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一
一九八三年秋天，阳明山上阳光灿烂，下午的山风开始有微微的凉意。
我在图书馆里，把古老的《台湾民报》找出来，一大本一大本地抱着，到窗户边的桌子上，就着斜斜的光，一张一张地翻阅，一页一页地寻找，所有与文化活动、戏剧表演有关的报导，都不放过。
报纸是如此的老旧，蒙着浓浓的一层灰尘。在窗户边的桌子上，老报纸翻开的瞬间，那些夹在内页里，沉埋了几十年的灰尘都飘了起来，一粒一粒，晶晶莹莹，像许多记忆的精灵，在空气中飞舞。
古老的印刷字体，虽然被时间沉积得有些苍黄，微微模糊，依旧可以辨认。
……且时间迫切，又降雨连绵，不得已演剧终止，而变易为文化讲演，以免辜负民众之热诚，是夜虽大雨，而听众不下千人，其热心可嘉也。
翌夜七时起在妈祖宫内开该地有志者大恳亲会，定刻，会员不论何种职业，冒雨纷纷而来会者不下千人，着席后，先由陈煌氏叙礼，次会员五分间演说，来宾演说，余兴有奏乐文化剧（彰化留学生文化剧团一行）第一出演《社会阶级》，第二出演《良心的恋爱》，至十二时，剧毕，由周天启氏代表一行述谢，连太空氏吟诗以为告别，最后郭戊已氏述文化剧之精神为闭会辞。当演剧中有柳川巡查部长正式临监，而无持详细之脚本，对照取缔，亦能得平稳通过，可见当道之刁难证据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湾民报》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时空，那时代的反抗热情仍动人心弦：至十二时还未曾休息的演讲会，在纷纷雨中观看文化剧而不愿离去的上千双眼睛，如晶莹之光，在阳明山秋日的空中飞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台湾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据时期台湾戏剧运动”，只能靠着有限的资料，甚至从旧报纸中，拼拼凑凑，把无政府主义运动、黑色青年联盟
、张维贤、张深切等人的作品与行迹，依照时间，慢慢联结，构成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社会与文化运动的形貌。
从秋天到冬天，整个过程虽然很艰辛，资料也难寻又敏感，但重新看见历史而展开的视野，寻找到台湾文化人心灵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辈曾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曾参与如此深沉而壮烈的反抗运动，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会运动合流，一起脉动，那种看见而且触摸到父祖心灵的感觉，让我常常独自徘徊在阳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种既温暖又孤独的欢喜。
然而，麻烦也来了。我找不到指导教授。研究历史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不知道戏剧运动要如何着手；研究戏剧的学者是有的，但以传统戏曲为主，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戏剧研究，实未曾有过。几度碰壁后，终于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有此开创气魄的学者，可能只有曾永义老师。所幸，在曾永义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论文和口试。
一九八六年之后，环保运动卷起台湾社会运动的浪潮，随后的解除“戒严”、“本土化”，让台湾史与台湾研究成为显学。然而，一如历史所见证的，所有过度的压制一旦放开，就会反弹到对立的一面，直到力气耗尽，才会再平衡回来。由于“戒严”时代对台湾研究的压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过度喧嚣的呐喊”中，台湾、台湾史、台湾文化、“台湾意识”逐渐变成一种反抗的政治符号，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阳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种来自古老的情感与温暖，而是一种缺乏温度的、尖锐如剑的口号。
我知道有些什么温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远也回不来了。
二
任何历史，一旦变成政治符号，就失去了真实性；任何研究，一旦变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结论，就失去了探究的乐趣；任何理念，一旦变成政治的召唤，就失去思想的独立，而只是动员的工具。台湾史的悲哀在于此。在“统独”言论霸权的争夺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脉故事，而是交锋的利剑。
一旦成为利剑，即再无真实的考究，更遑论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悯，历史的宽容。可失去了宽容与理解，历史还有什么感动人的力量？
例如，凯达格兰大道。当政者为了表示对威权的反抗，用“凯达格兰大道”取代“介寿路”。但凯达格兰人在北台湾的生命史，有人去关心吗？那个曾经和我们生活在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们隔了百年时空的人群呐，为什么我们如此陌生？
是以本书中，我特地选了《最后的凯达格兰人》为开篇，试着用文学的笔触，描述这个消失族群的历史。他们曾是北台湾最活跃的族群，像南岛语系的民族一样，几千年前，他们流浪而来，定居台湾，有着自己的传说和语言。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了许多汉族移民和欧洲人之后，他们逐渐失去生存空间；至清朝，终至于在山地住民与平地开垦汉族的夹缝中，艰难抉择。他们无由自主，打不过山上的住民，只能生存于平地，最后是“我族归顺清廷”，完全同化于汉族社会中。
许多“台湾民族论”者喜欢用血统论来证明台湾是一个“新兴民族”，有别于汉族，以取得台湾“独立”的正当性。而其依据，即是移民来台的汉族，不分闽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与平埔人或先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无唐山嬷”，以此显示通婚之后，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有先住民血统。如此就不是纯种汉族。
表面上看来它尊重了甚至认同了当地先住民的母系血统。但从凯达格兰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汉族不仅娶了他们的女性，同化了凯达格兰人，连同他们的血统代表性都要据为己有，这样，就可以号称代表了台湾，拥有台湾。明明是一个后来移民者，却号称代表这个土地的原来主人；不仅霸占了土地，还要霸占他者的血统代表性，这未免太过分、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国人，那些欧洲来的移民后裔，也不敢声称他们是新兴民族，他们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所以他们是美洲原来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写作这一篇故事，是为了向这片土地上，台湾原来的主人致意。虽然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生活在这土地上的我们，还是要存着深深的感念之心。
三
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化运动时，我曾看见了台湾的反抗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全世界左翼运动风潮同步，包括文化启蒙、无政府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等；但当时我最感到好奇的是，会员高达两万多人的“台湾农民组合”甚至和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农民组合串联，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压迫。但这些活生生的反抗，却很少在台湾史研究范畴之内。某些人更热衷于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或者“日本如何在台湾办了第一场博览会”“建了嘉南大圳”之类的。
是直到二〇〇四年认识日据时代农民运动领袖简吉的公子——简明仁先生，通过简吉的经历，我才了解农民运动的完整历史。
简吉，日据时期的农民组合创建者，组织起全台湾两万四千农民，齐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在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而镇压社会运动后，他组织“赤色救援会”，协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属，继续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狱。光复之后，他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维持政权轮替之时的台湾社会秩序，后来参与“二二八事件”，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 “二二八”之后“潜行”于北台湾建立地下组织，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最后在恐怖时期被枪决。这整个贯穿台湾反抗史的过程，他全程参与。这大约是台湾人之中绝无仅有的一个。
然而，历史总是冷酷中有温暖，杀伐中有人情，毁灭中有希望。即使是反抗者，也充满传奇的故事。
日据时代农民运动的三大美人之一——简娥，她的父亲是西来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却拯救了当时被杀的日本派出所所长的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于台南、示众数日而不得收尸的汤德章。汤德章的妈妈是台湾少数民族，所以姓汤。简娥与汤德章的命运交响曲，仿佛是台湾与日本命运交织的写照。那情感的纠葛，国仇家恨的交织，个人认同的彷徨，为理想牺牲之壮烈，其复杂的程度，是任何编剧本的人都难以想象的吧。
每每念及于此，很难不掩卷叹息。
四
当然，最复杂的是“二二八”。有关“二二八”的讨论，已被简化为外来政权的压迫、族群的冲突、军队的镇压、清乡的残杀……相关的真相已经很难冷静讨论，更麻烦的是它被去除了历史的脉络。
例如：台湾光复当时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当中华民国政府还未来临前，谁在维持社会秩序？在政权轮替之际的无政府状态下，台湾人从日本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台湾人懂得自主自治吗？那时的台湾人有没有对未来的梦想？
如果不了解当时台湾社会，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台湾会从光复初期的充满理想希望，迅速转变为幻灭失望的历程。本书中，我试图从一九四五年《台湾新报》的新闻报导，来重建一个真实而贴近庶民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么久的“旧闻”，当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弹大轰炸的新闻时，那报导里对原子弹的全然无知，日本军方那种强自镇定的分析口气，都让人感到深深的悲悯。世间战争死亡之惨重，莫过于原子弹，而燃烧灼杀之残忍，亦莫过于原子弹。可死者却大多是日本百姓。那发动战争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丝悲悯之心？一九四五年的台湾，有战争，有混乱，有欢欣，有悲伤，在政权转换之际，那人间的容颜真是最难得一见的人性真实。那一年的确是值得“深深凝视”的一年。
然而，随之而来的“二二八事件”却是让台湾从欢欣走向沉默悲情的转捩点。有关“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采访到当事人的报导非常少，反而各种以讹传讹的夸大描述特别多。
因此，我做了纪录片《还原二二八》，以当事人的口述访问为主，重现当年场景。最难得的是访问到一个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受访时她已七十多岁，回忆起和母亲在重庆北路一带卖香烟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发之际，她所见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这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现场“二二八”，那才是当时最真实的记忆。
最不可思议的是，本该怀着被迫害的痛苦度过余生的林江迈，竟把她的女儿嫁给了陈诚的警卫队长，并且得到家族的祝福。这一对夫妻走过几十年岁月，患难与共，相扶相持，恩爱不渝，这大约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吧。
在这本书中，我试着从报告文学的角度，来刻画林江迈和她女儿的生命故事。这个故事特别的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林江迈都可以抛弃恩怨，选择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后代的人还要怀抱着仇恨走下去呢？
当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仍是除去历史的断层，还原历史真相。
它有三个功课：第一，要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政治光谱等来分析，了解光复初期两岸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结构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据时代社会运动的脉络，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也才能明白是谁在“二二八”之时起了领导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如何演变，如此大的全面冲突事件，竟可以因为军队镇压而彻底消失吗？台湾人这么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们就会看见“二二八”镇压后，伴随着大陆社会主义革命而开展的地下反抗运动，是如何联结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清乡，并影响后来的土地改革。现在，这个脉络大体被淡化甚至去除了，只剩下“外来政权压迫”这样的政治口号。但简化的口号对我们理解真正的历史是毫无帮助的。
失去真实的历史，只剩下政治口号的对抗，这样的历史，怎么让我们向孩子交代？难道，我们还要孩子带着这种被欺骗的历史，被扭曲的心灵，去走向一个仇恨的未来？
五
重编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祖母形容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他做人有情有义，总是静静地来看望，时间久了，才知是‘有深缘’的人。”
“有深缘”是一个微妙的台湾话。我已经很久未曾听到了。它形容一个人珍惜人情义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才会有较深的缘分，这叫“深缘”。
我所感受的台湾人台湾史，是有温度的，是父祖的生命与记忆。如此贴近，如此温暖，但它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剑，是温暖的茶，是“深缘”。
但愿这一本书，可以让我们自我凝视，在凝视的沉静中，带给我们对这一片土地的“深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