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研究

马克思人生美好生活价值的构想与追求

刘进田

（西北政法大学 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摘要】美好生活价值是人的永恒追求，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剥削、物化的批判，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论证，都是为了人类解放，以达到人的美好生活。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是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的生活，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人在“自由时间”中的创造性审美生活，是人完善自身、实现自身的生活。

【关键词】美好生活；内心深处的声音；人类能力的发展；自由时间；审美生活；完善自身

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后形而上学希望》中指出：哲学有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之区分。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多为私人话语，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罗尔斯、福柯多为公共话语。公共话语的哲学主要研究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可称为公域哲学或制度哲学；私人话语哲学主要研究私人生活、个人生活、人生价值、生命意义问题，可称为私域哲学或心性哲学。

罗蒂把马克思划入公域哲学、制度哲学，我们长期以来也多从社会哲学、历史哲学层面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然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特质始终强调个人和社会的辩证统一。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在“真实的集体”中才能获得独立和自由。马克思认为，个人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因而，个人的独立生活、自由生活、美好生活是同对象世界、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可以说马克思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美好生活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像以往那样，只看到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改造，而忘记了马克思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社会，那就是只看到手段价值，看不到目的价值，只看到社会，看不到人，只看到集体，看不到个人。这样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这样的集体是“虚假的集体。”马克思反对抽象的社会和“虚假的集体”，目的就是要拯救个人自由、个人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一、美好生活是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的生活

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是自有哲学以来人们都在孜孜探求的问题。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马克在他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曾写下一段激动人心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将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54]在这里，马克思没有孤立地谈自我、谈生活，而是把自我与人类结合起来，把生活和职业结合起来。因为自我的美好生活，总是和群体、他人、职业相联系的。群体、他人、人类的发展、利益、文化、价值观等都会影响个体自我的生活。可以说，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没有脱离他人、群体、人类、职业来思考人生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人生思想路向。

然而，在个体自我与他人、群体、人类、职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始终将个体自我置于主体和核心地位，表现在早在中学作文中他就极为重视个体自我及其价值主体地位和意义。马克思坚定地强调人在评价职业和生活时要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他说：“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55]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内心深处的声音”思想。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也就是真实的个体自我，是本原性的真实、实在。“内心深处的声音”或真实自我是价值主体、评价主体。自己所选择的目标、职业好不好、伟大不伟大，评价的标准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内心深处的声音”说伟大那就伟大，否则就不伟大。这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评价观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原则是本真的、真实的自我，即“内心深处的声音。”

马克思特别担心这种本真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被各种外在的诱惑所淹没。他说：“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56]被什么所淹没呢？在马克思看来，幻想、情感、虚荣心、名利等都容易淹没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可以说马克思一生都担心、反抗淹没、遮蔽本真自我的一切外在的东西，以保存、拯救本真自我。这种向往本真自我的精神本怀类似于中国的道家，与道家的不同是马克思不反对文明。马克思的努力在于把自然（本真）与文明、自然与文化辩证统一起来。

可贵的是，马克思虽关注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并未走向唯我论，他注意到外在客观因素、力量对本真自我的限制作用。马克思说：“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序上开始确定了。”[57]有人对马克思写在中学作文里的这句话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58]虽然麦克莱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本真自我与客观社会关系的张力、冲突的确是马克思所全力关注的焦点性问题，而之所以成为焦点问题，正在于马克思要拯救被外在客观物质力量、关系所淹没、遮蔽、压抑的本真自我。马克思倾心倾力要成全的正是本真的、真实的自我。马克思反异化、反物化、反资本主义、反分工等都是因为这些物质关系和力量压抑、淹没了本真自我。因为美好生活是自由自主生活，是本真自我的真实存在和本质力量的全面展开和实现。

从价值主体、美好生活的主体来看，马克思始终把自我、个人、个性、“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本体。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盛赞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思想，而原子偏斜运动的人文主义意蕴是个人自由。原子的偏斜运动是对原子直线运动的决定论之超越，是原子的形式性而非物质性规定。原子的形式规定就是原子所内在具有的自我否定本性，而自我否定就是自我规定和自我完成。在定在中的个人自我规定和自我完成是马克思的根本价值本怀。马克思认定“自我意识是最高的神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张的主体仍然是个人。他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确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59]由于历史发展的前提是个人，历史发展的实质亦是个人。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坦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60]就是说，“个体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实质。生产关系等物质关系都是个体发展得以实现的必然形式。重视社会物质关系的价值意义在于“个体发展”。因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按照“个体发展”的程度，或个人自由的程序，把人类历史分为三大阶段，“个体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自由个性”。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把个人贞定为目的价值，把集体视为手段价值，并以是否能成全个人自由价值，把集体或共同体区分为“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61]在马克思思想中，历史的前提、实质、目标都是个人发展、个人自由，物质关系、集体、共同体都是个人发展这一目的价值的手段价值。我们可以将此思想称为“个本群真论”或“己本群基论”。中国传统哲学讲“群己之辨”，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个人发展是目的价值、是本体，群体是个人发展的手段价值，是基础。这就是“己本群基论”。群体固然重要，但不能将其放到本体地位，而要将其放到手段、基础地位。这样就确立了美好生活的主体。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现实的个人。美学家高尔泰在关于《寻找家园》的谈话中说：“我觉得归根到底，科技、制度等等，都只是手段。个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只有个人的自由幸福的程度，才能作为历史进步程度的标志。如果电子时代钱淹脚背的人们，生活得不比农耕时代幸福，那么古典和现代之间，就不会有明确的界限。”[62]现代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要以个人自由幸福价值为标准来衡量。现代人的忙碌、紧张、焦虑、亚健康，是不是标志着社会的倒退呢，现代是不是不如古典呢，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是不是基于个人自由幸福的降低呢？

在价值主体问题上，马克思虽然也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但对于阶级主体马克思是在手段价值的意义上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物的关系的手段，所以无产阶级很重要。推翻物的关系的目的则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认：“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63]在此个人自由、个性独立是马克思的最高价值理想。

二、美好生活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美好生活的主体是个人，那么美好生活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个人能力或本质力量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作为价值世界的自由王国时深刻地谕示：“在这个必然在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4]这里马克思给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说，即价值是“人类能力的发展。”因为马克思说的“目的本身”就是有别于个别具体目的的目的，即一般的、终极的目的。所以“目的本身”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美好人生就是建立在必然王国之上的自由王国的生活，而自由王国的生活就是人所特有的人性能力或人类能力或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全面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人的自我完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看作财富的本质。现代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财富吗，马克思也肯定这一事实，但马克思不是从经济学或消费的意义上来看财富，而是从哲学、价值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财富。马克思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种规定性上来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65]这里马克思同样确认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本身”，是价值本身。在历史的事实层面、科学层面上，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财富的发展；在历史的价值层面，哲学层面上，历史的发展是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价值的发展。

在《资本论》之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都将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置于最高的价值地位，将其看作历史发展最深层次的价值，看作历史的终极本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提升到同生产力层次地位同样的深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历史。”[6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因而，生产力的发展不只是物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本身的发展，价值的发展。单纯从物的方面看生产力的发展，看历史的发展是片面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又说：“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67]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个人才能的发挥”，但使“个人才能得到发挥”的条件是“各个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的总和”[68]，因为在“全体个人”未占有生产力总和的情况下，生产力是同个人分离的，表现为一种“物的形式”。“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69]但在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真正的力量”或“生产力的总和就同个人相分离了，”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个人在交往中形成了生产力的总和，但这种生产力的总和与个人相分离、相对立了。怎么办？出路是“各个个人必须占有生产力的总和”，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自主活动，才能促进“个人才能的发挥。”这里讲的“个人才能的发挥”就是“人类能力”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在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的能力似乎也能发挥，但这种发挥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全面的，而是被迫的，是片面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发挥，其目的也不是发挥人性能力本身，而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发挥人性能力不是目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与此不同，马克思向往的自由王国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发展人类能力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在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人性能力或人类能力只剩下了感性占有能力，这很难说是人的能力。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历史必经的阶段。马克思所向往的人的美好生活，是把人本身的人性能力的发挥作为目的本身的生活，换句话说，把人类能力手段化、工具化，把物质财富、利润目的化，这样的生活不是美好的生活，是异化的生活，是人类史前的生活，虽然这是必然要经历的生活。

美好生活或自由王国，在马克思看来“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能力”在马克思写的《巴黎手稿》中称为“人的本质力量”“主体能力”。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注的核心价值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只有人的本质力量全面自由地对象化了，实现了，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从存在论的高度论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为什么要对象化、要实现出来。从存在论来看，马克思强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70]就是说任何事物都要有自己的对象，它的对象是表现它的内在本质的载体，没有这个对象，此事物的本质就无从表现和实现，这也就意味着此事物是非存在物。马克思举例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对象，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71]植物的内在本质是它具有生机、生命，但这一本质力量必须通过太阳这一对象来表现。如果没有太阳、阳光，那么植物的生命本质就无从表现，无从实现，无从展开。人也是一个存在物，因而，人的本质力量，人类能力也必须表现在对象上。当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表现在对象上时，人才得到了实现，人才是感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力量要实现于感性对象上，这是人的能动性本质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的受动性的体现。因为感性对象和产生它的感性活动，都既是能动性的表现，又是受动性的表现。能动性是人的境界，受动性则是人的命运。人能拥有自己的境界，又担当自己的命运，这才是完整的美好生活。能动性使人刚健不息，受动性使人厚德载物，前者为《周易》讲的“健德”，后者为《周易》讲的“顺德”，健顺两德兼具，方是美好人生。能动性使人要有权利和境界，受动性要求人要承担责任和义务。一个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的人，把境界和责任统一起来的人，才是一个美好的人。而这种美好人生的哲学根据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理论，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物”理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就是有别于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就是有别于实然世界的应然世界或价值世界。

人的本质力量或人类能力不仅要对象化，而且要全面地对象化，否则也不是美好生活。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形式把整体的、全面的人的本质力量变成单一的、片面的了，即人的丰富的本质力量仅剩下一种了，这就是“拥有的感觉。”马克思遗憾地指证：“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72]在由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全面的感觉仅仅剩下一种了，这就是“拥有的感觉”，“拥有的感觉”满足了人才觉得自我实现了，高人一等了，趾高气扬了。这样的生活在马克思看来是“愚蠢而片面”的，不是整体的人的实现，而美好生活则是整体人的实现，是人性能力丰富性的全面展开和实现。马克思强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形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73]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本质包括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角、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人应全面地在对象上展现、实现和占有人的这些多维的、丰富的本质，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人内在的人性能力的这种全面展开和实现就是美好人生。自然、人的丰富全面的能力的展开、实现不能被理解为是达到更多财富的手段，而应理解为目的本身，即它是目的价值，不是手段价值。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颠倒了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为反抗此种价值颠倒，马克思才把“人类能力的发展”贞定为“目的本身”。这是马克思对康德“人是目的”价值思想的真实继承。

马克思把价值、美好生活理解为“人类能力的发展”的思想，有其深远的西方哲学史源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将善、幸福理解为事物特有的性质、潜能的展开和实现。他说：“一个事物的善在于它特有性质的实现，每一种生物的目的或目标是要实现它那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本质或使之明显起来。人的至善是全面和习惯地行使那种使人成为人的职能。”[74]事物的价值就是事物性质和潜在能力的实现。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人有“自我完善化”能力，人的价值就在于这种“自我完善化”能力的充分发挥和实现。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其价值实质就是人性能力达到最充分的展开和实现的宗教化象征符号。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人性能力”或“心灵能力”，人的特有的这种能力的充分实现就是价值，就是美好生活。马克思讲的“人类能力”“人的本质力量”概念同康德的“心灵能力”是相通的。

总之，美好生活或价值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三、美好生活是人在“自由时间”中的创造性审美生活

“感性活动”、生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因而，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构想总是同人的“感性活动”、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总体来说，马克思认为，人的美好生活要实现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生产劳动之中。生产劳动是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人的内在本质、人类能力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能够对象化，能够得以现实地生成和显现，能够得以直接性、直观性确证。人在自己的劳动活动和产品中可以直观自己的内在本质，并在此直观中得到生命的愉快、愉悦，这也就是美、审美。这样，人的价值、美好生活就同生产劳动、审美活动发生了内在联系。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极为精辟的论断：“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5]美好生活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来生产、来劳动。劳动既能按照客体尺度，又能按照主体尺度，即人的本质、需要、愿望来进行，按照真和善来进行，这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一种审美活动、艺术活动。这是生产劳动的审美化、艺术化。黑格尔把艺术、宗教、哲学看做是精神发展到最高阶段时的三种形式。马克思则把艺术、审美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发现审美、艺术在生产劳动中的实现。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根据和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工作中的人最美。工作、劳动把人的内在本质对象化出来，使人的本质日生日成，这就是美，就是最美人生。按照静与动辩证统一的辩证法，劳动和休闲的辩证统一就是审美的人生、美好的人生。劳动是生命的生产，休闲也是生命的生产。

美好生活、自由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工作休闲相结合，同艺术审美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价值哲学、人生哲学的特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统一起来理解。他们说：“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76]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方式、活动方式、生活方式统一起来理解。这样就把社会观、历史观同人生观、价值观统一了起来，将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统一了起来，将历史哲学同价值哲学统一了起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或总体性特征。对这种统一的解释和评价，在今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和现实问题。譬如，哈贝马斯批评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似乎也体现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则意味着生活世界越来越被作为生产逻辑的资本逻辑所替代。

马克思似乎也是认识到这种消极的统一，所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美好生活、自由生活的存在领域进行了划分。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都是一个必然王国，在此领域个人自由或美好生活只能有限地实现，而在此必然王国的彼岸的自由王国，美好生活、自由个性才能最为充分地实现。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这一领域划分思想十分显豁地展现出来：“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的缩短是根本条件。”[77]

人在必然王国，即物质生产领域里有自由、有美好生活，人在自由王国，即价值世界中也有自由，前者的自由是有限自由，而后者则是“真正的自由王国”，是“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自由是什么呢？马克思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8]马克思还具体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物质生产领域才能“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他说，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在下面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①劳动具有社会性；②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79]在此马克思把劳动的社会性和科学性作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条件。具体来说，劳动的社会性是指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消除，个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不再需要交换这一惊险的跳跃。劳动的科学性则是说科技在劳动中的应用，使人成为主体来支配自然力，人站在生产过程之旁按动按钮，支配和欣赏生产过程。这样人便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成为自主活动的人。这既是美好的生产方式，也是美好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统一起来了。现代战争已成为审美活动了：美国女兵在安全安静的本土作战室端着茶杯，踱着方步，优雅的按动按钮，准确击中万里之外的目标。

美好生活，自由生活既实现于作为必然王国的物质生产领域，更是实现于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自由王国之中。王南湜指出：“晚年马克思区分出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里人为了生存而受必然性的支配，而在自由时间里人则可以从事完善自身的活动。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将逐步趋近自由。”[80]自由王国中的美好生活、自由生活，是指在自由时间中以完美自身为目的的审美性、艺术性生活。

首先，美好生活、自由生活要有“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有肉体，有物质生活需要，人必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在生产力和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劳动时间很长，而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81]这个腾出的时间就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出现的条件不只是生产力和科技的提高，更重要的还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因为“资本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82]在资本逻辑统治之下，人们往往会把腾出来的剩余时间用于工作和劳动。为了竞争而把剩余时间仍用于工作。如中国不少人在节日里，仍然干活。竞争是资本逻辑的规律性表现，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自由时间会很少。所以美好生活、自由生活很难普遍性实现。马克思之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此现实面前我们只能忙里偷闲了，偷点自由时间，完善自身。

其次，美好生活、自由生活的内容是完善自身、实现自身。完善自身就是把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在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人也发挥自己的能力，但这种发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能力的发挥成了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能力的发挥就是目的本身。而人类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完善自身、实现自身，这才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自由个性的实现，才是人的自我完成。

最后，美好生活、自由生活是审美性、艺术性生活。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语），美好生活、自由生活是审美性、艺术性生活。自由王国就是审美王国。有论者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能够使人全面而且自由的充分发展实现的领域，就是人类艺术活动的领域。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马克思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时，都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同审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都是把艺术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来看待的。”[83]黑格尔把宗教、哲学、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三种形式，而马克思则认为艺术、审美是人自身完善的最高表现。因为马克思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感性活动”，而艺术、审美就是感性的、个体性、个性化的价值直观。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霍尔盖特所说：“在艺术，得到满足的是我们的感官和创造性想象力的要求，通过艺术，真理无需严格的哲学学科或个人对宗教的坚持，就可以作为我们自己创造活动的成果而被我们享有。艺术的恰当内容因而就是统一、和解与和谐、‘以自己为依据’。它构成了审美的自由。这个内容没有呈现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没有呈现为一个神圣的、历史的实在，而是呈现为人的艺术所创造的感性的或想象的个体性。”[84]艺术、审美所具有的感性、个性、自由、创造特征，都同马克思自由个性、自由创造、能力发挥、感性活动等价值追求内在相关，因而艺术性、审美性生活遂成为马克思向往的美好生活、自由生活。

中国梦实践哲学“三足而立，一马当先”的理论构成[85]

雷龙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本文致力于理解和阐释“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扼要回答了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的几个相关性问题：中国梦的哲学基础为什么要以“中、西、马”各派哲学相互融合和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主流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梦的哲学基础的构建系统中各自有什么地位和作用？本文总体上认为，基于具体的历史经验、理论品质和现实条件，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在格局上应该是“三足鼎立，一马当先”的动态、开放性复杂系统。

【关键词】中国梦；实践哲学；理论构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的系列讲话高瞻远瞩，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跃上人类时代高峰的视界，超越了以往个别种族、阶级、党派、意识形态狭小视域的局限，再次激发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意志和历史理性。“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近代以来长达170多年的中国梦实践，无论是在物质技术层面，还是在制度体制层面、思想认识层面都既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发展成就。”[86]这些经验和教训中最为宝贵的一条，就是必须在根本思想即哲学基础理论上正确理解和梳理“中、西、马”三大哲学资源在理论上的各自地位、功能、角色和相互关系，避免理论的矛盾和冲突导致思想的迷茫和踟蹰，以及由此引发实践冲突和空转内耗。

本文希望根据中国梦的实践历史经验，结合主要理论的特点分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反思和理论创新视角，努力回答“为什么中国梦的历史实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构建‘中西马三足鼎立，一马当先’的理论格局”这个总体性问题。

一、中国梦的历史实践需要“中、西、马”三大哲学资源的相互包容、互动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肇始于1840年开端的中国近代历史，以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崛起为外部参照，以中国社会、文明的相对停滞、衰落为直观事实，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为民族苦难而奋力抗争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达170多年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和民族复兴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践主题和历史红线，在实践上虽然历经艰难困苦、腥风血雨、上下求索、峰回路转、奇异诡谲，却始终坚强前行、生生不息。这个伟大实践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和指导这个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构成方式理解不全、不深、偏颇、模糊。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条件不同、认识水平不同、社会立场有别、思想方法差异，人们对于这个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比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理论基础方面也存在诸多认识分歧，形成了主题相近、观点冲突的“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及其行动逻辑，导致难以在不同流派之间实现正确取舍，实现共生、共赢，形成长期纷争、互相牵制的困局。

但是，就像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7]所以，对于“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相互关系的问题，归根到底不能由任何流派自己一厢情愿来做决定性定位，而必须回到历史的实践中，根据实践的经验、规律、趋势、取舍来认识和判定。

事实上，根据中国梦的历史实践经验，一方面必须承认，“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和直接的对立关系、竞争关系。

根本的理论分歧在于，中国的衰落因何而起？对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见解不同、观点各异。传统中国的哲学系统，即“儒、佛、道”相异相辅的哲学观点在本质上大体并不认同中国衰落的事实，大体倾向于认为“中国之学”具有根本价值，也无所谓衰落问题，“西学”之优长最多只在于器物、皮毛，而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文明观念、道德根本不存在变革必要。相对而言，秉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民主主义“民国精英”，更多从种族主体、生存竞争、科学与民主的实践观念出发理解中国衰落的事实、原因乃至于救亡方法。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则更多从劳动解放、消灭剥削、历史进步和人民幸福的视角来理解中国衰落的事实、原因和出路。这样，在“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之间，在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从而行动逻辑上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因此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主张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相互否认、互相掣肘，中国梦的实践形势难免内斗和内耗。

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中国在近现代世界中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和短期现象，也不纯粹是一个可以用单个或简单因素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相反涉及整个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也就是说，中国的衰落不是中国自己本身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偶然性或临时性灾变造成的，清朝时的中国自己与自己从前比较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并不见得降低。如果撇开世界发展的新时代精神，单单就中国自己来说，“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悠悠2000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无法与之比拟的。”甚至，“直到19世纪”，中国的“官僚体制、公共工程建设、识字率、商业、工业和市场活动总的来说也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所以，纵向地、孤立地看问题，无法找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显然，问题是要在新时代精神及其在世界历史中崭露头角、凯歌行进这个大历史观下来解释。就像美国现代化研究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先生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然而，一俟中国人企图与外国人打交道，并应付现代化所带进的外国模式时，情况便愈来愈不妙了。”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如此可悲，主要是现代化过程和中国文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88]

复杂性与多面性或多维性或多要素性同源。从现代化过程本身来说，仅仅从器物、制度、生活方式等表象层面来看，世界的现代化发源于西欧国家，主要发展趋势是工业化、都市化、商品化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技术化等。而从精神品格来看，可能要在往前追溯到更早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兴起等在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变化。如今，当世界历史发展到21世纪，全世界都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现代化或现代性历史，现代化的宏大气魄已然不是任何国家、民族和借口可以回避、漠视、否认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践坐标必须以世界而不是孤立、封闭的自我所能解释的了。

其次，分歧的原因还在于认识复杂事物必然经历过程性认识规律。从历史的自身逻辑来看，“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的矛盾发展过程大体呈现从以中国传统实践哲学为主导发展到以西方近现代实践哲学为主导再发展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导这样三个逐级递进和前后相继的逻辑顺序。

第一个阶段，大体上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期间，乃至于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实践主要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信念体系指导和主导下展开的。中国传统哲学提供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虽然不能说是早期中国梦的历史实践的决定因素，但也是这种实践形态的重要和基本辅助因素。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实践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以传统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梦早期实践，在其结果显而易见是失败的。

第二个阶段，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辛亥革命到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期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实践主要是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理论提供的信念体系指导和主导下展开的。它在客观上表现为资产阶级共和革命的历史实践，在理论上表现为各种西方世界观（比如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世界景象等）、历史观（以趋利避害的人性论追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理论）、价值观（人本、民主、平等、博爱等）、认识论、实践论等。而其结果，在大陆地区显而易见是失败的，在港、澳、台地区情况则较为复杂，但总体上不占中国社会主流。

第三个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特别是从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实践主要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信念体系指导和主导下展开的，其结果主要是在大陆地区，总体上成绩显著，但是潜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不容小觑的。目前，国内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问题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而在港、澳、台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总体上不占社会主流。就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来说，“中、西、马”各派哲学相互之间的对立、竞争、论争，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当前非常严重的理论和学术课题。

上述分歧无疑加剧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梦实践的内在困难和历史长期性，因为在这些分歧的影响下，中国梦实践的内部磨合与外部危机更呈复杂、深重态势。

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时必须看到，“中、西、马”各派哲学也并不是只有消极对立、互相妨碍的关系属性，相反，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呈现多元竞合、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的正相实践关系。

首先，“中、西、马”各派哲学思考在中国梦的主题下能够诸元归一。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西、马”各派哲学的相互关系来看，“中、西、马”各派哲学都曾经为中国梦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而他们相互之间对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和基本价值观都是大体上共同认可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诸元归一的催化功能。事实上，“中国梦”是一个复杂历史过程和系统社会实践，必须汲取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以自由人联合体为长远发展方向和价值情怀。因此，中国梦的实践哲学基础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导，也绝不会把中国梦的实践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智慧任意割裂、简单对立，绝不会把中国梦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经验脱离开来孤立地玄想任何美好前程，相反必然主张积极借鉴西方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在“中、西、马”三种哲学思想的相互合作、互动发展中为中国梦的历史实践提供了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中国梦是全体中华民族全面而自由的开放实践，与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旨在以实践认识论、实践人性论、社会生活本质论等思想元素为“中、西、马”现代性方案争执提供科学的理解方法，奠定了永续发展的开放和创造性契合进路，既能够有效汲取各类哲学倾向的优秀思想成果，又能够与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有机对接。

究其原因，根本上来看，客观上主要是现代化历史本身携带的“启蒙魔力”。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构筑了反对神权统治、贵族专制和宗教迷信新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民主科学”的启蒙原则。在这种启蒙逻辑下，“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9]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启蒙原则的时代精神精华，摈弃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哲学，依靠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指针，着力建构以人民自主性为动力源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在哲学上，传统教科书中离开具体实践抽象干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条文，再也不能束缚人们思想探索的触角，人民的生存发展实践正在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思想依傍，“科学的世界观”的哲学致思方向正在被“科学的实践观”的哲学致思方向吸收、改造和整合。

所以，必须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还在于，“中、西、马”的互补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同样都是一个开放性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同一个过程，同样经历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伟大历程，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基础。但是，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历史过程，生产力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整合过程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和自身的现代化探索正在步入“深水期”“攻坚期”，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几乎没有任何所谓安全期，没有任何故步自封的条件和资格，如何探索和实践“中、西、马”具体的互补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在可见的将来仍然需要不断的探索、不断地创新，永远都是开放性过程。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智慧为“中国梦”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实践功能来看，在非主导和辅助的角色上，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智慧虽然具有种种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动下，依然能够成为“中国梦”的精神富有资源，成为“中国梦”的精神文化源泉。

中国传统哲学当然并不只是精英学者对“儒、释、道”的消极解读和实践，也包括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和教化。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当然并不是始终消极被动的角色，也伴随着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的创造性革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入“深水期”“攻坚期”的情形下，一方面，全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与世界的总体发展紧密相连，唇齿相依，中国的现代化再也不能重复几百年前西方现代化经历的“原始积累”“阶级对抗”“殖民主义”“周期性危机”“环境剥削”等等“罪恶”历程了。自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挑起和爆发的“崛起争夺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都从正、反两方面不断提示人们，“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标准模板和必经道路。人类发展到21世纪以后的今天，历史的经验已经昭然若揭地表明，现代化如果必须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就，那么，现代化同时也并不需要人们重复资本主义的“罪恶”。因此，马克斯·韦伯对中国传统哲学、传统精神文化不能自发刺激资本主义产生的论断，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妨碍人们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传统伦理、传统精神文化的优秀成分尝试重建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方式。“世界这么大”，没有理由把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上现代文明历史的经验说成是唯一合理和可行的模式。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源源不竭的势头，不断向世界表明，现代文明具有远高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和前景，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非西方“新教伦理”的现代文明一样可能，而且可能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传统伦理和传统精神文化并不是只有“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唯一的下场，相反，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新型现代化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贵精神资源。

第一，中国传统哲学可以在多样性意义上繁荣现代哲学。人类以实践为存在的基本方式，这意味着人的存在包含了自然、社会、思维、实践、空间、物质、意识、主义、符号等等无计其数的因素的参与和影响，但是又不可能由任何单方面的因素完全界定。古今西方哲学、古代印度哲学、古今伊斯兰哲学各自都曾经或正在从各自擅长的方面阐发人类实践的不同层面和要素，中国传统哲学一样具有这种价值。

“儒家所代表的这个反思文化，特别是以孔子所代表的精神是古代文明的结晶，是要为这古代文明的已经出现的很多价值寻找更深沉的人文基础。……孔子的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就是把逐渐崩溃的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动源发挥出来；为它的基本价值、为‘礼’寻找最深沉的人文基础。这就是孔子强调‘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所在。”[90]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解要素可以矫正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片面性，降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历史的严重冲突，促成现代化模式的重建。

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最主要的弊端在于其狭隘的“改变世界”从而引发残酷的阶级斗争、民族对立以及不计后果的人与自然的对抗。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中国现代化必须化解所面临的复杂性、特殊性矛盾关系，既遵循一般规律和争取时代发展高度，又不能揠苗助长、机械重复，重走“卡夫丁峡谷”之路。至少，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层面进行的剥削和压迫，饱受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贪婪文化和无耻野心的道德歧视，饱尝因为不愿意主动征服他人、征服自然界而遭受的物质剥夺和精神歧视。今天，当中国社会“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局面依然成型，当发展经济已然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环境代价、文明代价的情况下，擅长于与社会秩序和解、与自然世界和解、与文明传统和解的中国传统哲学，其光辉的一面日益为世人所关注、重视，也必然发挥积极的借鉴性作用。

应该充分顾及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水平、历史资源、民众文化惯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争取避免传统的现代化的窠臼和罪错，建立符合自己情况的现代化动力资源体系。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气质，为人类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不可知的发展向度，具有更为合理的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是封建主义的产物，但是它为什么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积极性和创造性？其实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既不是社会的原因，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不是必然现代化必然的消极面，在结合人民实践进行时代创新的前提下，它服务于新的制度也完全是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互动互补的精神文化价值一方面曾经是封建主义的矫正装置，防止过分地武力强制和肆意豪夺。另一方面，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面前，也同样具有以君子道德抑制贪婪小人道德的作用，具有防止资本主义以非人的“资本”求利价值驱逐一切非资本价值的意义。简单说，中国传统哲学中固有的德性精神、君子情怀和良知良能对矫正资本主义贪婪图利、亵渎神圣的趋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从长远来看，从开创高于资本主义水平的现代化历史道路的发展前景来看，或者从中国现代化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扬弃和辨证发展，就其积极可能来看，必然具有自我创新性与世界普惠性，能够有利于创新中国现代性的新高度，能够对世界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历史辅助价值和现代性哲学批判功能。

三、西方近现代哲学也是“中国梦”实践哲学基础的重要构成要素

换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功能来看，在非主导和辅助的角色上，西方现代化哲学和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具有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基础性、资源性价值，而且仍然能够助推当代现代化创新理论的潮头，应当虚心学习、充分借鉴。

马克斯·韦伯关于中西文化、文明和哲学相互之间气质不同、功能不同的判断曾经极大的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深化了对现代化历史机理的探究。但是，这种判断也明显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它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有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承认中西文明在古代也有相似的属性和倾向。韦伯自己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重要的、被著名的汉学家们所证实的现象：在与我们主题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上，我们愈往上追溯历史，就愈能发现中国人及其文化与西方人及其文化有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士、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还有战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所有这些儒教中国特有的素质，都与我们西方的现象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特质，其实是纯粹历史决定的文化的影响的产物。”[91]这个坦率的承认，基于西方汉学家们提供的客观事实，也是连一直特意坚持强调中西现代化根本不同的马克斯·韦伯自己都不能否定的。

但是，韦伯没有把这个事实上升为“哲学”原则来把握。然而事实上，这个已经被包括西方汉学家和韦伯不得不虚心承认的事实，证明的恰恰是与韦伯强调的对立论理论完全不同的、更加具有历史说服力的历史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这个原理认为，人们为自己在先是自然界后是社会及文明世界的生存和发展而奋力斗争，包括物质生产过程的斗争，也包括精神生产过程的斗争。这种斗争基本的第一个规律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技术水平决定了人们之间的技术分工关系从而利益获得关系，而人们的这些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相应的政治关系和思想意识形态。第二个规律在于，在现实的历史中，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单纯简单地受经济基础决定，相反，上层建筑里面的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反向决定性。比如说在封建社会和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过程中，或者在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发生历史上，“精神气质”“宗教伦理”也会直接影响，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决定历史的方向和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西方才具有资本主义最便利的“精神气质”“宗教伦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更加长远的历史区间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抑制、抗拒和阻遏毕竟是相对的，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信仰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实际上是暂时性的和最终是无效的消极抵抗。而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总体历史规律，西方“精神气质”“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有利价值，中国“精神气质”“宗教伦理”对现代化的消极功能，都不能简单理解为绝对天然、固定不变的事实。同样，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本身也不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决然对立、不可融合的关系，相反却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

实际上，如果说西方哲学和精神文化真的具有什么独特的“气质”有利于现代化的内在爆发和领先发展，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哲学在精神文化系统上既具有有利的历史优势，也具有一个类似于DNA的那种有利的“双螺旋”基因结构。

所谓有利的历史优势，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但是主要是指客观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客观的必然性，主要是指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对于商品经济和民族文化交往具有一定的相对更加充沛的驱动力或驱迫力，这种环境相对有利于商品经济及其理性精神的培养。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古罗马帝国，都相对必须面对多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和民族单元的外部交往问题，这种交往的压力也会转化为内部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的理性化“气质”，而这种理性化“气质”对商品经济、理性宗教、工具理性相对更为有利。基督教的传播既是这种交往的过程，也有力地强化了这种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而这种普遍传播更进而逐渐剥除了基督教的民族特性、地域特性，反而强化了它在组织方式、传播方式、实践方式的某种“理性化”特征。另外，古希腊罗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已经具有强烈“理性气质”的哲学，对基督教也起到了加强其“理性化”气质的历史作用。所谓客观的偶然性，主要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出现的时机和形式的某些机缘巧合现象。比如说，十四五世纪，中国等域外国家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成果传入欧洲，直接造成欧洲航海技术的必要积累，同时也直接成为欧洲向往“东方”的社会认知。而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和壮大，堵塞了以传统陆路道路到达东方的条件，反而激发了欧洲另辟蹊径从海上寻找东方的兴趣。当然，从根本上来看，西欧国家发生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生产力积累到足够起码的水平和条件，从而逐渐产生了新兴的城市市民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这个市民阶级的领头羊。这些情况，这种由生产力积累导致新兴的反抗和消灭封建阶级的历史线索，与西欧国家精神文化的“理性气质”的客观条件的机缘巧合总体上是相互推波助长形成历史合力的关系。从西欧国家哲学等精神文化的“理性气质”的内部结构原因来看，大概可以说，西欧精神文化固有的双螺旋基因结构的辨证发展，也可以算作是西欧资本主义“内发”“早发”的重要条件。

这种所谓“双螺旋”基因结构，就是“理解”和“超越”这两种基因元素的互动发展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双基因元素互动发展的精神文化成长机理。这里所谓“理解”元素，就是哲学所固有的对世界、事物、本体、现实等实践对象、认识对象抱持依靠人的经验、理性能力进行客观、科学性理解、认识的主观态度。西方哲学诞生于古希腊时期，从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到智者学派、原子论学派等等后续发展来看，以理解的态度面对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生死观、方法论等问题，是西方古代哲学的主流精神，也就是“理性主义”气质的典型表现。至于所谓“超越”元素，就是人们面对超越人们经验和理性能力的终极性问题采取冲破、漠视、反抗人类经验和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体验态度。这种超越性元素，像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地区、民族一样，欧洲人也早在史前时期就有许多遗产，表现为各种传说、神话和传统。只不过，欧洲国家对这种“超越性”元素进行了更为集中、极端和长达千年之久的一体化统治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理解和超越两种元素在几千年文明历史中确实有一个“对立统一”“辩证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古希腊哲学用“理解”的力量扬弃了古希腊神话和传说，古罗马帝国则用“超越”的力量扬弃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但是即使是在所谓中世纪“文化黑暗时期”，古希腊的哲学仍然与强大的基督教互动发展。近代哲学又一次用哲学、科学、实用价值等“理解”的理性气质扬弃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文化，但是基督教的超越性精神元素即使是在现当代历史中也依然发挥着决不减色的重大文明塑型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与超越双螺旋结构”的西方精神文化，的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更加先发、内发地刺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并且至今大体上成功地引领了世界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即使是21世纪，即使是中国近代以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历史，总体上来说，也依然是西方精神文化的受益者。今日中国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发展成就，在总体发展方向上汲取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进而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是世界现代化历史的跟进者、新生力量。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当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复制和消极跟进，但是完全可以借助西方精神文化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双螺旋结构”的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特别是理解的因素和超越的因素对立统一、动态平衡、互动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初级发展阶段，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模式，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迄今为止累积的精神文化和哲学成果，只要经过批判的反思和积极的扬弃，依然可以发挥积极的助益作用。对善于学习和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实践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和哲学建树不可以被忽视、漠视、藐视，而必须不遗余力地学习、研究、消化、提高。也就是说，“唯一的路是：使发展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充分体现他们自己的人文精神；同时面对大西洋，对西方文化所创造出的价值真切地体认和引进。这是一条艰巨的路。但若能走出来，则21世纪即使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对人类文明来说，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大贡献。”[92]

四、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中、西、马”各派哲学差异和合的主导性要素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西、马”各派哲学差异和合的能动要素，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时代高度和理论特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其实也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成果，本质上是一种现时代实践的哲学理论。人类的自我解放既是一个按照事物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见缝插针、永不停歇的历史过程，“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93]同时，也是一些结合实际、“入乡随俗”、与时俱进、不拘一格的具体实践工程。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德国曾经是反对封建统治和支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理论，在西欧国家则是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而在现代中国，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就转化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现代化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是超越历史进程和具体处境的形而上学，不会幻想纯而又纯的梦幻理想，相反总是支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从特殊场景出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人类的解放而努力。进步往往要在妥协中实现，“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94]因此，中国梦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理论平台提升自己的历史视野。

其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从中国传统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性格差异明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哲学根基深厚、传统价值深入骨髓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主力军即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至深、无可脱逃的文化主体。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爱国情节、乡土情结、克己精神、道德追求、心理构造等民族特性，以及与工业化、都市化、商品化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技术化等相匹配的精神特性和心理趋向，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脆弱。

再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梦的历史事件中获取了丰沛的历史助力和实践智慧，具有通过自我革新与中国梦历史实践相互表里的创新精神。

由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精神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哲学的历史性、总体性、持续性影响，也由于“中国梦”历史实践本身情况及其内部各种不同实践哲学因素的复杂纠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取得伟大理论和实践成就的同时，也仍然存在某些理论偏差和发展危机的情况或因素。

自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与中国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具体实践互动发展、相辅相成，成功地成为以“实事求是”为主要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成功地指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战胜了各种内外挑战捍卫了国家独立、民族尊严，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和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结构相对完整、风格自成一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余热殆尽以后，适时展开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探索实践，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目标。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期，随着中国梦实践步入临近期，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和思想信念却正在面向严重危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政治和思想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热潮。实践标准讨论既起到了突破“两个凡是”思想牢笼和鼓励创新探索的积极作用，也由于政治解放、思想争鸣和后来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实践使得长期支配人们信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和价值坐标遭受到持续、激烈的质疑、批评和责难。作为一个没有普遍统一宗教信仰的国家和社会，中国社会原本由政治奠基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陷入相对而言的信念、信仰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展开了自身的理论创新探索，这种创新同时正是恢复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思想立场上，特别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理论基础上。与以往各种旧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创新是哲学最初始理论即哲学观的理论创新。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与其说是“世界观的学问”，毋宁说“哲学更是实践观的学问”[95]。

首先，这种哲学观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真理观和哲学目的论。

以往的哲学家们都把获得超越现实实践的智慧作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就像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其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96]这也就是说，在真正或最高的意义上，哲学不是实践的学问。哲学，或说“研究实是之为实是的这门学术”，“世上若更有独立不变之本体与实是在，那么这一知识必先于一切，而普遍于一切，亦必异乎物学而先于物学。”[97]这些哲学家关心的主题主要还是普遍的、超越历史条件和个体情境的实践智慧，不是具体历史情境之下的人们的生存、生活和革命实践。哲学家们更倾向于理解诸如水、气、火、土、风、数、种子、无极太极、阴阳元气、原子、质料形式等等物质元素，或者理念、神袛、天命、伦常、经验、理性、意志、良知、自我、人格等等精神因子，或者逻各斯、本体、天理、运势、数理、规律、轮回等等原理，来构想、思辨某些所谓普遍、绝对、纯粹、必然、不变、确定性的世界秩序和真理体系，而不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

而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任何真理、本质和理想都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初始坐标上。坐标本身必须是基础的和切实有效的，才能保证我们的认识具有良好的校准参照，或者说具有良好的逻辑前提。相对而言，以往那些被设定起来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或神秘的逻辑前提，大多具有凭空想象因而脱离实际的缺陷，不是片面、绝对，就是空泛僵死。这些哲学和哲学家，与其说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不如说是变换方法在为现存世界寻求合理理由，或者说是变相地为现存世界提供合法性背书。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屑于形而上学构想，反对借由片面和僵化的存在、实体、意识、意志、活动、符号等等想象历史和理论的“本质、价值、体系和逻辑”，强调哲学必须服务于现实实践。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史上吃尽了阶级和民族压迫的苦头，旧势力和国际霸权们常常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设置人为障碍，而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中国梦提供了理直气壮的哲学观依据。

其次，这种哲学观意味着一种以指向真正真实、完整和灵动的实践——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的哲学对象论。在中国，“中国梦”的本质和规律正是这样的研究对象。

以往的哲学家大多不屑于研究人民群众普普通通的生存状况和实践追求，因为这种状况和梦想属于所谓“形而下”的范畴，以往的哲学家更希望获得超越一切局限性的超验真理，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世纪，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天理”“纲常”，都是如此。

然而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绝不是借由任何片面和僵化的存在、实体、意识、意志、活动、符号等等想象出来的作为个别人类活动类型或形式，相反是现实、完整和活生生的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最当前、最普遍、最具有全民性、持久性和挑战性的历史实践，就是中国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就是为中国梦实践阐发哲学义理。

最后，这种哲学观意味着结合世界现代化历史和中国现代化历史内在必然性及其复杂、丰富内涵的总体性来整合利用、综合发展哲学思想资源的哲学胸怀。

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以此跨越各种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及其观念、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实现作为连接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各项伟大历史实践的逻辑统一，为中华民族更加长远、系统和整体的伟大历史实践，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全面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历史实践即中国的完全现代化是后发国家和社会跨越社会形态和民族文化双重巨大关隘实现人们生存方式的重大历史性转型。这样的“中国梦”，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实现从传统社会、“人的依赖性关系”向“物的依赖性关系”的转变，更进而包括从学习和汲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到辩证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世界现代化发展路径。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既是中华民族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信仰、从理论到心理都达到现代世界发达民族的发展水平，但是同时能够矫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作为中国梦的哲学观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两种哲学观的实践论比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批判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倡导旨在改变世界的哲学观，能够为“中国梦”、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构筑更加优越的思想平台和理论基座，能够避免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独断主义的片面性弊端，激励人们用于创新，从更深刻、长远的视角把握现代化路径创新的历史规律和实践原理。

综上所述，在哲学基础理论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才可能成为为综合发挥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经验智慧为中国梦添加动力的哲学理论基础。这种实践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实践本体论。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与传统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区别，人本、健全、自由人联合体——实践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内容的关系、与其他哲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否定性革命实践与创造性建设实践的区别——不能及时深层建构健全的现代化实践意识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教条主义化的危害。第三，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实践概念之争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重建——实践哲学的优越性，现代化的价值理性与现代化的理智理性的有机结合是实践理性的必要和基本构成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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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质与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

赵本义 马梦洁

（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

【摘要】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彰显出五个方面的特点：“批判”内容的广泛性；建构意向的革命性；在揭露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同时，也肯定意识形态具有启蒙与解放的意义；揭示了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社会根源；揭示了价值关系进步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些特点表明，这一批判的实质，是要在批判中建构一套能够充分表达现代社会进步趋势的精神文明成果，从而为现代社会群体树立自由发展与幸福和谐生活的共同价值理念。这种批判与建构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当今社会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实质；共同价值理念

马克思赋予哲学以改造世界为主要功能，由此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意识形态进行诠释、批判与构建，从而为现代社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确立它的价值观念体系。然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批判与其所建构起来的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被断然否定观念的历史联系、否定不同国度、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们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准则的激进思想和过度强烈的阶级意识所误读，忽视了这一批判所揭示的新的价值观念与以前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历史联系，否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同诉求，缺乏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包容与超越的深入理解。因此，重读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把握其建构人类价值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理念的思想实质，对当代价值观念的革故鼎新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一、批判中的肯定

从理论上看，要把握马克思所建立的人类共同价值理念，首先要完整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其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探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态度？马克思是否承认共同价值准则的存在？马克思所建构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这方面的争论，还得从意识形态理念的形成、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念的批判性改造，特别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具体批判、现实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存在的实际状况来加以解读。

意识形态（ldedology）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Tracy，1754—1836）提出，是指由意识的诸要素或诸观念所构成的观念科学或观念体系。在这种理解中，意识的观念体系也就是知识的体系或形态，观念是意识的基本单元，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观念科学或观念体系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的同一与差异取决于构成它们的观念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这些观念之间的联系方式的差异。因此，德拉西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观念性与体系性、真理性和科学性，并没有赋予其价值判断或价值观念体系的含义。

当马克思去分析人类精神现象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德国国家哲学”和青年黑格尔学派所宣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看到，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知识学问题，不只单纯地涉及观念的形式、体系、逻辑和科学性那么简单，更重要地是涉及观念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等问题。因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个观念的价值学问题，只有在观念的社会视域中才能揭示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质。因此，揭示意识形态与价值问题之间的社会联系也就成为马克思考察意识形态问题的主导方面。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否认意识形态与知识性、科学性、真理性之间的联系，但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内容、知识与价值、自我宣扬的东西与内在实质精神的联系，要着力抓住内容、价值、实质精神所涉及、关联和揭示的东西。对此，马克思明确而着重指出了三个基本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98]；“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9]；随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00]

因此，批判性考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伦理等价值问题之间的联系，揭示意识形态在价值关系上所具有的遮蔽性特征和其形式的普遍化趋势就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主导意向。在这方面，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培根在对传统知识的清算中揭示了知识真理性的经验幻相，康德在理性批判中揭示了理性科学性的先验幻相的话，那么马克思显然是要在哲学批判中揭示意识形态的价值普遍性的社会幻相。在揭示这种幻相的同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还在深化着另一方面的深层内涵，即批判性背后的建构性意向、虚假性背后所隐藏的对真实价值的追求、特殊性背后所包含的对共同价值关系的坚守。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坚持，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历史中的特定民族、阶层、阶级、党派的意识形态，任何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以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表征意识形态的这种普遍形式、对共同价值的诉求和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关联。这恰恰又表明了人类社会价值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准则的存在。因此，从价值观念的内容与形式、冲突与融合、批判与建构的具体统一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和主导意向，其主要彰显的东西是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批判”内容的广泛性。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观念、法的观念，主要涉及的是政治观念和经济观念，还涉及道德观念和哲学观念，乃至涉及传统观念的所有领域和整个意识的基本范围，还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域，自然也延伸到社会的风俗习惯。这种批判表达了对社会精神与人类文化的关切，特别是对精神异化现象的关切。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对前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文化的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大众文化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精神与文化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对它们的价值观念的批判，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和发展。

其二，建构内容的革命性。事实上，马克思在批判传统意识形态的诸多观念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新的价值观念的内容和体系的建构。在马克思看来，尽管“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101]而且，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2]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包含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而且必然伴随着观念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其中主观世界的革命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批判和扬弃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与新的所有制关系相适合的价值观念体系。通观马克思关于价值观念革命的思想，可以具体地说，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建构中，以“人”这一观念的革命为中心，主要对社会秩序观念、生活方式观念、劳动观念、所有制观念、经济观念、政治观念、法的观念、道德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正义观念、民主观念、友爱观念、幸福观念等价值观念实现了彻底改造，从而形成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体系。

其三，在揭露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同时，也肯定意识形态具有启蒙与解放的意义。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和普世性，并通过揭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03]来阐明意识形态的滞后性、虚假性与暂时性，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的合理限度与实现机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总是掩盖着其关联的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实质诉求。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其所表达的东西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各种意识形态，看起来总是在具有普遍必然的逻辑中采取了真理性的“科学理论”的形式，其价值立场总是表面上坚守至善和公平正义或价值中立，其实质是在为自己所诉求的特殊价值做辩护。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揭示意识形态对历史主体具有驯化与麻痹、欺骗与恐吓的遮蔽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具有一定的启蒙与激发、教化与导善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的批判性揭示具有显著的辩证性，一方面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如哲学和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处在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与解放意义只能从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定状况来加以理解。以宗教为例，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4]时，马克思是站在宗教改革之后现代性已进入到了政治解放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来看待宗教，从而对宗教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对社会解放的限制性提出了批判。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肯定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也强调宗教改革也是人们的抗议，只是这种抗议采取了消极形式。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当社会解放进入到制度革命时，作为“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的宗教对这种生灵的解放就具有遮蔽和阻碍的消极作用。所以在这时，“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05]由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时，“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06]总之，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表明：精神解放有可能遮蔽现实解放，曾经用以表达价值诉求的意识形态有可能遮蔽当下的价值诉求，任何意识形态的作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其四，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社会根源。在这方面，马克思既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根源于意识形态自身的体系与逻辑，也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同一关系，而是强调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形成和运作主要是通过理论的真理式的话语系统的塑造和优越的说教方式替代了基于权力关系而发生的威慑和规制，以此来遮蔽其所包含的价值偏好。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中，权力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社会力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用社会利益规律、自己的政治价值的优势地位和对社会舆论的掌控，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把其说成是具有真理性或普遍性、正义的规定，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性的社会价值规范的意义。

其五，马克思揭示了价值关系进步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出发，揭示了社会价值关系进步的历史规律和表现形式。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进步。意识形态的进步，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内容特别是所表达的社会价值诉求的进步，即体现先进阶级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进步，即愈来愈具有更普遍的形式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从意识形态进步的历史过程上看，马克思在考察现代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和发展趋势时，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把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体现大工业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因而建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哲学的迫切任务。

显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确定的价值立场，是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构建一套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所优选和认定的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价值观念与无产阶级在现代性社会中所形成的特殊的价值观念的具体统一，其核心就是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的具体统一。这种价值立场是对人类的价值关怀、对个体的价值关怀和对共同体的价值关怀的具体统一。所以，在现实性上，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在价值观念形态上实现了三种价值观念的结合：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基于人性和人道基础的价值观念的结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无疑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又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同，不仅具有一种历史理性态度，而且在对价值问题上持一种包容和发展的立场，追求对人的更普遍的价值关怀。

二、共同价值理念的特征与建构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没有否定共同价值的理念与体系的存在，恰恰相反是要在批判中建构一套能够充分表达社会进步趋势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幸福和谐这一共同价值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与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对体现共同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探索和论证是马克思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留下的一个重要任务。

从实践与观念的具体统一的维度看，对价值共识的阐释需要深入理解价值理念、共同价值理念的存在方式与基本特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价值理念的存在方式制约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样态直接相关，人们的思想意识的能动性也对其发生一定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个体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大，森严的社会壁垒、社会禁忌和社会约束不断松弛，在价值观念层面上也呈现出认同度降低、多元化甚至尖锐冲突的情况。这种状况不仅表明人们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还更加充分地表明人们正在进行着不同利益的新的融合，正在建构着新的共同的价值共识，而且建构一种在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和个体性基础上的共同价值理念尤为必要和迫切。所以，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与更加广泛深层的融入重构，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不断交织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冲突与交融、分歧与共鸣的同时存在，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就是在这种矛盾过程中形成。

从根源上看，共同价值理念的存在主要在于人们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有价值共同体的存在。人作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者，是以“具体人”的方式存在的：既与他人相联系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又以相对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是个体特征与社会共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矛盾状态中，人们在认同、融入、适应、选择、调整、建构社会关系的同时，又在解脱和超越具体的社会联系给他们带来的限制。这两者使人们的现实生活充满着矛盾，既寻求与他人的沟通与合作，又设防与限制他人的控制。这种价值机制的结果就是人们之间基于利益而与不同的他人存在着合作与对抗的选择。这就是说，从社会的现实过程来看，人们虽然因为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分歧与对立，但这种分歧与对立并不完全否定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当共同利益的价值大于个体利益的价值时，人们便选择形成价值共同体。所以，在差异化的个体利益中存在着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存在使人们能够形成价值共同体。事实上，现实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具体的，是由众多价值共同体所组成。正是由于在社会交往中不断产生的利益矛盾，形成了众多不同的价值共同体，才促进了人类价值关系的不断整合与发展。

体的形成机制来看，社会价值共同体不是价值主体主观思维结果，也不是价值主体单纯地依靠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价值主观结合主体因素和客观因素在互动协调的过程中构建而成的。价值共同体的形成源于不同的价值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由于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化的价值主体的交往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价值矛盾。这些矛盾就会“内在”地促使人们合作与对抗，由自发而走向自觉地构建共同价值理念，为了共同的价值诉求而促使他们达成化解矛盾的“条约”，从而形成了调节内部矛盾冲突的、约束不同价值主体行为的价值共同体。所以，实践活动关系中的价值主体间的矛盾关系是社会价值共同体形成的必要前提，不同的价值主体基于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进行的选择则提供了形成价值共同体的主体性的动从具演绎的力。总之，社会价值共同体就是这种价值主体间的多元性的价值互补和动态协作的结果。

因而，价值共同体从其形成之时起就具有共同价值意识，其核心是被彼此之间的价值认同即其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这种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是对特定社会中的共同价值关系的反映，对价值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的不断深化就形成了共同价值理念。共同价值理念不同于个别价值理念。个别价值理念诉诸个别价值，表征个体的利益和诉求，高扬个体主体性、尊重个体性需求，与共同价值理念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个别价值理念一旦被夸大成唯一合理的和绝对的价值诉求就对共同价值理念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共同价值理念也有别于所谓的“普世价值理念”。普世价值理念往往被其倡导者界说为，根据人类本性，具有普世的价值关怀，从众多的价值观念中归纳和抽象出的一种具有完全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实际上，这种价值理念是在一种意识力量的推动中形成的，通常只是在思维领域进行中概念演绎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控制思想意识、文化过程和社会舆论的产物。因而普世价值理念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具有虚幻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被标榜为普世价值理念的思想意识通常是统治阶级或特定的利益集团把自己的价值取向上升为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价值理念。马克思说：“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07]显然，这种基于意识力量的有意操控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对于维护统治、处理社会内部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但是，它是一种空洞的、虚幻的价值取向，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的多样化、差异化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关系，是人们用主观的意向性的价值共性掩盖或代替了现实的真实差异性的价值共性，把特殊性的价值观念说成普世的、永恒的、绝对的价值理念。

而共同价值理念是在人们不断深入的交往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与价值认同，在各个价值主体相互协作、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因而这种价值理念是在不同价值主体间的“协合”力量推动而形成的，并且随着人们交往的不断深入而赋予新的内涵，对于切实地、公正地、双赢地处理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矛盾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使得不同价值主体间关系日趋和谐。具体地说，众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人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人产生利益合作上的冲突，因而如何化解冲突，各取所需，协商合作，求得共赢，是处于价值相互制约关系中的不同价值主体解决彼此之间的价值矛盾的优先选择，其他的选择如一方胜利或两败俱伤都不是最优选择。共赢选择的形成需要他们双方进行协调，达成“双赢互利”的“条约”。在这个过程，共同价值理念逐渐形成，并且反过来促进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趋于和谐一致。从现代社会过程来看，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特别是国家之间，也会在不断的交往中由于现实利益与观念价值的不同而产生各种矛盾，但它们也会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形成共同价值理念，从而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交往关系趋于和谐稳定。总之，共同价值理念在冲突对立的现实关系中产生，反过来又促进矛盾冲突的解决。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的世界性交往不断深化，交往过程中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建构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共同价值理念日渐成为共鸣。

三、理论启示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特别是阐释了价值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理念的形成机制和实践意义，对我们建构社会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理念体系具有深刻的启示。

首先，这一理论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理念的批判与继承、超越与持守是辩证统一的，不应把虚假性和消极作用看做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因而在反对价值观念上的守旧主义和推动价值观念与时俱进的同时，也要反对价值观念上的虚无主义和不切实际的冒进主义。所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消极性，不仅不能由此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虚假的和消极的，更不能由此否定历史上的曾经具有进步性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优秀成分和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因此，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意识形态的历史嬗变，意识形态的不断进步尤其是更加如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价值关系和更加广泛的社会民众的价值诉求是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对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只看到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从而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和消极作用，从根本找不到人类精神解放和观念革命的现实途径，以至于陷入“绝望是最后的意识形态”[108]的哀叹中。

其次，不宜用虚幻的“普世价值”的抽象形式对共同价值理念加以表征或包装。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幻象，形成了共同价值理念的科学学说，实现了价值理论的根本转变。联系到当代价值关系和价值理念的现实，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共同价值理念。

在当代，个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诸多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价值联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整合程度更高，而且价值联系方式也呈现着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征；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使个人价值及其自由选择空间不断扩充，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之间的价值联系尤其是价值的共同点、和谐度与共赢机制不断深化。因此，从价值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不断进步出发，尊重价值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历史规律和价值诉求的多样性统一的具体实际，就必须科学地论证价值联系的辩证法，用共同价值理念来建构社会的价值理念体系。另一方面，尽管在特定的历史场合中，某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成为了社会主导意识而被人们所信仰与接受，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社会合法性，但在当代尤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那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形式不仅不能推动价值理念的进步，而且还遮蔽了价值关系的真理，尤其是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普世价值”理念的虚幻性之后，“共同价值”理念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坚守。所以，当我们批判和揭示把特殊价值看做是共同价值、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虚幻性和遮蔽性之时，也切记不要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观念绝对化和普世化，必须用唯物的具体的思维方式把其理解为特定的共同价值理念。

再次，具体的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在诉求价值共赢理念的核心意向时，要解决好价值理念上的创新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从价值观念间的关系来看，诸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可通约和不可通约的关系。当一种价值观念与另一种价值观念在诉求和规定上可以进行比较时，这就意味着这两种价值观念不仅有着共同的价值规定，都从属于一个更高的价值范畴；还意味着两者包含的价值诉求相互渗透，可以相互转化。这两种价值观念就具有可通约关系，否则就是不可通约的；这方面最为凸显的就是表达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实质性地汇聚、蒸馏和凝练到社会诸多群体经过互动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中。换句话说，价值观念方面的“社会代表”正在从某一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移交给由诸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通过“契约”或“对话”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而且这种情况还在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而不断深化。

最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建构，必须如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价值关系，更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社会的价值关系与价值制度，使其向着更加公正的方面迈进。正确的共同价值理念的存在与否，首先取决于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共同的价值交往关系和价值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这些共同的价值交往关系和价值共同体都有自己确定而具体的内容。只有那些如实地反映这些共同价值关系和共同体的观念才是正确的。诚然，一个社会现存的价值体系是该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关系、价值诉求、价值制度、价值观念等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总体。在这一总体中，有主流的价值体系或核心价值体系与次流价值体系或边缘价值体系之分，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与不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之分。正确的共同价值观念最主要就是要体现社会实现发展的能力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是反映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能力的观念与主要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

所以，作为整合社会系统的意识形态本身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关系的整合，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需要注入反省与自检能力，并使其能够相对公允地表达社会公众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推行一种强制性的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不明智的做法，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若实施也会受到碰壁和逆反。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现代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而言，最恰当的方式是作为制度文明的理念基础而存在，意识形态作用方式是多样化的，有效的合理的作用方式的选择要与民众的心理和接受过程具体统一。既要通过内心感化、自我反省、宣讲教育、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实施意识形态，也要通过制度规范来实施意识形态，但要切记对意识形态进行过度的商业炒作。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承担着政治的功能，还应该对风俗习惯、大众正在崛起的科技文化等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对话与制衡作用；相对于现代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的过度的商业性的造势与炒作，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大众生活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应更具有一种稳定的公正的价值准则和社会感召力的功能，其作用方式在从传统型方式向现代方式的创造性中要特别克服政治意识形态作用过程中的虚假性和任意性，需要注意当代社会和广大民众要求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智慧性和务实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价值观念建构中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

“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智慧

康兰波

（空军工程大学）

【摘要】价值智慧是人不断注解和追求自身本质，不断反思自身价值，并努力争取成为“人”所表现出的高远精神境界。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人才能在面对生命有限性中依然能够从容、平静、豁达地持久生活。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智慧是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分子及其价值智慧的提炼升华。“信仰人民”是这种价值智慧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党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奉人民为心中“上帝”、组织发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等价值诉求。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继承发扬好这样的价值智慧，党就能在人民支持下迎来无尽的生命活力；反之，则会被人民抛弃，直至丧失生命。因此，党决不能丢掉“信仰人民”这个“大智慧”。

【关键词】价值智慧；价值；“信仰人民”；生命活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艰难险阻、挫折失败，但它却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十八大”之后，面对国内外诸多压力，中国共产党旺盛的生命活力不但不见衰退，反而更加活力四射，似乎这个年满95周岁的机体才刚刚显露出其青春年华。这其中原因固然众多，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09]“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110]“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就是要将人民作为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神灵”“上帝”来加以信仰、供奉。这就是这个政党永葆生命活力的最根本价值智慧。

一、价值智慧的生命之解

价值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追求等方面表现出的智慧。智慧是人的精神品质或力量，大体上可由低到高地分为聪明才智、远见卓识、高远境界三大层次。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智慧所包含的三大层次分别涉及对知识的获取与运用、在获取运用知识基础上对未来的把握和谋划应对，以及对现实生命活动的深刻反思和对有限事物、有限生命等的积极超越。像苏格拉底“认识自己”及其留与后人的“苏格拉底之死”，可以说正是生动注解了智慧的最高层次，即价值智慧。面对不同的价值，人们可以表现出一定的聪明才智，也可以表现出高超的远见卓识，而最要紧的却是在价值问题上所展示出的高远境界。因为只有在这最高层次上，价值智慧才能最深刻地显示出其“智慧”二字的“形上”根本。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价值”的思考才不得不超越通常关于“物的价值”的眼界，而深入到对价值追问者自己及其这种追问本身有何价值等的反思。可这样的反思，恰恰关乎对“人的价值”的理解。

人总是在和万事万物打交道，并在这样的打交道关系中展示出其对价值的不同理解。他可以以万事万物能否满足他的需要来确定万事万物的价值；也可以以他自身能否满足自然世界的演化需要或社会发展需要为价值。但这些价值都不是他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最本质的价值。对于人来说，最内在、最本质、最能反映人自己规定自己的那个价值，只能发生于他对他自己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只能够建立在他的现存与他的理想之间的动态化演进，即他作为人在现有实践状态下的实际存在与他对他的理想存在状态的不断设定和不断追求之间。而这种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不断设定和不断追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做人”。也就是说，“人”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现在时”或“完成时”，而且更是一个“进行时”和“将来时”，即人在整个生活过程中都在追求成为“人”，成为其心目中的理想之“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方面、不同深度和广度上来不断探索“人的活法”，也才会时不时地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作出“活得像不像人”的评价。而所有的这些努力、追求、评价都无不指向人的价值，即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注解和不断追求。

如果将人自身的价值理解为人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注解和不断追求，那么，对人来说，价值智慧就应该是人不断注解和追求自身本质所反映出的高远精神境界，或者说是人不断注解和追求成为“人”所表现出的高远精神境界。而这种高远的精神境界具体到不同个人那里，则因其实践内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白求恩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3]来注解这样的高远精神境界；而雷锋则是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来映现出自己精神中的这种高远的境界。

事实上，人之所以要追求成为“人”，追求人的本质，反观自身价值，不在于别的，就在于人力图赋予自身生命以超生命活力、赋予自己的人性以更加丰富美好直至“至善”的“神性”。人来自自然，其生命本来有限，不仅和动物一样要受到自然通过环境的主宰，而且其寿命的长短也是一个有限量。但由于人通过实践不仅将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了出来，而且还摆脱了自然通过环境对人生命的主宰。人因此成为自然界的“对立面”。人的这种实践活动及其不断增强的力量，使人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不仅自知而且不满，总是力图在追求“永生”中达到某种超生命境界，从而实现从更高的生命层面来证明自己高于动物，优于动物，比动物具有更大、更持久的自由。这实际上也就是要为人自己的生命力量、自己的尊严高贵等奠定最坚实的“形上”基础，以便要求人们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及其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自身本质、对成为“人”的不断注解和不断追求，已不仅是一个价值展开或实现的外在过程，而是一个切入人内在心灵、超越人生命有限性的内在追求。在这个内在追求中，支撑着人不断努力、不断超越的力量正是来自人对自身生命、本质、生活、活法等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凝结而成的精神信仰，即价值智慧。于是，那居于人心灵深处的最高层次的价值智慧也才同时兼具了生存智慧、生命智慧、批判智慧、反思智慧、信仰智慧等多项功能，成为催人奋进、提升人生命追求的内在冲力。

对于生活中的现实个人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价值智慧，面对既让人自知，又让人无奈的有限生命，人们才能够在批判、反思、信仰等支撑下，生活得如此从容、平静、豁达，也才能在不断的奋进中，铸造出超生命的文化和精神作品。于是，那些“心胸开阔”“志存高远”“为人豁达”“善良敦厚”的人，才能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活力，拥有更为持久厚重的现实生命。

二、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智慧

价值智慧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智慧、生命智慧、批判智慧、反思智慧、信仰智慧，不仅能够为单个人所拥有，而且还能够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中所建立的特定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组织，将这种个体智慧集中、提炼、整合、升华为特定群体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智慧便是这种凝聚着无数中华儿女个体智慧的集体智慧。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这些将自身生死、自身利益置之度外的先锋队成员，将自身有限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国家、民族解放事业，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的个体价值智慧，最终凝聚升华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智慧。如果说价值智慧是人不断注解和追求自身本质，即不断注解和追求成为“人”所反映出的高远精神境界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价值智慧就在于不断注解和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本质规定所展现出来的高远精神境界，在于其不断注解和追求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所表现出的那种高远境界。这样的价值智慧，是超越了个人“小我”狭隘性或有限性，着眼于国家、民族之“大我”的价值智慧。这样的价值智慧用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话来概括，就是“信仰人民”[111]。

中国共产党人常常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几乎很少宣称自己“信仰人民”。但从党章、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其从众多努力学习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等普通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来看，“信仰人民”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又都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理论或学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现实运动和制度保障。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得自由解放，并努力追求和实现能够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人民”其实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实际是“信仰人民”的论理、运动和制度保障。因此，可以说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身不是目的，真正支撑这种信仰的内核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所坚持的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根本立场。放弃这样的根本立场，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人民的信仰。此时，即便以最严密理论来论证信仰马克思主义、即便千百万次地高呼信仰共产主义，实则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习近平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6]可见，“信仰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层、最根本的价值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动内容和终极目的。正因如此，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才显得内容丰满、具体生动；也才能赢得人民对这种带有如此西方风情的学说和制度追求的深刻理解和认同。

“信仰人民”，就是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疾苦摆在首位。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2]。党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更为重要的是在党执政兴国的今天，更是要为人民的利益而拼搏。所以，党章明确指出，“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在这一点上，就连总书记也不能例外。因此，习近平“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13]等执政理念和实际行动才能成为引领每个党员的旗帜。

“信仰人民”，就是把人民奉为心中的“上帝”，有所敬畏、事关生死。习近平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14]党章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敬畏人民，清醒认识党和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不是不智慧，而是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大智慧”。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这样的“大智慧”全面贯穿于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五大发展理念中，不仅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而且还认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对于人民群众极为痛恨的腐败、官僚主义，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不能停步、不能放松”。而十八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进一步从制度规范上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和确保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

“信仰人民”，就是要组织发动群众，以实现人民的自我解放、自我管理。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人间奇迹，其中之一就是群众路线。的确，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以及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为师等群众观点，并在这样的观点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群众路线。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习近平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15]“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116]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多为平民百姓。相对于领导干部，他们被称作为“群众”。他们只有以某种形式被动员、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出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等作用。为此，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党必须要“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注重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

“信仰人民”，就是既能够与人民共患难，还能够与人民分享胜利果实，让人民真正领略当家做主的滋味。党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其中，发展要“依靠人民”，这就需要把分散的个体群众组织起来，使其发挥出人民的力量；而要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则又需要从组织起来的人民中关照到每个个体的群众。于是，“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才能具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辩证法。

三、“信仰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活力

拥有最高层次的价值智慧，不仅能够从中获得自我反思的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中获得超越生命有限性的眼界和不断赋予生命以活力的精神力量。个人的生命秘诀是如此，政党的生命秘诀更是如此。

把人民作为“上帝”来加以信仰，时时处处都准备着为人民的利益牺牲奉献一切，人民就会奉这个政党为亲人、为知己、为靠山，并相信和拥护这个政党，愿意接受它的理论，哪怕这个理论终归来自外来文化，但人民不在乎，愿意跟随这个政党往前走，从而赋予这个政党极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回想当年的国共两党，一个根本不把平民百姓当回事，一个却深深地植根于平民百姓；一个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一个却要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自己解放自己。正因为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人民才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也才会有人民这个“上帝”来帮着它“移山”。[117]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并走向胜利，不是因为平民百姓道德高尚、知道感恩，也不是因为平民百姓富有深厚的爱心、同情心，更不是因为平民百姓天生的就痛恨执政党、支持反对党。而是共产党心中有人民，对平民百姓心存敬畏之心，因而它所颁布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哪怕是最细微处的行动规则、方式方法等，都因其能够替平民百姓着想，能够让平民百姓深感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信仰人民”的价值智慧，人民才总是拥护它。可以说，人民能帮着共产党“移山”，完全是共产党不遗余力争取平民百姓理解信任的结果。

搞革命离不开平民百姓、离不开人民，搞建设、搞改革开放更是不能远离平民百姓，不能远离人民。习近平说：“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18]的确，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但要真正激发出这样的力量，就必须尊重、维护、实现人民的利益，让人民真正被发动和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真正当起自己的家，做起自己的主人。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绝不是脱离群众的孤军奋战，而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并不断虚心向群众学习中的奋斗。

然而，当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演进的辩证法往往会使一个政党在一切为了人民的奋斗中极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失落人民，从而表现出“烂根”现象。这反映到党内就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反映到精神层面，就是“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119]，丢掉“信仰人民”的根本价值智慧；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大量涌现。例如，忽视平民百姓要求，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自然是怎么也讲不清楚；忽视教育医疗服务平民百姓的公共性质，当然就会出现大学、医院越是争创“一流”，百姓在教育、医疗方面所能感受到的公平、公正也就越少；不注重发挥群众天然社区组织的作用，机械突出行政体系“网络化覆盖”，人民的当家做主自然会变成空中楼阁。[120]可见，失落人民，丢掉“信仰人民”的价值智慧，党就极有可能改变性质，也极有可能为人民所抛弃。在这一点上，苏共的历史教训，以及东欧剧变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动荡、倒退和战争，给整个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挫折等等，都已是前车之鉴。

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时代的责任都一再警告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能重蹈苏共覆辙。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毕竟经历了战火、冷战和改革开放等严峻考验；毕竟有胆量和气魄在自己党章中明确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艰苦奋斗作风、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正确性。同时，其自身对丧失“信仰人民”价值智慧的高度警觉，其自身的反腐行动和力度，其自身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决心和行动等等，依然是赢得人民支持和信赖的基础。而所有这些都是其他政党在智慧、能力、勇气等方面望尘莫及、难以比拟的。而它今天所遭遇的“为了人民”却“失落人民”的“二律背反”，其实也只不过是这个政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在为人民服务的追求中所经历的一次“自我否定”。事实上，只有在这样的自我否定基础之上，在面对即将被人民抛弃的危险、面对即将丧失自身生命活力的“危急关头”，才能使党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那份天然的血肉关系和生死关系，也才能使党在新的生死关头重新认识、反思自己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也才能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自我“破茧”中重新成熟、重新回归人民。

因此，党绝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121]，必须针对新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规矩等管好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让他们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并落实类似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等对人民群众来说具有巨大亲和力、凝聚力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并将这些具体政策和措施切实落实到户、落实到人。与此同时，还应当形成一整套有益于人民，也有益于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评价机制和政治生态环境，以促使每个党员在将其有限生命奉献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时，既能够深刻领略到高贵人生的意义，又能真切感受到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尊严和荣誉，以便更好地引领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当好人民公仆过程中牢固树立“信仰人民”的价值智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践行的路径研究[122]

李军学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摘要】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为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换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觉行动。我们一要深化和拓展核心价值理念，增强其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引领力；二要提高民生福祉，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号召力；三要通过惩恶扬善的正反教育，提高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四要摒弃重智轻德的教育观念，提高核心价值的向心力；五要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执行力；六要重视新媒体建设，增强核心价值的辐射力；七要采取分众化的教育途径，增强核心价值的有效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建设；践行路径

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项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重要战略工程。这不仅是我们评判一切是非的价值尺度和理论依据，更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行动纲领。道不能坐论，德不能空谈。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大叙事在落实、落小、落细过程中转化为微观层面的自觉践履，是当前一项任重道远的重要工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抓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和拓展工作。

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丰富内涵，消除人们对核心价值认识上的分歧及其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主导地位，增强核心价值的号召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还需要在借鉴继承既往人类思想成果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时代处境，进一步地凝练、简化和阐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具体所指，但从民众接受心理来说，还稍显繁琐，不够简洁、精炼和易记，加之对于个别名称还存在模糊化理解，我们必须在继承既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通过对具体价值观念的系谱学考察和语义学考证，丰富和深化核心价值的丰富内涵，避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神化、僵化、泛化理解。同时，我们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中心，展开同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虚无主义、解构主义等各色社会思潮的批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多样利益、多元价值和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导、统领、凝聚和整合作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和引领力。

二、进一步加强核心价值的现实关怀，以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以民生富裕引领核心价值的认同、践行，提高核心价值观的向心力

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执政党利益的表达，它要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就必须给广大民众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改善国计民生的政策，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是，群众的期望和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仍存在比较大的落差。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依然困扰着普通百姓。如果核心价值观不关注百姓的现实困难，而仍然在抽象的名词术语中兜圈子和自说自话，而不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解决民生问题，就很难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所以，我们要以人为本，让改革的成果惠及百姓，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和利益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平衡行业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导致贫富分化现象。使百姓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对核心价值的认同、践行。

三、进一步肃清和惩治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的不良行径，通过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从正反两面为核心价值提供鲜活事例，提高核心价值在实际工作中的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优良传统。人们对为官者寄予了很高的期许，他们不仅是正义和美德的化身，而且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但是，近年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者、提倡者的部分党政干部，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财恋色，上行下效，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部分党政干部的形象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一跌千丈。除此之外，作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膜拜对象和行为偶像，公众人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信众关注的对象和效法的楷模。但是，近年来，许多公众人物身上所表现的不良行径却严重挑战人们的承受神经，频发的“艳照门”事件、吸毒行径以及不负责任地为伪劣商品广告代言行为，经过媒体渲染放大后，给社会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原理一样，党政干部和社会公众人物的不良行径，败坏社会风气，势必影响和危及普通百姓的人生理想和价值选择，怀疑和否定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进而失去对核心价值的信任。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有效严惩和遏制这些现象的发生和泛滥，给人们创造一个政风清廉、社风清正、民风淳朴的社会生态环境。

我们在通过惩治有违核心价值的害群之马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挖掘和树立党政干部、公众人物以及平凡人物的善言善举，用他们的先进事迹感染和教化普通群众，用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生动的诠释和形象的演绎，发挥“身教终于言教”的道德示范效应和典型辐射作用，实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良好风气。

四、进一步改变教育过程中重智轻德现象，回归立德树人根本旨归

无论中西，远古人类不是把传授科学知识，而是把德性培养放在教育过程首要地位。即使他们追求知识，也是以服务于人的德性培养为最终旨归。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不是对德性培养而是对知识追求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根本旨归。大学几乎成了知识生产、加工和出售的加工厂，大学课程设置也日益地向职业培训一类的课程靠拢，向市场化、实用化方向看齐。学生们也往往把能否找到工作或赚钱盈利，作为评价大学课程优劣的重要尺度。从而使高校里蕴含德性教育的人文课程越来越处于边缘化地位。更可悲的是，即使大学开设了人文类的课程，大多也是以知识教育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对德性教育的忽视不仅来自于大学自身的影响，也与长久以来不同时期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密切相关，从早期智者派对知识的商业化态度，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从福柯的“知识即权力”，到富兰克林的“知识就是财富”，以至克林顿总统的“知识经济”的提出，每一时期都突出强调了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知识所带来的显著成效也反过来助长和坚定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就在人们对科学知识一味强调中，人类内在德性逐渐地在对知识的追求中被遮蔽和遗忘。而这种知识的富有和德性的贫困，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却使得人们的德性变得日益单向度化。当代社会中官德、商德、师德、医德的下滑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无不是这种重知轻德教育现象的极端体现。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加强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当代大学生的德性教育，回归大学教育的根本旨归。因此，必须加强当前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进课堂、进头脑、进校园，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建立制度保障和奖惩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执行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集中体现，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必然要渗透和物化在社会主义具体的政治经济等制度设计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范畴，它必然体现在具体而实在的各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规范之中。并通过人们对制度的落实和贯彻而得以有力的保证，这样，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精神相一致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不能停留在口头号召上，而通过制度来保障。因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的创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不断通过改革来化解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制度规范。同时，也要通过对违反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违法行为进行有力的惩处，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有效遏制权力寻租等腐败性行为的发生。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落实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而这一点，对于我国社会来说尤其重要，作为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社会也处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中，即使在现代化的程度较高的城市，基于血亲伦理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依然盛行，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指引，在国家治理上加强制度的刚性要求，从而使人们在践行核心价值的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特别在财富收入分配制度和领导干部人事制度上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色。另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制度的惩戒力度和执行力度，着力解决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赏罚不力、赏罚不公、赏罚不一所导致的制度形同虚设、因人而异的不良现象。

六、要加强新媒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机制研究，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辐射力和影响度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占领思想建设主阵地，不但要充分发挥政党廉洁自律的示范引领导向作用，更要发挥新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互联网产品的迅速发展，大众已步入“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网络传播时代，特别是网络的自主性、非线性、交互性、离散性、虚拟性、极端性、去中心化等特点，正成为建构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然而，网络文化是一面双刃剑，其所表现的碎片化、个人化、情绪化、随意化等特点，增加了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有些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的负面推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要在推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中增强文化凝聚力。一是抢占网络文化阵地。要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形势，善于把握网络传播规律，运用网络新兴媒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二是要加强舆情引导，要发挥网络在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方面的特殊功能，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机、力度和效果，提升网络的引导能力。利用网络覆盖广、互动性等特点，在传播核心价值观同时必须辅之以大众化、通俗化、艺术化等手段，增强核心价值自身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

总之，当前各种价值观念正处在不断地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中，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浩大的系统战略工程。虽然我们不断进行的社会治理的高压政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社会风气在进一步的好转，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阴魂不散的左右和影响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落实，依然在消解价值共识生成的现实条件，耗散着诸社会群体凝聚文化共识的文化热情和政治情绪。解构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们必须有的放矢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和落实，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铺平道路。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绍静

（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

【摘要】当今，随着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随之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方面的问题突出，对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构成威胁。本文试图考察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具体内涵和特征，发掘其进步性，从而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方面来分析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内容中隐藏的当代价值，研究其对于处理当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意识到在人与人关系方面，要彼此奉献，遵守道德规范；人与社会方面，人应该走出自己，融入社会；人与自然方面，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关键词】马克思；人本思想；当代价值

人作为社会及一切活动的主体，自古至今都是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也是众多学者和当今领导人感兴趣的课题。马克思的人本学是马克思哲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指导价值。本文将主要从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形成、内涵和价值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形成历程

1.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成果都不是生编乱造的，而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受到已有成果的启发，在前人思想的启发下不断进步、发展和完善，并结合时代背景，从而产生了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更具科学性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也是学习借鉴了前人的理论、见解，并在深入了解和分析工人运动的实践运动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同情工人的生活状况，经济和政治待遇，从而提出并阐述了他的人本思想。关于人的学说在西方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在本节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

（1）古希腊哲学

古希腊哲学最早涉及人的是普罗泰格拉，他提出一切都应该以人为衡量尺度，这就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但是他过度的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毕竟有其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要尊重事物本有的特点。苏格拉底抛弃自然，弘扬理性，在他这里，研究的客体不再是自然，而是转变为人自身，突出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苏格拉底提出哲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人之外的自然，而在于人本身，人往往不能够正确了解和对待自己，人自以为明白的事物其实并不是真正了解，所以要研究人自身，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万物的真理。以此看来，苏格拉底是人学的真正创始人，从他开始真正研究人的真善等特性，认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哲学的特点是注重精神，而不只是感觉，柏拉图鼓励人们思考，多反思、沉思，这与苏格拉底的人学有同工异曲之妙。伊壁鸠鲁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运动偏离的学说，从而强调偶然性，这在伦理观上即是强调人追求自由。

（2）中世纪哲学

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人本主义取得不断发展，西方中世纪掀起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由于受基督教神学统治的影响，神一直被人们看得很神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转变，人们开始反对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不认为神高于人，转而肯定人、尊重人，赞美人性，反对神学限制人的欲望和末世观念，重新肯定了人在世界的原则。总而言之，人文思潮的核心是人性论，但人文主义不承认人的等级，认为人和人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阶级，这与马克思主义相悖。总之资产阶级下的关于人的论述应该批判的对待。中世纪的人本主义主要是反对神来考察人，关注的是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怀疑论，他认为“我”存在是因为我在思想。这里的“我”不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思想性的东西，只是心灵，理智或理性，这同中世纪神学权威直接对立起来，这一原则在反对神学，启示理性、启蒙思潮和哲学主体性原则等方面有不凡的指导价值。“在这个命题中，它无疑是要高扬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是检验一切的标准”[123]贝克莱肯定了人的主观性，否认了物体固有的特性。18世纪法国的启蒙哲学也对人本身及人的自由作出了一些论述。卢梭极力推崇人的自由平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导致社会中的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剥削压迫。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认为“人是机器”，关注了人的形成问题。爱尔维修最著名的思想就是幸福观，他的“肉体感受性”就是对“人是一个感性实体”的经典阐述。这一时期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中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是最突出的观点。

（3）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时期是以抽象的、思辨的形式表现其人本主义思想的。“贯穿于康德理论体系的一条主线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124]康德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理性，他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黑格尔哲学也针对人作了自己的见解，他肯定人的社会属性，认为人是劳动的结果，人不是由神创造的，相反是人衍生出神，不过他将劳动仅理解为精神劳动，即绝对意识。德国古典哲学中，在费尔巴哈这里真正形成人本学形态。费尔巴哈回归自然，否定人由神创造，肯定人的自然性，但他忽视人的社会性，主张无神论，但他又提出用爱的宗教来代替神学，以此来维护人的精神家园。

西方人本主义较以客观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有很大的进步，但其关于人的思想还不成熟，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发展完善，马克思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和继承，对人本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2.形成历程

理论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的思想是站在最广大的工人队伍的立场上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待遇也不尽如人意，人的劳动异化，工人们除了劳动一无所有，这引发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思和改变。

同时，理论的发展也是需要一定前提的，马克思的人本理论以之前的哲学为条件，尤其是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有着紧密地联系。在早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大相径庭，都认为人是来源于自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发觉了费尔巴哈人学中的局限性，于是对其透彻地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超越。

首先，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基础，费尔巴哈指出人不是由神或任何东西创造的，人是来自于自然界，这无疑较之前的人本主义有很大的进步性，不再研究莫须有的神。马克思也认为人不是神创造的，反而人们关于神和鬼的想象是源于人本身，人是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进化而来，会劳动，形成语言可以交流。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费尔巴哈过于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认为他对于人的本质也理解不准确。费尔巴哈觉得人与人的男女关系是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却觉得人与人除了有这层关系外还有别的关系，如在商品流通中发生关系，因此他认为最首要也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马克思也肯定了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而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或其他玄之又玄的东西。

其次，马克思也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不足并进行纠正。费尔巴哈的人虽然是把自然看做是人的基础和来源，但他仅仅是把人理解成感性的，他的逻辑是直观的，是与历史的人相违背的。马克思则觉得人的本质应该是劳动，在活动中人是作为主体、居于首要地位的。马克思的人与实践相联系，他极力宣扬人具有实践性，人是变化的，他是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来考察的，他认为没有活动就没有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再次，马克思也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一定的超越。费尔巴哈把神化拉回人化，但由于神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根源，脱离神人将会觉得空虚，所以他提出以爱来代替神，以爱的宗教来拯救人的精神家园。而马克思倡导的是异化，他指出人的本质是劳动实践，这种劳动是主动的，是人自身的需要，而不是被动的。但在现实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异化出的客体反而牵制制约着人的自由，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要通过实践的途径，进行生产活动或社会革命活动，在实践中解放人，保证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二、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1.理论内涵

（1）关于“现实的人”的阐述

关于人的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不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在社会中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125]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思想，具有能动性，做任何事都有目标、有计划，而其余动物只是本能的活动，它们的行动是天生的、盲目的，没有任何思维的支配，这是最普遍的回答。旧哲学关于人的思想存在不足，它把人当做意识的存在，但马克思对人的观点的论述中突破前人的思想，认为人是在与社会及别人的各种关系中存在的，是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意识，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处在一定关系中，处在集体中，进行各种简单或创造性活动的“现实的人”，才是历史中的人，是人本思想中解释的真正的人。

第一，“现实的人”的社会性。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与其他人和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社会中展开，他所处的一切关系都是社会的产物，伴随社会的前进，人得到改变和前进，自然产生改变，逐步打上人的烙印。人的活动不是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而是有条件限制的。“现实的人”的活动看似是个人的，但它是组成社会群体后才会出现的，人的活动需要依靠社会诸多载体。往往时势造英雄，一个伟大的人物的成就看似个人的成果，但他的活动背后会有无数人的支持和付出，他需要借助社会中的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观点解除了之前将人和社会割裂的不足。

第二，“现实的人”的实践性。社会生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瞬间形成的，它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出现和发展的，人是社会生活的主角，人也是一切活动的主角，在各种活动中，人创造着自己所需的一切，人饥思食、渴思水、冷思衣、累思息，这是人的本性，是最简单的需求，所以人最先实现了吃、穿、住、行的需求才可以进行别的活动。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人类还从事其他种类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人类的生活便利和丰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总之，人是在实践中对周围世界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新的世界，与此同时在实践中改造人自身，使人本身获得发展。

第三，“现实的人”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不会一成不变、一劳永逸，因此在考察人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旧唯物主义哲学只考察人本身，割裂人与社会，不能将人放在社会历史中研究，因此有着极大的缺陷。马克思主张考察人就要将其置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是社会的主要构成因素，人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发展，同样社会的前进也影响制约着人，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人的本质也是不同的，一句话，人不是永远不变的，人是伴随社会的前进和推移在一直发生着改变。

（2）人的本质

人是类的存在物，对于人的本质，我们从各种著作中都能得知，马克思关于这一点的观点同之前的哲学家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异，他深入了解到人的本质是劳动，因为劳动造就了人，在劳动中人得到改变。人和社会不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自然存在的，而是伴随着自然的变化而逐步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正是在劳动中，古猿逐步进化为能行走的人，在劳动中，由于需要互相交流，便形成语言等符号，而且大脑逐步发展成人脑，形成人的意识。在劳动过程中，自然原来的模样发生改变，自然界变得不是原来的自然，相反，自然具有了人的痕迹。此外，“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6]分析人的本质时要从各方面考虑，而不只是狭隘地从一种关系考虑，否则不能正确认识人。人是历史的，具体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是以崭新的思维方式来论述人的本质，批判并改正了前人以凝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人。

（3）人的全面发展

据马克思的阐述，未来的社会是与目前有天壤之别的，未来社会的人是自觉自由的，人不受约束，进入自由王国。自由王国里，人充分发挥其个性，在许多地方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人在需要、能力、个性、社会关系等方面都与之前完全不同。人的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他不只要吃穿用，还希望能感受美，获得心灵的愉悦，这与任何其他生物的本质不同，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人的需求逐步得到实现：人的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内容，只有能力有所发展，才能进一步发挥创新精神，才能使社会一直处于前进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明确，人被控在流水线生产的某个固定的环节，导致人的劳动显现出机械性，人的能力也逐步下降，只会重复相同的动作，因此在这种私有制下，人的能力是一种片面、畸形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包括人的个性的变化，社会因人的个性的不同而精彩，在将来的社会，马克思更加注重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体性，让每个人能达到最大的自由和快乐；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就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面貌就反映了人的发展。

2.特征

（1）批判性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超越了前人的思想，而超越的实现是由于马克思能正确看待前人的思想，能够从正反方面思考，发现其进步性和不足，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马克思指出了之前的“天赋人权”的缺陷，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启蒙主义者们，他们大肆宣扬天赋人权，马克思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这是对人的理解不透彻的表现，他说人的本质的形成是伴随历史的前进而改变的，是在人的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人获得变化和发展。其次，马克思不赞同以前唯物主义者们对人本身研究的思维方式，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是与神相对的自然的人，研究的是个人，而马克思认为应该主要从人的社会性来考察人，这样就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思维方式。马克思阐述了“现实的人”，他认为我们研究的人应该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人，并提出消除异化是实现人的解放、达到人的终极目标的途径。

（2）实践性

劳动实践是人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在实践中有了人的形成和发展，将来人尽情享受权利、自由。马克思在说明人本思想时提出“现实的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人塑造着与之联系的对象，达到人与对象的和谐统一。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一切财富，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实现了自己对这两方面的需求，在实践活动中连接了自然和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实现人的需求，同时也使人的社会关系有了一些变化，最典型的是人和自然的联系，逐步从人的依赖到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不再畏惧它。马克思强调，人在实践中必须处理好不同的关系，自觉遵守社会和自然的客观特征，不畏惧也不随意改变已有的限制条件，建立和谐、稳定、健康的社会。

（3）前瞻性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前瞻性就是马克思相较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的进步性和超前性。马克思不把人的本质僵化，没有用凝固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人的本质，他能预见人的发展趋势和现实形式。马克思认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没有阶级性，个人和类的发展相一致，个人的发展是类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他认为未来人将是自由的、在各方面有发展的人，活动不是不能少的，不是求生的手段，没有任何人的压迫，那只是因为人们有足够闲余的时光和思想安排各自的生活，是人们主动愿意做的事情，是出于人的需求，在未来劳动的性质与现在有本质的区别。

三、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1.人和人：互相奉献，遵守道德规范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有自然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任何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体，都会和其他人打交道，有各种联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人与人有这样几种关系：互掠、互利、互助、奉献，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最初的自私自利到无私奉献的过程。当物质紧缺的时候，人与人是处于彼此掠夺的关系，是最低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受到极大的痛苦。因此这种人人关系是残酷的。互利关系是依靠制度规则的，双方必须遵守，以避免不必要的野蛮竞争带来的彼此的损失，两方在利益上是密切联系的，当任何一方不能获利即受到损失时这种关系便不存在，这是一种商业关系，因此不可避免的人与人之间是冷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互助是在互利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份情，人是感性的动物，人和人的相处是以情为桥梁的，谁也不能只是以彼此利用为出发点来与人交往，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不在纠结于自己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为彼此着想，尽力帮助对方。但这种关系也不是完全追求单方面的付出，任何人的付出都需要一定的回馈，只是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不是热心于追求物质的回馈，而是能够给对方帮助的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帮助或赞美，使内心愉悦，实现自我价值。

人与人之间最神圣的关系是奉献，在这种关系中人无所求，是纯粹的付出，认为付出就是快乐，快乐就是对自己的回报。在当今社会，因为处于文明社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残酷的掠夺关系，不是只建立利益上的互利关系，但我们不敢说已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奉献关系，尽管也存在助人为乐的事例，但有些人并不是无私的，而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是为了得到某种物质的回馈，如帮助人时进行“现场直播”，大肆宣传，使自己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变得高大，得到某些物质方面的回馈或是不切实际的称号。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以自身利益至上的人人关系，许多人为了自己方便随处停车甚至挡道，导致别的人或车辆无法通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道德品质下降，自身好吃懒做，不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而是处心积虑的不劳而获，2016年最热的“碰瓷”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无疑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存在人们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无视他人生命和伤痛的基础上，曾经一度新闻报道出有人和死者家属讲价的事情，这些人趁火打劫，没收到自己满意的报酬就无情拒绝打捞尸体。我们从这些事情中看出了目前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合理的人人关系，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看出人们以利益至上，缺乏同情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中希望人与人之间是奉献的关系，而道德是人人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利益，他希望人的付出是自由自觉的，无私的，这便可以获得最快的回报，这就是快乐。因此，我们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把利益置于一旁，将道德法则放在重要位置，多为别人着想，互相忍让，互相包容，互助互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2.人和社会：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马克思的人本理论比前人的进步之处之一是他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性固然很重要，这是生存原则，但社会性更重要。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里，人也是在社会的各种活动里取得自己的完善。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也提出人不只是个体，必须生活在城邦中，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为城邦作出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今，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处在越来越多的关系中，但有人却是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只想着自己，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社会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中，不与他人经常的交流，久而久之，不论对人的身体还是心理抑或人际交往方面都会有负面影响。目前小到儿童，大到中老年人都沉迷于手机，即便同处一个空间，面对面也零交流，时间一长，便容易造成人不愿出现在公共场合，不愿主动与人交流，任何事情隐藏在内心，严重的情况会发展为心理疾病，比如人群恐惧症、自闭症等。有位诗人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岛屿，所以不要怀疑丧钟为谁而鸣，那是为你而鸣”，社会中出现的贪污腐败、吸毒运毒等等不道德的行为，看似与己无关，但或许在某方面会间接地与自己产生联系，不论“老虎”还是“苍蝇”，他们的行为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然包括我们每个人。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有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管理和监督等一些政治活动中，不把我们拥有的权利荒废、虚掷；在集体中，我们不可以自私自利，要合群，为集体争光，维护集体利益，奉行集体利益至上的信念；生活中多与周围的人接触和交流，互相倾诉，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彼此取长补短，从而让自己不断完善，实现全面发展。但是，人在社会中也不可以失去自己的个性，正是每个人的个性才使社会纷繁复杂，使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多样，使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有意义。人如果处在社会中，一味的迎合社会，反而容易失去自己的个性，那么整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活力，如此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3.人和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仅仅具有政治解放的含义，即实现了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只有生产力极端丰富的情况下，人和自然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127]“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指导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28]

任何事物之间都有着远近亲疏的关系，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之间就有着两方面的关系，这使得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一方面，人与自然互相联系、互相依赖，自然的变化需要人的活动，人的活动需要有自然这一载体，并且人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的需求。伴随生产力一步步地不断提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能力不断提升，自然产生巨大的转变，它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经过人的改造的世界，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既然人与自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就要遵守自然规律。

但是人和自然之间又彼此对立，人总是利用自然，向自然攫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甚至会以破坏自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求。纵观这些年发生的灾害，我们发现人类一意孤行，过分的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随意的改变自然规律，而自然也想改变人的状态，这样一来，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便存在许多矛盾。近些年频发的地震、海啸、山洪、塌方等天灾人祸就是最好的说明。新一代领导集团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生态文明提上日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讲到要遵守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创新性的提出“两座山”论，可以看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认为保护自然环境必须放在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的改善要兼顾，要时刻以人民的身心和利益着想，为人民谋福祉。“因此，重建现代人对自然的生态意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学课题，这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价值观，即把人类的伦理观念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中去，反对人类征服、主宰自然的霸道行为，建立人与自然同荣共存、协调发展的关系，更加合理地开发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129]

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实践，尊重、顺应、保护自然。自然是我们生存与活动的重要载体，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破坏自然就是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国家领导集体必须把保护自然提上日程并坚持贯彻到底，不空喊口号，给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人民谋福祉。社会团体也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做好宣传工作，呼吁更多人参与到其中来。个体虽然力量小，但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少丢一点果皮垃圾，多捡一块纸屑，身体力行，将自己作为别人的榜样，影响身边的人，从而实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使人人成为保护自然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