据说破坏得也很厉害，弄不好还会让盗宝者钻了空子。有很多的东西，它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都保留下来了，如果我们今天不注意，一朝一夕就可以把它破坏掉，很容易。所以我讲我们大西北的开发，绝不仅仅是要挖一点石油出来，绝不仅仅是要修一条铁路，当然这些都很重要。我们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的开发，怎么能关注这一点，对大西北的开发非常重要，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再讲到人文资源，这里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联系我刚才讲的敦煌寺学的问题。前几天报纸登了，国家强调基础教育问题。那么，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不管是中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甚至更高的研究生教育，我认为基础教育永远都是非常重要的。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些年来基础教育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前两个星期，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两个博士生的答辩，完了以后跟他们座谈了一下。因为这些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不少博士生的论文，应该说这些博士生很用功，论文写得很不错，但是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础知识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薄弱。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当然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如果我改变一下我们博士论文的答辩方式，你们赞成不赞成？他们说，怎么改变？我说，我不怎么改变，就把你们的论文里面所引用的古代资料拿出三段来，第一，你们讲一讲，这些资料的版本来源，第二，你们把这些古人的资料翻译成白话文。如果你们都能及格了，那么继续讨论论文。如果这个都不能及格，这个论文就不能通过。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可不能这么做，如果这么做我们就全完了。这个问题就说明，基础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前不久有几位研究生要到我们出版社工作，我就用考校对的题目考了他们一下，题目很简单，第一道题，我随便写了一个句子：中华书局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出版社，是简体字的。我说你们把它转换成繁体字。结果不少字都改不出来，继承的“继”，遗产的“产”，传统的“传”，我们的博士生都不知道这些繁体字是怎么写的。我们并不要求大家都要写繁体字，因为我们现在推行简化字，但是你们都是历史系的硕士、博士生，如果你们不知道繁体字，你们怎么去看历史文献？如何编辑出版古籍？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应该不应该从敦煌文献里面了解一下自然科学知识，应该不应该知道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下面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敦煌文献里面有一大部分东西叫作“启蒙读物”，有三大类。第一类是识字类，识字兼普及基础知识，如《千字文》、《百家姓》、《开蒙要训》这些东西。第二类是时用杂字，即日常要用的这些杂字，编写者把它们写出来，供世人使用的，当然还有些是俗字，还有些经济类的，里面也有综合性知识。比如有一本叫《随身宝》，是学生可以随身带的，从里面可以查到许多知识性的东西；还有些历史性知识的东西，比如《古贤集》、《蒙求》，那里面就是把古代贤人、历史故事编成诗歌，来供学士郎背诵学习。有的是类书，像《兔园册府》、《励忠节抄》。还有一大类是思想教育类的读本，如《太公家教》、《武王家教》、《严父教》等，专门教育和尚的《辨才家教》，还有专门讲教育女子的书。我认为，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今天来说，有些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讲道德修养的读物。这些启蒙书，它的知识性是很广的。比如说有的就是教自然科学知识的，天为什么是圆的，地为什么是方的。天圆怎样，地方如何，一个知识、一个知识地去解释。因为我在西北工作了10年，我知道今天西北的基础教育还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这个基础教育，不仅是一般文化课的基本知识，包括对文化的了解，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的了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多年来，在西北生活的人经常有一句口头语，说我们那里离中原地区远，消息闭塞，比较保守落后，如何如何。有一年，我们敦煌学会在兰州开会，有一位甘肃省的领导就讲，我们西北很闭塞。后来我在会上就讲，刚才这位领导讲西北闭塞，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甘肃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像河西走廊这样的要道，过去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为什么今天就闭塞了呢？今天比过去应该交通更发达，信息更灵通，交流更频繁。敦煌这个地方到12世纪以后，基本上就荒废了，跟当时的中央政府管不着有关系，明代以后更是鞭长莫及，再加上宗教信仰的改变等等。敦煌莫高窟这个地方，当时的那个自然环境跟现在有不一样的地方，肯定是要好一些。要不然，你想想，怎么养活这么多的和尚和每年那么多的朝拜的信众。前些年我们去旅游还觉得比较困难，这些年改善多了。几年以前莫高窟地区才有甜水喝，以前则又苦又涩，连洗头都洗不成。当时不会是这样的。可见敦煌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一千年来被破坏得很厉害。看来我们对历史上的敦煌，还很不了解。所以我想西部地区的开发，基础教育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西部地区住的好多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一代的基础教育，我认为这些年来尽管有加强，仍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在新疆也教过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让他们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是分不开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必须要和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它才能发展，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从敦煌、新疆很多地方发现这个问题，在公元7、8、9世纪那个时候，新疆、敦煌为什么这么繁荣，它跟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它不闭塞，不保守，什么都能融入，这个非常好。所以开发西部就要抛弃狭隘的民族观点，或者狭隘的功利观点，这从长远来看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对我的一些维吾尔族学生讲过，我说你们民族9至13世纪出过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为什么后来出得少了呢？有人经常提出来要政府照顾，考大学、评职称、提拔干部都照顾。照顾少数民族是应该的，需要帮助、扶持它的发展，但是更重要的是促进它的自强、自立、自尊，另外还要认识到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现在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一味的照顾可能会毁掉一个民族的蓬勃生机。另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去攻击、排斥别的宗教。我刚才讲了，在敦煌这个地方，各个宗教是相互包含的，是互相融合的，没有互相排斥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讲的是宗教，当然不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就更应该交流了。这个问题，必须要很认真地来对待。

所以我觉得基础教育、人文精神、道德建设这些问题都和西部开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并不排斥先进的科技，当然我们如果一味地依靠先进的科技，而忽视了人的道德修养，忽视了人文精神，那么这个先进的科技有时候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会起坏的作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些教训了，好像以为有一个先进的科技引进来就行了，比如我们在南疆地区开发石油，石油当然是国家重要的物资了。但石油开发出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新疆地处内陆，必须铺设相当长的输油管道，把石油运出去，必须要进行加工。这要靠全国的人力、资金、技术，才能把这个地区搞富强。如果石油开发出来没地方用，然后老百姓都去抢石油，驾着毛驴车运石油，那就不行了。环境破坏了，人的思想境界没有上去，资源也浪费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跟刚才讲的有关系，就是加强交流的问题。加强交流并不简单，我们知道西部地区是一个有特色的地区，我们加强交流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特色，而是继续保留和发展这个特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在新疆工作了10年，这些年再回去看新疆，新疆好像跟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当然是有好的一面，不是一概都不好，但也有好多弊端。因为西部地区有它的特色，如果你把它的特色消灭了，对长远的发展并无好处。如果喀什那个地方也到处尽是高楼大厦，跟上海一样了，那叫什么喀什？要旅游就到上海去旅游好了，还到你那儿旅游干什么。当地还有许多自然景观，有人文特色的资源，有自己特色的资源都应该把它保存下来，这是西部开发的多样性问题。到敦煌各个洞窟去看壁画，你会看到很多多样性的东西。你去看榆林窟的壁画，也是多样性的东西，它绝不只是一个东西的翻版。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讲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英国莎士比亚时期的东西，当然很好很精彩，但也仍然有多种风格的艺术百花齐放。到巴黎罗浮宫参观，大家排队去看蒙娜丽莎，但如果墙上挂的全是蒙娜丽莎，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当你进博物馆看到的全是蒙娜丽莎，就会兴趣索然。敦煌壁画也是一样，西部开发也是一样。我们在开发西部的时候，要看到它的多样性，一定要注意它有不同的特色。同样都是西部，重庆、敦煌、乌鲁木齐、喀什、和田、拉萨也在西部，都有不同的特色，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了解敦煌文献当中，是不是能受到一点启发？只有多样性，才能有魅力，才能有生命力，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前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问题。刚才我讲了很多古代的敦煌是怎样培养人才的。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完全像古代敦煌那样培养人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些启发呢？像敦煌有本地和尚，也有外来僧人，相处融洽，取长补短，都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把干部派到新疆去，派到西藏去，除了有支援教育的一方面，还有另外的一方面。我们要把先进的东西带去，实际就是要促进那里的工作，促进那里的发展。那么不管是本地和尚，还是外来和尚，我们都有一个自身提高的问题，都有一个人才使用与培养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几年，我看到些宣传，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大西北，各高校也不是在动员吗，希望自己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主动地去新疆、去西藏、去甘肃，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志踊跃报名去的，但我认为那不是本质问题。如果讲去的话，现在去的人恐怕远不如50年代、60年代多。这里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知道这个问题。像我是北师大毕业的，我在新疆教书的那个中学里面，光我们北师大毕业的就有7位。北大的也有，南开的也有，一个普通新疆的中学里面，它就有很多内地重点大学的很多毕业生，还有研究生。青海更多，在青海的各个中学里面，我们北师大毕业的校友更多。不是我们有没有去，主要是去的这些人怎么使用，怎么样培养他，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量老大学生放在那里不好好用，又号召年轻的硕士、博士去，总让人觉得不是味道。还有一种倾向是强调引进，却又忽视了当地人才的培养使用。各种人才在西北，你怎么样能够发挥他们的特长，培养出一批复合型的人才，为开发大西北建功立业。我刚才讲的敦煌的人才，像张议潮这些人，他们就是复合型的人才。他不光学佛经，他还得懂音乐，会舞蹈，有天文历法知识，还要学少数民族文字。当然他也不是什么都懂，但是都要学一学。我们读敦煌的历史文献，可以知道敦煌当地就有非常杰出的人才，都是在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下，敦煌自己培养出来的。像著名书法家张芝、索靖，天文学家翟奉达，政治家、军事家张议潮等，都是敦煌当地培养出来的。一个地区的发展，引进人才当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通过引进人才来培养当地的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古代敦煌尚且注意到这一点，何况我们今天呢？所以我想，我们开发西北还要立足于下功夫培养本地人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讲的当然是我的一些联想，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内容，想到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就先讲这些。关于藏经洞的很多问题，西部开发的许多问题，大家也许希望了解，我都没有讲，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凡是我能回答的，我就回答，好不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