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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后，一路向北远征，硬是将元朝残部打回草原，龟缩在大漠深处。自明朝开国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昔日强盛的蒙元帝国一分为二：蒙古本部鞑靼占据着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占据着蒙古西部，又称作西蒙古，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

明朝初年，蒙古悍将纳哈楚被蓝玉等人击败，被迫投降。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被收编为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归宁王朱权管辖。明朝将三卫统称为“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将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的驻地统称为“兀良哈地区”。

“朵颜三卫”长期盘踞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听从明朝的指挥，在后来的“靖难之变”中立下大功。这支外聘雇佣的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成为朱棣的精锐部队，朱棣对其进行封赏，允许他们与明朝互通贸易。

无论是战是降，蒙古人好战善掠的天性不变，对明朝的威胁始终存在。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势崛起。强悍无比的朱棣亲率大军，远征瓦剌，一战打出数十年的和平。

转眼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战端再起。

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

当时的情况是，一头精明善战的猛虎、一个力图光复元帝国的枭雄，遇见一个少不更事的文弱皇帝和一个突发奇想、以战炫耀的蠢太监，这一战的结局可想而知。悲剧从开始早已注定，只是可怜了那些无辜陪葬的亡魂。

作为朱祁镇的亲信太监，王振一心想着建功立业，衣锦还乡，便怂恿朱祁镇亲征。由于王振令人发指的愚蠢和无知，加上坚持不懈地犯错，二十万（号称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随同出征的五十余位大臣悉数战死，朱祁镇也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大明朝文臣武将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开国以来的数朝积累毁于一旦。这场惨败影响深远，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看作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虽然朱元璋曾颁下严旨，立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却事与愿违。为了平衡皇权与相权，皇帝不得不借重身边最亲近的群体——宦官。从洪武年间开始，就有一些宦官在宫外执行任务。到了永乐年间，因“靖难之变”，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联系加深，宦官的任用较前朝更加普遍。到了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还在内府设置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此举的初衷是，因为政务实在过于繁重，皇帝毕竟精力能力有限，并非个个是朱元璋一样的劳模，需要宦官来当帮手——“批红”。

不过在王振之前，明朝在位的皇帝普遍精明能干，政治经验丰富，宦官“犯法辄置极典”，并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宦官势力的壮大，跟皇帝自身的怠政、放权有很大关系。

到了正统年间，初期由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吓挟制，历仕四朝的“三杨”在朝辅政，王振尚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太皇太后去世，“三杨”年老体衰相继离职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欢”，深得朱祁镇宠幸，渐渐大权独揽。

可以说，王振是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他开创了明朝太监干政专权的局面，一手造成了“土木之变”。抛开国家荣辱不谈，单就葬送的二十万人命，他已万死不足以赎其罪。

这世上懂得奇货可居的不只有吕不韦，明英宗朱祁镇遇上的蒙古人同样深谙此道，认为留着朱祁镇比杀死他更有价值。

说起来，二十岁刚出头的朱祁镇虽然受小人蛊惑，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但他并不是个窝囊废。他被俘之后气度从容、镇定自若。奇妙而独特的个人魅力，让他在当俘虏的日子里，也没有受到非人的侮辱。

朱祁镇的性命暂时保住了，可彼时的大明朝不啻天塌地陷。一个太监策划的一场莽撞的亲征，让老祖宗攒下的家底没了大半，皇帝还被俘虏了。亡国的阴影真实地笼罩在众人头上，朝臣们心慌意乱。

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于谦不是匹夫之勇，历史证明，他不仅有这样的志向，也有这样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特殊时期，是于谦挽救了大明的国运，堪称国士无双。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免受制于人，绝了瓦剌人以朱祁镇为人质要挟大明之念，于谦和众大臣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与此同时，二十三岁的朱祁镇“荣升”太上皇。

瓦剌傻眼了！蒙古人想不通，皇帝也可以过期作废？本来还打着长期敲诈勒索的主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