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朱新礼卖自养的“猪”能否从容？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早在1959年就提出，“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产权界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早先的人民公社着眼于一个“公”字，农民的私有财产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产工具甚至房屋桌椅都被充公，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农民的存款大办钢铁和水利，并美其名曰“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那段惨不忍睹的饥荒史已给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大同制度”重重一击。直到小岗村农民偷偷“起义”，农民才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劳动，也能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界定产权的经济意义不容小视！

很难想象，在一个产权归属都很模糊的社会里，能够成长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为一系列经济契约的核心、根本和基础，其直接牵引出对于决策、经营、管理等诸多风险的“终极责任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产权制度不断调整的过程，即避免更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戴上“红帽子”的民营企业家为产权所累。私人承包以及产权私有，正在从农业走向非农业，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证明，私有产权不断扩大，能释放出巨大的潜能，促使经济越来越繁荣。如果没有产权变革，就难以保障企业家的创业自由，不能把企业家请回中国，马云创造的阿里巴巴就可能不姓马了，从山东临沂北上到京城安营扎寨的朱新礼就更没有可能高调宣布自己有决定是否出售汇源的权利……

若借“卖汇源”一将功成，董事长朱新礼本可以坐拥财富华丽转身。然而，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可口可乐最终未能“豪饮”汇源果汁。朱新礼没有哭，更没有笑，似乎连愤怒都没有。他的愤怒是有边际成本的，就是怒发冲冠也不能昭示天下。此时，谁也不知这个“出卖民族品牌的人”背影有多孤单！

卖自己养的“猪”，真的那么难？

2008年9月3日，国际饮料生产巨头可口可乐宣布，将以179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因收购达到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故向中国商务部进行申报。

此消息一出，立刻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顷刻间划分出反对派和赞成派，前者认为汇源要做“卖国贼”，后者认为这是朱新礼自己的事，为商业行为，无需大惊小怪。

9月6日，已经“签字画押”的朱新礼正面回应收购事件，称此桩收购并不存在被迫无奈，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企业应该当儿子来养，当猪一样卖。不过，即使“卖”自己的猪，朱新礼也未能卖得顺风顺水。次年3月18日，商务部正式宣布，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朱新礼卖“猪”的梦破碎了。

单从商业规则看，朱新礼卖掉汇源，也不失为明智选择。感情与商业规则，到底要哪个？朱新礼走到十字路口。他一方面为汇源呕心沥血，拱手让人难以割舍。况且，还有很多不相干的人七嘴八舌地为他投民族主义的票，认为他卖汇源就是出卖民族品牌。另一方面，汇源又确实遇到了瓶颈，单靠现有的力量很难突破，亟需“空降兵”来临。

2007年2月23日，汇源在香港成功上市，意味着真正踏上了国际化征程。上市后，朱新礼即大刀阔斧进行国际化变革，试图一举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对整个高管团队的打造也趋从国际化战略，几乎一半的核心成员来自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后继无人也是促使朱新礼决意出手的重要因素。汇源缺乏合适的继承人，这让朱新礼寝食难安。“十六年半了，创业的时候我一根白发都没有，现在基本上全白了。十六年半了，我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我都快60岁的人了，还能顶多久？如果有一天真的顶不住了，既对不起股东，也对不起员工……儿子的兴趣不在经营企业上；女儿是一个妈妈，她有家庭、有丈夫，我也不忍心；很遗憾，我的这么多兄弟，他们都说当不了；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朱新礼辛苦创下的偌大家业无人继承，的确是他的一块心病。

内忧外患让朱新礼身心俱疲，“汇源的摊子越大，战线越长，风险也就越大，担心也就越多。品牌小的时候拎在手上，大了就得背在肩上，现在是顶在头上。”当朱新礼把汇源顶在头上摇摇欲坠时，就不得不趁最值钱时为它找好下家。

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汇源，都把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看做双赢。对于可口可乐，汇源是会下金蛋的鸡；对于汇源，可口可乐则是其实现飞跃的资本支撑。

最终，朱新礼没有卖掉自己的“猪”。归根到底，这还是企业产权的边界问题，尽管朱新礼拥有所有权，可以决定“卖”还是“不卖”，但能不能卖掉，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动辄就是“卖国”、“爱国”，显得产权在中国依然脆弱无力！其实，一个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能够卖出179亿港元，这是奇迹，也是光荣，岂有“卖国”之辱？倘若真能成交，带给中国民营企业的一定是一种提高、一种时代性的标杆效应。这样的交易越多，说明民营企业越是可庆可贺。更何况，果汁领域根本不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何“要紧”？而且，朱新礼的素养决定了他卖掉这头“猪”，还可以再养另一头别的“猪”。照样创品牌啊，有必要杞人忧天吗？

可见，产权改革是否彻底，主要不是看是否写进宪法，也不是看是否通过这部或那部法律，而是社会共识。虽然中国的产权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许多领域仍然不够深刻和彻底，改革的速度也过于缓慢。归根到底，产权的界定不是民间自下而上的自主性推进，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进，是以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为基础的，即由权力决定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这就难免出现界定失衡的现象。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毕竟，党的十八大以来已进一步明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中国的产权改革必将有新的突破，而经济发展中的任何波荡，似乎都在反复提醒我们：划出合理的从业或经营自由边界是多么的重要！

未来，朱新礼们卖自己养的“猪”，可能还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不过，总有一天，朱新礼会卖掉他的“猪”。原因很简单，“猪”是他自己养的，而现代市场体系的要义之一就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