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与敦煌文化

——在“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上的演讲之一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如何认识敦煌学；第二是敦煌学形成和发展的三部曲；第三是怎样认识敦煌文化。重点讲第三个问题。

一、如何认识敦煌学

大家知道敦煌学是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和流散而兴起的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学问。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偶然被发现了，但我过去讲过这个偶然又有其必然性。发现文物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人们对它怎么认识。很遗憾的是首先对藏经洞里的文物比较重视的不是我国的学者，而是国外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他们知道这情况以后，从斯坦因开始到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团、俄罗斯的奥登堡考察队等，把藏经洞里的很多精华拿走了。其实这拿走是一个问题，而他们对这些文物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促使敦煌学这门学问在世界上形成是更重要的问题。到1930年左右的时候，我国有关学者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比较深了。如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有一句总结敦煌学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的话，说得很短，很精辟。他说：“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里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的学术，一个是新的潮流。那么我们怎么认识它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新的学问？我想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讲的话中能得到一些启示。他讲一门新学问的形成必须要有新材料的发现。敦煌藏经洞新的文献材料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这批材料的研究兴趣。通过这些研究，通过比较新的视角和比较新的方法，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观点，这才是一门学问形成所必要的条件。

我们不是说任何材料的发现都能够促成一门新学问的形成。最近经常听到哪儿哪儿发现了什么东西，但它不见得能形成一个新的学问。比如说，前些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了非常珍贵的文物。法门寺的有关人士举行了几次会议，包括国际会议，积极争取搞一门“法门寺”的学问，然而至今还是未能形成国际公认的专门学问。那么敦煌学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形成一门新的学问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首先应提到把敦煌文献拿出去的那些外国学者，他们以新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用新的方法研究了这些材料。也许有些人会说，那些方法有什么新的，拿材料来由我来研究就是了。那么请注意，伯希和、奥登堡考察队，他们在敦煌做的工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用了现代化的摄影和测绘工具，用了绘图等等方法，这跟我们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不太一样。更何况他们从这些文献里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如果仅是那些，恐怕也不会引起他们那么大的兴趣。大家可能见过一张伯希和蹲在藏经洞一个微弱蜡烛光下翻拣写卷的图片。他在那里蹲了三个星期，挑选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写本，其中有很多非汉文的东西。凡是他看出是古代西域现已消亡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几乎都被运走了，其原因等会儿我还要谈到。所以我说，敦煌学是随着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和流散而形成的一门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学问。

刚才讲过，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是世界学术的一个新潮流，不知道大家是否还看过姜亮夫先生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本书《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他说：“自从莫高窟六朝、隋、唐写本藏经发现之后，敦煌学已成为六十年来在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学术之一。”请注意“中国学术之一”这一句，也许有人可能认为和前面的说法不是十分一致。那么这就牵扯到我们怎样认识敦煌学的问题。我前面讲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而刚才又讲了中国学术，这是为什么？这和它的研究对象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说敦煌学是以敦煌及其相关地区历史文化以及文化交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带有鲜明的中外文化交汇内容和风格的一门“中国学术”。但是对这个“中国学术”，姜亮夫先生并没有完全限制在中国旧的治学范围里面。姜先生讲，敦煌文献里面很多内容是世界性的。然而，因为它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中国文献，并且这些文献里有那么多东西。我想大家比较了解丝绸之路。《隋书》里面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裴矩传》，裴矩是当时出使西域的人物。《裴矩传》里有裴矩本人写的《西域图记》的序。他讲到有关丝绸之路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西海是指里海或地中海），凡为三道（有三条通道），各有襟带（各有各的连接道路）。”“故知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吐鲁番地区）、鄯善（古楼兰一带），并西域之门户也。”就是说伊吾、高昌、鄯善是西域的门户，下面还说“总凑敦煌”，它们的交汇点，总汇集的地方是在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所以敦煌的历史地位是中原通向西域各个门户的一个咽喉之地，这非常重要。这就决定了敦煌学所涉及的内容。以前有一种狭窄的认识，好像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样。因为我们知道敦煌是一个咽喉，我们不能说光研究这咽喉，而不研究经由它通往的其他地方。否则，这个咽喉的地位、作用也就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认为能否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对敦煌学的认识：对外国学者来讲，敦煌学属“汉学”范畴，它是中国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什么叫汉学，就是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而形成的一门学问，这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宋学的那个“汉学”。而对中国学者来说，敦煌学又是带有鲜明的中外文化交汇内容的一门新的国学，而这国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这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姜亮夫先生的话上来，即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我们认识敦煌学首先一定要认识敦煌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那么有的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敦煌藏经洞出现的这些东西都是老古董，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它？而且为什么一开始是外国学者，他们认识它的价值比我们还早。有不少学者（如北大荣新江教授）都指出，藏经洞文献发现的时候，至少有些中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对它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里可以稍带讲一下现在我们大家认为很时髦的一门学问叫“信息学”。什么叫“信息学”？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对信息学下过这样的定义：信息学是研究信息的储存与传递方法的一门学科。一个方面它要研究怎样储存信息，另一个方面它要研究怎么传递信息，这两个方面是信息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信息学和什么有关系呢？国外学者认为信息学与文献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文献学（主要指独立的文献学学科）起源和形成于20世纪初，这是国外学者的看法。对我们中国来讲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国外学者认为文献学独立形成于20世纪初呢？这就与他们在20世纪初，在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探险所发现的大量文献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认为文献学独立形成于20世纪初呢？因为我们的文献学有非常古老的传统，大家读《论语》就可看到孔子有关文献的一段话：“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大意是：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讲，再晚一点的殷商的礼仪制度我也能说，但夏商之后的杞、宋都无法征引，因为文献不够，所以无法引述和考证，如果文献够了我就能引述和进行一番考证，能够说明它。这是已知我国最早对“文献”的说明，是孔子对文献重要性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研究敦煌的文献，就能够从中了解古代的很多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而这种信息的了解有没有好处？我认为，好处非常之大，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怎么样正确解读敦煌文献和敦煌文物当中所包含的古代文明的信息。这是如何认识敦煌学这门学问的问题。

举个例子，古代舞蹈的真实面貌今天看不到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录像，那么我们只能依靠图像文献，比如说壁画，看到壁画上有各种各样的舞蹈形象，我们就知道曾经还有过那样的舞蹈。然而壁画上的舞蹈是静止的，如何才能把它变成动态的呢？那么只有跟文献结合起来它才能变成动态的画面。王克芬老师说盛唐220窟那两组胡舞：一组是着戎装的，一组是着普通舞衣的，进而认为是胡旋舞还是其他什么舞蹈。为什么这样讲？只要与文献、诗歌结合起来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是一个绘画形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前些年有个风行全世界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大家知道其中有个“反弹琵琶舞”。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唐代有没有“反弹琵琶舞”，也许唐代根本没有“反弹琵琶舞”，那是现代人的创作，但是它却是根据敦煌壁画上的一个“反弹琵琶”的姿势创作出来的。所以后来编《敦煌学大辞典》的时候，我们不叫它“反弹琵琶舞”，只能叫它“反弹琵琶舞姿”，这有科学根据。同样，根据这个舞姿还可以创作出其他新的舞蹈来。这就是运用古代的信息为现代服务的例子。

以上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敦煌学。

二、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我认为敦煌学形成和发展有三步，或可称之为“三部曲”。我把我自己的认识简单地归纳一下。

第一步，从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到对敦煌文物的全面考察。大家知道一开始就是藏经洞的发现，莫高窟在敦煌屹立了1000多年，已知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在前秦的时候开凿的。从公元366年到藏经洞发现的公元1900年已有1500多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北大采访时问我：为什么藏经洞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一旦发现就有了敦煌学？为什么莫高窟屹立了千年之久，过去就没有敦煌学呢？因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是从发现藏经洞敦煌文献开始着手的，到后来研究才扩展到对整个敦煌地区文物，包括莫高窟的石窟艺术和其他一些文物。所以研究对象是从窄到宽，慢慢地宽泛起来的，这符合一门学科的发展规律。因而有一段时间我们有的专家认为“敦煌学”这个提法不科学，应该叫“敦煌文献学”。他是从研究文献的角度去界定敦煌学这个概念。但如果扩展敦煌学的范围，则“文献学”这个定义就明显不对了。我们藏经洞发现了那么多东西，有汉文的，有非汉文的，敦煌石窟有那么多壁画、雕塑，再扩展到刚才讲的相关地区，比如说新疆地区，乃至甘肃其他地区，那些地方的文物与莫高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宽了，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比较独立的有系统的一门学问。

第二步，从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大家知道敦煌学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学问或学科，是一种地域文化）扩展到对世界古老文明交流的探索，从研究状态来讲是从静止的状态发展到了流动的状态。季羡林先生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大家看世界地图，再没有这四种文化可以直接交汇的地区。我们要研究敦煌学当然要研究文化的交流，民族的交汇，那么这种研究就是从静止的到流动的状态，在一个世界几大文明交汇的大背景中去进行研究。

第三步，无论我们研究敦煌的文献还是研究敦煌遗存的其他古代文物，这种研究是去探索历史，回顾历史，要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这种总结有什么用呢？当然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我们要对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因为这个学问不是死的学问，不是一种僵滞的凝固的学问，这种研究的方法可以从远到近，往现代推进。

我觉得敦煌学的研究应该有这样的三步，只有这样，一门学问才不至于成为零碎的、个别的、杂乱无章的杂学。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有的先生提出过敦煌学是一门杂学，零碎杂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知大家是否看过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话语》这本书，主要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先生与几十位敦煌学专家的对话内容组成。其中有一节叫“废纸文化与精华文化”，里面讲到，香港大学的教授周锡馥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二十一世纪告别废纸文化》，说废纸文化有两类，一类是制造废纸的，一类是研究废纸的，敦煌学就是研究废纸的文化，敦煌学没有多少价值，原来就是一堆废物，是随手扔弃的东西，不是什么认真的文化创造，最多只有古董的价值，比如说纸是唐宋的纸，墨是唐宋的墨，而没有文艺、文献的价值或者说这方面价值甚低。他打了个比方，说如果把香港某个公司的写字楼或者某个学校教师、学生丢弃的废纸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时间囊”中，数百年之后再打开，是否会变成另一个“敦煌宝藏”，叫“香港宝藏”。这是一个古怪的观点。当然我想恐怕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会同意他这个观点，因为它的前提就不对。我们从藏经洞里发现的不是他所说的随手扔掉的废纸，一点用处都没有，最多只有纸张和废纸的价值的东西。也绝不是现在香港的小学生在教室里面写坏字了就撕下来往废纸篓里扔的那种废纸，他把这两个等同起来看显然有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还要详细地解释。因为他把敦煌文献看成是杂乱无章的没有系统的东西，不承认敦煌学是一门学问。大家可能看过一些材料，我认为从敦煌发现的很多东西不是他所讲的那样。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敦煌发现的道教经卷，写得非常漂亮，有很多文献是今天研究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和儒家、佛教怎么样合流等问题不可缺少的非常珍贵的材料，绝不是随意写下来扔掉的废弃的东西。为什么说废弃呢？因为有些学者认为藏经洞是堆放废弃物的。荣新江教授认为是为了逃避某些战乱，把藏经洞封起来，有意保存下来的。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佛教又不能乱扔字纸，就把它堆在一起封起来了而已。后来我向主张“废弃”的一位专家建议，至少这个废弃的“弃”字是非常不合适的，不用了可以放起来，那叫废置，现在不用了或没有它的作用了，可以先放起来。后来他吸收了我的意见，说将来可以修改他的说法。其实我本人也并不认为是废置的。所以我认为敦煌学不是一个个别的零碎的杂乱无章的杂学，它是内容丰富的有完整的内在体系的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不是囿于一时一地的静止的狭隘的保守的东西，而是流动的、开放的、革新的文化财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许许多多卷子的内容，包括莫高窟艺术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证明它是改革的、开放的、不保守的，是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东西。我认为现在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敦煌学的理论缺乏系统建构。一门学问最终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些年由于我们所发现的敦煌文献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各人研究各人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文学、研究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经济的研究经济、研究军事的研究军事，都搞自己某个学术领域里的东西。最近敦煌学术界在呼吁敦煌研究能否更系统、完整地进行。2002年8月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了“国际敦煌学术史”的会议，商讨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敦煌学形成和发展的三部曲，我们认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发展必须有这样一个过程。

三、怎样认识敦煌文化

刚才我讲到敦煌文化首先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什么叫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带有鲜明的地域内容、色彩、风格、形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大家知道我国有很多地域文化：楚文化（湖南、湖北地区的文化）、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吴越文化（江苏、浙江一带）、齐鲁文化（山东一带），这些都是地域文化。但是敦煌文化又和那些地域文化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一个地域文化必须要有它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提起基础就牵扯到主流文化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敦煌学、敦煌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的学者很少提到此类问题。最近我看到社科院有个集体的科研成果，有一位学者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儒学典”。儒学方面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就是说一个地域文化必须以主流文化为基础，这是一个小的地域和整个国家或民族的主流文化的关系问题，本地域的主流文化是它的基础，没有基础，该地域文化也难以生存和发展。

第二点也很重要，即各个地域当然都有所差异，这样地域文化才能呈现出它的多样性。敦煌文化有非常鲜明的地域风格，并且和我们主流文化有密切联系。但是它又不等同于主流文化，其中还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材料，对这些资料要具体地逐一分析，不能笼统地看它。比如，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分析敦煌、新疆的壁画，说这个壁画是汉风，那个壁画是胡风等等。就是中原风格的叫汉风，西域的少数民族风格的叫作胡风，如此笼统地讲似乎也可以，但实际上还不够严密。汉族是汉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混杂的民族，严格讲当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因为当时居住在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很多地方都有少数民族，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汉族，到后来都已经融合了。若要追述我们的祖先，确实还追述不到汉族的祖先，那么所说的汉风到底是什么？再说胡风，也是很笼统，因为“胡”是一个泛称，到底是从欧洲传来的希腊罗马的东西，还是从印度、中亚或从东南亚来的东西？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东西，还是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东西？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区分。敦煌这个地域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风格是多样性的，它是多民族文化交汇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地域文化的个性。刚才讲到它有它的主流文化，现在又讲到它的个性，即特殊的东西，就是主流文化它也要变异，要改革，对此等会儿我要举个例子加以说明。

各个地域所存在的差异促成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那么地域文化有没有共同性？当然也有共同性。它的共同性不是表现在完全没有差别的那种共性上，而是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敦煌文化对华夏文化有认同感，这个非常重要。第二，还要吸纳支流、干流的那些文化，这样它才表现出整体性，证明它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在讲寻根及其重要性，目前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下，寻根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讲敦煌文化实际上也是对寻根问题的一种诠释。我昨天在商务印书馆看到新出的一本书，法国学者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写的《全球化与中国》，第一章讲了全球化与文化交流，有几个观点值得给大家介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反对全球化，大家知道1999年在西雅图开世贸组织会的时候，很多人游行示威反对全球化的进程。请注意，他还说全球化同样可以成为创新的因素。第二个观点，外部的影响能够派生出教育的新模式，更加开放的同时产生适应本地的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搞好的话，一些外部的影响不完全是坏的东西。第三个观点是说文化的多样性可以繁衍出新的文化的语言。敦煌地区是不是体现了当时文化的多样性？并且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不是静止不变的，正因为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最后繁衍出敦煌文化这么一个新的文化语言。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到敦煌文化里寻根，法国人也要去寻，日本人也要去寻，英国人也要去寻，美国人也要寻根。他又讲，现在东西方文化同样面临着失去根的危险，非常需要参照自身的源流，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来创造新的表述方式。他又讲到地方文化应该抵制一些腐朽东西，而要接受精华，这样社会上才能呈现出好的局面来。就是说我们不是笼统地反对全球化，只是有些国家搞全球化，像美国，它有它的另外一种目的，因为美国没有更深的文化源流。其他国家的认识却不是那样了。

敦煌文化的共性首先表现在对华夏主流文化的认同，这是第一。第二，它对各种支流文化都有很好的吸纳，吸纳以后有创新。这里举一个飞天的例子，因为大家比较熟悉飞天，一定看过很多飞天的形象。敦煌壁画或者雕塑上的飞天是非常丰富的，从前秦、十六国时期一直到元代，创造了非常丰富的飞天形象。我们要追溯它的源流。学者们研究敦煌飞天的源流，认为和印度原先的艺术形象有关，如紧那罗等，其实紧那罗本来不是佛教的东西，应该属原始的守护神。我们如果从飞天艺术形象本身来分析，印度的飞天形象显得比较呆板，在整个艺术品里飞天的位置是在边上，有时候成一个直角形，好像飞不起来，我们很难感觉到它是飞天。这种飞天慢慢发展，后来传到阿富汗巴米扬、到巴基斯坦，但它的形状还是没得到太大的改变，我们看不出太大的动态感。到了新疆克孜尔开始有了变化，飞天显得生动了一些，但是好像还是飞不太起来。而在我们内地，在江苏丹阳发现道家的羽人形象，倒是飞动得很厉害。大家知道，在莫高窟，北魏时期的飞天就不一样了，它的身体曲线基本上成V字型或U字型。尤其是那些伎乐飞天的方向感、动态感都比较强，因为加了很多飘带，另外还有服装的线条。我们知道中国画的灵魂在线条，线条勾勒以后它就增添了飞动感。新疆早期的飞天，比如在和田地区发现的飞天还有翅膀，和希腊的小爱神一样。看看欧洲大教堂的那些小爱神，肩膀上有两个很大的翅膀，那翅膀本身就很重，所以它飞不起来，飞不起来怎么办呢？画家就在它的腿上、手上画上小翅膀，让它飞起来。再来看看莫高窟的飞天，没有翅膀，却飞得很好。当然北朝的飞天比较清秀，比较瘦，画起来袍子显得很空荡，空荡显得更有飘动感。到了隋代，那种飞动感更加强烈了。而且隋代的飞天脸庞显然是要比北朝的丰腴得多，方正得多。并且，隋代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成群结队的飞天，尤其是画在窟顶藻井上。这些飞天围着莲花或者别的图案一圈一圈地飞动，给人一种整体感。所以隋代的东西很值得研究，包括文学、音乐。虽然隋代非常短命，才几十年，一个只生存了几十年的朝代能创造出很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甚至在中国也很少见。

到了唐代，飞天发展成熟了，有几个比较大的特点，一个是雍容华贵，另一个是动感，它不像是隋代或者是北朝一样，非得借助很多线条、飘带来表示，而且它姿态非常优雅，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自由自在地飞翔。仔细观察，你说它飞确实是在飞，你说它不飞好像也没有飞。在这里动和静得到了一个高度的结合。另外，唐代的飞天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说不出它是神还是人。所以有“菩萨如宫娃”的说法。唐代的飞天体现出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主流文化，这种精神贯穿到飞天这个艺术形象里，使飞天形象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含义，说它是神也可以，说它是人也可以，说它在天上飞也可以，说它在凡间起舞也可以，怎么理解都行，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刚才我们讲到寻根，那么唐代的飞天之源当然要寻到印度、阿富汗等地方，它吸取了那些支流、干流的文化以后，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唐代的飞天特征鲜明，无论是什么地方，包括现在做的工艺品、丝巾上的那些飞天，一看就知道那些是我国唐代的飞天，绝不是印度的或阿富汗的飞天。

我们知道敦煌文化是比较特殊的，今天我不能讲更多的例子。敦煌的这种特殊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别的地方就形成不了呢？第一是地域的特殊，我一开始就讲了敦煌是丝路咽喉，它有它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一个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我们要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走，敦煌是咽喉，只有从它那里分成北道、中道、南道，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地形、生态、气候等关系造就了这种局面。如果现在去看敦煌，好像只是戈壁里的绿洲，其实敦煌一带的气候并不是很好，怎么能想象当时能造出那么宏伟的千佛洞来，仅僧尼、工匠要养活多少？而历史上这一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而那种繁荣不能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来衡量，我们要回到历史上去看。

下面讲一讲丝绸之路。有关丝路文化，生活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因为那条道路是我们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的一条大的通道。这实际上是个笼统的说法，运的当然不仅仅是丝绸，还有大量的其他货物，所以有的外国学者还提出过白银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等等，但是丝绸最具有代表性。提起丝绸之路我们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丝”是我国或者是我们这里发明的，从我们这里传出去的，但是到了唐朝或者更早的时候，已经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才生产丝绸，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要不然考古发现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位法国学者提出，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丝都”。当然长安是我们丝绸之路的起点，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是丝都，有段时间佛罗伦萨的丝绸工业非常发达，法国人也曾经试图搞他们的丝都。因为我这里讲敦煌地域的特殊性，从敦煌发现了很多文物，比如说我们后来考古发现的丝绸吧，敦煌文书里就有这样的词语“胡锦”，就是从西方那里传来的锦缎，还有“蕃锦”，是从西南方传来的。外面运进来的丝绸，通过敦煌传到内地去，说明不仅仅是我们的丝绸被运出去。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有个叫都兰的地方挖掘了一片吐蕃贵族的墓地，这些贵族墓地里的最大发现就是各种丝织品，据说丝织品的种类有五六十种之多，而这五六十种里大概有二三十种以上都不是我们中国的丝绸。它的品种非常多，如上面有刺绣外邦文字的，从中亚地区运来的很多“波斯锦”。比如说在敦煌发现的图案上，还有新疆发现的丝织品上，都有一种图案叫作“联珠纹”，环形的一圈联珠，画得像轴承一样成散射状的东西。专家研究这种“联珠纹”，认定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本来的纹样。所以说丝绸之路这一地域的特殊决定了敦煌文化的特殊，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的特殊，就是说文化生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的背景。一方面敦煌文化依靠中原的主流文化，这是一个大背景；另外一个方面是敦煌这地方有很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汇。有关这些问题以前都讲过好多次了，我只想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丝绸之路的贸易，不仅仅是丝绸运出去就算完了，大量的外国商人也进来，一直到长安。那么使用的是什么货币？当时有没有硬通货？唐朝的时候罗马的金币、波斯的银币可以和我们做大量的交易，我们把茶叶卖给他，他们给我们金币或者银币。当时东罗马的金币和波斯的银币都是硬通货。

马克思曾经在一部著作里讲世界上有些“商业民族”，比如犹太人，犹太人从古以来就是以经商为主的，非常能干。还有粟特族，也是商业民族。这些商业民族在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上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敦煌藏经洞里，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都看到许许多多商业民族的活动的影子。这些商业民族能连接很多其他民族，他们是流动的，当然并不是说整个民族是流动的，绝不是这样。就是草原民族，也不是说一天到晚无休止地、乱七八糟地流动，它有自己的规律，也有一定的地域范围。但是商业民族可以跑遍全世界，正是这些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敦煌文化背景里比较特殊的就是刚刚举的季羡林先生讲的话，有各种古老文化的交汇，同时也有各种古老宗教的交汇。比如在敦煌一个讲经文里，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其中有一句非常典型的话：“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所谓‘外道’是指佛教以外的其他信仰），此间（就是敦煌这个地方）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当时从波斯带进来了很多景教的东西，就是基督教的一派，也叫聂斯脱里派，还有摩尼教、火祆教，当然火祆教不仅在敦煌传播，它后来成了一派，内地如河南等地都有火祆教的遗迹。哭神是什么？过去很多学者搞不清楚，包括在《敦煌变文集》里，50年代初的一些老学者们也搞不清楚哭神的来头。后来有些专家对哭神进行研究，说是印度教的湿婆神或舞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神，一方面具有摧毁一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能给人以健康，所以说它具有两面性。它又是舞蹈之神，现在印度的舞蹈神，就是湿婆神的形象。因为它能摧毁一切使人哭泣，所以有人说它是哭神。然而上次一位法国学者在这里做有关撒马尔罕的讲演时，他却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哭神是粟特人的信仰，就是娜娜（Nana）女神的信仰。但不管是印度教，还是娜娜信仰，都是外民族的一种宗教文化信仰。在敦煌地区汇聚了那么多宗教信仰，而且那些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开放的、兼容的。在敦煌的文献里几乎看不到一种信仰扼杀另一种信仰或一种信仰摧残另一信仰、排挤另一种信仰的现象。

我着重介绍这个问题，是因为要讲讲中国的主流文化究竟是什么。有一次在长城学会的会议上，季羡林老先生发表了一个观点。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造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是为了防御，长城文化是一种防御性的文化。中国人一直在防御，没有进攻，没有侵略性的一面，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当初西方大声喊叫“黄祸”的时候，鲁迅先生就驳斥过这个论调。中原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是兼容的，是宽容的。我们知道孔夫子一开始就讲“恕”，讲“中庸之道”。现在不去分析这个中庸之道对历史起过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作用，我们认真地去看现在的世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大范围的酿成很大危害的，都与排他性有关。所以我们应该回过头去看敦煌文化为什么能够那么灿烂辉煌，它不是偶然的。如果敦煌文化是狭隘的、保守的，不容别的文化进来，把它们排斥了，那么流传到今天的敦煌文化不可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莫高窟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里有那么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形象，因为敦煌能容纳，能发展它们，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就不能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化。所以有一位美国朋友跟我讲，不要看我们美国人财大气粗，其实内心非常空虚，这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他说“9·11事件”使我们美国人感到另一种空虚，但那种空虚不可怕，大楼被炸毁了，我们还可以再造，然而文化的空虚是很难填补的。所以我认为今天认识敦煌文化的多样性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里寻找原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敦煌文化里比较丰富的是佛教文化内容，可是我决不同意敦煌文化就是佛教文化的说法，只是佛教文化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我们再来谈佛教文化的兼容性。如果我想和你融合，你却不愿意跟我融合，你有排他性，我还是融合不了你。佛教文化本身也有兼容性、包容性和宽容性。就佛教故事而言，敦煌壁画里有五百强盗立地成佛的故事、九色鹿的故事等。九色鹿的故事中提到的那个坏人那么坏，他出卖了九色鹿，长了一身脓疮，但最后悔过自新了照样是好人。佛教宣传这种思想，只要改过自新了，就是好的，就可以容纳进来，佛教就是讲宽恕。敦煌是佛教的圣地，当时佛教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文化本身又有那样的特性，而中原的儒家文化，主流文化也是兼容的，它们就能在敦煌融合在一起，包括道教也是一样。过去有人批判敦煌出土的《老子化胡经》，说道教怎么能教化释迦牟尼？但是仔细去读这个故事本身，还是讲融合，具有互相统一在一起的含义，并没有相互排斥、抵制，或贬低的意思。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就学习语言而言，佛经的翻译是经过了许多代许多人的努力。我国从西晋到十六国时期那段时间，包括鸠摩罗什在内的有许多著名的翻译家都不是中原人，即不是汉族人，都是少数民族。可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点，若看他们的传记，如《法苑珠林》、《高僧传》等书中，很多都有这样的话：“华戎兼通”，意思是中原的语言和古印度梵文、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能兼通，所以才能把佛经翻译得那么好。因此当时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对佛经的翻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非常大的贡献。比起他们来，玄奘是较晚的人物，他最大的功劳是到印度以后介绍了西域地区的很多文化，撰写《大唐西域记》，另外还带回很多佛经，过去没有翻译过那些经，他组织人翻译出来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佛经并不只是玄奘一个人翻译的。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不少人有兴趣的小问题，就是为什么唐代女子以丰腴为美？北朝倾向于秀骨清像的原因，我认为这一定是和北方少数民族有关，同时它也和时代动乱，老百姓吃不饱的情况密切联系在一起。唐代承平日久，尤其到了唐玄宗时候，杜甫诗里写到了米价贱，物质丰富那种现象，老百姓不愁吃，不愁穿。尤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带有西部的少数民族血统。过去陈寅恪先生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听说后来由于蒋介石的干涉，就不敢写了。出于陇西的李姓皇帝血统里有西凉少数民族的成分。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一个以流动作战为生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生活好过了，很自然是要发胖，加上杨贵妃也长得很丰美，符合统治者的喜好。另外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当时歌舞非常发达，据《明皇杂录》的记载，在唐玄宗时期有个叫王大娘的，以演耍顶竿杂技舞蹈为生，她在肩膀上或者头上顶一支竿子，小演员爬上去，在竿子上做各种动作，还要跳舞。现在的杂技中也有此项目。王大娘顶竿可以坚持很长时间，人在上面蹦蹦跳跳，王大娘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和体力，如果很瘦，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今天的歌唱演员都要中气很足，尤其是唱女高音的、西洋唱法的演员，都比较胖，他们需要有那种气。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时期举行歌舞晚会，有时连着三天三夜昼夜不停地跳，没有好的体力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些梨园弟子都需要壮一点才行。而且唐朝时候，他们认为生活条件好了，人就应该稍微丰满一点。从《明皇杂录》又查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位润州刺史叫韦诜，他为女儿挑夫婿，发现有一个叫裴宽的人很懂礼貌，就把他叫到家里，让妻子和女儿看一看。妻子、女儿看了以后大喊大叫，说这人太瘦了，长得像鹳鸟一样，细腿长胳膊，觉得不太好，选女婿怎么会挑这个样子的人，像吃不饱的样子，觉得不行。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排除了世俗习惯，选中了这位女婿，并且这位女婿还不错，夫妇俩白头偕老过了一辈子。这说明当时唐朝有那种风尚，看见瘦人就觉得不大正常了。当时杨贵妃让唐玄宗的管财政的官员刘晏写一首关于王大娘顶竿的诗，那位官员写了一首诗说：“楼前百戏竞争新”，是说花萼楼前面各种歌舞戏演出，花样翻新；“唯有长竿妙入神”，意思是只有王大娘顶竿的技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谁谓绮罗翻有力”，就是谁在称赞跳舞的人翻动她的衣服很有力量呢？“犹自嫌轻更著人”，就是还嫌舞蹈者的服装太轻，换一个人或者更换衣服能把舞蹈跳得更有力量，更有气派。如果这个人长得干瘦，没有力量，那么舞蹈无法达到“翻有力”。所以这是时代的风尚，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一个地域的文化总有生成的背景，这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特殊文化背景。

还有一个特点是，敦煌文化延续的时间长，我觉得这一点也比较重要。敦煌文化生成和传承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从莫高窟的壁画、雕塑里能看出敦煌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最早的壁画在公元366年凿的洞里，到明清时代，已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先不说明、清两代，就讲元代以前，或者就讲藏经洞封闭前，敦煌自从建郡起，即从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时候到公元11世纪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至少有1000多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它的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没有看到敦煌莫高窟遭到很严重的人为破坏的痕迹。我曾经和荣新江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封闭藏经洞的目的是躲避西夏人，绝对不是那样。因为，第一，西夏人也是信奉佛教的，没有必要恐慌他们的到来；第二，西夏进来以后确实没有破坏壁画。所以我讲到敦煌文化是互相宽容，互相兼容的，没有大的破坏性。敦煌文化最后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延续性，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讲文化历史是否悠久有很多因素，如果文化有很多断层现象，那么文化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断层，我们看敦煌文化能感觉到它有借鉴的意义。

最后简单地总结一下。第一个结论，敦煌文化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促进、共存的多民族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我们不能说它是汉民族文化或者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华夏文化，但是这个华夏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另外，敦煌文化不是单纯的佛教文化或者单纯的儒家文化。第二个结论，敦煌文化显示出了兼容、宽容，追求和平、进步、发展的时代精神。它的性质是为中国主流文化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热爱和平的主要原因。第三个结论，敦煌文化体现了保护与积累文明财富，创造人类幸福的民众愿望和历史要求。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的象征，现实可以从敦煌文化里得到启发。全世界或者小范围的我们国家究竟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一种什么样的文明？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也不是泛泛的世界主义者。我们应该创造一种能够兼容、包容、吸取各种文化营养的世界文明、世界文化，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21世纪，如果能够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那么世界上很多问题包括打仗的问题也许就能得到解决，相反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打仗的问题也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历史文化很奇怪，既然敦煌文化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说明敦煌文化有一种前瞻性，或者叫“超现实主义”。希望有人对历史文化的前瞻性或超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是非常有趣的课题，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些年我也参加过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论文答辩会，当然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写得也非常好。但是我往往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文化交流的范畴来探讨某一个具体问题或指导某一个具体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探讨历史的时候，怎么样把历史放到现实中再向前看，看到底能给今天带来什么启发。听说西北师大有的教师正在搞有关敦煌环境保护的课题，我觉得这个课题非常有意思，敦煌的环保是什么样的环保？1000多年来敦煌的环保以及现状怎么样？这一点在敦煌文书里有所反映，有的描述得很细，如某人打了多少柴、限制打多少柴、打多以后要怎么处罚等等具体的内容。所以我认为敦煌文化体现了一种保护与积累文明财富，创造人类幸福的民众愿望和历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