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云石及其散曲》补叙

元月十七日，余携拙稿《贯云石及其散曲》至启功先生家求教。先生阅后，云：酸斋乃元之大书家，吾处即藏有贯氏手书“中舟”真迹。先生又寻出陈垣老校长所著之《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册（一九三五年陈寅恪序），命读之。余归来即先阅其涉及贯氏部分，就中辑录前未见之资料若干则，并遵师之嘱，不揣浅陋，试为文言作此补叙。

一、贯云石为“浊世佳公子”

《华化考·卷三·佛老篇》之一“西域人之佛老”叙小云石海涯家世，首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谓“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而莫甚于阿里海涯”之材料数则，后云：“此阿里海涯即小云石海涯之祖父。今非欲暴小云石海涯祖父之恶，然非此无以证小云石海涯为浊世佳公子。其家世如此，其思想遂不禁别有所感觉也。”

余于拙稿中言贯氏少时乃“时代之宠儿，元统治政策之既得利益者”。而折节读书后则不蹈故常、不满时政。其承袭达鲁花赤不数年，即让爵与弟，后学儒于姚燧；为翰林侍读学士时又上书条陈六事，指摘时弊，与其祖所为乃相径庭，确可称“浊世佳公子”也。然细究其所陈事（拙稿已引），系痛感时弊害政而欲救之，乃苦口之良药，非谋逆之谤语，欲炼石以补天，非扬澜以覆舟，故仁宗“览而嘉叹”。是云石绝非元世逆子贰臣，而实为欲以儒学治世之孝子忠臣；其进《直解孝经》一卷，即向仁宗表忠之举，真寓苦心哉！援庵校长云贯氏“其思想遂不禁别有所感觉”，乃赞其出淤泥而不染，处浊世而自清，难能可贵。若以现代时髦词冠之，即“有识之士”也。

二、贯云石之学佛

《华化考·佛学篇》言“因《元史》本传采自欧阳玄《贯公神道碑》而删节其词，故小云石海涯学佛之精神亦被刊落。今欲证明小云石海涯之学佛，当舍《元史》本传而用《贯公神道碑》”。遂举碑中贯氏与欧阳玄凄别及与释中峰论道二事证之，曰“云石之学佛，无可为讳”、“云石盖有得于禅者也”。

别欧阳事，拙稿已引，以论酸斋内心之矛盾。与中峰论道事，现补论之。余以为此节中颇可留意者有三十二字：一为“剧谈大道，箭锋相当”八言。中峰者，名明本，乃元世高僧，贯与之谈禅则辄不轻易苟同，能“剧谈”而“相当”，既足见其此时犹存少时“不蹈袭故常”之锋芒，又显其学佛之深彻，与一般信佛子弟盲从释典不同。余去岁曾至广济寺拜访巨赞法师，法师言读佛典之诀窍云：“不疑则不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以此观之，贯氏可称大悟也。二为“为学日博，为文日邃”八言。佛学虽宣宗教信仰，其中亦有众多学问。历代高僧皆学识渊博精深，决非“荒诞”、“唯心”数语即可概全。贯氏学佛学识日增，后期文风亦稍变，此亦不可不察也。三为“其论世务，精覈平实”八言，足见以贯氏之身世品格，学佛亦不能超脱尘世，况释氏佛学本与世事关联甚切，其问世前印度流行婆罗门教，维护种姓制度，释氏乃力主平等，以苦、集、灭、道四谛论世间之苦痛。贯氏论世精覈平实，然与世接日疏，实有满腔苦衷也。四为“道味日浓，世味日淡”八言。余以为当指至治三年八月南坡兵变后之小云石而言，此乃贯氏绝望心境之体现。其时贯氏必苦痛难言，于人世已无眷恋，一心惟求涅槃，遂于次年五月逝世。贯公死因于籍无载，然《神道碑》言其日过午尚拥被坚卧，以昼为夜，去而违之，不翅解带云云，可见贯公之辞世庶几近乎圆寂也。

三、贯云石之诗文

《华化考》卷四之一、三、四节论及贯氏诗文之风格。其论诗，首引琳琅秘室本《鹤年集序》：“贯公、萨公之诗如长吉。”次引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小传》：“有元之兴，西北子弟，皆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香港朱海波著《中国文学史纲》，将元散曲截然析为豪放、清丽二派，将贯氏归入豪放，且断言：“清丽一变豪放之作风，摈弃俚言俳语，专以媚妩妖娇为胜。”未免失之偏颇矣。《华化考》论贯氏文，则引邓文原《贯公文集序》（《巴西集》上）与程钜夫《酸斋诗文跋》（《雪楼集》二五），中有数语颇可留意。一曰姚燧“于当世文章士，少许可，然每称贯公妙龄，才气英迈，宜居代言之选”。邓氏与贯氏同为姚文公门下，语当可信，知贯确因文才过人而深得姚氏器重。二曰贯氏“词章驰骋上下，如天骥摆脱馽羁，一踔千里，而王良造父，为之愕眙卻顾，吁，亦奇矣”！此说与涵虚子称贯曲“如天马脱羁”相符，足见贯氏文、曲风格之一致。邓氏又叙贯云石“尝为万夫长，韬略固其素娴，词章变化，岂亦有得于此乎！”此述文武相得益彰也。其又云贯文出奇能胜，“此天下伟男子所为，非拘牵常格之士所知也”。余以为古今众多为文者，往往或低吟于亭台楼阁，漫歌于小园窄径，或埋首于数卷经书，拘泥于一师所授，谨守绳尺以自程，则诗文常常平庸无奇。贯氏一生不拘常格，其学儒、读释，著诗、作文，制曲、写字，均不泥古拘格，故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所谓奇才，奇在此矣。三曰“公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此语道出贯氏平素喜与布衣交往之品格，“角技”即含有切磋技艺之义。李开先《词谑·词套》之三载贯氏虎跑泉吟诗之传说即为一例。可见贯氏深入民间，故其曲方能得益于里巷歌谣不少。贯氏之文，今仅存《阳春白雪·序》一篇，余皆亡佚，惜哉！

四、贯云石之书法

贯氏亦为有元一代别具一格之书家。《华化考·美术篇》引元末《书史会要》所论：“贯云石，北庭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豪爽有风概，富文学，工翰墨，其名章俊语，流于毫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滞于物，即其书而知其胸中所养矣。”此中道出书法与思想、性格及学识之关联。又引陈基夷《白斋外集》跋贯氏书《归去来辞》云：“酸斋公如冥鸿逸骥，不受矰缴羁靮，而其蝉蜕秽浊，逍遥放浪，而与造物者游，近世盖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谓平日不写古今人诗，而独慕陶靖节之为人，书其《归去来辞》，观者殆不可以寻常笔墨蹊径求之也。”此益证其于陶潜之品格倾慕之至，辞官亦受陶潜归隐之影响，书《归去来辞》实以抒其愤世嫉俗之胸臆，真非寻常笔墨也。又传贯氏另有墨迹“中州”者，似另蕴深意。《华化考》卷八“结论”之二引家铉翁题元好问《中州集》后云：“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崇，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此说颇有理。贯氏虽系维吾尔人，汉学修养甚高，又弃民族偏见，亦杰出之“中州人物”也。

五、贯云石之评价

人才难得。有元一代，丝路畅通，西域异才辈出，仅《华化考》所及，已有百三十二人。贯氏实为其中之佼佼者。与贯同时之人，如姚、欧、邓、程辈皆交口称誉。其诗、文、书，已引论如前；其曲，则诚如老校长所云：“元人文学之特色，尤在词曲，而西域人之以曲名者，亦不乏人，贯云石其最著也。”“云石之曲，不独在西域人中有声，即在汉人中亦可称绝唱也。”故拙稿以为推贯氏为元代第一流之文艺家亦不为过。然则为何近代论者多轻之，以致其发端海盐腔之功绩几与淹没？拙稿以为一则为民族偏见所蔽，一则为传统绳墨所拘。今恭读《华化考》，方知老校长五十余载前于此已有精当之例证，如言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其举明、清两代学者相较，以为“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求之，则王士祯、赵翼两家之言可参考也”。其又析“九儒十丐”之说，举《池北偶谈》卷七所论等，皆能服人。因本文篇幅所限，恕不详引。

（1980年1月21日）

附记：

启功师曾问及“海涯”（今译作“哈雅”）之义，余查《汉维辞典》等工具书，知其为维吾尔语“生命”、“生存”之意，亦可引申为“生者”，故元时维吾尔人往往取名为某某海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