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光辉的旗帜
东兰是一块有壮、汉、瑶等民族聚居的红色热土，也是在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与广东海陆丰齐名的农运发祥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或社会运动的兴起，其基本原因，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东兰县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豪绅地主、军阀的残酷压榨，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仍残留着极其野蛮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土司制度，加上东兰县地理环境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若想摆脱束缚，就得另寻出路，就要砸烂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这是当时东兰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正如1926年时任东兰县知事的中共党员陈勉恕在《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一文中所说的：“经济能力极脆薄的东兰农民，是不堪这种黑暗政治的压迫和剥削的；其对于革命的需求是很急的，其起来斗争，是必然之事实。”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历程，既有与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有相同之处，也有它独树一帜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开天辟地建农会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共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在此之前的浙江省萧山县衙前乡于1921年9月底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广东省海陆丰农民运动是1922年6月彭湃从日本留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发起的。1923年成立海丰县总农会，会员达10万人。在海丰县农运影响下，该省陆丰、惠阳、惠安、紫金、普宁等县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彭湃被誉为“全国农民运动大王”。
毛泽东同志早期全力从事工人运动。湖南省于1923年9月成立衡山县岳北农工会，两个月后，便被敌人镇压而失败。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养病期间，亲自发动组织20多个农民协会，开展有声有色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至1927年1月，全省有19个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0万多人。其规模和影响为当时全国最大。毛泽东由此被誉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农运领袖。
广西东兰县开始农民运动的时间，几乎与浙江省萧山县一样，为全国最早。在韦拔群领导下，东兰县于1921年9月底“鉴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之横暴，乃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与贪污土劣相奋斗”（1926年《广西省农民部工作报告》）。同志会成员共有18人，其组织名称虽不称为农会（后改为东兰公民会、东兰农协会），但其宗旨是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是以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为目的，与后来成立的农协会宗旨基本相同。该会成立后，即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如1922年清算武篆区杜琨选、陈继虞的斗争；1923年清算东兰县大土豪、六哨团总韦龙甫的斗争等。同年，韦拔群发动东兰及邻县凤山、凌云的农民武装三次攻打东兰县城，人数从300多人增至1500多人，最后攻下了县城。不久，敌人反扑，农运虽遭挫折，但大家并不气馁，正如韦拔群写给他好友覃瑞五的信中所说：“此次战争，官党以力服人，人民虽遭重大损失，然其心不死，革命时日不断，强权虽猛，公理尤刚……”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和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韦拔群和他的战友陈伯民，于1925年1月一起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经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介绍，进入由中共党员阮啸仙担任主任、廖仲恺等为教员的广州第三届农讲所学习。在农讲所里，他带着东兰县农运斗争的实际问题，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问题理论等，这使他的思想起了新的飞跃，深刻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救兰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要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想为指导，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25年4月，韦拔群和陈伯民从广州农讲所结业后，被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为广西农运特派员回到广西，之后到东兰领导农运工作。他们一回到东兰，一方面立即发动、组织农民协会，掀起农运新高潮。于1925年9月30日成立东兰县农民协会，至1926年初，全县11个区13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7.8万人。另一方面，他们按广州农讲所的做法，连续在武篆举办三期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武装农运干部，共为右江地区各县培训农运骨干596人。这些农运骨干结业后回到原地，纷纷建立起农民协会，掀起农运新高潮。
从1924年至1926年广州连续举办六期的农讲所，广东海丰县每期都派有农运干部参加学习，故该县只在1925年4月20日举办过一期农讲所，学员只有40多人。海丰县与东兰举办农讲所的期数、规模、学员人数比较来说，东兰县是远远走在前头的。
相比浙江萧山县、广东海陆丰县和湖南的湘区（衡阳岳北），广西东兰县的农民运动不仅开始时间与萧山县衙前乡一样为全国最早，而且较早、较自觉、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农民运动，武装各族农民思想。正因为这样，韦拔群才下如此大的决心和力气，克服种种困难，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山区，连续举办三期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学员人数是广州一至六期农讲所毕业学员总数772人的四分之三。通过596位学员，向左右江各族农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正确方向和新的模式，这可以说是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运动对全广西以至全国的农民运动最独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农民武装开先河
武装农民的思想，是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基本思想。因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组织、武装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豪绅地主阶级及其依赖的反动政权，也才能有农民的地位和出头之日。
韦拔群较早意识到武装农民的重要性，1921年9月底，他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时，便立即组织国民自卫军（1923年改为农民自卫军），开展与敌人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1923年夏，成立东兰县农民自卫军，人数共1000多人。韦拔群、黄举平等一方面带头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子弹，并发动群众打造长矛、大刀、土手榴弹等武器；另一方面，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既学政治，又学军事。1923年，韦拔群带领东兰及邻县农民连续三次攻打东兰县城，人数从第一次300多人到第二次增加至1000多人，最后一次攻克了县城，反动县长蒙元良和六哨团总韦龙甫狼狈逃窜，农军进城后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没收韦龙甫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各族农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无比欢喜，连唱几个晚上的山歌。这次成功攻打县城，可说是现代早期农民运动史上较大一次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且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这也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
1926年初，国民党右派派一个团正规武装伙同地方土豪劣绅，向东兰农民自卫军发动疯狂的“进剿”，大肆烧杀掳夺，制造了震动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韦拔群一边率领农民退入西山、坚持武装游击斗争，一边利用当时国共合作机会，发动受害的农民群众，每户写一告状纸，向广西省政府告状，并以东兰农协会名义，向广州革命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广西省党部及各工商团体、报馆发出《快邮代电》，揭露敌人残酷罪行，引起各界人士公愤。结果，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广西省政府被迫对镇压东兰农运、农民武装的刽子手龚寿仪团长交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交法庭讯办，这举措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广大各族群众和自卫军战士的革命斗志。
在国共合作革命形势推动下，东兰县农民自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9月，韦拔群率1000多农民自卫军分四路再次攻打东兰县城，经过一昼夜激战，农军攻克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当夜携县印狼狈逃向河池，民团头领陈儒瑾和土豪劣绅杜瑶甫也从县城逃跑。农军入城后，推选牙苏民代理县长，并乘势横扫县内各区豪绅武装。农民自卫军力量迅速发展，至1927年初，全县农民自卫军人数发展至2000余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新桂系军阀派出一个师和一个团兵力，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进剿”东兰县农民，镇压该县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仍坚定地率领东兰及凤山等县农民武装，一直坚持公开的革命武装斗争，这在当时的全国是极罕见的。百色起义举行时，东兰县农民自卫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东兰农民自卫军的斗争实践及其探索，为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油画：东兰起义
较早诞生“苏维埃”
“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为列宁所发现、肯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1920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民族殖民地提纲中提出：中国革命应“组织工农苏维埃”。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右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决定放弃国民党旗帜，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同年10月至11月，海丰县和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同年12月11日，张太雷等领导组织广州起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我国城市最早成立的苏维埃政府。
在东兰县，韦拔群于1923年10月带领各族农民武装攻克东兰县城时，赶走了县官，派人接受县衙府，立即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由陈伯民担任委员会主任，黄大权任军事委员，黄榜呈任教育委员。这是农村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它成立后，即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没收韦龙甫财产分给贫苦农民、释放被关押在县城监狱的无辜群众。全县各族农民无比欢乐，家家挂红旗、放鞭炮、唱山歌，欢庆自己翻身做主人。其中一首这样唱：
农军四面攻县城，杀进衙门铲豪绅；
废除租债救百姓，奴隶翻身做主人。
可以说，当时成立的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是中国现代早期农民运动史上最早由农民主政的乡村革命政权之一，比同期的农民协会的职能更全面、更有权威。当时在全国尚属首创。
韦拔群烈士故居
不久，敌人反扑县城，农民武装退守西山，县革委会被迫停止活动。至1926年2月16日，韦拔群在西山召集农运骨干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恢复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韦拔群当选为革委会主任，陈伯民、黄大权等11人为委员，韦拔群、陈伯民、黄大权等七位为常委，对各委员职责作了具体分工。同年5月中旬，韦拔群又在西山龙江村召开县革命委员会临时会议，商定在军事上继续打击敌人和政治舆论上声讨敌人制造“东兰农民惨案”罪行等事宜，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同年11月5日，在中共党员、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代理东兰县知事的陈勉恕的大力支持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68人，代表会员7.8万人。大会决定，为适应国共合作形势，撤销县革命委员会，由各级农民协会暂行使、掌握各级政权。至1928年春，在中共广西组织领导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西山重建。不久，随着形势的好转，县革命委员会从西山搬到武篆办公。同年10月下旬，在中共派出军事人员钟鼎、李扑的帮助下，韦拔群率农民自卫军800多人，分四路攻克东兰县城后第二天，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从武篆搬入县城办公，并颁布《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苦贫农”等主张。这个政纲草案的精神，与党六大的精神是一致的，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可说是土地革命时期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苏维埃性质的红色政权。同年12月成立东兰县苏维埃政府。
从1923年至1929年，东兰县先后三次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成为广西甚至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源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全国苏维埃运动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民族团结添新力
东兰县居住有壮、汉、瑶、苗等民族，其中壮族约占总人口的90%。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语言、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同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尤其是瑶民历来社会地位更低下，生活更为痛苦。韦拔群较早意识到搞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故他从1921年开始从事东兰农运，领导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明确提出“团结瑶胞”、“为瑶胞谋利益”的主张，要求尊重瑶胞，与瑶胞交朋友、“打老庚”（结拜兄弟）、学瑶语。1923年5月，韦拔群在西山弄京峒召开有500多瑶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用瑶语向瑶胞进行革命宣传。讲瑶胞世代受苦受穷的原因，第一次向瑶胞提出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不叫山主为相公或老爷、不给山主抬轿等“五不”口号，号召他们起来参加农运。会上，有数百名瑶族青年报名参加东兰公民会和农军，并献出1000多支粉枪和一批大刀、长矛，不久，成立西山瑶族国民自卫军。1927年8月，韦拔群在兰木区宣布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时，任命瑶胞黄大尤（第二届东兰农讲所学员）为第一路军独立大队指挥员。对其他瑶族干部也给予信任、重用。韦拔群也经常举办瑶族干部训练班，提高其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
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第三条便是“关于瑶民方面”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这些民族政策，比过去更全面、具体，且列在政纲草案中的较前面，充分体现东兰农运中民族思想的前瞻性和开拓性，有力地调动各族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每当农运遭到挫折时，韦拔群便带领农军转移到瑶族聚居区的西山，县革委会也先后有4年时间驻西山办公，以西山为根据地，领导全县工作。
东兰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运史上一面具有前瞻性、开拓性、独特性的光辉旗帜，故获得毛泽东和早年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如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提供的有关材料，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这样写道：“广西东兰今年曾发生县长（黄绍竑之叔）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案。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这里既赞扬东兰农民运动，又把韦拔群与彭湃等同评价和赞誉。
【作者简介】陈欣德，男，汉族，1936年8月生，广东省普宁县人。广西党史研究室原处长、研究员。曾编辑出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与广西》《毛泽东与广西》《广西党史大事记》《广西党史人物传》等史志专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