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意识与物的展示

民国时期许多公共藏品都与革命挂钩，其渊源可溯至清末革命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前夕所谓的“革命”包括当时各种反清的言论和活动。反清言论中不乏借古喻今之事，如将明末遗臣的事迹和物品挖掘出来表达反清的诉求。当时具有革命意识的广东人，如黄节、邓实、蔡守、潘达微、高剑父和陈树人等，为表达政治意图赋予某些私人收藏品以革命意义，通过报刊呈现于众人面前。那么，这一群粤人关系如何？他们选择了哪些藏品用图像的形式展示于报刊上？选择的原因或者标准是什么？相同或者类似的物品为何日后能于公共展览中继续出现？本节拟以清末《国粹学报》和《时事画报》两份以粤人为主编辑出版的、具有革命意识的刊物为研究对象，透过对刊物上跟广东历史人物相关的图像、主办者的身份与活动的分析，尝试回答上述疑问。

一 具有革命意识的物

《国粹学报》和《时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革命，是与晚清时局分不开的。是时，部分主张革命的人士并非直接地表明自身反清的立场，而是借用明代忠节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即一个曾在清初流行过的“复明”或对明代崇拜的主题来表达他们政治立场。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清末民初图像新闻很快风靡全国，改变过往主要依赖文字进行的传递。此时报刊上记录实物的图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写生或临摹将实物再现；另一种则采用当时较先进的摄影技术将实物“如实”地记录下来。前者会受到绘画者的动机和绘画技巧等主观因素的制约，而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为“客观”、直接。《国粹学报》（图1-4）的图片多为实物照片，《时事画报》（图1-5）则多为时人绘制的时事画，因而本节对物的讨论主要围绕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直观“实物”照片的《国粹学报》展开。

《国粹学报》1905年创办于上海，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是革命派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主要发起人是旅居上海的广东顺德人黄节和邓实。黄节（1873～1935），又名纯熙，字晦闻，原籍广东顺德，生于广州。邓实（1877～1951），比黄节小两岁，亦原籍广东顺德，生于上海。二人的相识最早可能要追溯至1895年投学于简朝亮门下之时。简朝亮（1852～1933），字季纪，号竹居，广东顺德人，是广东知名学者朱次琦（1807～1882）的高足。黄节、邓实在跟随简朝亮研习传统经史的同时，受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迪和影响，始积极了解西学，透过阅读新式书报了解西方的史地知识和社会学说。1903～1904年，黄、邓二人受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士的影响思想逐渐发生改变，转向“排满”革命。国学保存会正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而成立的。他们创办《国粹学报》，借此搭建宣传革命意识的平台。虽然《国粹学报》的革命立场不太鲜明，但它并非如五四以来所认为的那样顽固守旧。那么黄节、邓实等人如何利用《国粹学报》来宣扬反清思想呢？笔者尝试从分析学报中实物照片的角度来切入。

《国粹学报》开办初期没有太多的实物照片，连画像也较少。当时《国粹学报》征集的就只有时人稿件、书籍和画像三方面内容。第一期《国粹学报发刊辞》内的“国粹学报略例”就说道：“本报撰录一门，搜罗我国佚书遗籍，征采海内名儒伟著，皆得之。家藏、手抄、未曾刊行者，为外间所希见之本，至可宝贵”，及“本报首每号附中国历代学人遗像一二幅，皆搜求采访得之极难者。海内收藏家如有此种遗像尚希见寄（无论绘本、木刻），本报摹绘刊刻后，仍可奉还”。这段文字说明了此时国学保存会的重点更多集中于搜集古籍，而搜集的图像是为每期准备的插图，且指定是学人画像。《国粹学报》第一年选登的24幅画像主要是黄帝至明代的学人，其中包括广东理学家陈白沙（图1-6）。

此时的《国粹学报》更偏重于文字撰述的形式，时人从政论、史学的角度发表对“国学”与“革命”的见解，图像只是文字的辅助资料。如陈白沙画像后有编者题写的诗文，充分肯定了陈白沙对理学及岭南学术的贡献。相信这批画像主要是配合邓实“国学”系列政论而选登的。1905年《国粹学报》发行后的第一至五期，邓实连续发表《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 《古学复兴论》诸文，就黄帝以降“神州之学”的学术发展做系统的追溯和探讨，认为晚清以来考据之学风导致“神州之学”式微。稍后，黄节《岭学源流》指出岭学，乃至晚清学术的败坏、道德沦亡都是汉学考据之风泛滥所致，论调与邓实如出一辙。有研究者指出，“他们当下的政治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于过去的学术史的重建和再诠释”。微妙的是，其间《国粹学报》没有选登清代朴学家的画像。

1906～1907年，《国粹学报》着手挖掘明末抗清的往事，明代节烈之士以学者的身份插放于文字之后，如被称为广东“三忠”的陈子壮（1596～1647）、张家玉（1615～1647）和陈邦彦（1603～1647）。张家玉之画像旁有邓实所作的《张文烈公画像记》，翔实交代了此画像的来历和选登张家玉画像的原因。文曰：

余字幼时客海上，即闻明末吾粤有三忠：曰陈文忠公子壮、陈忠愍公邦彦、张文烈公家玉，皆以起义师抗节不屈而死，心窃慕之。丙申南归于邑城锦岩，曾拜陈公之墓，谒雪声堂得瞻其遗像。丙午，黄君晦闻以听风楼石刻《陈文忠公赞岳武穆手札语》见遗，而邓君溥溥复赠以其乡张文烈公遗像。于是而三忠之遗墨、画像皆得瞻仰，以遂其向往之心矣。顾吾读《劫灰录》载张文烈公事，有云年少貌秀拔，声巨词辩；又云公幼好击剑任侠，多结山泽之豪；又云公当乘一黄马神骏趋捷，每临阵风沙惨淡，作势怒铭。又读《邝海雪集》载公结缨死，军中得其首者悬之都门，七日颜色不变，秀眉如画，怒发欲指。则公虽以儒生而具烈士之节，概此其能犯大难不顾，卒以死报国而无愧也。此像为其宴居时所作，外虽雍容而内具刚健沉壮之气，毅然不可动。呜呼，粤中起义之师事虽不成，然牵制北兵使不得西上，而翠华万乘得以安葺于桂林、武冈之间，岂非三公之功哉？予记张文烈像合陈忠愍像与陈文忠墨迹共装一轴，晨夕束带妆容而仰止，辄神为之王。复搜得三公遗像集而汇刻之，属予友黄史氏并为之合传焉。后学顺德邓实记

由上得知，张家玉之画像（图1-7）是1906年黄节与友人邓溥溥互换之物。引文中邓溥溥应是指东莞人邓尔雅（1883～1954）。邓尔雅，原名溥，后改万岁，字季雨。其父邓蓉镜1898～1902年曾出任广雅书院院长。1905年邓氏扶桑东游，攻读美术，1906年回国协助潘达微——黄节友人在粤办理《时事画报》。上文中邓实自言从小十分敬仰“三忠”“抗节不屈”的精神，1896年返乡时亲自前往陈邦彦之墓及祠堂拜谒。1906年当他见到黄节搜集回来的“三忠”遗墨和遗像时，“以遂其向往之心矣”，实物和图像直接传递的信息是文字不能传达的。之前邓实对“三忠”的认识主要来自书中的文字描述，今得物对照之，人物形象则更加真实。邓实将“三忠”的遗像和墨迹“共装一轴”，其实已经人为地进行信息重组。邓实甚至提议黄节为“三忠”作传于《黄史》，与此前邓实搜得的陈邦彦之画像及陈子壮之墨迹一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三忠”人物、事迹刊于学报上，即把他重组的信息展示于世人。“三忠”遂逐渐成为固定组合为世人所认识，在1940年广东文物展后发行的《广东文物》中，张家玉、陈邦彦和陈子壮三人的遗像置于同一页就是例证（图1-8）。

“三忠”的事迹被黄节以史书列传的形式登载在《国粹学报》1906年第20期上。《黄史》是黄节仿明末思想家、抗清志士王夫之的《黄书》而作，试图以史为鉴厘清明朝灭亡和清廷入主的原因。《黄史》之“列传”专门记述了一系列明末抗清义士的英勇事迹。《黄史》“列传”刊出的20位明末义士中出自广东的有四位：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后简称“三忠传”）和邝露，其中“三忠”的列传是并列的。据《黄史》“列传”称，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人，万历进士，初官翰林院编修，后两度因得罪权臣而被罢官；张家玉，字玄子，号芷园，广东东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陈邦彦，字会斌，广东顺德人，诸生，讲学锦岩山下。清兵南下时，他们誓死效忠节节败退的南明王朝，奋力抗清。南明王朝授以官爵，陈子壮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家玉、陈邦彦为兵科给事中。顺治四年（1647）清兵攻破广州城后，他们奉命抗敌。惜不敌战败，三人或被俘或自杀，皆不屈于敌。为表彰他们的英烈，南明永历帝追赠陈子壮谥号“文忠”、陈邦彦谥号“忠愍”、张家玉谥号“文烈”。他们英勇的故事从明末至清再到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累积过程。接下来第五章第二节笔者拟以邝露为个案进行详细的剖析。

根据《张文烈公画像记》所记，邓实计划刊印的《陈岩野先生像》，同期《国粹学报》（1906年第20期）即刊有一幅陈邦彦之画像。与该画像相同的最早版本，目前笔者所能找到的是出自清嘉庆十年（1805）温汝能重版的《陈岩野先生全集》,尔后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展出的陈邦彦画像亦与此同。

《国粹学报》宣扬明末抗清的事迹外，还有宋末抗元的旧事。上述陈邦彦的画像旁有《陈忠愍公临命诗》四首，乃陈邦彦战时所写之诗词，用屈原、厓山忠魂托古怀今，悲昂高亢，表达誓死抵抗外敌入侵的决心。厓山在广东江门附近，南宋末帝被元兵追杀至此投海自尽。明代理学大家陈白沙居于厓山附近，尝参观吊唁南宋末帝。1906年第21期《国粹学报》“撰录”内，即“三忠传”随后之一期，邓实就选登了陈白沙感怀宋亡于元和陆秀夫等忠臣义士之六首诗作，及陈邦彦之子陈恭尹《陈元孝舟泊厓山诗》一首。引文后邓实按曰：

白沙先生手书慈元庙碑，书法甚劲，盖用毛笔所书。其碑拓本向藏于同学任君子征处，今贻书假得以藏之国学保存会美术室内，而先录其文于此。厓山忠义之气，得白沙此文而益彰，可与日月争光矣。至其致咎于宋室亡国之繇，而推本于人心纲纪之不振，大义隐而夷狄横，此则白沙之所为掩卷而出涕也。考《陆丞相集》有“奇石山遗事”一则云：“奇石山在厓山之北，旧有元书 ‘振国大将军张宏范灭宋于此’，凡十有二字。成化丙午，御史徐瑁命公削去，改书 ‘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凡九字。白沙陈献章语知县丁积曰：宋亡时死者数万，不独秀夫也，宜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积以告瑁，瑁不从，竟刻之。”又粤中尝有奇石拓本，其文为“宋张宏范灭宋于此”。据说白沙居近厓门，每登临奇石，凭吊宋帝与张、陆诸臣殉国处，见张宏范纪功之铭，乃为冠以“宋”字于其上，以丑之。更于石阴题一诗，即“忍夺中华与外夷”一首也。碑旁复附明遗民顺德陈元孝恭尹之诗。元孝为岩野先生之子。岩野既殉国，当时搜捕元孝甚急。此时之作，当在行遁时，故其词极哀痛云。记者识（实）

据邓实介绍，陈白沙先生手书慈元庙碑之拓本，原藏于任子征处，后寄存于国学保存会之美术室内。任子征，南海人，19世纪末投于简朝亮门下，乃黄节、邓实同学，生平事迹不详。“先录其文于此”，透露出编者早有意刊印该碑原拓，果不其然，翌年便登载《陈白沙慈元庙碑》的拓本图像（图1-9）及陈白沙的手迹诗卷（图1-10）。选登这几首诗的目的，邓实表达得很明确，是要借陈白沙之厓山诗作彰显“忠义之气”，无不有影射“大义隐而夷狄横”的时局。邓实还考证出《陈白沙题厓山奇石阴诗》的创作原因和背景。陈邦彦之子陈恭尹也曾至厓山，借吟咏宋帝死于厓山之旧事托古寄情、吊古伤今。对于同样的厓山事迹，明中叶陈白沙借此反思宋亡于外夷之原因，清初明遗民陈恭尹则借此寄托对亡国的哀思，到清末反清人士更倾向于表彰“忠义之气”，突出“华”“夷”有别，宣传反清思想。

为更好地展现实物，国学保存会不断地改进印刷技术。1905年《国粹学报》第1期的“略例”中言及，当时复制画像的方式只是摹绘。1907年引入的摄影技术，使更多不便征集、移动的遗迹和遗物复制再现。陈子壮之遗像便是邓实辗转托人“从影”于陈子壮之家祠，“三忠”之画像终被凑齐。“从影”即拍摄后，旋“因镂以入铜”，印实物照片于学报上。1908年《宋陆丞相墓》及《厓山图》等实景照片应该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1907年初国学保存会筹划开办国光印刷所，以便印刷各种图书报章及图片。有印刷厂以前的1905年和1906年，学报的图像有20余页，主要以人物画像为主。1907年自办印刷所后学报内图像分量加重，页数增至66页，内容也更丰富，有人物画像、墨迹、遗物、金石、书画等。1907年第29期上刊登的“特别广告”称，学报上所插的图画采用的是“电气铜版”技术，故能“惟妙惟肖，纤毫毕现”,此乃邓实在陈子壮画像中介绍的“因镂以入铜”印刷方法。1908年国光印刷所采用的是“日本最新玻璃版法精摄影印”技术，“尺度宽至纵横一尺有余”, “务在丝毫逼真”, “有名人题跋考据及名家收藏赏鉴印章丝毫无可疑者”。玻璃版铜印制作效果好，但成本很高，每次制版仅能印200页。

《国粹学报》内图片的增加同时也说明其征集到的物品增多了。由1906年第21期《国粹学报》“撰录”内邓实为陈白沙诗词撰写的按语中可获知，国学保存会里有一间美术室。美术室设于1906年十月建成的藏书楼内，专门收藏“博物物产”和美术品。此后《国粹学报》经常出现征集美术品广告及捐赠致谢名单。国学保存会征集的美术品的范围很广，总计分为金石牌版、钟鼎彝器、名人字画、名人画像、印章印谱、宋元旧椠书籍、诗文词曲、音乐各品、绣织各品和瓷器各品十种。

学会征集物品的方式有：一是在刊物上登广告呼吁寄赠；另一是学会成员常亲赴各地搜集。1907年五月《国粹学报》第34期刊登的广告增加“博物” “美术”两个栏目。接着第35期学报内刊登的一则《〈国粹学报〉第三周年大祝典敬征祝词及图画启》称，“先民遗翰、故都旧迹皆足以抒怀旧之念而生爱国之思”，因而要征集大量的“先贤遗像、遗墨、图画、金石、碑碣及祠墓故址”。不久，学报刊印了黄节于广州搜得的陈子壮遗物——霜钟琴之拓本（图1-11）及陈子壮遗像（图1-12）。1908年初黄节又返粤，并专门写信给上海之邓实汇报“访求忠义之迹”的经过。邓实特意将信摘录于《国粹学报》内。黄节自称前往明遗民屈大均之故乡寻访其遗著，参观屈氏起义铸炮的遗址，赴屈大均之墓凭吊，于屈氏后裔处借得一些遗书和日记。另外，因同乡友人马武仲（? ～1964）之帮助借得陈子壮墨迹（图1-13、图1-14）、黄石斋墨迹、屈大均遗像（图1-15）、杨升庵墨迹、邝露的海雪琴拓本（图1-16）、朱九江册页（图1-17、图1-18）等，并拍照，随后刊登于学报之上。马武仲，原名复、孝武，字武仲，号鉏经，斋号小黄山馆。这位家住西关、热心地为黄节搜罗和提供拍摄文物的收藏家，在1933年广州第一次展览会、1940年广东文物展等大型展览会上仍能看到他的身影和捐展的文物。

1908年黄节“访求忠义之迹”征集回来的物品，主要是明遗民和朱次琦的遗物。黄节表示此次返粤搜集物品的意向就是“忠义”之士的墨迹、遗迹。仔细分析黄节征集到的物品，不难发现他所认为的“忠义”之士多是陈子壮、邝露、屈大均等明遗民。至于被黄节、邓实视为师祖的朱次琦，黄节在《岭学源流》中尊之为唯一延续岭南学术的经学大师，其存世书稿、真迹很少，黄、邓通过在《国粹学报》上大力登载师祖的画像、文章和真迹扩大其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位国学保存会的成员、1907年始一直从事《国粹学报》博物画绘画工作的蔡守也参与到寻访的工作中。蔡守（1879～1941），又名有守，字寒琼、哲夫，与黄节、邓实为顺德同乡。1908年蔡守走访明遗民薛始亨后裔，获得薛氏的遗文遗稿。薛始亨，字刚生，号剑公，广东顺德人，居广州时与邝露为邻，过从甚密，明亡后隐居故里著书立说，著有《蒯缑馆十一草》。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薛始亨一样隐匿不出的文人逸士早被世人遗忘，在此被国粹学派重新挖掘出来。蔡守摘录其《薛剑公归故园赋》 《薛剑公张曲江公画像记》和《薛剑公邝秘书传》三篇遗稿和六首遗诗刊登在1909年的学报上。薛始亨是邝露之好友，其所著《薛剑公邝秘书传》中关于邝露事迹和细节的描述与1906年黄节《黄史列传》之《邝露传》有不少出入。

留意学报内的文字，就会发现学报刊选物品的真正操纵者和决定者实际上是邓实。邓实对国粹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构国粹理论及操办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的具体组织工作，一直担任《国粹学报》的编辑。《国粹学报》内不少被翻印的古物和被介绍的书籍都是他搜集的，或提议刊印的，如黄节收藏的张家玉画像、《陈白沙手迹诗卷》等皆是在邓氏之建议下选登的。《国粹学报》内登载的有关明遗民之事迹和遗物似乎都与邓实有密切的关系。最先是《黄史》“三忠传”在其提议下撰写，“三忠”的画像也是在邓实的努力下才得以汇齐于《国粹学报》内。邓实还选刊明遗民陈子壮、陈恭尹托古怀今的厓山诗文，甚至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专门拍摄广东江门厓山、潮州陆秀夫之衣冠冢等实景照片。据1907年学报的报告显示，该年征集到的美术品有番禺杨渐逵寄存的海山仙馆藏帖16册、番禺潘飞声寄存的霜钟琴拓本一张，及南海任子征寄存的《陈白沙慈元庙碑》拓本一幅，而邓实在其中挑选刊印的是明遗民陈子壮遗物霜钟琴的拓本和陈白沙痛悼宋亡于元的慈元庙碑拓本。1908年刊登的是黄节于粤搜集回来的有关邝露等明遗民的遗物照片。1909年学报上登载的是陈恭尹和屈大均二人在广州关帝庙鼎铭之拓本（图1-19、图1-20），皆出自邓实风雨楼所藏。除了誓死抵抗、为国捐躯之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邝露等义节之士，及易朝后继续秘密抗争者，如陈恭尹和屈大均等人外，还有隐匿山林著书立说寄托亡国情怀的明遗民如薛始亨者亦被挖掘出来，其文章被邓实选登在学报之上。由此可见，邓实心目中所认为的广东地区与反清有密切关系的是宋末厓山的事迹，及明末“三忠”、邝露、屈大均、陈恭尹等明遗民的事迹与物品。因此，物品的搜集和图片、文字的展示基本都是围绕此展开的。

诚如《国粹学报》的主编邓实所言，“本报以发明微学，表彰节义为主”。由《国粹学报》内所选登的物品和文字可以看出，国粹学派认为最能体现广东人节义的是宋末抗元和明末抗清之人与事。至于具体人、事、物的择取则是由《国粹学报》的主编定之。《国粹学报》展示的物品都是出自私人收藏家之手，恰说明它们事实上是一直存在的。它们被收藏，本章第一节已提及过，是由于明末清初的复明思潮造成的。为表达自己现实中的反清立场，《国粹学报》的编者极力重新挖掘出某些明遗民托物寄情的藏品，与过往那段清政府极力掩盖的历史挂钩，以报刊图片的新形式重新呈现“物件”。《国粹学报》利用宋末和明末抗敌事迹宣传革命的思想，这延续到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1940年文物展中同样见到“三忠”、邝露、屈大均等明遗民的遗像、遗墨和遗物，无不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与此同时，1905年9月创办于广州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时事画报》, 亦有与《国粹学报》相似的内容。1907年七月《时事画报》（丁未年第14期）首页刊登明遗民《邝湛若遗像》，画像造型跟《国粹学报》1909年第59期上刊登的邝露画像相同，并且二者皆与道光年间重版的邝露《峤雅》中的一致。除此，画像旁配有介绍文字，及诗二首拓本的照片。《国粹学报》最早见到的与邝露相关的是1906年黄节撰写的《黄史》“列传”之《邝露传》。此后1908～1909年间《国粹学报》又陆续登载邝露生前使用过的邝雪海琴、明遗民为他写的传记和画像。相比《国粹学报》形式多样的宋明遗民物品、事迹的展示，《时事画报》则略显简单。1907年八月（丁未年第21期）首页刊登有乾隆朝要求泯除满汉畛域而获罪的文人杭世骏画像和介绍文字（图1-21）。同期一并刊登的有陈白沙《厓山诗》:“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是诗描述的是宋末“中华”“汉儿”张宏范归顺“外夷”元朝后，带兵追杀宋帝至厓山，其后刻自己的“丰功伟绩”于厓山石上以资炫耀的故事。该诗亦曾登载于《国粹学报》1906年第21期。《时事画报》中该诗旁附有根据诗的意境所绘的中国山水画。《时事画报》辑者评论陈白沙“有种族之观感”，痛言归顺元朝画人赵孟等人同张宏范一样“无耻”（图1-22）, 与敢于抵抗外族统治者的邝露、杭世骏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没有画像和遗物的情况下，按照文字的意境配上插图的形式无疑丰富了读者的想象空间。由此可见，《时事画报》同样会利用宋明遗民的事迹、故事表达他们反清的革命主张。

《国粹学报》和《时事画报》，一在上海，一在广州，同时用类似的忠义事迹鼓吹反清思想，并非巧合，而是与两份革命刊物的主办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 具有革命意识的人

就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与在粤《时事画报》的报人有密切交往的《国粹学报》成员主要是经常往返于粤、沪两地的黄节和专做绘事的蔡守，学报的主编邓实则一时未见，这段时间邓氏的活动场所主要的似乎是在上海。

国学保存会及《国粹学报》主要发起人之一黄节和《时事画报》的实际发起人潘达微二人交情匪浅。潘达微（1880～1929），原名允忠，又名景吾，字达微、心微，号大觉、铁苍、寄尘、冷残等，以字行，广东番禺人，为清末武官潘文卿第五子。1899年前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世家子弟的身份秘密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他和黄节相识于何时并不清楚，应不晚于1901年。是年二人共同创办广州“群学书社”（即南武公学前身），希望通过教育启迪民智。由于潘达微少好丹青，一度任书社图画教员。此后他们又开始投身报界，1902年底及1905年，黄节在上海分别创办了《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潘达微此时亦常在香港的《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中发表针砭时政的文章。黄节在沪期间深受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人士的影响，策划“激动排满革命之思潮”。1905年夏，全国上下掀起反美拒约高潮，广东专门发行《美禁华工拒约报》。黄节担任该报的主编，编辑所就设在群学书社内。《美禁华工拒约报》的成员大多是与黄节一起创办群学书社的友人，如潘达微、谢英伯等。由于笔锋过于犀利，该报创办三个月后即被迫停刊。随后，同年9月，潘达微在孙中山的授意下为刚成立的同盟会创办在内地鼓吹革命的宣传机关刊物《时事画报》。尽管黄节没有加入同盟会，但是他的很多朋友如潘达微、章太炎等既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又是同盟会的成员，孙中山甚至一度“以书招之”。

除了潘达微，黄节还与伍德彝、邓尔雅、陈树人等《时事画报》的中坚画人和主笔颇有交情。伍德彝，字懿庄、逸庄，乃当时广州望族之后裔，同上层名流、文人学者多有交情。伍氏少好丹青，早年从学于画师居廉。他跟黄节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00年左右，后伍氏专门邀请黄节为其《浮碧词》作序，该序曾发表于《国粹学报》内。邓尔雅，前文已略有介绍。何时始与黄节认识亦不详，应不晚于1906年。该年邓氏赠予黄节张家玉的画像，并捐给筹建伊始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邝海雪集》一部。陈树人（1884～1948）乃《时事画报》的主笔之一，《时事画报》首刊上的《时事画报出世感言》即出自以“讱生”为笔名的陈树人之手。陈树人，原名韶，号二山山人，以字行，广东番禺人。幼时游学于居廉门下，被居氏赏识，招为侄女婿，亦因之结识同门高剑父，遂成莫逆之交。陈树人与潘达微结交于何时不得而知，据称，潘达微乃是陈树人两个女儿的“干爹”，可见陈、潘二人交情深厚。1904年陈树人在革命党人所办的香港《广东日报》及《有所谓报》担任主笔，先后用“猛进”“讱生”“葭外”“美魂女士”等笔名发表文章。1905年6月，即《时事画报》创刊前三个月，陈树人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时事画报出世感言》中陈树人公开宣称：“世界已同长夜，刮明镜而难光；众生半入鼾乡，撼洪钟而不响。沉沉大陆，遍是愁城；莽莽神州，已无净土。用是摇海岳先生之健笔，快描变幻风云；仿福泽喻吉之前模，热望开明社会。此《时事画报》所由设也。原夫报纸，职司喉舌，唤起梦魂。实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矧夫三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邪于纸上。”革命党人以报章为阵地，亟须改变中国现状的激昂心情跃然纸上。陈树人与黄节认识的时间亦不详。鉴于《时事画报》1907年第15期有陈树人《黄君晦闻自沪归写此为赠》诗一首，可知陈、黄二人的相识不应晚于1907年。1911年陈树人为黄节之蒹葭楼绘图。

另一位同时与两份刊物都有密切关系的是蔡守。他为《国粹学报》绘制博物画之前（即1907年6月以前），就已经在《时事画报》上发表过画作。就笔者所见，蔡守登在《时事画报》上较早的一幅画作刊于1906年11月10日印行的第33期。该图题为《古翼鸟图》，绘的是一种远古时代带有羽翼、现已绝种的鸟龙，画旁配以解说的文字（图1-23）。图上“古翼鸟”身上的羽毛纤毫毕现，嘴上的牙齿颗颗分明。《时事画报》比《国粹学报》较早登载蔡守绘制的博物画，或许正是因为黄节等人看到《时事画报》上的博物画才邀请蔡氏为之绘图。仔细翻阅对比蔡守在两家刊物上登载的画作，几乎没有重复的作品，仅《时事画报》1906年12月10日印行的第36期内所绘的《芥兰》（图1-24）与《国粹学报》1910年的《芥兰》（图1-25）两画略有相似。另外，蔡守登载在《时事画报》上的画作形式较为多样，除了博物画，还有仿效古人意境的中国写意画（图1-26、图1-27）及以照片作为蓝本的山水画（图1-28）。值得注意的是，《时事画报》1906年3月登载的《本报美术同人表》（图1-29）中28名画家内并没有蔡守，1907年6月《书画同人润格一览表》的售画广告中亦无为蔡守，与此后《国粹学报》大张旗鼓地为其博物画作和销售画作打广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1-30）。笔者大胆猜想，1906年为《时事画报》作画之初蔡守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画人，通过《时事画报》逐渐让世人见识到他的才能，尤其他所绘制的博物画使他崭露头角，得到黄节等人的赏识，遂在《国粹学报》上专辟一门“博物”刊载他的作品。有研究者认为，他是“20世纪初叶以中国画家的身份而在公共媒体上扮演最重要的博物画家角色者”。1909年《国粹学报》内公开售画的润格说明他的画作开始有一定的市场，有人求购。蔡守还在《时事画报》上发表过数首诗，以及一篇《奴婢考》的文章。《时事画报》上有多首蔡守与邓尔雅、陈树人等《时事画报》同人互赠之诗作，包括蔡守新婚的祝诗，见证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清末革命报刊内利用宋明时代的历史人物和遗物表现革命精神的话语为何能一直延续到民国？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革命报刊内的主办人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示中扮演着积极的主导角色。革命报人包括以在粤活动为主的《时事画报》的高剑父、蔡守和邓尔雅等人。高剑父（1879～1951），原名仑，字爵廷、卓廷，号剑父，以号行，广东番禺人。曾从居廉、伍德彝习画。《时事画报》创办时，20多岁的高剑父、邓尔雅和蔡守皆名不见经传。《时事画报》1906年3月登载的《本报美术同人表》28名画家中位列第一的是与高剑父亦师亦友、彼时于画界颇有名气、年长他们20多岁的伍德彝，高剑父和邓尔雅则居于后，蔡守甚至没有列入。年轻的高剑父是《时事画报》发起人，研究者认为此乃潘达微有意之举。潘达微作为一名革命党人积极参加过反美拒约活动，及在报上发表过激烈的言论，较为容易引起民众的注意，而高剑父此时是尚无任何政党背景的画人，由潘担任刊物的发起人较为合适。事实上，《时事画报》创办后的头两年，高剑父大部分时间游学日本，放假返粤期间曾与画报同人举办美术展览会。

在《时事画报》报道的广州本地早期展览会中不时能见到高剑父的身影。1907年2月28日至3月1日，广州广武学会举办的博览会，展出高剑父及其兄高冠天制作的“标本及古器、矿产等物”（图1-31）。1908年《时事画报》第1期（2月26日）刊载了《丁未广东图画展览会第一期美术同人合照》（图1-32），并刊登《国画展览会之记盛》的时事画，配文曰：

去腊本报同人高君剑父由东瀛美术院毕业回粤，与潘铁苍、何剑士、尹笛石君，发起图画展览会于城西下九甫兴亚学堂。内容分四例，一同人绘画之定评，二同人绘画寄售，三同人即席挥毫，四陈列古画参考。美术界集数十人，所绘花卉、翎毛、由水、人物、飞潜动植等，各竞所长，五光十色，璀灿陆离，极一时之盛。自开会至散会入场参观者二万余人，所绘各画于元旦前亦已售罄，博雅家亦多向隅。现高君等欲于暑假前后开第二次，想届期必更大观。本报敬为图画前途祝，更为中国前途祝。

“去腊”是指1907年旧历的年底。高剑父与潘达微等画报同人主办广东图画展览会，集合美术同人数十人。展览的内容既有画人之间的评定，也展示、出售古画。可说是集展示、销售和交流于一体的盛会。据云，此次参观人数众多，图画很快就卖完了。举办活动无疑加强《时事画报》的画人同当地画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影响。在前引文文末，编者期待高氏再次举办画展，认为高氏的美术学习和活动关系到图画甚至中国的前途。

此外，1908年7月高氏还带领着缤华女艺院参与《时事画报》主办的赈灾义卖会；1909年1月22日《时事画报》同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举行第二期美术展览会，会中展出的瓷器全部为高剑父制作。

由此，高剑父在《时事画报》的基础上通过展览会的形式逐步树立起个人在当地美术界的名声。

综上，不少画人正是利用在《时事画报》上树立起来的名声，再加上依靠各种政治因素，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当地金石书画展览的主导者，伴随着他们成长的“革命”也就渐渐成为收藏的主题之一，因而清末革命报刊上利用宋明遗民的事迹、遗物表现革命精神和思想的做法也就在民国展览会上得到了延续。

本章小结

民国时期广州公共展示中部分展品之“物的积累”及主办者或征集者之间的人脉在前代已经有迹可循。

一方面，就物的积累而言，主要是受到一定的学术潮流和政治话语的影响。作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具有文学修养身份的表达，明代广东文人学者的藏品种类和鉴赏品位完全与唐宋以降中国传统学术影响下的收藏理念吻合。至清代地方学者日益关注本地历史，却因清政府避讳明末遗民遗事，广东本地学者的关注点转移到当地较贫乏的宋明以前的古史，以重塑本地学术史弱化明遗民的政治性。乾嘉后，朴学影响下当地学者借助搜集碑铭、砖瓦等金石器物作为新材料，以丰富地方历史。学术上的转变同时亦丰富了当地收藏家收藏的种类。随着朴学研究成为广州学者研究本地历史的主流，受朴学影响出现的藏品，尤其能说明在明清以前历史金石器物渐成为本地收藏家收藏的重点。民国时期在公共展示中出现的部分金石器物，恰恰体现出一些当地学者秉承朴学传统来讲述自己的一套本地历史观。除此之外，另有一种清代出现的物，即后来被赋予了革命意识的藏品。这种藏品在清初早已为明遗民所收藏。至清末，革命人士又重新挖掘出这些明遗民托物寄情的藏品，并赋予了它们反清的政治话语。同时，他们利用报刊图片这种新形式将“物件”呈现于纸上，鼓吹宋明遗民“忠义节烈”的思想，宣扬革命意识。民国时期在公共展示中出现的宋明遗民的遗物，正显示出这些具有反清意识的人士进入民国后继续利用同样的“革命”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识。

与此同时，就人脉来说，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清末办刊人的身上。关于运用纸质媒介来展示物品，尽管宋代已出现文字和图画等形式，然而更多的是属于艺术鉴赏和考据研究，多限于志同道合的学者。随着清末印刷术和革命意识的兴起，报刊的受众发生变化，同样种类的物品拥有与以往不同的内涵。《国粹学报》和《时事画报》办刊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加上共同拥有反清的革命宗旨，使得两份刊物采用相似的内容表达“革命”。这些具有革命意识的办刊人有不少在民国广州公共展示活动中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主办者或征集者，促使曾在清末报刊上刊载的革命话语和藏品日后得以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