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愤而反抗，逃离旧家庭的束缚
人的少年时代，正当其时的感觉，是有无数的情感潮水。只有在多年以后回首时，才能看得清，那潮底下的礁石是何等狞厉。
年轻时的张爱玲，生活在阴暗分裂的家庭，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寻求自由的人生，她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成就了之后的她？
1.后母引发的父母决裂
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原本冷清的家就显得更加冷冰冰了。后母进门的头两年，张爱玲预想中的悲惨并未发生，一切照旧。她和后母，双方虽然都各怀心事，可是表面上都尽量礼貌，所以“也客客气气地敷衍过去了”。
再加上学校毕竟有各种新鲜的气息，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张爱玲因此很少回家，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不过有时候，她会向自己的老女仆询问家中的琐事。此时生活简单但不单调，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周一由司机送她去学校，周六接回，周三何干还专门为她送一次换洗衣服和小食品。据她后来回忆说，在家看到弟弟和老仆人何干受后母的折磨，内心非常的不平。但实在因为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所以与后母爆发冲突的机会也是极少的。
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张爱玲还是有她的快乐天地的：读小说，看电影，手绘贺年卡，到舅舅家聊天等等。她偶尔也会到姑姑那儿去，打听母亲在国外的消息。她写给母亲的信，都是由姑姑代寄的。
张爱玲的姑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说话幽默，看人看事都一针见血。在姑姑那里，总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姑姑那一段时间在怡和洋行做过职员。从洋行出来后，有一段时间在广播电台做播音员，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只工作半小时。说来这份工作相当轻松，可是姑姑很感慨，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
张爱玲与姑姑终生不渝的情谊，在那时就已经锻造成型了。应该说，她对姑姑的感情，是一种“移情”，是对母爱缺失的“自我补偿”。而后母孙用蕃，在后来张爱玲的生花妙笔和盛名之下，已成尽人皆知的“狠毒后妈”形象。但是以现在的评判标准看，她恐怕是有点“冤”。正如有人评价的，她“其实一生未有大恶”，除了“阿芙蓉”一节不大光彩外，似乎并无其他不可恕之罪。
而且有一件小事，似乎还暂时地融化了她们之间的坚冰。一年暑假里，张爱玲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就跑到舅舅家去玩了。后母偶然看到作文簿，发现有一篇题目是《后母的心》，不由好奇，就看了下去。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不过即使是张爱玲自己拟的题，也是虚拟的，是为了锻炼写作各种题材的能力。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理刻画得入情入理。后母孙用蕃不知就里，以为这是张爱玲发自内心的话语，竟大受感动。
此后，凡有亲友来访，后母就要提起这篇文章，夸张爱玲会写文章，又懂事。——这也是做后母的尴尬了，“后母”这个身份有原罪，她自己先就心虚了，夸孩子的潜台词还是为了洗清自己。
父亲是了解张爱玲的脾气的，同时也早就知道女儿的写作才华非同一般。他清楚那文章不过是虚拟情景的习作，不可能是为讨好后母而写的。不过父亲倒是乐于看到后母有这种“误会”，所以也不点破，只是随声附和。
弟弟张子静对她后来也有较公允的评价，说她一进张家，就要给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当后母，实属不易。张子静说她错就错在自以为能够左右张廷重的意志，对家事干预过多，因此激化了矛盾。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不错，张爱玲和后母彼此都能以礼相待，见了面客气地打招呼，在家也能谈一些天气和家常琐事。裂痕是一点点扩大的。孙用蕃万想不到，小女孩的抵抗之心是那样坚决。
其实，后母也是用了一点心思来笼络张爱玲的：在出嫁前，她听说张爱玲个头身段与自己差不多，就带了两箱自己的嫁前衣，送给张爱玲穿。当然，这在过去的时代，也不算是轻慢之举。打开箱子后，她还不无惆怅：“料子都还是好的。”
但张爱玲却认为是侮辱，直到晚年也不宽恕：“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
张爱玲正值豆蔻年华，喜欢新衣服乃是常情，后母这两箱旧衣，有的领口已经磨破了，搞得她整个青春期心情都很灰暗。有一张老照片，就是她穿了后母的一件旧布旗袍，不看脸的话，确乎老成得跟村妇一样。圣马利亚女校是贵族学校，穿这样的衣服当然很窘，所以张爱玲又气又恨。
还有一次在舅舅家，舅母见张爱玲穿得寒酸，便拿出一些表姐穿过的衣服，要送给她。张爱玲婉言谢绝，当场竟伤心泣下，“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弟弟张子静也说她姐姐“平时的穿着也很随便，经常穿的是一般女性都穿的旗袍。”
有一段时期，圣马利亚女校酝酿统一做校服，这引起张爱玲无限的憧憬，她希望校服“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而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因为争议太大，校方的计划作罢。
上述“旧衣服事件”，因张爱玲几次在文章中提及而变得非常引人瞩目。其实，与其说她是被虐，还不如说是心理受压抑来得准确。成年张爱玲对服饰有夸张之癖，常以奇装炫人，根源就在于年幼时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后来回忆说：“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亲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本来，张爱玲就是冷冷地在看后母，而孙用蕃自恃也是“簪缨世家”出来的，并没像姨太太那样去用心讨好张爱玲，这已使张爱玲有所失望；加之后母的“银根紧缩”政策，似乎只针对两个孩子，这就更使张爱玲意气难平。
孙用蕃过门后，张廷重食不厌精的习气依然不变，每天的伙食有鸡有鸭，炒鸡蛋要用新鲜的香椿芽，夏天一定要吃“海瓜子”，有时还要买进口火腿、罐头芦笋和罐头肝肠。他喜好进口轿车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总是不断在卖旧车、换新车。
另外，后母孙用蕃是个喜好热闹的人，她来后，张廷重参加外面的应酬反而更频繁了。两个人都是奢侈惯了的，根本管不住自己乱花钱。因此，张爱玲那时才会有过激的反应。类似这样不大注意孩子青春期心理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虽说是鸡毛蒜皮，却足以构成不可解的芥蒂。
1936年夏，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上映。当时，这种为穷人说话的左翼电影大受欢迎，竟然连演八十四天，广播里天天都在播它的主题曲。
有一天，张爱玲一时性起，决定教后母雇来的一个丫头小胖学这首歌。张爱玲一边弹琴一边教，可是小胖天资不灵，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居然一上午都没学会。这堂不成功的音乐课，却把父亲与后母给吵醒了。父亲大怒，把小胖训斥了一顿，又严令张爱玲以后早上不许再练钢琴。
生之乐趣何其少，竟然连唯一的爱好也给禁止了。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这笔账恐怕又要记到后母头上了。如果亲生母亲在，想必自己不会遭遇这份凄惨的生活。
2.被父亲囚禁的黑暗日子
从圣马利亚女校毕业后，张爱玲又遭遇了更大的非难：被拘禁和逃离家庭。乃至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那份痛楚仍然历历在目。与父亲的这个家，在精神脐带上的切断，是如此地痛切！曾有过的一句政治流行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就说得未免太轻松了。决裂，就是一次生死！
张爱玲中学毕业前一年，母亲黄逸梵从法国返回。同行的，还有她的一位美国男友。那男子是个生意人，四十出头，相貌堂堂。母亲又带回了温暖的光，这是张爱玲灰暗生活中最明亮的一个窗口。一有机会，她就跑到母亲那里，把自己的作文和文学习作拿给母亲看。母亲这次回国，眨眼间又是四年多，如今十六岁的女儿，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短发仅及耳垂，眉目间若有沉思，一身素气的蓝旗袍。
显然，这个女孩不会在母亲面前撒娇，而是对传奇的母亲充满敬意。她屏息静气听母亲讲述，讲英国、讲欧洲，甚至讲到埃及灼人的阳光。母亲的一双“解放足”，走过了何等广大的世界。
张爱玲为之倾倒！每次听母亲讲完，她都要在阳台上凭栏而立，遐思良久。直至母亲催她回去，她才依依不舍，回到父亲那个沉闷的家。母亲回来后，张爱玲顾忌到父亲的态度，不敢显得太高兴。但是小孩子的掩饰功夫还是不到家的，父亲终于有所察觉，大为恼怒：“你多少年来跟着我，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中学毕业。在她面前，似乎即将展开一个新的天地，而她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家庭已经无法让张爱玲感到温暖，于是她想要离开这个家了。不过，离开家，到哪里去呢？
此时母亲的回归，为张爱玲展示了一条充满诱惑的道路——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黄逸梵也正有此意。留洋多年的她深知女儿要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就必须打开视野，多见世面，沐浴崭新的文明与文化，于是她托人约张廷重谈送女儿出国的事情。但张廷重总是避而不见，不愿与黄逸梵谈判。事情也因此总是僵持着，没有下文。
张爱玲则对出国留学充满了向往。一则，沉闷、不愉快的中学生涯终于结束了；二则，她亲眼看到从国外归来的母亲是那样气质出众、风采动人，尤其是那样自由、独立地生活着，这正是她最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她觉得只要能出国，她这只丑小鸭就能变成白天鹅，她要穿上最漂亮别致的衣服去周游世界，享受生命中迟来的美好与欢乐。
张爱玲知道母亲在为自己争取留学机会，就更加高兴了。可是父亲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留学的事情久久被耽搁。日子在一天天的忐忑中过去，留学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张爱玲无比焦虑地等待着，日复一日。终于，她等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向父亲表明自己留学的决心。
在一个春日午后，面对躺在榻上抽鸦片的父亲和继母，张爱玲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想要出国留学的念头。这个场景，她事先已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次，但真的说出口的时候，还是紧张万分，心扑通扑通直跳。她一边说，一边偷偷看父亲的反应。糟糕，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显然是生气了。张爱玲咬咬牙，把自己准备好的话一口气说完。紧接着，屋里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她不知该怎么办，只能等待。而父亲终于爆发了。他一下子从烟榻上跳起来，把烟枪直接摔到地上，对着张爱玲破口大骂。一旁的继母不但不帮忙求情，还添油加醋地责怪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说是她指使张爱玲这么做的。这样一来，张廷重更生气了，因为他也觉得是黄逸梵给了张爱玲留学的念头。他不愿让张爱玲去留学，因为正是这“留学”二字，让妻子离开了他，现在女儿也想要离开他了，他不甘在这个问题上连输两次。父亲的态度让张爱玲心灰意冷，她只好暂且不提留学的事。
当时，上海正处于战乱中，她请求到母亲那里住一段时间，张廷重同意了。在母亲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后，张爱玲又回到父亲家中。没想到，刚进家门，就遇到了继母。继母阴沉着脸问她：“你怎么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张爱玲说自己已经告诉父亲了。继母冷笑一声，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伸手就打了张爱玲一个耳光。
这个突如其来的耳光让张爱玲呆住了。她没想到继母竟这样找自己的茬，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她本能地伸出手想要还以颜色，却被闻声赶来的两个佣人拉住了。继母估计也没想到张爱玲有还手的念头，她尖叫着冲上楼去找张廷重，嘴里还喊着：“她打我！她打我！”张廷重以为张爱玲真的打了继母，他原本就对张爱玲想要留学的事耿耿于怀，现在更是火上浇油。他从楼上冲下来，一把抓住弱小的张爱玲，嘴里叫嚷着：“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张廷重像失去理智一般对自己的女儿拳打脚踢，可怜的张爱玲被打了无数耳光，挨了无数脚踹，几乎神志不清了。
然而，父亲张廷重何以会如此暴怒？这也成了张爱玲个人史上的一个谜团。以常人看来，张爱玲到生母那儿一住两周，父亲就本已有怒意在心，回来后又立刻和后母起了冲突，这一下子就勾起张廷重对前妻及妹妹的所有积怨。过去在张爱玲和后母之间，张廷重多少还能起一个缓冲作用，今日被孙用蕃挑拨，他也许领悟到，张爱玲已是对方阵营的死党了，再无可救药。
于是，这“一家之主”终于爆发，几乎失去理智。张爱玲，就这样经历了一生中最可怜的几分钟——“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是啊，失去母亲庇护的女孩，连眼泪都不能再流。小小张爱玲，在老宅的环境里，连护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有过这样惨痛经历的女子，今后就是再怎样“冷漠”，也是可以被谅解的吧。
这是张爱玲生命史中一个最大的“死结”！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父亲上楼去了，张爱玲站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到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万千屈辱无处发泄，便狠了心，准备到巡捕房去报案。
但是她没想到：所谓天罗地网，有时候事先是看不到的。父亲早就叮嘱了两个门警，不要放张爱玲出去。果然走到大门口，看门的巡警拦住了她：“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
张爱玲无奈，试着撒泼，叫闹着去踢那铁门，试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毫无效果。在外人眼中，再怎么闹，也不过是家中的一个孩子，撒泼又能怎样？张爱玲只好返回，就这样被父亲囚禁了。然而这样的囚禁，竟是半年之久。
3.寻求遗失多年的母爱而未得
出国留学之事不成之后，又发生了几件令张爱玲终生难忘的事，父亲的再次大发雷霆，姑姑与父亲的决裂等等。余怒未息的张廷重，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张爱玲。末了，把张爱玲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里，吩咐除了何干去照料一下生活之外，任何人不得去见她。
事实上，这座房子本是张爱玲的出生之地，本是重要的情感寄托之地。但是，眼下对张爱玲来说，它又忽然变得那么陌生。到了晚上，她竟然不能入睡了，能看见楼板上有蓝色的月光，安静得可怕，似乎有一丝杀机潜伏着。这是一个真正的牢狱，禁锢着一个想冲到狱外去的女孩。
张爱玲也知道，父亲决不可能要把她弄死，不过是想关几年，煞一煞她的傲气。几个星期过去了，死一般的日子就这样滑过，日升复又日落。张爱玲常常立在落地窗外的走廊上，手紧紧握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
身边的人担心张爱玲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但是，她没有听，反而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以往看过的《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都涌到脑子里来了。
必须选择逃离了！她做出了一生中最果决、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张爱玲当时决心已定，非走不可。张爱玲是有心计的，她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人的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纵身一跳！
隆冬的某个晚上，张爱玲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黢黢的路上没有人。于是她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她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就立在人行道上了！
外面没有风，只有阴历年临近时那种很沉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这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获得自由的张爱玲，是无人可以窥见的欢乐精灵，“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殊不知，这一刻，所有的事都是那么令人兴奋！
当时，她全然不顾随时可以重新被抓回去的危险，直到事过境迁，才觉出惊险中的那一份滑稽。黄包车一起一伏地，载着这个欢快得有点怪异的姑娘，奔向母亲的家。她抱定了扑向光明的心念，于是义无反顾地脱离了父亲。这一根血缘的脉，彻底断了。而她走后，果然再也回不去了。继母把她的东西都分给了别人，连仆人也被当做同犯赶回了老家。张爱玲自由了，同时也一无所有了，她只能去投靠母亲。
从小时候起，张爱玲与母亲之间就似乎一直隔着一段距离。即使当她们处于同一屋檐下时，母亲对于她也是遥远的、疏离的。后来母亲出了国，她更是只能在记忆中拼贴母亲的模样。虽然张爱玲是尊敬、爱慕甚至羡慕自己这位敢爱敢恨的母亲的，但她却始终无法与母亲产生普通母女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
十八岁出门远行，她再不会回头了。她加入了母亲和姑姑的公寓生活。突然要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张爱玲，最初是兴奋的，这兴奋一方面是由于逃离了父亲与继母，重获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对与母亲在一起的向往。然而，在母亲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张爱玲却不安地发现，母亲的家也渐渐变得不那么亲切了。首要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张爱玲初到母亲家时，母亲就提醒过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这是母亲给她上的第一堂现实教育课。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但同时也有对现实的颖悟力。在禁锢中，尽管最渴望的是自由，这个问题却也困扰了她许久。但当时的张爱玲正被自由的激情所鼓舞着，所以仍不假思索地表示不后悔。然而在现实到残酷的日子里，张爱玲逐渐感到钱在渐渐销蚀着母亲对自己的爱。
母亲原本并无多少积蓄，对于张爱玲的索求，也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这让张爱玲感到十分尴尬。孩子向母亲要零花钱，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换作别的女孩子，恐怕要起钱来理直气壮，得不到也会耍耍赖、撒撒娇，缠磨着母亲不放。可张爱玲不同，她从小就与母亲之间有距离感，再加上对于母亲收留自己已是十分感激，因此不敢再有许多要求。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这样写道：“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这些琐屑的小事，让敏感的张爱玲感到是一种隐形的折磨。这种折磨虽然不像父亲那样以狂暴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平静的、隐秘的、滴水穿石般的折磨，让张爱玲更为窘迫。她慢慢地感到，“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另外，这一次母女俩长时间的相守，和过去有所不同。母亲两度出国，被欧风已经吹得差不多了，在社交场上，俨然是“西方洋化的美妇人”，座中高朋，亦有胡适、徐悲鸿、蒋碧薇这样的名流。她对女儿，当然有一种期待。
可是，张爱玲偏就在这时候处在青春期的压抑中，不开朗、不活泼。昔日的可爱不见了，淑女的规范却没学会。母亲一度失望，简直认为张爱玲是不堪造就了。母亲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她甚至说过，还不如在张爱玲小时候得伤寒症时，不那么用心护理了——“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独闯世界，深知做女人的不易，这种“恨铁不成钢”之心，以现在标准看固然过于严苛，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杞人之忧。母亲由“慈母”一下变成“严母”，张爱玲无法适应。她不承认自己做人是失败的，但又很自卑，为突如其来的这许多“人生规则”而惶惑不安。
成年之后的张爱玲很看重名利，就与少年时对母亲的“反叛”有关。在张爱玲的成长史中，这是不亚于逃离父亲的另一个关节点。但是张爱玲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加以渲染和放大。
一个曾支撑她度过灰色中学时代的理想破灭了，如果把这种破灭的打击效果放大，那前面的路，还怎么能有勇气再走？她明白，今后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面对了。她后来的小说和文章中，之所以那么频繁地出现“乱世”这个词，就是因为她失去了内心最安稳的依恃。
实际上，张爱玲出走离开父亲的家后，寻求遗失多年的母爱，并非是自己想象的场景，更多的是失望和孤寂，母亲严厉和高要求的母爱，似乎在一时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也并未觉得快乐。
4.前来投靠的弟弟被母亲拒绝
有了后母之后，张爱玲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开始并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一次放假，她看见弟弟，竟吃了一惊。过去漂亮得像洋娃娃似的弟弟，现在变得高而瘦，穿了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画书来看。
张爱玲那时正迷醉于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阅读口胃大有问题，想给他纠正一下，而弟弟却只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就不见了。
仆佣们纷纷告诉张爱玲关于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在这种氛围中，张爱玲显得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激烈地指责弟弟的过错，闹得大家反而倒过来劝张爱玲：别太生气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张爱玲对弟弟在家中的遭遇，也甚感不平。张爱玲对弟弟，虽然怒其不争，但手足之情依旧还在，见此情景，大大一震，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
然而，后母却在一旁笑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不能忍受，丢下了碗冲到隔壁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她立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已抽搐的脸，看着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然而，弟弟确乎不争气，不大一会儿，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母亲黄逸梵本来就不喜欢男孩子，只喜欢女孩子，所以对儿子的情感一向较淡薄。在教育问题上，她考虑，张廷重总要对唯一的儿子负责吧，于是就一概不问，一心只想“挽救”张爱玲。
在妈妈的帮助下，张爱玲上了小学。父亲和后母却因为舍不得钱，仍不让张子静去上学，还是由私塾先生来教。张爱玲曾听见父亲跟后母在烟铺上对卧着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
给儿子的教育投资，在他们就像割肉一样痛！过去跟姐姐一起上课，还有点意思，现在张子静一人面对私塾先生，怎能不郁闷！男孩子耐不住这单调，就常打瞌睡、假装生病，或者干脆不上课。
一直到张爱玲出逃之后，父亲受到刺激，才对张子静的教育有所重视，让他去上了正规的小学。由于这一延误，张子静小学毕业时，差不多都十五岁了！休学一年后，他又上了中学，因为时局不稳，连换了三个学校，后来因为病弱不支，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以前姐姐去看妈妈和姑姑，张子静也很想去，但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他为此哭闹过多次，终究也不成。姐姐逃走后，张子静在家里更觉孤单，想念不已。1938年暑假，这孩子实在忍不住，偷偷跑去找母亲和姐姐，“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
母亲也很无奈，只能委婉地加以解释，表明自己经济能力有限，要供姐姐读大学就已经很吃力了，没法收留他。她劝张子静还是回父亲家去，好好地读书。弟弟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到底还是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读张子静晚年的回忆录，到这一段时，读出一个幼年男孩的无助，常令人有所不忍。
对张爱玲，母亲却是尽到了责任，也有一份不能割舍的爱。因为受离婚协议的制约，她不能直接把张爱玲带出国。她曾试图让张廷重出钱送张爱玲到英国去读书，也没活动成，于是就决定自己省出钱来，供张爱玲留学。
母亲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张爱玲带在身边。这些，都是母爱。身处绝地的张爱玲，也只能咬紧牙关刻苦复习。她毕竟是聪明的，1938年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
可惜，这时候欧战突然爆发，赴伦敦上学成了泡影。还好，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也同样有效，于是在1939年，张爱玲便改读香港大学。在这时候，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不可能脱离大历史了。
由此，张爱玲先后离开了父亲和母亲的庇护，也因而有了三年亚热带都市的阅历。显然，这对她日后成为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她这次顺利赴伦敦的话，也许当时的中国会多一个“欧化的美妇人”，却不一定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作家。这，恰恰就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