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交换和流通的场所。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核心就是建立使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理念。但文化界对文化生产领域究竟应该由市场为主配置文化资源,还是应该由党委政府为主配置文化资源,看法仍有分歧。一些人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指的是经济领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品有特殊性,这个论断不适用文化市场。201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文学不能依附市场》的对话,就表达了这个观点。该文认为:“有些时候,文学与市场是一致的,好作品有好市场,流行市场多年的中外经典名著就是证明。但更多时候,市场背离文学,排斥经典,淹没经典,走俏的只是俗品、艳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对文化发展究竟是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文化市场究竟是培育经典、孕育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的土壤,还是排斥经典,只生产俗品、艳品的洪水猛兽?这是亟待形成共识的重大问题。如果对这个基本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文化建设就会进退失据,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也就失去了基础。
我的观点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须坚持市场配置文化资源。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市场配置文化资源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本研究美国文化的书,很有影响。一本叫《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本叫《论美国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流动的文化体制》,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法国的外交官,也是学者,叫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他在驻美国大使馆工作期间,一直在研究美国电影、音乐、戏剧等文化产品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他深入美国很多城市,走访了很多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化市场体系,包括文化产品生产体系、文化产品全球销售体系、文化产品评价体系。美国文化市场体系如同一部巨大的高效动转的机器,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能量。
新原野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民营电影制片公司,这家公司参与投资了好莱坞电影《云图》的拍摄,对好莱坞市场化程度之高有深切感受。用这家公司负责人的话说,就是有一个体系在为投资方服务。比如,有担保公司为新原野在《云图》的投资担保风险;有全球电影分账公司代理审计、结算和收取新原野在《云图》全球收益中应得的份额。一切都很规范。相反在国内,新原野类似的合作,常常是到最后打官司,还分不到钱,投资方能不能赚钱很多时候要看运气。
(一)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配置文化资源到市场配置文化资源是基本趋向
究竟应该是党委政府配置文化资源,还是按照市场配置文化资源,这在实践中早就有了答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计划配置文化资源到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过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文化领域是计划配置文化资源。什么叫计划配置文化资源?简单地讲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组织文化生产,二是国家对文化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以电影拍摄为例。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什么题材的电影,最终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拍电影的经费也是财政拨款,这就是国家组织文化产品生产。电影厂根据指令拍摄完电影以后,拷贝的发行销售及其收益,跟电影厂也没有多大关系。是由国家的另外一套系统——电影发行单位负责。这就是国家对文化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举个例子。有一个著名电影导演叫郑君里,他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电影《林则徐》时,有一次摄影棚的灯泡坏了。由于起初在做电影拍摄预算时,没有预计到灯泡会坏,拍摄工作只得停下来,须打报告给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反映情况。等电影局认可了追加购买灯泡的经费,电影才能重新开拍。这就是计划配置文化资源。计划配置文化资源,严重束缚了文化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文革”期间,计划配置文化资源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文化产品生产方式是按照计划配置的,文化内容也需要按照计划来配置,“三突出”就是计划配置文化内容设置的圭臬。样板戏要求所有的剧目都必须突出正面人物,还要突出英雄人物,最后还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必然导致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我是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因为“文革”浩劫,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生产力与文化消费需求严重失衡。书籍贫乏程度是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当时人们求知欲极为旺盛,只要有新书上架,就一抢而空。记得我在上大二时,有一次,当地新华书店在大学里贴了一个告示,说某月某日将要出售大批新书。我们宿舍七个同学都很兴奋,相约起早去买书。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同寝室的都已经走了。是我睡得沉,同学不忍心唤醒我,就先走了。我赶紧起床,脸没洗,牙没刷,拔腿就跑。我们学校离省新华书店有约四公里路。走到那里,发现已是人山人海了,只好在后面排队。等我排到柜台前,书架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一本书,我现在还记得,叫《晋察冀革命歌谣选》,赶紧买了回来。数数字数,大约只有五千字。
文化产品与公众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必须改变。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与经济领域一样,文化界也开启了改革进程,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建立文化市场。
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也引起了极大争议。为什么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时会引起很大争议?这是因为,第一,东方宾馆举办的是营业性文化活动,这就犯了禁忌。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事业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二,在此之前,文化活动都是由政府文化部门管辖的文化单位来组织的,一家从事服务业的宾馆来举办文化活动,这不合规矩。第三,东方宾馆为吸引公众,邀请了一些港台歌星来演唱,这在当时也是犯忌讳的事情。这些港台歌星唱的歌,在当时被批为靡靡之音,格调低下。中央有关部委组织了五批调查组调查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件事后来被学界视为当代文化市场起步的标志。以后,营业性舞会在各大城市争相开业,遍布大江南北。但有关部门并不承认。一直到1987年,文化部和国家工商局下发了一个关于营业性舞会的通知,正式承认舞会的合法性。搞笑的是这时候,全国营业性舞会已经由盛而衰了。
放开对文化生产单位所有制的限制,是文化市场建立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允许民间力量成立演艺机构。在此之前,演艺院团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放开对影视生产领域所有制的限制。1985年有了第一家民营电影公司。著名的影视制作机构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公司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创办。
被视为党的喉舌的媒体也开始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开放初期,报刊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自收自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1995年,出现了第一家以服务市民为宗旨、以营利为目的的都市类报纸——《华西都市报》。随后,都市报在各个城市纷纷出现,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类别。
文化市场最重大的变革发生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兴起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传入中国。为赶上世界信息化浪潮,我国政府对互联网实行宽松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互联网采取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方法,将互联网业务归类到增值电信业务中。这带来了中国网络业惊人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和网络娱乐服务企业,如百度、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盛大等,形成了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这些互联网公司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以百度为例。在网络搜索引擎出现之初,中国网络搜索引擎市场由美国的谷歌公司占据主要市场份额。随着时间推移,百度后来居上。再后来,又出现了其他类似的企业。现在在网络搜索引擎领域,中国企业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网络搜索引擎技术的出现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没有开放的网络市场,就不可能出现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二)2003年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文化市场体系
进入21世纪,建立文化市场体系问题更加紧迫。当时我国文化领域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文化生产不能满足公众文化消费需求。以电影为例。由于电视业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非常低迷,很多人认为电视业起来后,电影没有前途。但1998年,美国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放映改变了人们对电影前景的看法。《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引起了巨大轰动,电影票房收入达到惊人的3.8个亿,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是8个亿。也就是说,一部《泰坦尼克号》占了当年票房收入将近一半。第二年,另一部好莱坞大片——动画片《花木兰》在中国同样刮起了飓风。花木兰是中国的文化元素。好莱坞把中国的文化元素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如此有吸引力,让中国电影界汗颜。动画片《花木兰》在中国上映也对中央上层有震动。据悉,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中央领导就专门有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生产不出像《泰坦尼克号》、《花木兰》这样的文化产品呢?是中国人天生缺乏创造力吗?显然不是。我们的先辈就创造出的众多经典文化产品。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文化管理体制上。我们的文化管理体制有什么问题呢?突出问题是按照计划配置文化资源。以一些政府评奖为例。在我国,政府评奖是分配文化资源的重要方式。一旦获得了政府某个奖项,有了政绩,地方财政奖励,干部提拔、职称晋升,都随之而来。本来,政府评奖,应该是引导文艺团体创造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们的一些政府评奖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市场评价也不重要,完全是由领导、专家的好恶来决定。这样的文化产品往往并无市场需求。举一个例子,深圳歌舞团的一个节目,曾获得过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有一年广东省召开党代会,广东省委邀请深圳歌舞团来广州做一场演出。没想到歌舞团说演不了。原来,深圳歌舞团在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为了能获奖,在全国招聘演员。等“五个一工程”奖拿下来后,这些演员就各奔东西了,现在不可能把这些演员再聚起来。就是说,深圳歌舞团当初排这个节目时,就是为了拿奖,压根就没有想到要走市场,去为观众演出。演艺界流传着四句顺口溜来评价这样的评奖,叫“国家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为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
第二个问题,世纪之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迫切要求文化领域要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开放中国文化市场是中美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美方一直强硬要求中方开放文化市场。美国的谈判代表对美国文化产品十分自信。在谈判中,态度咄咄逼人。他们说,我们可以放开市场让中国文化产品进来,但美国公众选用的一定还是美国文化产品。如果中国放开文化市场,我们相信,中国观众一定会选用我们美国的文化产品。同时,美方利用中国在开放市场上的心理底线,以开放文化市场为筹码,要求中国开放农业和其他产业。这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也带来很大的刺激。
中华民族历来是以强大的文化闻名于世,也历来是以文化的开放而自豪的。为什么现在反倒惧怕外来文化的进入,在外来文化面前处于弱势地位?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文化管理理念,文化管理体制上。
加入世贸组织,让文化界看到了提高我国文化产品竞争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文化产品竞争力,就要健全文化市场;健全文化市场就要规范党委政府职能,就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文化发展有两个不适应:其一,目前我们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文化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文化工作在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和方法手段上还不能适应时代条件变化的要求。
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003—2012年,中央实施了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这场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主要有:
第一,改革要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原则。
第二,文化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商品属性是其普遍性。文化产品只有实现商品属性,其意识形态属性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这是对文化产品属性的新的认识。
第三,文化产品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教化功能,一种是娱乐功能。既要重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也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娱乐功能,两者不可偏废。文化产品是多样化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要承担教化功能,提供娱乐功能的文化产品同样是消费者需要的,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第四,按照两分类的原则,对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就是将数万家国有文化单位按照其功能,划分为公益性文化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前者的职责是提供文化产品,国家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后者的职责是为市场提供文化产品,要转企改制,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这场改革有一个明显的成效,就是激活了文化市场。被视为党的喉舌的电视媒体也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20世纪90年代末,主打娱乐节目的湖南卫视横空出世,为中国电视市场注入了新的元素,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很多卫视频道纷纷效仿湖南卫视,主打娱乐节目,极大丰富了电视娱乐市场。
在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下,文化市场十分活跃,出现了不少优秀产品。如电视连续剧《潜伏》、《大宅门》、《闯关东》、《我的团长我的团》等都是既讲座,又叫好。我国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前所未有,文化产品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例。
2006年,国家制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培育各类文化市场,促进文化要素的合理流动”。这段话清晰地论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了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领域从计划配置文化资源向市场配置文化资源转型的总结。
文化体制改革丰富了文化市场,但文化市场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现象。受利益驱动,迎合低俗趣味的文化产品屡见不鲜。
以电视业为例。电视台走向市场,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办娱乐节目,因为娱乐节目最容易抓住公众。所以本世纪以来,各省、市卫视纷纷推出电视娱乐节目。有的卫视不惜通过故作惊人之语、弄虚作假等方式,吸引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比如,2010年江苏卫视推出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由于内容符合大众口味,形式新颖,十分火爆。但该节目为刺激眼球,受邀嘉宾往往口无遮拦。有一个叫马诺的女孩在谈到择偶时说:“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能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被认为在挑战传统道德。另外,该节目还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受邀嘉宾自称是打工仔,其实是富二代;自称是打工女,实际上是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相亲者台上牵手,以示互相看中,其实只是做给观众看的,下台就分手了。上述问题使《非诚勿扰》饱受公众吐槽。另有一家省级卫视的相亲节目,为吸引观众有这样的情节:女嘉宾对男嘉宾说,我要考验考验你是否爱我。说完女嘉宾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放到茶杯里面冲上水,递给男嘉宾,说你要爱我,你就把水喝掉。如此,等等。为提高收视率,内容低俗的电视娱乐节目出现了不少。
有的在公众中有知名度的艺人,为了迎合观众,热衷于走低俗路线。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一个相声叫“凤姐家世”就是一例。这个相声以嘲笑一个相貌丑陋矮小的女孩为乐。比如说,用“像烤熟的红薯掉到地上,还让人踩了一脚”来形容这个女孩长得丑。又说这个女孩的照片贴门上辟邪,贴床上避孕。
一些艺人宣扬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因电视春晚走红的赵本山徒弟小沈阳,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来临时钱还没花完。如此等等。从历史上看,真正的艺术总是倡导公平正义,总是同情弱者。但当代一些知名艺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当代艺术家格调不高。
这些低俗的节目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于2010年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之机表态,文化界要反三俗——低俗、庸俗、恶俗。
实际上,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互联网。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化管理体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互联网的开放性既给信息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给各种形形色色信息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催生了“意见自由市场”的出现。这对舆论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温州动车事件就是一例。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短短数日内网上发布的微博铺天盖地,众口一词是对政府的批评,这对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2003年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本意是要通过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放开搞活,提高国有文化单位竞争力,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但鉴于文化市场出现了许多问题,公众反映强烈。尤其是在很多人看来,由于放开互联网,已经导致政权受到“意见自由市场”威胁。此时,再提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作用就不合时宜了。因此,2011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重新表述为: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此轮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也就结束了。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土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一次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以下观点: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文化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文化市场同样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市场化程度高、占用公共资源少的文化领域,发展很好。相反,市场化程度低、行政管制多的文化领域,资源使用效率低,公众意见也最多。市场机制在推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市场机制有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与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不同,文化市场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将文化产品的经济收益与经营者报酬捆绑在一起,这极大地激发了文化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电影业为例。我国电影业是目前公认发展最好的行业。电影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次市场化改革。一次是1993年,电影业打破了对电影拷贝的统购统销,改为由电影制作单位自行发行拷贝、自行定价,并分享拷贝发行的收入。此举极大地调动了电影制作单位的积极性,为电影业注入了活力。另一次是从2002年开始,学习美国电影院线制,实行四个统一: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建立了先进的电影经营模式,有力地激活了电影市场。
再以北京小剧场话剧为例。20世纪90年代,话剧业十分萎靡。当时,有上千人队伍的北京人艺,每年仅演出100多场。迫于生存压力,北京人艺将其小剧场出租。没想到这却激发了小剧场话剧的活力。著名导演孟京辉承包经营小剧场后,把小剧场话剧办得红红火火。其中,1999年公演的《恋爱的犀牛》成为小剧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2005年广告公司开始进入小剧场活剧,当时电影都很少做广告。小剧场话剧的广告宣传却做得有声有色,此举,把观众群带起来了。现在,小剧场话剧成为北京有特色的艺术样式之一,并辐射全国。
2.市场机制有助于将满足公众消费需求落在实处
文化要为人民服务,这里的“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对应的是政府、政党。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人民就是消费者。娱乐性节目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文化消费需求,给了大众参与和展示的机会,这就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海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有一期的参赛者是一个在上海卖菜的安徽老大妈。这个老大妈非常喜欢唱歌,她现场表演了一首意大利歌剧的歌曲《今夜无人入眠》,但歌词内容讲的是自己卖菜,青菜、萝卜、黄瓜、豆角等等,最后一句是“送你葱”。她唱完以后,现场所有的人都十分感动。如果没有“中国达人秀”这个选秀节目,这位卖菜的大妈不可能有机会在电视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
3.市场机制是优胜劣汰机制
市场之所以能够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分工和协作,引导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竞争中促使文化资源朝着效益更高的生产环节倾斜,实现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
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前说过,湖南卫视凭借娱乐节目走红以后,为适应公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需求,地方卫视也纷纷推出娱乐节目,制作低劣、内容不健康的娱乐节目也随之出现。一时间电视娱乐节目受到广泛批评。但经过市场竞争和监管,电视娱乐节目市场走向了良性发展。出现了一批既收视率高、内容健康的电视娱乐节目,如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等。而当初因拜金言论和作假受到公众吐槽的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也有了很大改进。国家广电总局曾发出通知,对包括“非诚勿扰”在内的64个较好的综艺娱乐类节目提出了表扬。这表明,在经过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之后,娱乐节目民经有了很大改进,受到了上下一致的认可。
4.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一些人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不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只能政府主导,财政包揽,以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这是认识上的误区。政府主导,财政包揽,这种做法固然有助于改善目前与共文化服务政府投入不足等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其服务效率低下、活力不足的弊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还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引入竞争机制,即使投入没有增加,同样能提高服务效能。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文化部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经营打浦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提高了服务效能,广受好评。
实践证明,将国有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通过采取不同政策搞活国有文化单位的思路,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这是因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者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是为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第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要重视投入与产出。第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属于公益文化事业单位,其新闻联播前后的广告时段在中央电视台各个频道中收费最高,经济效益最好。文化事业单位也可以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发的衍生产品年收益达4.5亿台币。相反,追求商业价值的文化产业在传递社会价值观上同样能发挥巨大作用,如美国好莱坞商业大片传递的美国精神。可见,公益性文化事业需要重视开拓市场,经营性文化产业也要重视公共价值,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只有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得到体现,文化产品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将国有文化单位确定为社会企业,应该是更为准确的定位。
5.计划配置文化资源是效益低下的主因
从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看,实际上政府办文化,计划配置文化资源,是效益低下的主因。比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些重大题材创作项目,投资很大,但很少有消费者喜闻乐见的艺术上乘的产品。又如,从2011年开始,政府投巨资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机构走出去工程,计划投资达数百亿元,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
6.从精英决定论到大众决定论反映了由精英决定文化生产到市场决定文化生产的变迁
实际上,市场机制对文化产品生产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文化产品生产是由精英决定还是由消费者决定,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早就解决了。发达国家从精英决定论到大众决定论的转变,就反映了从对市场机制的否定转为对市场机制的肯定的过程。
从发达国家看,很长时间里,文化生产是由社会精英主导的。现代大众传媒出现以后,精英主导文化生产的格局受到挑战。为维护精英话语权,20世纪4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理论。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使个性化的文化生产变成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制造的是标准化规模化的、模式化的,文化商品已经丧失了艺术价值。这些大众文化产品是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工具。阿多诺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英国伯明翰学派在研究大众传媒后提出了编码和解码理论,该理论得出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判断。第一,伯明翰学派不承认消费大众是浑浑噩噩的群氓,而认为消费大众是由不同职业、年龄等组成的“异质的群体”;第二,伯明翰学派也不赞成消费大众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消费者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对信息进行不同的阐释;第三,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信息本身并没有什么终极意义,大众信息传播过程,就是公众不断赋予信息意义的过程。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就会有一百个林黛玉。伯明翰学派有力地证明了大众传媒市场有自我运行机制和自我优化机制。伯明翰学派地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精英决定论的统治地位。
(四)几个需要澄清的认识误区
目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如下几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1.市场配置资源不适应文化生产领域,否则会带来低俗盛行,黄赌毒泛滥。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其把文化市场与低俗画等号。从国际经验看,恰恰是文化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相反,行政干预多的国家,其文化产品往往乏善可陈。
人们通常以为,如果不对文化市场中的暴力、性等内容严加管制,观众一定会趋之若鹜。实际上,国际经验表明,以表现暴力和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品在起初可能会吸引相当多的消费者,但在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环境中,这类文化产品不会成为主流。以美国为例,美国依据暴力和性的表现程度,把电影依次分成大众级到成人级五级。有统计,自电影出现以来,票房收益最高的前十位,全部是雅俗共赏的大众级电影。同样,中国历史上能流传下来的话本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与主流价值观一致,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2.市场配置资源不适应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与第一种观点相似,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把市场配置资源与社会效益对立起来,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立起来,把消费大众视为只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的群氓。实际上,从总体来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
如果不尊重市场规律,文化产品无法获得消费者认同,经济效益就无法实现,其社会效益也是无从谈起。人民网开发即刻搜索引擎就是一例。人民网开发即刻搜索引擎,其目的是要以政府为主导来净化网上信息环境。为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投资了数亿人民币。此举动意很好。但由于违反市场经济规律,无法获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同,最终黯然退出市场。
3.市场配置资源不适合媒体,媒体是党的喉舌。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一是不加区别地把媒体都视为党的喉舌。实际上,2003年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时,就把媒体分为时政和非时政类两类,时政类媒体才被称为党的喉舌。2008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纪念讲话中,把媒体进一步分为三类,第一类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第二类都市类媒体,第三类网络媒体。作为喉舌的媒体只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媒体来说,都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即使是作为喉舌的媒体,也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要按市场配置资源否则也无法在市场中生存。
(五)文化市场有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市场机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市场机制也有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机制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如前所述,文化市场以价值规律为核心,遵循的是商品平等交换的法则。从文化市场来说,越是大制作、高投入、高票价的文化产品(演出、电影、主题公园等),往往越能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但高票价却会将低收入群体拒之门外。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问题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满足的。
2.市场机制无法消除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收入状况不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有很大区别。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的。
3.传统艺术、实验艺术等小众文艺难以在市场中生存
传统艺术、实验艺术承担着传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任务,属于小众文艺。由于其受众市场有先天的局限性,仅靠市场机制往往难以生存。
4.市场机制往往会形成媒体寡头控制,不利于舆论多元化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防止市场竞争机制导致言论表达官僚化和精英化,造成不利于舆论多元化的局面。
要防止市场竞争机制导致言论表达官僚化、集中化和精英化,就需防止媒体巨头的市场垄断。以韩国为例,2004年韩国的热门话题是“舆论改革”,就是改变《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三大报业巨头垄断言论的局面。大学生认为,40%的国民可以使用同一品牌的手机,但是40%的国民看同一种报纸、受同一种言论支配对民主化国家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韩国新出台的《报纸法》规定了防止少数报纸对市场进行垄断的条款:一家报纸的市场占有超过30%,三大报社市场占有超过60%,即被视为垄断市场的寡头企业,将受到法律的干预。瑞典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台了《新闻生存保存法》、《新闻补助及广告税法》。这两项法律的主旨是为了维持言论的多样性而专门设立新闻补助金。对所有的新闻广告业收取一定的税款,再把这笔钱当作补助金支持那些因普及水平低、收入少的报社。政府还规定,如果报纸发行不到一定的数量,可以获得减免邮寄费和附加费并获得政府贷款、政府公告的特许。所以瑞典小规模报纸特别发达。
5.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维护社会公德。目前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媚俗和过度娱乐化现象,就是突出的表现。如前面谈到的媒体为提高收视率、发行量不惜弄虚作假;演员为吸引眼球挑战社会公德;文化产品为吸引观众随意戏说历史、恶搞现实等。文化市场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逐利性。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是逐利。文化市场存在两个逻辑:一是审美的逻辑;二是逐利的逻辑。从审美的逻辑来说,文化产品需要精雕细琢,要反复打磨。好作品都是靠时间打磨出来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用了13年时间。逐利的逻辑则讲究效率,希望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当逐利逻辑占主导位置的时候,就会出现粗制滥造。
(2)趋同性和媚俗。文化市场还存在着趋同性的特征,这是由文化市场的逐利性特点所致,因为模仿成功的产品,市场风险最低。
趋同与媚俗往往是孪生兄弟。现在什么题材的影视剧最吸引观众?是抗战题材。为迎合底层观众猎奇的需求,和尚连、尼姑排等低俗的抗战片影视都出来了。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现在被人们戏称为“横店抗日根据地”。一年拍摄的影视剧140多部,其中涉及抗战题材的占1/3。当地群众演员主要是演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媒体报道,一个群众演员,因为扮演日本兵,一天竟然在不同剧组“死”了8次。抗战题材的影视片粗制滥造现象严重。
(六)目前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并非完全源于市场机制本身
目前文化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媚俗和过度娱乐化),并非源于市场机制本身,主要是由文化市场不规范、不健全造成的。目前我国文化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二元结构并存
当前我国文化体制中二元结构十分突出:计划/市场、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国有/民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公益性/经营性等。二元结构并存的关键是计划/市场二元结构并存,由此导致目前文化领域体制内和体制外发展机遇、环境等差别明显,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占有不同文化资源,享受不同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阻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的文化市场体系的建立。
2.整顿是主要的监管方式
当产品短缺时,强调繁荣文化,鼓励文化产品发展;当出现问题时又常常以“禁、堵、查”为主。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文化市场发展迅猛,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不完善,法律和经济手段的缺位使政府对文化市场监管负有无限责任,只能采取以整顿为主的传统管理手段。多采取封堵等粗放式管理,事前引导和事中把控不足,基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广电总局针对娱乐节目中存在的跟风抄袭、质量低下等现象,于2011年10月正式下达“限娱令”,“限娱令”对所有娱乐节目实行播出总量控制和时长限制。对娱乐节目进行规范是必要的。但是其简单化和随意性,也受到很多非议。文化内容管理最需要以精细化、差别化为管理原则。
二是夸大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一些情况下,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被放大到不恰当的程度。理论观点、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工作失误等,原本或是属于学术范畴,或是属于艺术范畴,或是属于工作态度方面的问题。但在实际处理中,有时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来看待,对当事人处罚过于严厉。这就使得文化管理者遇到类似情形,宁可严管,不敢从宽。容易挫伤文化从业者的积极性。
3.党委、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
第一,党委、政府对文化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干预过多。相当一部分国有文化单位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难以称得上是合格的市场主体。第二,政府自身作为市场主体。如一些政府管理或地方政府拿财政资金办大型晚会等,砸钱请明星,破坏了市场议价规则,干扰价格机制运行。第三,政府对市场主体区别对待,人为造成不平等。以演出业为例,2012年全国国有演出院团数量约为民营演出院团数量的1/4,但在获得政府拨款和演出补贴上却相当于民营院团的10余倍。第四,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如培育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不到位;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市场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等。
4.消费者和文化产品生产者素质有待提升
国民文化素养不高对文化市场带来了消极影响。前面提到的抗战题材、影视片泛滥就是一例。
综上所说,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动力,应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二,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仅应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
可以下图来总结我的观点:
文化市场体系与文化市场支撑体系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文化市场体系主要包括文化消费需求市场,人才、技术、资本、信息、载体等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这些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信用体系、市场监管、行业管理等属于文化市场支撑体系。这些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只有这两者同步发展,才能实现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目标。
(七)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需坚持文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
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
1.坚持不同所有制文化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这段话对文化领域完全适用。目前,文化领域还存在着不少对非公有制文化经济的歧视性政策。应实行统一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领域。坚持不同所有制文化企业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对此,北京市在演艺业方面有一些有益的探索。目前,北京市共有文艺表演团体598家,其中近90%是民营院团。2009年,北京推出了《北京市舞台艺术创作生产奖励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投入2000万元资金扶持艺术创作。其中,每年在获得扶持的项目中,民营院团至少占75%以上。这改变了以前国有演艺团体独占或享有绝大部分资金的情况。
2.坚持文化行业进入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社会资本来说,新闻出版业、广电业等传统媒体一直是禁区;传统媒体也无法利用社会资本,这反过来也严重束缚了传统媒体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放宽对社会资本进入传统媒体领域的限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殊管理股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传统媒体产业。而在已放开的领域则需进一步降低资金、人才等进入门槛,减少不合理的准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