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认识文艺的功能
建设文化强国，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要全面认识文艺的功能。重点讲两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文艺题材与作品价值的关系
增强文化创造活力、需要正确认识文艺题材与作品价值的关系，拓宽文艺表现题材和内容。当前，在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上，存在着题材决定论的现象。就是简单地把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什么题材，表现什么内容，如是表现宫廷还是平民，是歌颂现实还是批判现实，是表现英雄人物还是表现有缺陷的人物等，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如果一位作家表现社会阴暗面，那这个作家的心理也是阴暗的。如果一位作家反映社会的落后、愚昧，那这个作家就是在丑化中国人。比如，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反映了宫廷的尔虞我诈，于是，有评论文章批评《甄嬛传》是在宣扬“比恶”。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违反人性的习俗，于是被批为以表现中国人的丑陋来讨好外国人。莫言的小说展现近现代史中国农民的苦难，政治斗争的残酷，于是有人批评莫言小说否定历史，丑化现实，如此等等。
1．反思历史、批评现实的作品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
比如，美国一位女作家写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在美国废除农奴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思历史，批判客观是鲁迅小说不变的主题。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功不可没。
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大都是反思生活、批判丑恶、针砭时弊。如杜甫、鲁迅、曹雪芹。习近平总书记所欣赏的两位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自觉承担着引领时代发展的责任。如播放爱情歌曲《乡恋》，引进港台歌星，表演针砭时弊的小品等。这些新的艺术样式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就引发了极大关注和争议。如今，春节联欢晚会由原来承担引领时代发展的功能，转向纯粹的娱乐，失去影响力也就不可避免了。
2．反思历史、批评现实是文艺的天职
反思历史、批评现实是中国文艺的传统。孔子认为，诗歌有“兴观群怨”四大功能。“兴”指抒发自己的感情；“观”指观察社会人伦关系；“群”指诗歌有助于促进族群之间沟通和谐；“怨”指人们通过诗歌表达不满。从历史上看，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历来就是文学的两大潮流。
西方文学也有重视反思历史、批评现实的传统。古希腊时期，观看喜剧是市民的重要娱乐活动。当时盛行悲剧和喜剧两类。悲剧作家比喜剧作家地位更高。每到盛大节庆的时候，城邦的管理者就要组织老百姓去看戏剧，主要是看悲剧。城邦的管理者为什么要组织市民看悲剧，而不去看喜剧？古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悲剧能起到心灵净化的作用，人们看悲剧会产生对人的怜悯，产生畏惧的心理，心灵得以净化。后来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概括为“净化说”。
问题即时代的声音。把文艺作品批判现实，表现中国人的苦难，表现中国传统社会陋习的文化产品等同于文艺家思想立场有问题，进而等同于作品一定是不好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伤痕”文学兴起时，有些人就很反感。当时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歌德还是缺德》。文章认为，当代社会这么好，一些作家不去反映，却偏偏要写社会阴暗面，这样的文学作品都是缺德的人写出来的。
1988年，张艺谋获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界第一个国际大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当时在国内又引发了一片批评之声。一些媒体发文指责张艺谋，是通过丑化中国人来讨好老外。而柏林电影评审委员会也是借张艺谋的《红高粱》来丑化中国，用心险恶。针对这些批评，当时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同志很不赞同，他当时还专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为张艺谋辩护的文章。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后，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莫言获奖说明中国文学家的价值和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可喜可贺。包括中央当时分管宣传文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在第一时间给作协发去贺电表示祝贺，认为这件事反映了国家文化的发展繁荣。但另一种看法认为，莫言的小说不值得称道。莫言是以表现中国人的丑陋来讨好外国评委，是沽名钓誉。甚至有人认为，莫言获奖是国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阴谋，是企图借莫言干扰我国意识形态。
莫言引发的争论，核心还是那个老问题：批评现实，表现中国人的苦难的文艺作品应不是不是好是不好的。
莫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文化界把他称为体制内的另类。一方面他是体制内的人，位居中国作协副主席。但在创作上他又是另类，他的小说往往跟主旋律不一致。反映的大都是我们民族和民众的苦难。莫言崇尚独立判断，他多次公开讲，作家不能为党派服务。同时，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70周年，有关部委组织一些名人抄写《讲话》，莫言也参与了。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有人问他，是不是后悔参加抄写活动。莫言回复不后悔。他认为，《讲话》中有些观点仍然有价值。
莫言从1985年因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成名。以后，在国内国外获得过不少奖项。但直到2011年，莫言才获得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次能获奖，主要也是得益于评选办法的改革。与以往内定不同，这次是采取由61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组成的评委，通过实名制五轮投票筛选的方式评奖。
为什么莫言迟迟得不了茅盾文学奖？很重要的原因是莫言的小说的基本特点是批判现实。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他都一以贯之地表现社会的残酷、苦难，表现普通百姓的卑微、艰辛、倔强和抗争。苦涩、伤感、黑色幽默是许多人读他小说后的感受。
莫言代表作之一《丰乳肥臀》，是以一个农民的母亲为主人公。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是辛亥革命以后到改革开放，横跨中国近百年历史。女主人公很不幸。老公没有生育能力，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可是最大的罪过。为了生育，她只好跟其他男人睡觉。先后生了8个女儿，1个儿子。她的女儿后来分别嫁给了不同类型的人，有的嫁给了土匪，有的嫁给了当地的开明绅士，有的嫁给了共产党。小说中的人物尽管经历各异，但都没有善终。
《丰乳肥臀》与莫言的其他小说一样，都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表现时代的变革，民族经历的磨难。莫言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他常常用粗犷的语言，表现原生态的生活，表现人的本能，显示出生活最本真的一面，有强烈的冲击力。
《生死疲劳》是莫言的另一种风格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一句评语，说他的小说“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来反映时代。《生死疲劳》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生死疲劳》用章回体小说的方式，通过一个名叫西门闹的主人公之口，展示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主人公认为，自己虽小有财产，但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但在土地改革时，被当地干部五花大绑，推到桥头枪毙了。阎王听了他的诉说很同情，于是按照佛教六六轮回说法通过变驴、变马、变羊等方式，让他回到人间，使他能以另一个视角，来观察社会变迁。《生死疲劳》小说结尾，是当年镇压主人公的那个村干部在改革开放以后自杀了。自杀的时候，那个村干部有一段独白，大意是说，世道变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吃不开了，又回到当年一家一户的年代了。这部小说表现了莫言对历史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用传统的叙事方法，表现现代生活，体现了民族风格与现代生活的完美融合。这是莫言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
总之，莫言的小说很少有“高大上”的人物。他总是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关注人性。他小说中的人物有很多缺陷，但人物性格总是很丰满，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3．鼓励艺术家表现重大题材
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或话题，总是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特点。历史上杰出的作家往往是抓住了时代的重大话题作为题材，进行艺术展观而成名。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小说主要就是围绕废除农奴制这个重大事件展开的。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围绕土改展开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影视片表现一些重大政治题材持回避的态度。比如，“文革”题材一度就是禁区。1992年，张艺谋将余华小说《活着》改编成电影。因为其内容涉及“文革”，这部电影在国内没有公开放映。
大众媒体回避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可能有利于防止引发社会矛盾。但其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容易让后来者误读历史。以“文革”为例。当前社会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其观点是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应该为“四人帮”平反。这种非理性的颠倒历史的观点居然受到一些大学生的追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年轻人进行“文革”历史的教育。影视产品无疑是展示这段历史的最有影响力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一直在呼吁对“文革”题材解禁。2012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导演冯小刚就在当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文革”题材解禁。引发网上的热议，几乎是一边倒地赞同冯小刚。值得欣喜的是，2013年张艺谋的电影新作《归来》标志着“文革”题材终于解禁。
从回避到解禁反映了文化管理上的进步。但还不够。增强文化创造活力，还应该鼓励艺术家表现重大题材。这有利于社会和谐，凝聚社会共识。
比如，应该鼓励文艺家表现民族题材。受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民族矛盾突出。民族题材的大众文化产品是沟通民族情感、化解民族矛盾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很多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优秀电影，如《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农奴》、《五朵金花》等。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对促进民族融合，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些年，由于民族矛盾突出，反映民族问题也变得更加敏感。因此，对涉及民族题材的影视片，不仅需要影视主管部门审批，还需要相关部门审查签字。这固然有利于防止影视产品不出大的问题，但也因为增加了行政审批程序，投资风险也随之增加，其结果是影视企业对这样的题材望而却步。这导致大众媒体应有的促进不同族群交流和形成共识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反映民族题材的优秀影视片，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民族间形成共识，也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的一些误解或偏见。以西藏问题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地区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西藏的认识存在偏见呢？
我认为，这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缺少有吸引力的客观反映西藏民众生活的大众化产品。在西方，民众的看法对政府决策有很大影响。西方民众真正到过西藏的很少。他们所看到的西藏，是西方媒体所描绘的西藏。西方媒体描绘的往往是一个片面的、负面多于正面的西藏。美国好莱坞就拍了好几部以西藏为题材的影片。1993年，好莱坞就拍过一部以达赖喇嘛童年经历为题材的电影，名叫《小喇嘛》。1997年，拍了一部名叫《在藏七年》的电影。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一部名叫《在藏七年》的回忆录。作者是一个奥地利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给达赖喇嘛做过七年的翻译，后来回国写了这本回忆录。1998年，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名叫《困顿》，反映达赖喇嘛在西藏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而出走的经过。此外，还拍过两部纪录片，其中一部纪录片是2009年拍的，这些影视片。对当时的历史有许多不实的描写，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受西方媒体影响，西方民众对西藏的看法也往往是负面态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改变西方国家民众对西藏地区的片面看法，很重要的一点是推出有吸引力的客观反映西藏生活的大众文化产品。
反映西藏民众生活的电视纪录片《在藏一年》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叫书云，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学生，后来留学英国，师从一位研究藏学的英国教授。在学习期间，有感于国内反映西藏生活的文化产品太少，萌发了拍摄一部反映西藏藏族人生活的纪录片的念头。她的想法得到了其导师的鼓励。于是，她开始在英国找公司、筹钱。找到了资金后，组织了一个摄制组。2007年回国后，找到藏学研究中心请求支持。藏学研究中心听了书云的设认为是好事，应该支持。于是出面为她在西藏地区联系了三个地方，让她去挑选。最后，她挑了藏南的江孜县。
江孜距离拉萨约2600公里，是典型的藏族人集居地。书云带着摄制组在那里住了一年，拍了五集的纪录片，取名叫《在藏一年》。这部纪录片是根据季节来拍的。冬季拍了两集，另外三集分别是春、夏、秋季。《在藏一年》跟踪拍摄了八个藏民一年的生活经历。有小孩，年轻人，有老人；有牧民，有做生意的，有开小旅馆的，有喇嘛。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购买了版权，并在电视频道播放了。第一次播放是2008年3月7日。一周以后，拉萨发生了“3·14”暴力事件。这个片子因此也很受关注。西方国家40多个主流电视媒体购买了版权。BBC先后播了三次。2009年，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播出后无论在国外是国内都受到好评。
为什么这部片子播出以后受到广泛好评？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部纪录片有一个特点，就是全部是客观叙述，没有一句评论，让观众自己去判断，观众觉得很真实。
比如，它通过一个小喇嘛的变化，反映现代文明开始进入江孜这个偏远的小城。这个小喇嘛叫次平，有十二三岁。按照西藏风俗，男孩到了这个年龄，就要拜师去寺院做几年喇嘛，次平也不例外。他是拜他的舅舅做师傅的。起初次平在寺院还中规中矩，但后来去了一趟拉萨，接触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回来后就不再安心寺院枯燥的生活，经常去歌厅看电视，还暗恋上歌厅的一个小姑娘。他师傅很生气，把次平的父亲找来，将他领回家。这部纪录片还反映了江孜存在着一夫多妻的生活方式，介绍了这种生活方式存在的原因，让观众对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部纪录片有很多有价值的启示。其中之一是，客观、真实是就有生命力，也最具吸引力，要相信观众的判断力。
（二）正确处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
增强文化创造活力，还要正确处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作家在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态度，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也不能因为作品的情节与一些政治理念不符，就简单地否定文艺作品的价值。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事情，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但因为作品中的一些情节与传统的政治理念不合，一度无法获得茅盾文学奖。比如，小说写地主老财与长工是难兄难弟，这不符合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如：小说写革命者在当时“左倾”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活埋。这也一度被认为是歪曲革命斗争。后来，作者对小说作了重要修改，才被评上茅盾文学奖。但很长时间被排斥在影视之外。
1．不能用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政治标准是指文艺产品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艺术标准是指文艺产品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和深刻程度。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当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正确的做法是尊重艺术特点和规律。不能因为政治倾向与现行看法不一致，就否定文艺产品的价值。
文艺作品具有形象性、独立性等特点，文艺作品有自己独特的形象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标准来评价其价值。
古往今来，在看待文艺产品的特点和价值上，有一些被各国文艺界认同的基本理念。比如，文学是人学，文艺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形象大于理念，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等等。这些理念都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文学的价值归结为一种理念。文艺产品不同于哲学、伦理学，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形象地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把握人性、把握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并能形象表现的能力。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艺产品。
马克思、恩格斯最推崇的两位作家，一位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位是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这两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持有贵族的立场。他们都十分欣赏封建贵族的精神气质，厌恶资本家的自私和贪婪。但他们的作品都共同地表现了封建贵族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社会主角的过程。这正是这两位作家的伟大之处。
2．政治挂帅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如果仅仅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文艺，把文艺看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必然不利于文艺的发展。这也是十年“文革”浩劫留给中国人的宝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领域管理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个理念是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确立下来的。《武训传》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一部以山东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一生行乞兴学的感人故事为主要内容的电影。
武训实有其人，一生以行乞为生。他孤苦一人，把乞讨所得都拿来支持当地兴办学堂，深受当地人的尊重。山东民间有个说法，认为山东出了两个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武训。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倡议下，著名导演孙瑜执导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著名演员赵丹主演武训。电影拍摄完成后，在北京中南海试映。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等一起观看。
朱德、周恩来看过后觉得很好，有教育意义。但毛主席听了胡乔木同志的汇报以后对这部电影不感冒。毛主席认为，这部电影思想倾向有问题，是在宣扬教育救国。靠教育救不了国。救国还是要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这部电影违背了文化为政治服务的理念。1951年，《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武训传》的大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第一场文艺运动，这场运动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一定要坚持政治倾向是衡量文艺产品的首要标准这个原则。
实际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下来的，在当时战争年代提出这个要求是必要的。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和平年代是不是还是要坚持这个原则呢？是不是要更多地尊重艺术规律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
鲁迅的学生、当时的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胡风就不赞成这个原则。胡风很崇拜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写过一首诗《已来临的世界》庆祝1949年的胜利：“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但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的有些提法不认同。比如，文艺为政治服务，评价文艺作品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胡风认为，艺术是艺术家心灵的燃烧，强调艺术家个人的人格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一个艺术家有很好的人格和理想追求，他的作品自然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也自然在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外在强加的要求。胡风认为，如果艺术家整天想的是如何做到文艺为政治服务，就会妨碍主观能动性、艺术创造力。
1953年，胡风向毛泽东递交了阐述自己对文艺工作意见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这部万言书给胡风带来了灭顶之灾。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思想受到批判。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被判刑，造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起重大冤假错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这是后话。
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几乎成为一个大棒，引发了文艺界一系列政治运动。一大批有才华、有独立思考的艺术家因此而被批判。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文革”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三突出”原则强调，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体现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文艺产品要做到三个突出：在所有任务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三突出”的要求下，变成了干巴巴的概念，自由的艺术创作变成了高风险的行业，文艺百花凋零是必然的。
“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废除“三突出”创作原则，废除“三突出”，就要纠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艺术家表现什么、写什么，是艺术家自己的事情，政府的职责是为艺术家创造创作的条件，而不要去横加干涉。
3．防止对党的文化管理方针政策作狭隘的解释
目前，文化界有三个主要的方针政策：一是“二为方向”，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二是“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三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些方针政策科学地反映了文化发展规律，既强调尊重艺术家、学术研究的自由，又强调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对党的文化管理方针政策作狭隘的解释的现象。比如，前些年，曾有领导这样解释弘扬主旋律：弘扬主旋律就是文艺作品要宣传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党的方针政策好等。在这位领导看来，主旋律就是政治标准，就是要求正面歌颂，就是说好好好。这种把弘扬主旋律等同于政治标准、等同于歌功颂德的说法，是对党的文艺方针的误读，不利于文艺创作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清晰地就回答了什么是弘扬主旋律。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表现中国人的生存命运，表现中国精神，表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这就是弘扬主旋律。
（三）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建设文化强国，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迫切需要完善文化政策，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完善文化政策，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应该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凡是市场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方式来解决的，就由市场来解决；凡是由社会组织能出面解决的，就由社会组织来解决；凡是法人能自主决定的，政府也不应该去管。政府要解决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事情。
1．维护公民文化权利
文化法律制度为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公民文化权利的内涵。公民文化权利究竟包括哪些？《宪法》虽然明确了公民的权利，包括文化权利，但往往语焉不详。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文化基本法》，来明确公民文化权利的内容。比如，俄罗斯在1999年修订的《文化基本法》中，明确公民享有10个方面的文化权利：创作权，个人文化独创权，文化价值知情权，人文教育权和艺术教育权，文化领域所有权，在文化领域创建组织、机构及企业权，在文化领域创建社会团体权，创作活动成果出口权，国外文化活动权。这就为制定相关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我国也需要对公民文化权利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2．对文化内容实行分类管理
(1)艺术作品品质有不同层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把文艺产品划分为好的文化产品和坏的文化产品两类。实际上，从文化产品品质来看，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文化产品是分不同层次的。比如，从舞台艺术看，《茶馆》属于品质较高的艺术，赵本山的小品是属于品质次之的艺术。这两种艺术品种，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原来的问题是混淆了不同品质的艺术产品，以为消费需求越大的文化产品，品质就越高。于是，赵本山的小品的价值被抬到了不恰当的程度。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倾向：就是把赵本山的小品说得一无是处，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2)对文艺产品实行消费分级制。文化市场越发达，文化产品的类别越丰富，消费者欣赏趣味说越多元化。为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需求，影视等文艺产品消费分级制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实行分级制管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尚没有实行电影等文艺产品消费分级制的国家。
3．科学管理文化内容
文化内容管理是文化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
(1)从事前审查到事中、事后审查。
我国实行的是事前审查制，需要将全部电视剧全部审查以后才能播出。发达国家一般实行的是事中或事后监管。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新兴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事前审查越来越不能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第一，海量的文化产品使事前审查无法持续下去。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每天都有海量的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以影视产品为例，目前，我国影视机构四五千家，电影、电视剧、微电影等影视产品类型不断丰富。传统的事前审查做法成本极高，难以为继。
第二，不利于及时回应消费者需求。美剧、韩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边编边播，这有助于编剧能够及时根据观众的反应设计剧情。我国需要对全部产品审查后，才能播出，这不利于应对不断变化的观众消费需求。
(2)完善市场监管。为保持文化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管。但以前，我们把文化市场等同于一般市场。文化市场监管的手段基本上是处罚、许可、强制等传统的手段，这些手段被概括为“禁查堵”。关键是要重视文化的自主性和自身规律，做到有法可依、赏罚分明。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有一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公共广播电视内容管理严格，对低俗节目、不敬节目、淫秽节目内容有清晰的界定，其目的是让电视节目生产机构和播出机构有章可循。如，美国刑法第1464条规定，禁止电视台播出含有“淫秽、亵渎或粗俗”的内容。违法的个人罚款高达12500美元或者最高两年徒刑，也可两罪并罚。
又如，美国《儿童电视法》规定，商业电视台每周至少播出3小时儿童节目，含有色情、暴力的节目只能在晚12点至凌晨4点播出。从1998年开始，要求所有电视厂商必须对13英寸电视内置“防暴力芯片”，密码由成年人掌握。此外，还对违规播出低俗内容者进行高额处罚。
200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制定了《2005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将违规播出低俗内容者罚金由每次违规罚款最高3.5万美元提高到最高50万美元，对特定违规案例的累计罚款可达300万美元。
2004年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比赛的中场秀节目中，著名歌星珍妮·杰克逊在演唱的最后一分钟，被合作歌手贾斯汀撕开衣物致使右胸暴露。节目播出后有50万个家庭对此进行了投诉。两人被禁止参加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后来根据美国《反低俗内容强制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对掏出该节目的CBS（公共广播）电视网所拥有的地方电视台罚款2.75万美元，并规定MTV （有线广播）永远不能参与“超级碗”中场表演节目。2004年11月，Viacom （CBS和MTV的母公司）支付350万美元来解决此事。这个事件最终成了CBS和MTV分家的导火索，也直接影响了珍妮·杰克逊的职业生涯发展。
4．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文化管理
目前，在我国，党委和政府是文化管理唯一主体。在现代社会，政府独家管理的局限性越来越暴露出来。以网络广告为例。现在，网络广告几乎铺天盖地，政府根本管理不过来。如果有一个完善的行业自律组织，由它们来承担监管职责，政府作为背后的监管主体，这样监管效果一定会更好。在国外，行业协会在文化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行业协会更有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来实施管理，成本低，效率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管理，常常能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