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就读圣玛利亚女校，写作天赋露端倪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渐渐地长大，这个青青树下的灰姑娘，开启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年华。
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是张爱玲文学传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写作天赋初露端倪的她，遇到了良师益友，那肆意流淌的文学梦就这样开始了。
1.并不愉快的中学生活
“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那时候很压抑，不大愿说话。”张爱玲后来总结时说道。究竟怎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让她觉得自己过得并不愉快？
通过了解她的中学生活和际遇，可以知道，这种不愉快，只是一个总体的感觉，且主要是后母造成的。而她中学生活的细节，还不至于全都一塌糊涂。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也如其他普通的小女生一般，拥有着简单的快乐。她喜欢吃零食，每次带弟弟出去，都少不了要买很多零食，尤其是爆玉米花和紫雪糕。她喜欢吃家中一个老女仆做的山芋糖，只要周末一回到家，那老女仆就会做给她吃。
她常和表姐妹们一起逛街、看电影。在这种时候，她都显得格外开朗活泼，特别是和三表姐黄家漪聊起天来，就更是嘻嘻哈哈，乐不可支。同样的，她也渴望成熟与享受。在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五块钱稿酬，她便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但却遭来母亲的嗔怪，问她为何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
然而，因为家庭环境影响，张爱玲在遇到年龄比她大的或陌生人时，她一向话少，只有和表姐妹们或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话才比较多。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谈起她所喜欢的小说、电影、戏剧等话题，就忍不住逸兴飞扬，滔滔不绝。后来她跟弟弟谈话，也多是这类内容，很少谈到俗事。
因为太爱看书，与书籍作伴为乐的她，在中学时眼睛就近视了，戴了一副淡黄颜色镜架的眼镜。那时张爱玲人很瘦，又很高，衣着随便，但整个人透出一种书卷气，沉静肃穆，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普通女孩。
与众人不同的张爱玲，在写作上常常展现出极大的天赋，也受到很多人的赞美和欣赏。另外，博学的她对于美的要求也很高，很多时候，她是孤独的，她需要的是真真正正的审美知音——人群中很稀少的那种。由此说来，张爱玲的性格，在中学时就已经基本形成，后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她性格内向，审美天赋很好，不大注意俗务。
她所读的圣马利亚女校，和圣约翰大学附中一道，为当时沪上最著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创立于1887年，到那时已建校四十四年了。师生们很为这所学校而自豪，她们亲切地简称自己的学校为“圣校”。
这里的学生，每年都有因不堪课程压力和管制严格而退学的，但张爱玲似乎游刃有余，各科成绩都是甲或A。而且，在这里她还发展了自己的多方面爱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女校的毕业生，一般会成为买办或者外交官的太太，独立一些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交际明星，或者出洋去深造。很显然，张爱玲似乎与她们不同。
学校的课程，分为中英文两大部分。中文部设置了国文、国史和中国地理三科，担任教师的，初中部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女性，高中部则多是前清科举出身的遗老。英文部，则设置了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史、地理和圣经等课程，全部采用英文授课，教师也全都是从英、美来的，其中以“老小姐”居多。
由于学校是洋人办的，英文教师的待遇自然就明显比国文教师好。英文教师每人都有一间布置考究的书室，以供休息，而国文男老师的休息室，就是收发室而已。张爱玲入校后很长时间内，学校都不大重视“国文”。教她们班级国文的，是一位三十岁的老小姐，不苟言笑。
这位女老师的思维也很刻板，课讲得乏味。一次作文课，她郑重其事地讲，文章开头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又讲结尾也一定要好，如何如何。大家洗耳恭听，只听她又一字一板地说：“中间一定也要好……”不等她说出下文，全班已经哄堂大笑！
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张爱玲与大多数同学不同，她热爱文学，也在文学上展现出了异人的天赋。直到后来，遇到了才华出众、对世事很有见地的国文老师汪宏生，这位民国奇女子才真正拥有了文学路上的第一位老师，从此开启了文学之路。
然而，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但教师们对她的文名都有耳闻，对她的家庭不幸也略有所知，常在教员休息室议论起她。
她还有个同学顾淑琪，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述也大致相同：张爱玲在圣校读书时不活泼、不讲话、不同人交往。班上没有什么好朋友，你主动和她说话，她就应一两句，不大有表情，喜怒哀乐都不大有。个子很瘦，很高，衣服穿起来看上去很大，背伛着。上课拿着书来，下课就回寝室，同寝室又都不是同班同学，所以大家对她了解甚少，连她有个弟弟都不知道，看见她姑姑来给她送过东西。虽然在大课堂上，老师念过她的作文，但谁都没有想到她将来会有名，因为要说文章，班上的张如瑾是写得最好的。和其他同学相比，张爱玲很平常、孤独，看不出才女风采，同学们背后也不议论她。
由此看来，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虽有文学陪伴但也略显孤独，并不愉快。性格孤僻的张爱玲，除了参加圣校的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外，其他的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她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天才在少年时，未必就是天才。中学时代的她，还是一位灰姑娘，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这大概就是她的过人之处吧！
张爱玲在《心愿》一文中，提到了校园中的梅林、纵横小路和古老钟楼，似有无限的留恋。她写道，“那钟声仿佛在说：‘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马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张爱玲不大喜欢她的中学时代，但对这个地方，恐怕还是偶尔有梦回之时吧？
2.文学路上第一位老师汪宏声
1936年的秋天，那是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金色时节。当时，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在中文部担任教务主任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张爱玲所在班级的国文课。从那一刻开始，这位民国奇女子就有了文学路上的第一位老师。
那个时候，“国文”相当于今天的“语文”，自然涉及到写作。事实上，直到1956年的时候，中国内地的课本仍然保留着这种称呼，只是后来才做了改变。“国文”这个名字十分贴切，也准确表达了这门课程的文化内涵。
汪宏声才华出众，对世事很有见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张爱玲。来到学校以后，他立刻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革，并且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显然，这位老师力图重振国文的声威，扭转校方在这方面用力不足的遗憾。
一个晴朗的日子，汪宏声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作文课。当时，他在黑板上为大家出了两个题目，一是《学艺叙》，二是《幕前人语》。看到这里，学生们一片哗然，议论纷纷。根据以往的经验，老师安排的作文题目大多是立志性，引导学生从小知耻、求知，去开创自己的人生格局。并且，以前写作文都是按照新八股的路子进行，像汪老师这样谈艺术的题目还是第一次出现。
对此，汪宏声给学生这样解释：“第一个题目，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把内心的感悟表达出来；第二个题目叫《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写影评，谈谈对某部电影的体会。”接着，他还说不必拘泥于这两个题目，甚至鼓励同学们自己命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内心感受，而且在写作体裁上也不必限制。一时间，这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课让大家耳目一新。
下课之前，作文都交上来了。汪老师发现，同学的文章大多只有短短的二三百字，并且内容全无思想，并没有深入分析，也就无法展示内心的体会了。不难看出，同学们都缺乏最基本的训练，在写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有一篇作文还是引起了汪老师的注意。这是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仔细阅读完，只觉这篇文章行文潇洒，词藻华丽，是难得的佳作。作文的署名是张爱玲，于是汪先生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发回作文的那一天，汪先生逐一喊每个同学的名字，接着大家纷纷站起来，拿回自己的作文。念到“张爱玲”这个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想看看这个学生有什么出奇之处。只见从最后一排的座位上站起一个高挑而清瘦的女生，表情看上去有些呆滞，衣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宽袖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些肥大，与当时流行的窄袖旗袍有些格格不入。
接着，汪先生示意张爱玲坐下，然后对这篇作文表达了溢美之词，还当众朗读了一遍。一时间，同学们都投来艳羡的目光，对身边这个不起眼的女生多了几分好奇。换做是别的女生，一定欣喜非常，可是张爱玲始终面无表情，似乎不把这些看在眼里。
有了汪宏声的吐故纳新，学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同学们的热情也得到了释放。随后，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还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自然，大家一致推举张爱玲担任编辑，不过这个倔强的女孩子没有答应，只是承诺为刊物主动投稿。一时间，大家在写作上开始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文艺风气日盛。
中学时期，张爱玲并不张扬，甚至为人尤其低调，一度因过于压抑而有自虐的倾向。然而另一方面，这个女孩也有个性脱俗的一面，在某些地方甚至不从流俗，让人印象深刻。
有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写给《国光》的稿件，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细心推敲，便可断定是张爱玲的“杰作”。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
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原来，张爱玲通过诗歌在讽刺两位男老师。那时候，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甚至相当过火。但是，汪老师却认为学校的气氛有些太严肃了，如果多一点这样的调剂，想必可以活跃气氛，于是同意发表这两首诗。结果，诗歌登报以后引发了一阵热议，甚至一度最后难以收场。两位被讽刺的老师自然知道其中的缘由，其中一人一笑了之，而另外一位却不依不饶，甚至愤然向校长投诉。
最后，校长没办法，只好找来汪老师和《国光》的编者，提出了三个处理建议，让他们自选。这三条建议是，向受辱的老师书面道歉，或者让《国光》报停刊，最后是不予张爱玲毕业。万般无奈之下，汪老师只能同意书面道歉，才了结了此事。
在汪宏声老师的教导下，张爱玲对写作有了深刻的理解，对文字的驾驭也渐入佳境。可以说，她找到了文学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而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旦文艺的才华被激发，就没有终止的那一刻。日后，张爱玲蜚声海内外，不知汪宏声老师又作何感想呢。
中学时代是一个人最年华璀璨的时刻，张爱玲也在学校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时，她在同学中并非只靠文采出名，还有许多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奇闻趣事。比如，张爱玲记性欠佳，经常忘了按时交作业。有时候老师问起来，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我忘啦”，露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让人无可奈何。
有一次，汪宏声老师让张爱玲交一篇作文。按照惯例，她一张嘴就想说“我忘啦”，但是“我”字刚一出口，汪老师便脱口而出“——忘啦”。对此，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随后，她交上了《霸王别姬》这部历史小说，才让汪老师消了气。问题是，这只是上部，下部显然是用来充当下次作文作业的。
人们常说，懒人是聪明的。张爱玲以才情出众闻名，同时也有懒散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女子。比如，上课的时候，她喜欢坐在最后一排，并习惯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大家以为她是在做笔记，而实际上是在为老师画速写像。也许，这种不羁的个性正是文学创作必需的要素，张爱玲在她璀璨的年华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一步步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3.肆意流淌的文学梦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热爱阅读，多思、内向、敏感，这是她文学创作的孕育时期，中学时期的所学和所得，都是她日后成为名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汉语写作有其不可解的特点，凡是成为大家者，性格多有些“怪”，起码是很超脱；而那些八面玲珑、急功近利或太过理性者，不管如何努力，最终也只能是平庸文人。
张爱玲肆意流淌的文学梦，大概是与生俱来的。七岁的时候，她写第一篇小说，情节一波三折，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有点《三言二拍》的意思。接着又提笔要写《隋唐演义》，起首一句就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令成人都吃惊。
九岁的时候，她开始向《新闻报》本埠副刊投稿，可惜均不见回音。张爱玲后来的散文集《流言》的1945年版，就收录了一封她当年的投稿信，其语一派稚气：“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小学时代，她已写过完整的小说，是一个罗曼蒂克故事，被同学们狂热传阅。
上高中那一年，她写过一篇散文《理想中的理想村》，其中勾勒了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村庄。这种令人惊讶的想象力显然无法与眼前这个稚嫩的女孩联系起来。里面有一句话，“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以及对完美社会的憧憬，都显示出作者本人非凡的思想。
而父亲对张爱玲写作上的才能也是很赞赏的，并给与了很多鼓励。有一次寒假，张爱玲仿照报纸副刊的模式，编写了一份以家里杂事为内容的手抄副刊，并且配了插图。父亲看到以后非常高兴，甚至在亲友面前大力炫耀：“看，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张爱玲上中学后，一回到家，就扎进父亲书房里看书。如果有了读书的感想，也可和父亲聊一聊。
从小就痴迷《红楼梦》，也是张爱玲日后成为中国小说巨匠的因素之一。多年以后，张爱玲回忆说，自己八岁起就看过《红楼梦》，以后每过三四年就要再看一遍。她慨叹“每次的印象各个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
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她翻阅家藏的石印本《红楼梦》，竟然看出了八十回之后“狗尾”的不好：“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是父亲也提醒过她，因为高鹗在官场混过，所以续作中关于官场的刻画，是相当逼真的。对这句话，她一生都牢记在心里。
后来，张爱玲再次阅读《红楼梦》，大概是受了“香菱学诗”这一节内容的触动，竟然有了学做旧体诗的兴趣。对此，她这样回忆道：“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还有一件事很少有人知道，张爱玲在圣马利亚女校时，还用课余时间写过一部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有上、下两册。父亲看到后大喜过望，高兴之余拿过笔来，替张爱玲亲拟了六个回目。一个是才气逼人，一个是爱女心切，父女情深令人艳羡不已。
外国文学方面，她看过《琥珀》《失去的地平线》，均是有些奇诡的东西。以上这些书籍均是形成她文学审美趣味的主要来源。
在很长时间里，张爱玲1940年写的征文《天才梦》，一直被认为是她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后来经“张学”专家陈子善钩沉，在圣马利亚女校1932年的年刊《凤藻》上，曾登过张爱玲的一则短篇小说《不幸的她》，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张爱玲最早变为铅字的作品。
《不幸的她》写的是一对亲密的小学女同学，叙述两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命运离合。这篇小说篇幅不长，文字也稚嫩，但是写离情别绪的那种沧桑感，显出了张爱玲的早熟。文中有些句子，出自一个十二岁的小女生之手，也确有老成气息。比如：“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那一年，正是母亲再赴欧洲之年，张爱玲显是将自己对离别的伤感融入了进去。下一年，她又在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想象一个迟暮美人在越洋轮船上的孤独。这明明白白是在写自己的母亲。文字上的单薄、唯美，一如前一篇，但有的句子，已然有了些她后来的那种很独特的表述风格。
小小的校刊《凤藻》，成为张爱玲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文学平台。之后的几年，她又有《秋雨》《牛》《霸王别姬》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引起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她发表在学生刊物《国光》上的历史小说《霸王别姬》。这篇小说的体裁，是所谓的“故事新编”。汪宏声老师曾对此文不遗余力地赞美，说它“与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努力为之，将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是他的一系列历史短篇小说之一，作于他的文学创作盛期，功力不算弱。老师的评价，对张爱玲无疑是莫大鼓舞。《国光》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也表达了此意，说这个作品决不会被“文坛巨人的大名”所掩盖。
在小说中，张爱玲并没有宥于《史记项羽本记》所提供的素材，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虞姬对未来命运的思考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装，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
在张爱玲看来，虞姬不是死于对项羽失败的绝望，而是死于对巅峰之后衰落的忧惧。她果决地在这一切可能都还未到来之前，结束了自己。这份见地，又是多么难得。
张爱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比较喜欢那样收梢。”以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有这样的奇思，也算是相当不俗了。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写作天赋初露端倪，肆意流淌的文学梦也从此开始。她与普通的文人不同，她的作品带有灵性，能够感染他人，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
4.后母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
十岁时的小张爱玲，母亲再次远走欧洲，她的命运就如一叶孤舟，该何去何从要靠自己来抉择了。对于自己的母亲，可留恋之处不仅是精神的，还有与欧化都市密切相连的物质环境。这两者的“善”，在她看来是同一的。
而对父亲的家这一面，她则相当鄙视，因为毫无鲜活光彩。张爱玲从这时起，就不喜欢旧文化的形式，在她眼中，鸦片、教她和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等等，都不过是“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的暗淡投影。
小小年纪的张爱玲已经懂得了辨别。母亲对她来说，是何种分量，小姑娘已经完全清楚了。若断若续的思念，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母亲走后，张爱玲顿失屏障，境遇明显地在倒退。矛盾的是，她在这个时期，对父亲还是依恋的，也有所期待，但父亲总是让她失望。日子就这样继续在过，好像也还是相当平静的。
1934年夏，张爱玲读完圣马利亚女校的初中，升入高一。她已经有了很强的人生意识，开始设计自己的未来了。她想在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对她始终有诱惑。她还想学画卡通影片，要把中国画的风格介绍到美国去，且自以为已有了相当的绘画才能。
总之，小女孩的计划是海阔天空的，同时也斩钉截铁；可是，那时的张爱玲没想过，母亲不在身边了，梦还做得成吗？
就在这个夏天，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忽然又起了纷扰，“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父亲要结婚了！这就是说，张爱玲和弟弟要有一个后妈了。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旧小说、传说、戏剧中，有太多关于“狠心后妈”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后妈的形象已是被定型了的。“小白菜呀地里黄”的谣曲，以最有感染力的艺术手段，在民众中普及了这个不无偏见的观念。
如果过去父亲养姨太太的时候，张爱玲年纪还小，还可以被“收买”，不会有撕心裂肺之痛，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身为堂堂一名高中生，张爱玲已经有了自主意识，她原本对父亲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现在更无法接受贸然一个陌生而令人讨厌的后妈。
女高中生张爱玲有预感，后妈的进门，对她和她的家庭，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她简直是万念俱灰：“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可是孱弱的她，抵挡不了长辈们导演的这幕戏。这件“无论如何不能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那个女人”也果然就在眼前了。当年夏天，双方就在礼查饭店举行了订婚仪式，年底在华安大楼举行了结婚仪式。
比较残酷的是，这个婚礼，张爱玲和弟弟都参加了。身份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张爱玲和弟弟了。年少敏感的孩子，不可能不想起远在欧洲的母亲，不可能不对后母进门可能引起的变化疑虑重重。
张爱玲对此事的内心反激非常强烈，过去以家庭为最可靠庇护的信念完全崩溃了。她对突然闯进的“后母”、对绝情寡义的父亲，都充满了无名仇恨。
显然，这是青春期的偏激。然而，张廷重显然低估了再婚对女儿的心理影响，并没有适时做好安抚工作，结果父女关系变得更糟，想要修复也就变得困难重重。不过张爱玲暂时并无激烈的行动表露，跟谁也没提起过，以至于弟弟张子静多年以后读到《私语》，才知道姐姐当时的感受竟然那样强烈。
后母进门后，确实显示出她在治家方面的“干练”，对于张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爱玲不喜欢淮安路这座老房子，大概因为后母的原因，即使知道自己是在这里出生的，也对这里没感情，只是觉得阴沉。
在《私语》里，她对这房子有一段著名的描写，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关于她的书都在引用：“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这虽是张爱玲成名以后的文笔，但如果这就是她当年真实心态的摹写，其沮丧、灰暗的程度，确实令人惊讶。这与“花样年华”太相悖了。
少女的心，有时那种自我怜悯，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直青春年华的张爱玲，阴郁性格的形成不免与突如其来的家变，和突然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的后母有关，后母这片挥之不去的阴云，成为了张爱玲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
5.就这样毕业了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马利亚女校毕业，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一年后，学校借用贝当路上的美国礼拜堂举行了毕业典礼。在典礼上，汪宏声专门找到张爱玲，其言殷殷，鼓励她今后不妨多写。张爱玲对汪老师一直是感激的，数年后她从香港回来，一见老同学就问汪老师的情况。听说汪老师当时不在上海，她竟有些惆怅。
张爱玲的同学顾淑琪女士，一直保留着学校当年的校刊《凤藻》，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张爱玲和她同学们的风采。刊物很精致，十六开本，羊皮封面，道林纸印刷，内容有中英文两部分。里面有大量张爱玲留下的痕迹，刊载了她的中英文稿件三篇。此外她还担任了美术部助理员，包揽下了大部分的插图，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性格测试的部分，张爱玲留下了有趣的答案。这其中，有一个答案值得一说。当被问及最喜欢的人是谁时，张爱玲的答案是英王“爱德华八世”，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离经叛道，为了与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恋爱、结婚，宁肯舍弃王位。这件事，被誉为“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爱情”。
张爱玲的这个答案，在同学中显得很另类，能看出她骨子里的叛逆，更能看出她对爱情的渴望。
这期校刊中，还发表了张爱玲的三篇中英文习作，即《心愿》、《牧羊者素描》和《论卡通画之前途》。雏凤新声，非同凡响，其中《论卡通画之前途》更为后人津津乐道。她在这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以当今世界动漫流行的盛况看，足以证明张爱玲的预见不虚！在这册校刊的另一栏目中，张爱玲还有一句留言：“什么都可以‘忘了’，只别连我都‘忘了’。”当然，有的同学是永远也忘不了她的。
毕业时，顾淑琪曾请每一位同学在她保存的校刊上留言。其他人多是写下一两句公式化的祝福，而张爱玲却不。她的留言是：“替我告诉虞山，只有她，静肃、壮美的她，配作你的伴侣；也只有你，天真泼辣的你，配做她的乡亲。”少女的纯真美好之心，跃然纸上！
校刊里还有一项内容，最为宝贵。那是三十多幅毕业班同学的肖像图，犹如一盘什锦水果，琳琅满目。肖像的头部，采用的是真人相片，脖颈以下，则是张爱玲手绘的卡通画，两者融合，趣味盎然。
每幅人像的下面，是张爱玲以英文手写的祝福语，“预言”了每个女孩的未来。这些沐浴着三十年代阳光的女孩们，有的被画成摄影师、科学家、芭蕾舞演员、传教士，有的被画成时装店主、园艺师、诺贝尔奖作家、浪漫诗人，还有的居然是英姿勃勃的骑手、穿戴欧洲铠甲的武士、赴意大利大使和1949年的“中国总统候选人”！
最奇的，是一位女生被画成驾驶飞机首个登月的太空人——那是在“阿波罗”登月三十年前！值得一提的是，她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占卜师，捧着一个水晶球在看。张爱玲的绘画天赋，在这几张画页上尽情显露。小人儿的动态活泼，富有创意，多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与抱负。画的人体解剖也对，看来是有相当的素描功底。
是啊，就这样毕业了，怀着对同学们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如今的圣马利亚女校旧址，已属上海女子三中。当年的校舍、拱门、回廊都还在，“爬山虎”的绿叶，遮住了当年教堂的整整一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