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收购和记黄埔，开启新篇章
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益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告诉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第一节 患病的和记黄埔
对李嘉诚来说，1979年是难忘的。这一年，中国内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一年，李嘉诚应荣毅仁之邀前往北京，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专门负责联系外商到中国投资事宜。这一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接过了和记黄埔20%的股权，李嘉诚的事业也因此有了质的突破。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总资产高达60多亿港元，远远高过总价值不到7亿港元的长江实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嘉诚将资产高出自己十倍的和记黄埔从汇丰银行手中，稳稳地接了过来，成为该集团最大的股东。
和记黄埔分为两大部分：和记洋行和黄埔船坞。
1863年7月1日，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火轮公司等几家公司共同创办了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由铁航轮船公司驻港监事托马斯·苏石兰出任。1865年，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并购石排湾船厂和贺普船坞，通过整合，大大提升了自身实力。之后，还吞并了大角咀的四海船坞等公司，成为香港修船和造船行业的佼佼者。
20世纪初，黄埔船坞的规模已经十分可观，整个船坞总雇工数高达4510人。它拥有非常先进的设备，除了可以建造出各式各样的船舶，还能为香港商船和远东海面的船只提供各种维修养护服务。它和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的三大船坞，名声红极一时。香港的船商没有不知道黄埔船坞的。在众船商眼中，无论是建船，还是修船，黄埔船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该船坞一直号称具有修理、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了修船造船外，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务，是多元化企业。
和黄埔船坞的成功历史相比，和记洋行则要逊色很多。它创办于1863年，最早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本地的零售业。最开始那几年，和记洋行的发展情况并不十分乐观，也没有什么名气，根本无法和当时的怡和洋行、太古银行同日而语。1873年，英国商人夏志逊，从创始人吴克手中接过了和记洋行，成为它的第二任主人。20世纪初，和记洋行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分行。
“二战”之后，祈德尊家族成了和记洋行的新主人。祈德尊并不是一个低调稳健的人，他贪大求全、好大喜功，从接手和记洋行开始，便展开了一连串的扩张吞并计划。早已在“二战”中经历过无数拆组的和记洋行经营状况十分不佳，但祈德尊不管不顾，只知道一味地吞并收购，将黄埔船坞、屈臣氏、均益仓等大公司和许多还没有上市的小公司都收归旗下。最多的时候，他手中一共控制了360家公司，光海外公司就有84家，一时风头无两。
香港人多地少，祈德尊算准地产业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成为最兴旺的产业之一。他将自己在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关掉，将修船的业务和太古船坞合并，一同迁往青衣岛。其他货仓码头也被他转移到了葵涌发展。如此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腾出土地以便进行房地产开发。
祈德尊的做法使他成了众人口中“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代表人物。很多企业在被他吞并后经营状况并不好，这些公司的存在对原本效益不佳的和记洋行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大家都说他是长了钢牙铁嘴的年迈老人，笑话他有福吞下这么多产业，却无福享用。
在祈德尊的错误领导下，和记洋行的效益越来越差，所欠的债款越来越多。然而祈德尊对自己的错误丝毫没有反省的意思，依旧我行我素，导致和记洋行的经营运作愈发艰难。
好在祈德尊运气不差，正好碰上全球股市大涨。20世纪60年代后期，股市大牛冲天之时，祈德尊凭着自己在股市上的经验，利用此次股市大涨的机会大展拳脚，广泛进行股票投机，所得资金全部用来弥补和记洋行的财政黑洞。
1967年，香港政局动荡，投资商们害怕亏损过多，纷纷将自己手中的股票、物业抛出，而此时的和记洋行非但没有效仿众人，将自己手中的股份和物业抛出，反而还从其他股民手中收购了很多股份。1969年，和记国际为了收购黄埔船坞的股权，以向外发行优先股的方法，通过市场集资7200万港元。该计划圆满完成之后，和记国际成功收购了黄埔船坞30%的股份，为和记国际和黄埔船坞日后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记国际收购黄埔船坞后，马上重组公司的业务，意图推动公司向多元化发展。完成重组后，黄埔船坞立即紧锣密鼓地在红磡兴建了一座货柜码头，开始全力发展自己的货柜运输业务。之后，它又和华资地产公司共同成立了都城地产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对象就是黄埔船坞内的剩余土地。一年后，和记国际通过黄埔船坞收购了港岛的大型货仓集团——均益有限公司。这样，和记国际旗下便拥有了黄埔船坞和均益仓两家大型公司。这两家公司在香港均拥有大量的土地，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土地多在郊区，属于廉价的地皮。但和记国际还是凭借这些土地，成了香港拥有土地最多的地王。这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的发展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拥有大量的廉价地皮。因此，和记国际的成功引起了李嘉诚的注意。
1973年，香港股市开始回落，股市热潮开始渐渐冷却。3月份，恒生指数从1774点股市高位落下。尽管如此，和记国际依然大量借贷巨款用于投资，尤其是借入风险极大的瑞士法郎，这直接为和记国际日后深陷危机埋下了伏笔。股市回落没多久，便爆发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香港股市在多重刺激下大幅度下跌，一直跌到1974年年底，此时和记国际的股价已经从1973年3月的每股44元港元跌到了每股1.18港元，整个公司的市值也跌到了3.4亿港元，仅仅是公司最鼎盛时期的4.7%。1974年到1975年间，和记国际财政年度一共亏损了1.29亿港元。
对和记国际来说，1973年绝对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整个公司在这一年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在这些接踵而来的灾难的打击下，原本就有财政危机的和记国际自然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渡过这次难关。市场上不断传出该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闹得股民们人心惶惶。为了将公司从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解救出来，祈德尊立刻召集股东大会，要求股东供股1.75亿港元。这一提议被汇丰银行拒绝了。和记国际的债权人没有放弃对和记国际欠款的追讨，他们纷纷来到当地的法院，希望和记国际可以清盘还债。
当时，作为和记国际股东的汇丰银行向其董事局提出收购建议。汇丰大班准备以1.5亿港元收购和记国际33.65%的控股权。如果收购成功，汇丰银行将代替祈德尊家族，成为和记国际最大的股东。其实汇丰银行早就有将和记国际纳入旗下的想法，也曾间接婉转地向祈德尊提过此事，只是被祈德尊拒绝了。如今，和记国际深陷危机之中，早就没了往日的风光。汇丰银行若是此时正式提出收购建议，处于被动的和记国际除了接受别无他法。事实也正如汇丰所料，和记国际在万般不愿之下，不得不接受了汇丰银行的收购建议。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助和记国际渡过了财政难关。和记国际如约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和记国际33.65%的股份转让给汇丰银行，自此，汇丰银行成为和记国际最大的股东。
据说，祈德尊家族和汇丰银行签订转让合同的当天，汇丰银行的代表公开表示，汇丰会在和记国际经营情况转好后，在合适的时机，将手中的股份抛出。这是祈德尊同意转让和记国际的要求，汇丰为了表示对曾经合作伙伴的尊重，特意在公众面前向他保证自己必定会遵守承诺。李嘉诚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兴奋，可是以他当时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从汇丰银行手中买下和记国际。好在当时和记国际负债累累、经营萧条，即使换作汇丰经营，想要恢复盈利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就为他提供了机会。
第二节“公司医生”韦理
汇丰银行接手和记国际后，立马展开了对和记国际董事局的重组工作。祈德尊也在此次重组中黯然离去。随着他的离去，和记国际的祈德尊时代也结束了。和记国际正式从一个家族企业转型为非家族性的集团公司。为了让这个新集团公司更好地发展，汇丰银行找到了当时号称“公司医生”的韦理，希望由他出任和记国际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的职位，代为主持管理和记国际。
号称“公司医生”的韦理，在这之前从未管理过巨型企业，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此，汇丰银行最初找到韦理之时，韦理并没有马上同意。韦理很清楚，自己缺乏这样的经验，不一定能够胜任。之后，架不住汇丰银行的多次邀请，他才同意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
和记国际在祈德尊主政时亏损严重，根据相关报道，和记国际当时光短期负债就有7.6亿港元，除此之外还有5.7亿港元的长期债务。而且公司当时的组织架构混乱不清，想要经营这样一家公司着实困难。
韦理确实是一个认真负责的经理人。出任和记国际副主席的第一天，他便在股东大会上向众股东表态，一定会尽心竭力地经营好和记国际。同时，他还在会议上提出了在预定期限内要完成的各项目标，其中包括减少公司的经常性开支、建立财务控制制度、全面减债计划、清除亏损的部门和公司等。会议结束当天，他便开始了整顿工作，将自己在会议上所提到的内容一件件地进行落实。
祈德尊当政时吞并了很多公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公司因为经营不佳成为集团负担。经过严格筛选，那些经营不利、没有发展的公司都被韦理处理掉了。为了方便管理旗下公司，韦理常常会和附属公司的管理人员开会，他要通过沟通更好地了解他们，了解和记集团名下的小企业，通过了解，找到最适合的管理方式。
1976年年底，和记集团获得综合盈利1.07亿港元，虽然不高，但是已经呈现出上升趋势。韦理作为和记集团的总裁，得到了260万港元的巨额花红。这笔资金可以说是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和记股东们，对他能力的一种肯定。
解决了一系列附属公司的问题后，韦理马上将重点转到了公司财政上。之后，他开展了一系列财政改革计划，以期还清公司欠款，填补财政漏洞。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和记国际内部管理层的改组已经基本完成，那些亏损额度大的项目也被终止，公司运作逐渐步入正轨。韦理终于可以空出时间来思考公司的未来了。
经过思考，韦理认为，黄埔船坞拥有的地皮数量非常多，若是可以对这些地皮进行开发利用，必定可以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黄埔船坞缺少开发地产相关的专业人才，若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想要开发黄埔船坞的地盘就很困难。这让一度信心满满的韦理陷入了沉思。第二天，韦理照常参加了和记国际的董事会，他坐在会议室的正中间，看着和记国际的股东们激烈地争辩，突然觉得和记国际在人才积累上要比黄埔船坞充足的多。要是能把黄埔船坞名下的地皮转给和记国际，就能得到更好的开发。这个想法在韦理脑中出现的一刹那，韦理整个人都惊呆了，他让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思考这个计划，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韦理细细地思考了一遍自己的计划，越思考越觉得可行。于是，他马上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和记国际的股东们，并申请董事局同意。1977年12月21日，和记国际董事局通过了韦理的建议，同意合并黄埔船坞与和记国际。1978年的1月3日，和记国际与黄埔船坞合并，更名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也正式取代了和记国际的上市地位。
当时，重新整顿后的和黄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共有八家公司，分别是和记黄埔、和记地产、和宝、屈臣氏、都城地产、均益仓、安达臣和海港工程，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包括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商业、商务、货柜运输、船坞修建、货仓运输、地产物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金融投资等业务。在韦理的管理下，和黄经营得越来越好，公司拥有大量的商铺，全部出租给商户，赚到了大量流动资金，为公司急需的现金流量提供了保证。这一系列的进展中，韦理的身影随处可见，也正是因为他夜以继日的努力，才使和记黄埔的经营状况慢慢走出泥潭。
第三节 人情就是财富，顺利获得和黄股份
汇丰大班沈弼常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盈利是它唯一的宗旨。”在沈弼看来，能否为汇丰带来好处，是他做生意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对汇丰有利的事情，他做；会损害汇丰权益的，他绝不会碰。简单点儿说就是谁能为汇丰带来利润，谁就是好朋友；谁会损害汇丰的利益，谁就是他的敌人。
沈弼是汇丰银行历史上最出色的大班之一，作为一个银行家，沈弼在为和黄集团选择新东家一事上，考虑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这个人是否能将和黄集团经营好。至于这个人是谁，是哪国人，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沈弼在这件事上的豁达和明智，为日后李嘉诚接手和黄奠定了基础。
早在李嘉诚打败置地、拿下香港地铁中环上盖物业发展权的时候，沈弼就开始注意这个相貌平平的中国人了。之后，二人合作重新修建了香港华人行，期间，李嘉诚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均给沈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得知李嘉诚有意争抢九龙仓的时候，沈弼亲自到长江实业和李嘉诚见面，劝说他放弃九龙仓的股份，并承诺若是李嘉诚有意收购和黄集团，他必定会全力相助。沈弼承诺的条件对李嘉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力的集团公司。与和黄集团潜力匹配的是它高达62亿港元的总资产，若是没有汇丰银行帮忙，即便李嘉诚使尽力气，也不可能吞下这块肥肉。因此，当沈弼说明来意后，李嘉诚立马同意卖沈弼一个面子，将手中九龙仓的股票全部卖给包玉刚。
当时，九龙仓股票遭股民争抢一路飙升，收购难度不断加大。九龙仓在李嘉诚眼中逐渐失去了价值，若是拿它与和黄集团相比的话，更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李嘉诚对九龙仓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和他的性格有关，他从不刻意寻找竞争对手，也从不曾发起过恶意的收购，他时常告诉自己，做生意和买古董不一样，没有没必要为了一桩生意丢了朋友。若是竞争对手不抱善意，李嘉诚也从不恶意抬价。他主张一切顺其自然，生意能接下来最好，接不下来就走人，反正天下那么多生意，不愁这一桩。李嘉诚的这种处世态度，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沈弼和包玉刚，他们都非常愿意和这样一个有头脑够真诚的人合作。
1978年7月，包玉刚为了收购李嘉诚手中的九龙仓股票，托沈弼约李嘉诚在茶室见面。见面前，包玉刚大量翻阅了李嘉诚的资料，了解李嘉诚的为人后，他更加愿意和这位商友在转让九龙仓股份一事上“亲上加亲”，将自己手中和记黄埔的股份，当作他从李嘉诚手中收购九龙仓股份的条件转让给他。包玉刚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掌管九龙仓与和黄集团，所以他愿意让出自己在和黄集团的股份，以此为交换。在商场拼战多年的包玉刚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未见对手，便已经找到了可以让对手心动的条件。
二人见面后，没有太多言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对此次交易的要求，所以整个交易过程异常顺利。没过多久，二人便达成了协议。李嘉诚将手中持有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份，全部转让给包玉刚。作为回报，包玉刚则将包氏集团持有的9000万股和黄集团股份转给李嘉诚。就这样，李嘉诚和包玉刚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寥寥数语间，二人在九龙仓与和黄集团的位置，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九龙仓从此跟李嘉诚再无关系，包玉刚也不再是和黄集团的股东，他们从之前的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
和包玉刚以高价买进九龙仓股票相比，李嘉诚轻而易举地就吸收了和黄集团9000万股股份，显然是更大的赢家。而且，和黄集团拥有大批地产物业，是很多香港商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企业。如今，包玉刚居然为了得到九龙仓，将自己在和黄集团的股份统统让给李嘉诚，实在让人不解。万事两难全，当时仅凭包玉刚自身的力量，实在无法兼顾九龙仓和和黄。据说，事后包玉刚曾跟身边的朋友谈过此事，称他当时也是逼不得已。包氏集团若想上岸发展，就必须掌控九龙仓，这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因此只能将众人口中实力雄厚的和黄集团放下，只怪造化弄人，怨不得他人。和包玉刚在九龙仓争夺战中的步步维艰相比，李嘉诚掌控和黄的道路则要顺畅得多。李嘉诚从包玉刚手中获取的和黄集团的股份，是他收购和黄集团的第一步。
第四节 互利互惠，得到汇丰鼎力支持
长江实业在李嘉诚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业务范围和公司规模不断扩展。根据公司的发展需求，李嘉诚先后和会德丰、利丰、港灯等老牌公司合作，发展他们手中大量的地皮物业，从中获得了不少利润。之后，他又和中资公司侨光置业合作组建了地产公司，并成功夺得沙田火车站上盖物业发展权。沙田火车站是香港的黄金地盘，李嘉诚在此兴建的大型水泥厂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刚刚建成便收获订单无数。
1979年10月2日，国务院公布李嘉诚、霍英东以及王宽诚为国务院下属部级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其中，霍英东和王宽诚早就和中国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可说是众望所归。和这两位相比，李嘉诚的出现则让民众略感惊讶。当时的资讯没有现在发达，内地和香港间的沟通联系也不像现在这样密切，因此，李嘉诚这个在香港众人皆知的优秀商人，不被内地居民所了解也就说得通了。此事事关重大，中国政府这样做，一定有深层的原因。很多关注国家大事的人，纷纷去查看李嘉诚的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个相貌平平的商人在香港的名气居然如此之大。
李嘉诚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的消息传回了香港，香港民众比李嘉诚还高兴。因为这件事不仅体现出李嘉诚在北京领导层心中的社会政治地位，还说明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信赖香港人民。香港人民个个以李嘉诚为荣，再也没有人怀疑李嘉诚在商界的地位了。有了政府和人民的肯定，李嘉诚觉得已经是时候将目标转向和记黄埔了。
和记黄埔与九龙仓不一样，它不是家族性质的公司。因此收购和黄不会像九龙仓大战那样，遭遇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抵抗。和黄集团虽然号称香港第二大洋行，但其内部并不像汇丰一样团结，而且因为迟迟没有理顺众股东之间的关系，导致股东们想法各异，争执不断，他们正期盼出现一个强力的领导，来凝聚公司的力量。李嘉诚想，只要自己的决策能力赢得和黄集团的股东们的信服，股东们就应该不会反感由他这个华人担任和黄大班。他自信有能力利用好和黄的资源，把和黄发展得更好。
然而，眼下摆在李嘉诚面前的难题，是他要如何持有足够的和黄集团股份。当时，长江实业总资产为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将近长江实业的十倍。在这样悬殊的差距下，长江实业想要收购和黄集团，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嘉诚从小就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和黄集团是他中意的企业，他不会轻易放弃，他要寻求帮助。于是，李嘉诚想到了沈弼。
早先，他答应沈弼放弃争抢九龙仓，将自己手中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包玉刚，那时沈弼曾间接告诉过李嘉诚，若是以后有困难，他必定会帮忙的。于是，李嘉诚联系沈弼，向他表明了自己想要收购和黄集团的想法。双方都是聪明人，知道对方要什么，因此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进入主题。李嘉诚说：“我有心收购汇丰银行手中的和黄集团股份，不知道沈先生是否愿意割爱。”沈弼回答道：“香港《公司法》《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但不可长期控有该企业。我在接管和记国际的时候，就曾经向众人承诺过，汇丰只是短暂地经营和记国际，等它恢复盈利后，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有秩序地出售持有的和记国际的股份。从重建华人行开始，我就很欣赏李先生的才能和为人。若是李先生想买和记黄埔股权的话，我会很愿意卖给你。在这里我可以向李先生承诺，只要你开出的条件合适，汇丰银行在出售和记黄埔普通股权时，都会为长江实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机会。”
李嘉诚知道，长江实业若想收购和记黄埔，必定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汇丰银行是和记黄埔的大股东，拥有雄厚的资金，若是可以得到汇丰银行的相助，收购和黄集团的计划便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了。这也是李嘉诚愿意在九龙仓一事上退让的原因。在和包玉刚见面之前，李嘉诚曾仔细翻阅了包玉刚的发家史，知道他的船王称号，一半是靠自己，一半是靠汇丰的支持。汇丰银行相信包氏集团的能力，必定可以偿还贷款和利息。再加上包玉刚为人诚信，言出必行，绝对不会欠人钱财不还。所以，虽然包氏集团的航运业务在香港开展得较晚，但汇丰银行给包氏集团提供的资金却是最多的。李嘉诚有理由认为，汇丰银行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也会坚持这个态度。事实正如李嘉诚所料，沈弼选择李嘉诚接手和记黄埔，完全是因为他相信李嘉诚的能力和信用，认为和记黄埔在李嘉诚的手里一定可以发展得很好。因此，沈弼才将和记黄埔这家由英国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付到李嘉诚的手中。这样不但可以让汇丰摆脱一个大包袱，还能保住大量汇丰持有的和记黄埔的优先股份，等和黄集团经营良好之时，汇丰还能获取一大笔利润。
第五节 让李嘉诚直冲云霄的“世纪交易”
汇丰大班沈弼通过电话告诉李嘉诚，汇丰会优先考虑李嘉诚的任何可行性建议。得到汇丰大班沈弼的亲口承诺，李嘉诚当即斩断了自己收购和记黄埔的种种犹豫，一心一意地展开了他吞并和记黄埔的计划。据说，这通电话之后，李嘉诚频频约见沈弼，围绕和记黄埔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在和记黄埔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李嘉诚卓越的想法和建议，大大超乎了沈弼的意料，使沈弼在惊喜的同时，不得不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李嘉诚本是一个低调的人，这次肯在还未获得和记黄埔股权的情况下，大谈自己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看法，全是因为他摸透了汇丰出售股权的真正意图，不是为了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记黄埔能够带来长期回报。所以，他愿意早点儿让沈弼知道自己对和记黄埔的发展规划，给他吃一颗定心丸。
另一方面，包玉刚对李嘉诚在九龙仓争夺战中的义举大为感动，他觉得自己欠李嘉诚一个人情。于是，他亲自赶往汇丰银行总部，劝说汇丰的各个股东，让他们放心将和记黄埔交给李嘉诚。据消息称，汇丰为出售所持和记黄埔股权，曾经联系过很多买家，但都觉得不合适。而沈弼从很早开始，就十分欣赏李嘉诚，他和李嘉诚初次见面后，还专门写了一篇赞美李嘉诚的文章。汇丰的很多股东都是因为那篇文章才开始关注李嘉诚的。有了这篇文章的铺垫，包玉刚的劝说计划自然就非常顺利。因此没过多久，汇丰董事局便同意将名下和记黄埔的普通股，全部转给李嘉诚。
有了和记黄埔大股东汇丰的支持，李嘉诚得到和记黄埔可说是水到渠成，几乎没费什么力。据李嘉诚回忆，他和沈弼关于这宗交易的拍板会晤是在长江实业公司总部的顶楼上，他们的讨论都是在饭桌上进行的。沈弼在觥筹交错间，便和李嘉诚就和记黄埔的普通股股权转让一事，达成了协议。
李嘉诚吸取上次争夺九龙仓时消息外泄的教训，非常重视和记黄埔收购计划的保密工作。因此，整个收购计划的商谈工作，都是在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汇丰手中的股权，李嘉诚还采用和他当时收购九龙仓一样的方法，分散户头，从散户手中吸收和记黄埔的股份。有了这些股票，再加上他从包玉刚手中得到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的股票，李嘉诚距离掌握和记黄埔又近了一步。
1975年9月25日下午4点，沈弼在公司主持了一次汇丰董事局会议，商讨把名下和记黄埔的股份转让给李嘉诚一事。说来也巧，召开会议当天，同为汇丰银行董事的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因为某些原因，都没有代表出现在此次会议上。这对于李嘉诚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不管是怡和还是太古，都是英资企业，骨子里就是看不起华商的。他们一定会反对将和记黄埔转让给李嘉诚。少了他们的反对，剩下的股东经过之前包玉刚和沈弼的连番游说，都或多或少地对李嘉诚有了一些了解，他们相信包玉刚和沈弼看人的眼光，相信李嘉诚能够带领和记黄埔走上良好的发展道路。没有不看中利益的商人，既然有利可图，他们自然同意。他们并不在意将和记黄埔的股份转让给华人商人，他们只在乎自己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只要李嘉诚让和黄盈利，他们就能获得好处。于是，在“是否同意由李嘉诚接管和记黄埔”一事上，很多人都投了赞成票。董事局决定采纳汇丰大班沈弼的意见，将汇丰名下和记黄埔的普通股悉数转让给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会议结束后，沈弼如释重负地从会议室出来，让秘书致电给和记黄埔的行政总裁韦理，在电话里向他讲述了汇丰银行对于抛售和记黄埔普通股的下一步处理。韦理听说和记黄埔的股东是一位华商时，非常吃惊。但沈弼明确告诉他，这个意见已经得到了汇丰董事局的认可，马上就会实施。韦理心知此事已成定局，自然无可奈何。就这样，和记黄埔的股东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自己的同胞汇丰给出卖了。这可气坏了和记黄埔的一众股东，放言要找沈弼讨个说法，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将英国的企业出卖给一个中国人。他们虽然气愤沈弼的“卖国贼”行为，但并没有真的去找沈弼的麻烦。
其实说沈弼将和记黄埔的股份转卖给李嘉诚是“卖国行为”，还是有失公允的。毕竟沈弼完全是出于公心。不过也有人说，沈弼将和记黄埔转卖给李嘉诚，除了为和记黄埔的发展考虑，还有看中李嘉诚发展潜力的考虑。虽说当时的李嘉诚无论是身份还是地位，都无法和这位英资银行的大班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李嘉诚日后会出人头地。沈弼是汇丰银行最优秀的大班之一，眼光自然不会差，他必定是早就看出了李嘉诚的潜力，因此早日进行人脉投资。同时，他还能通过这件事情，赢得北京方面的好感，使汇丰银行与和记黄埔可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后，继续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挂断韦理的电话后，沈弼马上拨通了李嘉诚的电话，将刚才汇丰董事局会议的结果转述给李嘉诚，并诚恳地拜托李嘉诚，一定要尽心尽力地经营和记黄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向和记黄埔的众股东交代。
同天晚上，李嘉诚在华人行21楼长江实业总部会议室举行了股东大会，讨论收购和记黄埔股份一事。这次会议被称作是长江实业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在长江上市之后，举行得最振奋人心的一次股东大会了。一贯冷静持重的他，在会议上非常激动地向众人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前提下，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的9000万普通股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股权。自此，长江实业成为和记黄埔最大的单一股东。”
有人在热烈的掌声中提问：“为何只买入汇丰银行手中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购入优先股呢？”李嘉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记黄埔绝对是一家很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它的地产部分和我们公司的业务几乎完全一样。我们觉得和记黄埔有很好的远景，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与公司的盈亏无关，也不具有该公司的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我们在做出这一决定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获取和记黄埔集团名副其实的控股地位。我个人认为，既然选择相信它，就要陪同它的成长，和它一共努力，无论盈亏都要共同承受。”当天，李嘉诚和汇丰银行终于就收购和黄股份签署了协议，完成了这宗影响长江实业发展的世纪性的收购。
次日，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一事响彻香港新闻界。所有媒体都在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上的醒目位置使用大幅标题报道这一事件。他们形容李嘉诚这次是“蛇吞大象”，形容此次收购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收购。这个消息就像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迅速成为公众讨论最热烈的话题。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将此事称为：“一宗可以让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有限公司直冲云霄的世纪交易。”
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董事局一事，让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的股票直线走高。小市带动大市，整个香港股市狂涨不止，当日恒生指数飙升到25.69点，成交额高达4亿多港元。由此可见，香港股民对李嘉诚和长江实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任和肯定。
2002年，李嘉诚在回答BLOOMBERG MARKETS专题访谈时，曾被要求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你的事业生涯中，哪项是最佳的交易？哪项是非你所料？你如何评价1979年从汇丰银行手中收购和黄股权的商业交易？当你知道已获得该历史性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已晋身由英资垄断的商界精英圈子时，你有何感觉？”
对此，李嘉诚是这样回答的：“集团业务广泛，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难免有些项目发展较快，有些则发展较慢，负责业务的管理人员会不断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经营策略。集团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过无数的交易，其中近年最被广泛报道的是1999年向Mannsmann出售Orange，也是令人难忘的，这是历史上利润最高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和Orange的股东均属有利，是一项三赢的交易。另外，回顾1979年，集团收购和黄的交易，实际意义非常重大。不过，如果我当时没有收购和黄，我亦会收购其他外资综合企业公司。踏入20世纪70年代，我的实力比较好，开始注意外资控制的机构，发现他们用很少股份便可控制庞大资产。我计划收购一间具有潜质资产的公司，并将它发展为跨国企业。和黄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在香港以外的业务，全在我入股后才开始拓展，至今在全球41个国家投资及经营，员工人数超过15万。当时传媒忽略了一点，汇丰为什么把股份卖给我？最大原因是认为由我买入这些股票，可以使这间公司得到好的管理，使它的业务发展得更理想，结果我亦不负众望，将和黄发展为一间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
李嘉诚还说：“和黄集团在我接手的时候，就有很多不被外界知道的内部问题了。我在这上面花费很多心血和精力，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并加以改善和处理，深入研究各行业及管理制度，加速其发展。很多人认为我能从汇丰银行手中接下和黄集团，是一项非常划算的交易，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和黄集团内部那些非外人所知道的问题，我为了将它们逐一解决，可谓费尽心力，其艰苦情形实非他们所能了解。”
由此可见，虽然长江实业因为和记黄埔的并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种成就并非是单方面的，和记黄埔同样因为李嘉诚的加入，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都说不怕苦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其实非也，真正的强者应该既不怕苦，又善于学习和总结，然后以自己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处事能力，趋利避害，用最短的时候，做最多的事情。李嘉诚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既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又是一个有头脑的商界精英。
第六节 顾全大局，拒绝担任总经理
据说长江实业成功收购和记黄埔后，市场上传出“和记黄埔的股东要集体反对新主席李嘉诚”的小道消息。和记黄埔实力雄厚，背景强大，公司的股东也不好惹。听到这个消息后，长江实业的员工们担心极了，他们都在心里为李嘉诚捏了把汗。有员工气不过，跑到李嘉诚的办公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嘉诚，让他早做准备，并气愤地表示，公司被收购是很平常的事情，和记黄埔的股东们纯属无理取闹。
看着员工为自己打抱不平，李嘉诚心里很感动，他让员工先坐下来冷静冷静，此事没有外界传得那么严重。李嘉诚告诉这位员工：“公司被收购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和它一样正常的自然还有被收购公司股东们的负面情绪，我们当初既然决定这样做，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没有必要生气。再说，和记黄埔是老牌英资洋行，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些因素都让英国人觉得自己比华人高一等，一直以人上人自居。在这样的思想下，他们自然更加无法接受和记黄埔这样老牌的英资洋行，被我们一个华资企业收购的事实。这么想想就可以理解他们了。”看着逐渐冷静下来的员工，李嘉诚继续说：“而且，我也没有非要当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和总经理的想法，韦理被称为‘公司医生’，近两年和记黄埔在他的管理下，经营情况确实也有提升，他做得很好，我没有必要横插一脚。所以，应该不会出现群起而攻之的状况。”
李嘉诚知道，在没有为公司做出贡献之前，和记黄埔的一干股东们不会服他。为了防止争端出现，影响公司的发展，李嘉诚宁愿不当和记黄埔的主席。他答应过沈弼和包玉刚，会尽己所能地发展和记黄埔。因此，他绝对不可以一上任，就在公司内部挑起矛盾。李嘉诚的这一做法，再次赢得了汇丰大班沈弼与船王包玉刚的赞赏，让他们相信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人。
欲成大事者，切不可急于求成而乱了心智。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的大股东后，依然冷静自持，低调从容，稳健地进行着自己从内到外、从企业到人心的收购工作。从外，李嘉诚并没有被短暂的成功蒙蔽住眼睛，他依然稳步有序地在市场上收购和记黄埔的股份，一直到1980年11月，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和他个人所拥有的和记黄埔股权已经增加到了39.6%，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和记黄埔其他股东所拥有的控股权，稳坐和记黄埔当家人宝座。在内，李嘉诚拒绝担任和记黄埔总经理，只担任执行董事一职。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的位置依然由韦理担任，他的这个做法，让和记黄埔众股东吃惊的同时，也不好意思再婉拒李嘉诚进入董事局了，毕竟李嘉诚已经做出了让步。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商业竞争对手，李嘉诚始终保持一颗真诚的心，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真诚，才让当时身为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的韦理，没有在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股票期间，与李嘉诚展开正面交战，争抢和记黄埔的股权。
虽然过后韦理并没有对此事做出解释，但有很多业内人士表示，李嘉诚在收购和记黄埔这件事上所展现出的能力，成功地赢得了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韦理的赞赏，让韦理知难而退，甘愿让出自己的位置。这个说法得到了众人的肯定，因为韦理在李嘉诚入驻和记黄埔董事局成为股东后，并没有阻止李嘉诚继续收购和记黄埔的股权。因此，大家推断可能从那时候起，韦理就已经打算让出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了，毕竟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通常都是由最大的股东来担任的。但韦理却没有任何行动，一直到1980年底，长江实业持有和记黄埔的股权增加到41.7%，和记黄埔中的任何人，再也没有理由阻止李嘉诚进入董事局，参与和记黄埔的发展决策了。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凭借名下41.7%的和记黄埔股份，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也是香港第一位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在这之后，韦理仍然留在和记黄埔，和李嘉诚一起管理公司的经营。两人都是商界的精英，虽然之前有过一些嫌隙，却依然为对方的才干和谋略所折服。就这样，二人当了一年多的同事，直到1982年，韦理辞去和记黄埔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之职，另谋他就去了。
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和包玉刚入主英资九龙仓，开启了香港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对所有华人来说，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华人已经发展起来了，如今已经有能力登上世界舞台。此事还引起了国际传媒界的关注。英国的《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世界航运业的船王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所以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和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皆是优秀的商人。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英国人已经统治香港很久了，是时候轮到中国人展现自己的实力了……”
这篇文章虽然出自英国媒体，并且文章的作者对华商不乏偏见，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全面、客观、中肯的。
之后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外籍记者，也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的重点不是李嘉诚，而是汇丰大班沈弼，文章从头到尾都在追问沈弼为何要将英国人的银行卖给一个中国人。
在沈弼回复《南华早报》之前，日本媒体对和记黄埔收购战的报道也传回国内。报纸一改往日鄙视华人的风格，大肆赞美李嘉诚在收购战中的出色表现。但日本媒体终究难改反对华人的本性，嘲讽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是一支忽然突起的异军，还说李嘉诚出乎意料地拿下和记黄埔集团的控股权之后，香港将逐渐成为华人的领地，其他国家的企业会慢慢被华资企业吸收吞并，再无容身之地。
美国《新闻周刊》也在一篇新闻中报道了此事：“华资企业已经慢慢发展起来了，上个星期，香港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李嘉诚先生，从英资银行汇丰的手中接过了价值60多亿港元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他是华人掌管香港大贸易行的第一位，也是一个开头。正如香港投资者分析的一样，之后还会有很多华人，陆续发展起来。”正如报纸所说，李嘉诚和包玉刚之后，越来越多的华商乘风而起，英资企业在竞争中渐渐落败。其中，最让人瞩目的仍然是李嘉诚和包玉刚，他二人并没有在众人的喝彩声中沾沾自喜，反而更加努力地拓展事业，收购了一家又一家的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了英国资本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他们用自己的能力，向世界证明了华人的商业才能。
第七节 尊重对手，以德服人
1982年，和记黄埔董事局副主席兼行政总裁韦理正式宣布辞职的时候，李嘉诚曾以公司主席的身份带头挽留过韦理，无奈韦理去意已决，除了让李嘉诚务必管理好公司外，并无二话。二人皆是人中龙凤，又经过一年的相处，自然非常了解对方。李嘉诚知道即便韦理离开和记黄埔也不用担心出路，他相信韦理一定可以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而韦理也清楚李嘉诚的为人和能力，知道李嘉诚一定会尽心尽力发展和记黄埔，带领和记黄埔走向成功。他嘱咐李嘉诚经营好和记黄埔，并非不相信李嘉诚的实力，而是因为他对和记黄埔已经有了感情，希望和记黄埔能够越来越好。韦理的这份心思李嘉诚怎会不明白，他当即就保证一定会尽己所能，全力发展公司业务，绝对不让韦理失望。
二人这段情真意切的寒暄看傻了和记黄埔的股东和现场的各路记者。按理来说，李嘉诚和韦理的关系不应该这么好的，毕竟他们一个是和记黄埔董事局的前主席，一个是现任主席，是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而且，据长江实业股东透过，韦理一直不喜欢李嘉诚，在李嘉诚刚刚进入和记黄埔董事局的时候，就曾当众嘲讽李嘉诚不可能将负债累累的和记黄埔带出泥潭。只不过当时李嘉诚刚刚进入和记黄埔，不愿为自己树敌，再加上李嘉诚向来低调谦和，所以没有理会韦理与和记黄埔众股东的嘲讽，这才没有激化和记黄埔内部的矛盾。
李嘉诚刚刚收购和记黄埔时，记者曾问过沈弼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股份卖给李嘉诚？”当时沈弼是这样回答的：“长江实业近年来经营状况颇佳，声誉也极好。而和记黄埔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后，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起色。汇丰在此时出售和记黄埔股份是顺理成章的。”沈弼还说：“你应该知道汇丰是以什么价钱将和记黄埔卖给李嘉诚的吧。如果我们想挣钱，完全可以卖给实力更强、出钱更多的英资大企业。我们没有那么做，就是为了保证给和记黄埔找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可以让它健康发展的领导。因此，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保证，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李嘉诚必定可以代表我，向公众证明汇丰银行今天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那场记者会，韦理也在现场，他记得沈弼的每一句话，只是当时他尚处在气愤之中，没有细细品味沈弼的话。后来，他逐渐体会到沈弼的用心。韦理刚接手和黄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半死不活、负债累累的公司，为了让它走出困境，韦理付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努力，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加班。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努力，公司的经营终于有了起色，慢慢地恢复了盈利。公司能有这样的进步，没有人比他更高兴了，公司就像他的孩子，没有父亲不愿意看见孩子健康成长，他也不例外。他之前从未想过会从和记黄埔离开。只是世事难料，他没有想到汇丰银行会将名下的股份卖给华商李嘉诚，也没有想到一个华人居然会有如此大的魄力。
当时华人在英国人心中的地位很低，所以即便李嘉诚是和记黄埔最大的股东，很多人依旧不看好他。他们嘲讽华人不可能比英国人出色，有意的和李嘉诚发生争执，想要激怒李嘉诚，但是李嘉诚并没有将这一切放在心上，他依然微笑着面对每个人，温和有理地处理公司的每件事情，同时，还保留了韦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的位置，用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方法，让众股东自己将心中对他的不平铲掉。之后，他更是展现了自己卓越的经商头脑和处事能力，成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那时候，虽然韦理才是和记黄埔董事局的主席，但实质上，大权已经掌握在李嘉诚手中了。面对这样的情况，韦理并没有生气，因为他在和李嘉诚长久的相处中，也慢慢开始欣赏、佩服这个人了。
李嘉诚成为和黄董事局主席后，依然谦和有礼，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会以商量的口气询问股东们的意见，即便是他的提议已经足够好了，依然希望得到众股东的支持和肯定。这样的处事方式，使得股东们越来越信任他，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李嘉诚的存在无疑掩盖了韦理的光芒，让韦理不得不考虑离开和记黄埔这个问题。有李嘉诚在，韦理很难显露自己的才干。渐渐地，韦理萌生了离开和记黄埔的想法。到了1982年，韦理更加确定和记黄埔即便没有自己，也能发展得很好。于是，他便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交出辞职信后，李嘉诚第一时间联系了韦理，以和记黄埔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诚恳地挽留他，希望他可以继续留在和记黄埔工作。这让韦理更加欣赏李嘉诚，于是，韦理便在二人的交谈中，以知己叮咛的方式，向李嘉诚提出了建议和期待。
韦理走后，李嘉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和记黄埔上。在他的努力下，和记黄埔果然越来越好。1979年，和记黄埔集团的年综合纯利从1978年的2.31亿港元，涨到了3.32亿港元，整整提高了一个多亿。之后更是屡创新高。1983年，公司纯利润达到11.67亿港元。李嘉诚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便让和记黄埔的年利润翻了五倍多。1989年，和记黄埔经济性盈利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30.5亿港元，纯利润比1978年多出十多倍。当时，和记黄埔的股东们对公司的受益兴奋不已，香港商界对李嘉诚佩服不已，世界传媒对此数字吃惊不已……总之再也没有人怀疑李嘉诚的能力了。
第八节 扬长避短，多元发展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许多公司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如内地已有‘海尔模式’。请问李先生，有没有一种‘和黄——长实模式’？如果有的话，这种模式具有何种特征？”
李嘉诚回答道：“我听说，海尔是做电器的，生产冰箱、冷气机还有TV-Set。我们是一个国际公司、综合企业，包含非常多不同的行业。我们的模式，原则上是西方管理理念，糅合中国文化的特色。外国有很多Quarter CEO，表现得不好，就得下台。但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一家很有人情味的公司。比如一个行业，每一个同行的业绩都跌了90%，我们只跌了60%，这个CEO我还要奖励他。但是假如有一个行业，人家赚100块钱，我们赚80块钱，那我就会问：‘为什么人家赚得这么多，你赚得这么少？’还有，因为外国的管理模式都是讲效率的，中国人的文化就是有人情味，你要看看情况。同时，我们的规模不算小，我们其中有的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排第90名，其他排在200名的也有。海尔是内地一家非常成功的做电器的公司，他们最初的时候是引进德国技术做冰箱，现在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跟他们的‘manufacture’不一样，我们也有制造，但是不同行业，我们差不多很多行业都有。我们有石油，从开采到加油站、煤油都有。在外国，我们的集装箱码头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今年处理的集装箱，差不多是三千万个以上。电讯我们也做得不少，在很多国家，现在发展到第三代无线电话。所以我说资讯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报纸都说这个第三代电话会延迟啦，还有一年，明年怎么可以开始啊，其实我已经看到这个手机，日本在月底会有5000个人拿着（第三代）手机在试用，这是成功的。所以我简单来讲，我们说‘information’是最重要的。海尔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我们是在不同的行业。”
该记者又问道：“请问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您怎样看待所从事的传统行业经营？是否看好一些新出现的行业？”
李嘉诚回答道：“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新的行业，比如生物技术，还有很多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的行业，我们都在发展。这类行业，需要的资金并不太多。但是传统行业如果能够配合新的‘technology’，就能发展更好，赚更多钱。我们的每一家公司都这样做。除了在香港、内地之外，我们还在国外27个国家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传统行业配合IT行业那就是‘wonderful’。”
由此可以断定，不管是和记黄埔还是长江实业的发展计划，都是李嘉诚根据自身情况，专门制订的。可以效仿，但必须创新，必须结合实际。
李嘉诚正式担任和记黄埔主席后，便开始着手对和记黄埔进行大规模的业务重组和资源整合。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89年才初见成效，和记黄埔集团的几大核心业务也慢慢浮出水面。李嘉诚对和记黄埔所进行的资源整合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和记黄埔的现实条件制订的。在他看来，如果专门经营地产的长江实业是一家地产企业的话，那么同时经营好几个业务的和记黄埔集团必定是一家多元化企业。这是和记黄埔集团的优势。李嘉诚认为想做好一个企业，首先要学会扬长避短，突出自身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因此，李嘉诚将和记黄埔集团的多元化业务当作这个企业的一大经营特色。
整合重组后的和记黄埔集团主要经营的几大核心业务分别是：港口及相关服务、电讯、地产、零件和制造、酒店，以及能源和基建业务。其中港口及相关服务、地产、零件和制造、酒店，以及能源和基建业务都是和记黄埔的传统业务，只有电讯业务是新拓展的。和记黄埔集团在经营传统业务的同时，还会注重新业务的拓展，用新科技去促进传统业务的发展，同时也用传统业务的稳定收益，来促进新业务更好更快地发展。在李嘉诚的努力下，和记黄埔集团的业务越来越完善，发展得越来越好。业内人士都说：“和记黄埔集团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它在业务范围上的合理分布。”
第九节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在熟悉的人眼中，李嘉诚是一个怀揣宽容之心的好人，他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广结善缘是分不开的。越来越多的人信服他，愿意和他做生意。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诚待人、追求无我的价值观，是李嘉诚智慧的源泉。是它“护着”李嘉诚闯过了无数的风雨，是它为长江实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981年，李嘉诚完成对和记黄埔的收购计划后，被香港媒体评为商界超人。这个称呼在民间传播开来。渐渐地，人们都用“李超人”来称呼李嘉诚了。对于外界的评价，李嘉诚并未发表什么意见，他就是开玩笑地说，既然大家都觉得他做得好，那么他就继续努力，争取越做越好，用行动感染他人。
万通地产的CEO冯仑曾说李嘉诚的这种待人处世态度是一种无形的软实力，会让人放下所有的顾忌，真心诚意地和他相处。他说：“李嘉诚先生具有一种看不到的能力，用他的话说就是追求无我，他让每个人都舒服。后来我跟朋友提到这事，他说老先生就是因为做人周到真诚，所以很多人到了香港都愿意和他做生意。”
冯仑第一次见到李嘉诚，是在香港的一个众多企业老板出席的饭局上。就是那次小小的饭局，让冯仑感慨万千。
在聚会之前，冯仑在脑海里对这次聚餐进行过无数次的情景假定。这次聚会，李嘉诚的地位最高，因此冯仑猜测李嘉诚一定会在众人的等待中出场。冯仑还猜想，参加聚会的人一定会抢着给李嘉诚发名片，而李嘉诚的名声那么大，当然不用散发名片了。座次一定有安排，而李嘉诚必定是坐在主位上的。当然，李嘉诚也不会一直坐在这里，肯定只是坐上一会儿，动几下筷子，象征性地敬杯酒，说声“失陪”，然后就会离开。
但是，到了真正见面的时候，冯仑才发现他之前的所有假想都是错误的，李嘉诚先生一点儿首富的架子都没有，非常平易近人。
那天，冯仑早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而没过多久，李嘉诚先生就到了。随着电梯门的打开，李嘉诚先生的身影出现在电梯门口。那年李嘉诚七十多岁，毫无长辈架子，挨个跟他们握手。这样的开场让冯仑愣住了。对于他的神情，李嘉诚先生丝毫没有怪罪，坦然自若地将自己的名片递给冯仑。看见名片后，冯仑立刻收回思绪，恭敬有礼地收起名片，向李嘉诚先生道谢。能收到李嘉诚先生的名片，冯仑既惊又喜。然后，李嘉诚指引大家从面前的纸箱里抽取号码。拿到号码后，冯仑不解地看着李嘉诚，他心想吃饭为何还要抓阄？要按照自己选中的号码入席吗？还是要按照号码跟李嘉诚先生聊天儿？冯仑心中疑惑极了，他实在不清楚自己抽到的这张纸条有什么用处。李嘉诚看出了冯仑的疑惑，耐心跟他解释了纸条的作用。原来纸条上的号码，决定了吃饭时应该坐的位置。
一般来说，社交场合的座次安排是非常敏感的，不同的位置代表的身份也不同，因此很多人都为这个问题伤透脑筋。反观李嘉诚，他的处理近乎完美。为了避免因座次问题引发尴尬，李嘉诚让嘉宾抽签，按签就座，这样就免去了一番推让，避免来客因为谁坐1号桌、谁坐2号桌而在心里产生不满。冯仑说：“我是后来才知道，照相也根据这个号，站哪儿就是哪儿。我觉得挺好，大家避免尴尬。李嘉诚先生为了让大家可以舒服地吃饭，真是费了不少心啊。”
李嘉诚用实际行动把平等的思想贯彻到了他的生活中，让大家知道资产和地位都无法决定一个人的尊卑贵贱，人从来没有三六九等之分。
大家坐好后，李嘉诚也跟着入席。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感谢大家跑来参加这个聚会。后来，在大家的强烈请求下，他又讲了一些自己生活中的体会。因为在场的有很多外国人，李嘉诚还用英语讲了几句，之后又用粤语讲了几句，把全场的人都照顾到了。他讲的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把自己融入生活和社会当中，不要给大家压力，让大家接纳他、欢迎他。李嘉诚的这颗真诚之心，成功消除了冯仑他们的紧张和顾虑，大家开始谈天说地，畅聊自己生活中、生意上的见闻和体会。
那次聚餐，李嘉诚一共宴请了四桌宾客。为了照顾到每一桌的客人，他在每桌都会坐一会儿，并且尽量顾虑到在场的每个人。冯仑发现李嘉诚先生在每桌坐的时间大概都是15分钟，会议一共4桌，每桌15分钟，正好一小时。聚会结束，临走的时候李先生说一定要与大家握手告别，每个人都要握到，包括边上的服务人员，然后送大家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走。
冯仑还说，从李嘉诚先生的言辞中可以看出，李嘉诚先生在哲学和经商上的造诣极高，他讲的都是哲学，教导大家在努力充实自己的同时，不要丢掉自己的平常心。他说：“你在芸芸众生中，把自己越做越强大，自我膨胀，超越别人，这个过程就容易给别人带来压力。因为你强大了以后很强势，就像你老站着，别人蹲着，别人就不舒服。所以你要追求无我，让自己化解在芸芸众生中，不要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压力。一方面创造自我，一方面让自己回归于平淡，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大家制造压力，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发展。”
告别的时候，冯仑和李嘉诚谈到他的一个演讲，问李嘉诚有没有关于这个演讲的书。李嘉诚遗憾地表示，因为不知道会有人要这本书，所以没有准备，他会交代助理帮冯仑找到这本书。听见“找找看”这种回答后，冯仑的第一反应就是：“李嘉诚先生日理万机，短时间内怕是不会有时间找书了。好在也不急着看，等等也没什么。”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很快这本书就送到了他的手里。冯仑感动极了。
他说：“李嘉诚先生诚恳待人的做法，是一种看不到的能力，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为他赢得人心。”
第十节“双赢”成就自己，造就他人
李嘉诚曾经说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左右逢源，化敌为友，共同进步”是商场上屡试不爽的策略，也是李嘉诚最喜欢用的策略。这跟李嘉诚的经商底线有关，他认为做生意就应该利益均沾，自己赚钱的同时别人也要有收益，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长久合作的可能。所以，李嘉诚从不做恶意收购。每次收购之前，他都会到处打听是否有和长江实业旗鼓相当的企业参与竞争。如果风险太大，他宁愿成全别人。至于那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李嘉诚最不看好。古人云：“善为事者，不以力取胜，可以智取。”李嘉诚深知“斗力”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取得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因此，他才会在九龙仓争夺战中果断放手，让出自己手中的所有股份，成全船王包玉刚。好在李嘉诚眼光够远，知道包玉刚为人仗义，绝不会白白欠人恩情，因此，他才有机会等来众人瞩目的和记黄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收购英资大企业的中国人。
之后，曾有记者问过李嘉诚，若是包玉刚无法帮助他取得汇丰银行手中的和记黄埔股份，他还会不会将自己名下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份转让给包玉刚？
李嘉诚当即点头，他说：“在生意上，我不是一个贪婪的商人。当时的股价已经炒得很高了，因此我愿意放弃九龙仓。既然都要放弃，为何不成全别人。”事实也如李嘉诚所说，即便没有明显的回报，他也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这一点从几年后长江实业收购泰富发展有限公司一事中就可以看出。
1989年年底，荣智健把香港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权收为己有，并改名为中信泰富。1991年下半年，中信泰富给中信香港增发了3亿多港元新股，此外，对李嘉诚这样的香港富商也增发了3亿多港元新股。中信泰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公司规模，还有一方面就是想利用李嘉诚等富商来刺激股价。果然，“李嘉诚效应”发挥了极大作用，中信泰富的股票在这样的多方刺激下一路飙升。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李嘉诚帮助中信泰富上市。
此后，李嘉诚又协助荣智健收购了恒昌行。恒昌行是香港一家综合性大型贸易公司，创建于1946年，创始人是恒生银行的何善衡、梁球琚、林炳炎等人。恒昌由大昌贸易行控股，两家商行虽然都没有上市，但是规模效益比得上那些顶尖的蓝筹股公司。1989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在这个大环境下，香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以国际贸易为主业的恒昌行自然深受其害。当时恒昌行的主事人何善衡和梁球琚都年事已高，不想再继续主事，而其子女们没有一个愿意接手恒昌行。
恒昌行陷入这种局面，自然引来其他人的觊觎。最初提出收购恒昌的是郑裕彤。恒昌提出了每股254港元的价格，总收购价53.4亿港元。郑裕彤对这次收购非常重视，一旦收购成功，将恒昌和自己的新世界进行资源整合的话，将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因此郑裕彤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收购。然后就在收购即将成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郑裕彤表示收购后将会分拆大昌，这遭到了大昌元老们的强烈抗议。最终，这次收购还是流产了。
此时荣智健相中了恒昌行，然而他自己的实力并不足以单独展开收购，要想将恒昌纳入囊中，必须有其他财团的帮助。当他发出邀请后，李嘉诚等富豪纷纷响应，1991年7月，荣智健联合李嘉诚、郭鹤年等富豪，成立大牌公司，用于收购恒昌。大牌公司最大股东为中信泰富，占比为36%，李嘉诚占比19%。
有了众多财团的支持，荣智健开始和恒昌的元老们展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李嘉诚在香港商界的信誉起到了重要作用，恒昌元老们冲着李嘉诚的面子，都做出了适当让步。虽然何善衡和梁球琚觉得对方出价比较低，但是对方做出保证，收购后绝不拆分恒昌和大昌，老员工仍可留下，而且公司运作模式仍然保持原样后，恒昌元老们出于对李嘉诚的信任，同意了这次收购。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完成收购。大牌公司的各大股东按权益分配恒昌股份，其中中信泰富为最大股东，荣智健任恒昌主席。
然而这并不是荣智健想要的最终结果，他想要独占恒昌，不过想让各家财团撤离没有那么容易。他深知李嘉诚的为人，于是说服李嘉诚，请他帮忙做其他财团的工作。李嘉诚也知道，如果斗起来，最终会是多败俱伤的局面，不如及时撤出比较好，而且他也愿意卖荣智健这个人情。于是李嘉诚出面游说其他财团，出售手中股份，其他财团看在李嘉诚的面子上，纷纷同意。随后，李嘉诚主动做出表率，将手中的股份售出，总共价值15亿港元。这一进一出，李嘉诚净赚2.3亿，而其他财团也在这次交易中收获不小的利益。最终，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手握恒昌97.12%的股份，成为绝对的大股东。
在这次收购事件中，李嘉诚始终秉持着共赢的理念，不管是收购还是出售，都尽量不让任何一方吃亏。有时候，也许李嘉诚的做法会让很多人觉得是在犯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长江实业能发展到今天，跟李嘉诚的这份“傻”脱不了关系。因为，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有钱大家赚”的理念，才赢得了极好的人缘，使很多人都愿意与他合作，从而成就了他在商场的地位。
第十一节 待人平和结善缘，“不拿袍金”成美谈
1989年，“打工上帝”刘銮雄横空出世，迅速成为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刘銮雄是爱美高集团董事局的主席，在他的带领下，爱美高集团的董事们毫不顾忌公司的利益，只知拼命地往自己腰包里存钱。1989年，爱美高集团众股东应拿的盈利数为0.47亿元，可是6个董事的袍金竟然就已经达到0.46亿元。
据调查，该集团在1989年度，华置公司盈利1.56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中娱公司亏损0.61亿元，其董事袍金仍有0.36亿元；保华公司亏损0.53亿元，董事袍金依然不菲。
爱美高集团董事局的主席刘銮雄在该年度所拿到的董事袍金高达1亿港元。此事传开之后，外界便开始称刘銮雄为“打工上帝”，说的就是他拼命往自己金库里囤钱的做法。
受刘銮雄的影响，市民们开始关注各大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每年可以领取多少薪水，他们都将这些薪水用在了哪里。在记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各公司董事长的年薪相继浮出水面，其中最让人们吃惊的就是李嘉诚每年所得的袍金数额。据有关媒体报道：“李嘉诚是十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他把所有的董事袍金全部打入了长江实业公司的账目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20世纪80年代初，长江实业公司一名清洁工的年薪算下来都比他这个董事长要高。”
按照20世纪80年代中的经济水平，像长江实业这样盈利良好的大公司，每年给自己董事会主席的袍金数额至少应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后，董事主席的袍金数提升到了1000万港元上下。若是按照今天的水平计算，李嘉诚每年应拿的袍金数至少也要上千万才对。然而，李嘉诚20多年始终只拿5000港元作为自己每年的董事袍金，从来没有多拿过一分钱。和那些与长江实业实力相当的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相比，李嘉诚的袍金只是他们的万分之一。
李嘉诚曾经身兼国际城市的董事会主席。按照合同，国际城市每年需要支付给李嘉诚200万元作为他每年管理公司的袍金。而这笔钱李嘉诚分文未动，全部转进了长江实业的账户。可以说，在董事袍金一事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经对美国《财富》杂志的记者说：“和外界传的一样，我每年的董事袍金确实是641美元。这笔钱甚至没有一个办事员的工资高。不过我个人并不在意，因为即使我每年拿1000万美元的董事袍金，也比我每年所做的工作该拿的少。”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了香港商业舆论界的美谈。业内人士对李嘉诚只象征性拿点儿袍金的做法深表佩服，却不敢轻易效仿。毕竟李嘉诚的这种魄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事情往往有两面性，有人夸自然就有人贬。在众人纷纷夸赞李嘉诚不牟私利的时候，另一种说李嘉诚“不谋小利是为了图谋更大利益”的说法不胫而走。有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李嘉诚是公司的大股东，即使不拿董事袍金也有钱赚，可我不一样，我就是靠这个生活的，不拿钱我一家靠什么吃饭？”还有人说：“李嘉诚不拿董事袍金非但不是损失，还为他赢得了公司股东的一致好评和业内人士的赞赏，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这样一来，等到李嘉诚并购其他公司或者开展别的项目的时候，自然不愁合作伙伴了，公司的业绩必定会上升。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自然可以分到更多的钱，所以李嘉诚放弃百万袍金的做法不但没让他的利益受损，反而还能为他带来更多的财富。”
对李嘉诚这样的大股东来说，不管是百万袍金，还是千万袍金，都算不上是一大笔收入，他们真正在乎的是自己所持股份的市值及股息。1994年4月至1995年5月这段时间内，李嘉诚所持长江实业、生啤、新工等股份，所得年息为12.4亿港元，这还不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年息。因此，在一些人眼中，李嘉诚根本就不是什么仁义之人，分明是一个狡猾虚伪的商人。
这种“李嘉诚不谋小利是为了图谋更大利益”的说法虽然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这可能跟李嘉诚平时待人和善、从不树敌有一定的关系。和他合作的人纷纷出言声援，他们眼中的李嘉诚董事长根本就不是一个诡计多端、贪图利益的虚伪之人。曾经采访过李嘉诚的加拿大著名记者John Demont也曾十分诚恳地表示他所见到的李嘉诚是一个为人和善的大善人。John Demont相信李嘉诚必定是真心为合作伙伴和股东着想才做出这个决定的，绝不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
John Demont记者还对李嘉诚的为人处世赞叹不已，他说：“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李嘉诚先生摆架子，他非常容易相处又很会照顾人。他可以从启德机场载一个陌生人到市区，不求回报也不去思考这样做是否会对他自己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他只是单纯地想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除此之外，他对每一位客人都非常尊重，亲自为客人打开后备厢存放物品，不需要司机动手。上车后，他还会细心地询问客人的身体情况，根据需要调节车里的冷气，甚至会为客人安排好接下来的住宿和饮食问题。订好酒店后，他还会亲自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询问，看看有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有的话马上改善。因此，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信李嘉诚先生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伪君子。”也许李嘉诚的做法确实带有稍许功利性，但现今社会，哪个商人能没有点儿功利意识呢？李嘉诚可以做到“予人以善，重义轻利”已经很难得了。
其实，不管李嘉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商人，单凭他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一点来看，他的高尚品格就值得所有人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