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潮流与物的收藏

中国的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古代收藏家的审美观和评判标准。中国文化体系重视文字的传统，使得带有文字的书法、绘画、文献和彝器以及书写工具都成为重要的收藏对象，拥有它们似乎就象征着具有文学修养。在此背景之下，出产于岭南的端砚才有机会“北上”，终成众砚之首。反之，亦意味着中原学术潮流的“南下”。地方收藏史惜受到材料的限制，仅能依靠明代日益丰富的当地文献资料，方能形成较清晰的发展线索。本节拟分别针对传统学术和以朴学代表的新兴学术，考察唐到清代两种学术潮流下物的积累变化。

一 传统学术

1. “北上”的器物

近年中国关于收藏鉴赏的研究尝试利用西方理论，尤其是贡布里希艺术史的视角，考察物品的流传、图像和社会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目前该项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要数文人的书法和绘画，及与图像相关的对画像砖、青铜器纹饰的解读。在古代中国收藏品中，书画具有至尊地位且最接近现代意义的艺术，同时不能忽视其他种类繁多的器具和工艺品，割裂它们则无法完整地体察中国文化史和理解古人收藏观。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将书画和其他收藏品置于同一时空，从明代鉴赏家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关于物品的真实想法。明清以降被认为值得收藏的物品，除书画以外，其他种类大多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甚至更早，它们走进收藏者视野的过程则同书法、绘画完全不同。像来自岭南荒蛮之地的端砚，其得到唐代以来文人青睐的经过确实颇令人玩味。

端砚何时“北上”无从考究，应跟中原学术风气“南下”有关。盛唐权倾一时的宰相许敬宗之女嫁至岭南，许氏夫人“习训礼闱，囗游文圃，翰墨尤善，囗悦必书”,足见初唐至盛唐岭南地区有懂得翰墨书法之汉人，奠定端砚得到文人士子认识和传播的基础。150年后始见有关端砚的诗词。生活于中唐时期的李贺（790～816）作《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诗中描述端砚颜色主要是紫色，诗作者亦知采石之不易。目前尚不能确知李贺是否到过岭南地区，他所了解的情况从何而来。他的好友韩愈（768～824）倒是曾被贬至潮州担任刺史，不过是发生于李贺逝世后。几乎同一时期，刘禹锡（772～842）亦在离端州不远的连州担任刺史，留有“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的诗句。晚唐至五代文人士子之间互赠端砚的诗句比比皆是。中晚唐时期社会奢靡成风，李肇（813年前后在世）记道：“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该则材料包含两个史实：一，端溪石是公认极珍贵的石材，以至于李肇看到它被用作砚台深感浪费；二，此时端砚处于实用的层面，未被视为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从考古出土的端砚来看（图1-1），唐代端砚选材和加工方面不算讲究，亦未见雕刻纹饰，出土地点多见于南方地区；此外，根据墓制结构推断，主要是中下阶层和平民的墓。当然，墓葬出土端砚是否能完全反映当时人们收藏、使用和流通的情况？较高档的砚台是否会放置墓葬陪葬？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追寻和探讨。

北宋初年端砚是全国闻名的砚石之一，引起皇室和文人学子的关注。就目前所见，端砚成为贡品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史》,“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即最晚至北宋初期的992年，端砚已是皇家收藏的对象。砚石列进贡品行列，最早可见盛唐时岁贡入虢州“砚瓦十具”。歙州砚，是另一种据传发现于唐代中期的石砚，深得五代南唐后主的厚爱，专设砚官采集。至于端砚，除了北宋初年曾被免除进贡之外，北宋中期、晚期都有继续上贡朝廷的记录。

端砚被皇室收藏的同时，文人士子出版专书对之介绍，抑或可视为用文字形式做的一种“展示”。端砚在唐代仅限于诗词歌赋的只言片语之中，至北宋始有大量专书进行详细记述。宋初士人苏易简（956～997）撰写的《文房四谱》，设笔谱、砚谱、纸谱、墨谱和附录共五卷。《砚谱》中苏氏介绍砚石的制造技艺时首先提到端砚：

柳公权常论砚，言青州石未为第一，绛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砚。世传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为砚至妙，益墨而至洁。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爱。匠琢讫，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岭表迄中夏而无损也。噫！岂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绝顶者尤润，如猪肝色者佳。其贮水处，有白赤黄色点者，世谓鹆眼。或脉理黄者，谓之金钱纹，尤价倍于常者。其山号斧柯山，即观棋之所也。昔人采石为砚，必中牢祭之。不尔，则雷电勃兴，失石所在。其次有将军山，其砚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在苏易简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石砚各有喜好，端砚仅其中之一。苏易简提到柳公权的砚论，在五代《旧唐史·柳公权传》有相似的记载，然未见于其他唐代史籍。生活于苏氏上一代的南唐后主更喜欢歙砚，苏氏后辈欧阳修（1007～1072）亦认为“（歙砚）龙尾远出端溪上”。有宋一代所见有关砚的文献主要有：唐询（1005～1064）《砚录》、苏轼（1037～1101）《砚谱》、米芾（1051～1107）《砚史》、唐积（生卒不详，约北宋英宗年间）《歙州砚谱》、高似孙（1158～1231）《砚笺》，以及作者不详的《歙砚说》《辨歙石说》《端溪砚谱》。此应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有研究表明唐宋以来文人好石成风，追逐各种适合做假山或砚台的石头。其中唐询喜好收藏砚台，苏轼和米芾皆有石癖。文人士子除编撰砚书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门描述石头产地、性状的专著，如《渔阳公石谱》《宣和石谱》《云林石谱》。若说此时对怪石类似于书画上的艺术追求，偏重于石头“瘦、漏、透、皱”的形状，那么对砚石的鉴赏和喜爱则更着重于实用性。例如，上文所引苏易简认为最佳的端砚，“其石为砚至妙，益墨而至洁”。因此，端砚石材出产的坑口位置非常重要，如同一地区不同的山、同一座山不同位置的石材品质皆有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氏提到的端石色彩远比唐代丰富，还详细介绍了端砚石材色泽、纹理和石眼等特征，由此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五代至北宋初文人士子于石砚实用性基础上增加了鉴赏的观感。

苏易简及之后相继出现的大量介绍砚石的专书，是端砚收藏增多和商业价值提高的反映。五代至北宋初期端砚可值千金，若石上有纹理和眼者“价倍于常者”; “呵之则水流”者“直三十千”。因砚台破损仍不舍得废弃，出现“补端砚至百碎者”李处士。对于端砚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笔者认为有自身和人为两大因素。自身因素主要是端石开采不易、出产不多且运输路途遥远，直接提高了石砚的制造成本。由于北宋初年至中期开采端砚石材的坑口和技术问题，五七里方得一窟，出产又仅局限于春冬水涸之时，长途运输“自岭表迄中夏”又极易损坏。人为因素主要是官方争夺开采有限的砚石资源。作为贡品“仁宗以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北宋中期仁宗时更被“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清官包拯（999～1062）知端州三年（1040～1043）, “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然没有根本改变“年年琢砚供正衙”的现象。

古代端砚亦是价值不菲、追逐收藏的对象。米芾称，见过苏轼重金购买的端砚，该砚台据称原属王羲之，“古砚心凹，所谓砚瓦如铜瓦。笔至水既圆，古书笔圆，有助于器也”。古端砚来自苏轼世交石家。其爱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何蘧（1077～1145）《春渚纪闻》提及的端溪紫蟾蜍古砚，亦与苏轼有关。文称，是砚“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 ‘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真数百年物也。其盖有东坡小楷书铭”。砚上“玉溪生”三字乃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的号，盒盖上有苏轼的题名。由此，陶定安认定该砚台是李商隐的旧藏，想以此跟何蘧交换苏轼的手迹，未果，后又易于他人，终归入朝廷不复见于世。由上述两则材料足见，北宋中后期出现的“古”端砚，若标榜名人使用过，则会增加砚石的收藏和商业价值，不但吸引到苏轼等知名文人以重金购买，且连皇室亦珍视有加，小心保存。《春渚纪闻》中另一则古砚购藏之事亦具代表性，尽管叙述的不一定是端砚。文称，一枚“风字晋砚”“石色正青紫相参”, “砚心磨已洼下”, “与墨为入，光艳如漆”，乃一位收藏着几百方砚品贵人的头名之物。对于北宋文人的“崇古”情结，美国学者艾朗诺认为那是因为建立在传统固有的文化价值观上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器物蕴含着“与自己的时代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未必所有人都认为古物比近代的东西更值钱，亦可能有其他原因，何蘧就拒绝陶定安，未以唐代李商隐的旧砚置换近人苏轼之笔墨。

北宋中期，端砚的审美观赏性在原有实用基础上得到提升。撰写过有关砚石论著的苏轼和米芾，都曾亲至端州考察砚石的开采。在他们的著作中，一方面依然强调砚石的实用性，如苏轼以为“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米芾亦言砚乃是“器”, “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可见，“发墨”好坏是他们评判砚高下的标准。另一方面，对于石材选择形成自身的一套审美准则。据米芾《砚史》，端石以“四时皆为水浸”的下岩为最佳，具有石质细滑、石眼圆明等特点。有石眼的也未必都好，用多瑕、死眼的半边岩做砚台会费笔。

至北宋末年，砚石的实用性在文字上一再被强调，可是事实上似乎不再是人们最关注的事。宋徽宗做世子时封于端州，雅好艺术的他甫登帝位，立刻将优质端石据为己有。时人朱彧（生卒不详，约北宋徽宗年间）在《萍洲可谈》称，“端州石在深谷中，细而润。初为官封之，已难得。后兴庆建军，以王地禁采石，不复可得”。徽宗的臣下蔡絛（生卒不详，约北宋徽宗年间）记录道：“（徽宗）留心文雅，在大观中，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砚上焉。时未尝动经费，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时以三千枚进御，二千分赐大臣侍从，而诸王内侍，咸愿得之，诏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诸大观库”。由此可见，作为贡品的端砚在北宋中期尚作为上佳器具赏赐史官，至北宋后期则成为皇家藏而不用的珍稀品。宋徽宗采集贡砚后即让“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岩穴，盖欲后世独贵是砚”。能成为贡砚的只有端砚中的佳品，端砚的下岩坑口在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专开采贡砚，但很快就不再出产，随后，次之的上岩坑口取而代之为贡砚所用。宋徽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重新开采下岩坑口的石材，事后禁封之。意即世上唯有他或皇室才能拥有当世最上等端砚，由此将端砚的总体价值抬得更高。魏泰（生卒不详，约北宋徽宗年间）《东轩笔录》言及徽宗时期砚价称，端砚有一种当地“土人不甚重”的西坑石，一个下岩石、上岩石或半边石的价格可抵三个西坑砚，一个西坑石又可抵过五个后砾砚。发展到后来，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连西坑石都“不可得而见”，以致文人所收的都是前人认为石质很差的后砾石而已。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北宋末年文人士子不再追求端砚的品质，更在乎的是拥有一枚端砚。

南宋前后的文集，关涉端砚的讨论、端砚的专书以及砚石书籍内端砚的排序，皆显示出端砚是众砚之首。较之歙砚等其他砚台，北宋以降士人偏好于端砚。北宋末年南宋初期士人叶梦得（1077～1148）尝言：“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之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叶氏不认同前辈欧阳修的观点，提到应是同时期两种石材各有优劣品种，各人所见不同导致的观点相异。文中“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的阐述表明，北宋年间砚石的石材品种不是一成不变的。端砚唐代仅取自龙岩；北宋陈公密发现更优质的坑口，如下岩等，直至南宋初下岩出产的砚台仍是价格最高的，可惜下岩不能再入，“或得之甚艰，璞亦小”;北宋末年连“士人不甚重”的西坑出产的端砚，时人姚宽（生卒不详）都认为其佳者发墨时超过歙砚。表1-1反映出宋代端砚坑口发展的大致脉络：北宋初苏易简的时代，采集端砚之处仅两座山，优质端砚的坑口有三，分布于斧柯山的上、中和下部；北宋中后期米芾《砚史》的记录增加了后砾岩，其出产质量一般。南宋时坑口更多、划分更细，在岭南生活过的周去非（1135～1189）的《岭外代答》指出，岩石之外还有黄步等多种坑口，专门撰录端砚的《端溪砚谱》载录岩石之内又有南壁和北壁之区分。宋代端砚形制较唐代丰富，《端溪砚谱》记载的端砚形制50种之多。目前考古发现，宋代砚台仍以实用性强的抄手砚为主，另见有圆形、椭圆形、钟形、箕形、蝉形、琴形、葫芦形等普遍流行的样式（见图1-2、图1-3）。上述端砚呈坑数增长和形制多样的趋势，见证着端砚生产和审美需求的发展。与此同时，端砚于砚书中名序排列首位，体现出端砚在文人士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南宋初年进士高似孙撰《砚笺》四卷，较宋其他砚书晚出，采备各家之言。是书体例按石材编排，端砚排第一。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图的形式展现了砚之24种形制，乃此前其他砚书所未见，是继北宋以文字展示端砚后更为具象的实物呈现，惜今图已不存。

南宋中期以降，随着艺术收藏和研究的发展，端砚乃是砚石鉴赏讨论的主要对象。端砚坑口仍是讨论关注的重点，陈槱（1201年前后）指出，“砚以端溪为最……端、歙所产，皆有新旧坑之别，惟旧坑者为上，今已沦为深渊，不可复取。但闻人间时有所得者，亦绝希罕”。此处所说的旧坑应是指下岩石。不过，是时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谈及的内容包括新旧之物。被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奉为中国鉴赏书籍鼻祖的赵清鹄（1170～1242）在《洞天清录》中写道：“端溪旧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端溪中岩旧坑石……今此坑取之亦竭”; “中岩新坑……今此品难得，遂为稀奇之宝，百砚之中见一二耳。世人见其希有又目未曾见古砚，遂目此为下岩旧坑，不知此去下岩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岩新旧坑……不堪用，然旧坑差胜新坑，今士大夫所藏砚多此品”; “下岩惟有旧坑无新坑，上中二岩皆有旧新坑……而不知世之论端砚者惟贵紫色，而不知下岩旧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种，初未尝有紫，无它，未曾观古砚耳”。如此之强调“新旧”，事实上表明人们并不局限于死板地辨别坑口，更需要有变动的鉴别眼光。当此类鉴赏书籍——专门为高雅学者编撰的指南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意味着具有识别物品优劣的能力方乃真正高雅士人的象征。

唐宋时期是奠定端砚此后收藏鉴赏地位的重要时期。从唐代到北宋端砚产生如下变化：空间上从岭南到中原，地位上从个别人知到公认众砚之首，观念上由仅知出产地到关注同一产地不同坑口的石材品质，功能上由实用器物到赏用兼具，开采上从私人行为到官府涉足。北宋至南宋，端砚一方面日渐成为收藏对象，另一方面亦通过撰著出版的形式展示。收藏人群从普通文人扩大至上层阶级，收藏方式主要包括置于个人案头和藏于皇室内府；至于展示方面，出版物面对的人群从一般文人到想提高欣赏品位的文人，媒介从诗词歌赋到专书，方式是从抽象的文字到具象的图画。端砚作为器物，跟书法、绘画等艺术品一样是传统文人喜爱收藏的鉴赏品，然两者之间在内容、志趣和形成过程的异同并存。

收藏像端砚那样的器物，文人学者的心态微妙，尤其是确立今后物品收藏鉴赏基调的北宋时期。美国学者艾朗诺通过对欧阳修、苏轼和米芾三代学者的研究指出北宋文人审美思想的变化：由于书法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北宋早期欧阳修在原有传统基础上关注其他艺术品和古器物，尤其是青铜彝器，一再强调其史学价值，以证明其学术上的正当性；至欧阳修下一代的苏轼和米芾，彼时文人乐此不疲地谈论书画收藏，不再以原有伦理教条为依据，在某方面接纳了商人的品位，市价高低成为鉴定艺术品或古物是否值得保存的准则之一。在此思想背景之下，笔者认为文人士子能由始至终坦然地面对端砚的收藏和交易的原因在于：端砚的实用性使它不类书画艺术品，市价一直是它的保存依据；与书画之间天然的联系又使它不类于其他玩物，收集砚石不会有“玩物丧志”的顾忌。端砚以制造文献、书法的优质器物的面目出现，最终被视为具有高雅素养文人应拥有的赏用兼具的奢侈品。清代乾隆帝继著录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大型图谱《西清古鉴》后，又敕令绘制宫廷藏砚图谱，编就《西清砚谱》。可见，在书画彝器和工艺制品之间，未如德国史学家雷德侯所说的那样，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

2. “南下”的风气

自明代始，广州的文人学者渐渐关注当地历史的记录和叙述，因而物品收藏史的文字记载也大多可追溯至此。在中国，地方史的叙述不但是“地方”的历史，更是“国家”具体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地方得到具体体现的历史。广州也不例外，其地方历史叙述的兴起实际上同当地文明开化的进程分不开。广州自秦代以来一直是广东中部珠江三角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上远离中央，长期被视为岭外荒芜之地。明代，尤其明中后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被全面地整合到国家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文人学者留下大量文献资料，无疑为后世那些习惯以文字考察历史的文人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当地历史研究资料。作为当地历史一部分的物品收藏史也是如此，大抵明代中后期的状况比较清晰，至于“吾粤鉴藏之风”的繁盛，后人则认为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才开始。近人冼玉清和容媛两位学者先后根据明清以来的文人文集，除去部分重复的人物，考据出54位收藏家。这些收藏家中，清以前的仅有李时行（1513～1569）、陈鸣阳（生卒不详）、张萱（1557～1641）、朱完（1558～1617）、何吾驺（1582～1650）、邝露（1604～1650）、陈子升（生卒不详）和朱学熙（生卒不详）八位所处的年代正是明代中后期的嘉靖、隆庆时期。

这些明代收藏家的藏品多是书画、青铜彝器、琴、砚等物。李时行，字少偕，广东番禺人，嘉靖年间进士。李氏喜收藏，购法书名画“藏其家中，暇则披图长吟以自遣”。陈鸣阳，字于岗，广东南海人，嘉靖年间进士，曾收藏的青铜器癸弢作父乙《南瓦》。张萱，字孟奇，广东惠州人，万历年间举人。张氏“收藏甚富”且“精于鉴赏”，晚年尝将所见及私人收藏汇录成《西园画评》等书。朱完，字季美，广东南海人，嘉靖年间诸生，家中“充牣”各种“金石法书名画”。何吾驺，字龙友，广东香山人，万历进士，南明隆武、永历曾招入阁。何氏藏品有商代彝器父庚卣和奚獒壶，及宋元山水人物册12幅。。邝露，字湛若，广东南海人，诸生，清兵南下时遇难。邝氏生前藏有古琴绿绮台和南风，书法名家怀素的真迹，文天祥砚、宝剑，古器及图书等物，死时环宝器古琴于身边（1940年绿绮台琴作为陪伴抗清英雄邝露殉国的遗物出现在广东文物展中，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将会详细讨论）。陈子升，字乔生，广东南海人，早年从事抗清斗争，晚年皈依佛门。陈氏喜好藏砚和古琴，对砚石尤有研究并著《砚书》一卷。朱学熙，字叔子，广东清远人，清兵南下时遇难。朱氏生前喜好收藏，有“图书万轴，左琴右剑奇石宝玩”。

综上八位收藏家，他们大都是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文人学者，且著书立说。冼玉清、容媛等后世学者依循着前人留下的文字线索考证出清以前广东的部分收藏史。

明代的收藏品似乎更多地停留在艺术鉴赏的层面。如李时行收藏法书名画，暇时披图长吟，聊以自遣而已。明代当地收藏家所著录的专书，几乎已散佚无存，或如艾尔曼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其内容大多只是记录流传、发现经过。明代以艺术鉴赏为目的的收藏趋向直到清代朴学兴起后才发生转变。

清朝建立后，明遗民的遗物成为新的收藏对象，寄托着收藏者对故国亡友的哀思。如上文所提及的绿绮台琴，在邝露死后散鬻于市，清初叶犹龙（生卒不详）认出是故友之遗物，遂买下。叶氏买下邝露的绿绮台琴后，聚集明遗民到惠州丰湖，置琴于众人前，并弹奏之。笔者推测叶氏购琴之事发生于清初，屈大均和释今释都参加了聚会，事后分别作了《绿绮琴》《绿绮台歌》，抒发感慨万分的心情。（详见第五章第二节的讨论）清初，明遗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认为“汉族文化不因 ‘亡国’而沦亡（即 ‘亡天下’）”，故以“保存天下”为己任。他们因忠于明朝，用退隐的方式非正面地抵抗清政府。他们或进行地下的抗争活动，或著书立说，或托物寄情怀念先朝。1940年广东文物展上释今释的《绿绮台歌》和绿绮台琴一同展示。从中可见明遗民缅怀过往的诗文，邝露抱琴殉国的事迹由此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和流传，同时明遗民自己的诗文和墨迹也成为别人收藏的对象。

乾隆年间中央企图通过文字狱钳制人民的思想，削弱明遗民的消极影响，禁毁具有反清思想的书籍。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仍未能迫使广州的收藏家改变初衷。陈昙（1780～1851），字仲卿，号海骚，广东番禺人。他屡试不第，晚年以贡生资格候补训导，署揭阳县教谕。陈昙生平仰慕邝露，故名其斋曰邝斋，仿露之长诗《海览》名其诗集曰《海骚》。陈昙自称嘉庆二十一年（1816）从“双阙之氓”手上购得邝露的绿绮台琴。他如获至宝，作《四长物铭》纪之，登泰山时也携带于身。他还声称拥有原属邝露的另外两把琴和邝露画像。每逢邝露生忌陈昙会召集友人聚会，设案摆上绿绮台琴，焚香，朝邝露画像祭拜。这些没能考取功名的文人，借邝露怀才不遇的经历感怀他们自己的遭遇。

就民国时期出现的展品而言，有清一代广州私人收藏的内容、目的皆受到学术潮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清代广州收藏品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清初承接明末，对当地文人的政治意识形态起着重要作用的事件主要是明朝覆亡和清朝乾嘉时期的“文字狱”，物品收藏亦涉及较多的政治因素；后一阶段属于清代乾嘉时期之后，朴学渐普及广东，物品收藏受学术趋势的影响较深。

二 朴学

广东宋明以前的史事文字资料非常少，这种尴尬的状况令一向依据书籍研究的文人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他们致力于运用和发掘当地文化资源，通过出版来整理、重塑当地的历史。乾嘉时风行全国的朴学（即考据学），其金石证史法的引入为当地历史研究获得更多的史料创造了良机。

1．朴学影响下的当地器物的收藏

朴学中重要的一门学问就是考究钟鼎、碑刻等金石上的文字。近代金石学家容庚的研究表明，古器物制度的考证出现于唐以前，古器物的收藏风行于宋代，考据方面的书籍也慢慢增多。考据之学在元、明两代无继，直至清代方重新发扬光大。随着学术发展，原有部类不能再涵盖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乾隆御制的《四库全书》对金石书籍进行重新分类：金石归入史部之目录类，主要是记录和讨论各地、各类“古刻条例名目者”；其他金石图书则根据内容有不同的着重点，如考释字体、研究书体笔势、记录图像等，分别划入经部小学类、子部艺术类、子部谱录类。当代研究者提出异议，认为《四库全书》的图书分类不代表学术分科，只指大致的学问门径。金石归置于史部目录类的举动显示出乾隆时期金石学是从文字出发的文史之学。

学海堂是一所标志着朴学在广东正式确立的官方学府，在它建立之前朴学的学风随着游宦异地的粤人和异地入粤的学者的脚步，来到深受明代陈白沙心学影响的广东。较早一部有关广东金石类的图书《粤东金石略》乃出自异地学者——翁方纲之手。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推崇苏东坡而自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翁方纲以诗名，精金石之学，于经学不深。”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1764～1771）三任两广学政，前后凡八年。翁氏趁视学之机遍访粤地，得金石铭刻拓本500余种，离开广东后辑录成《粤东金石略》。书中的金石种类有钟款、壶款、碑刻和石刻，其中名人的石刻题名最多。这些金石有存世的，也有已经散佚从古书中重新辑出者。存世的金石铭刻则被详细地记录下发现的地点、字体、长宽及内容，并详加考证。此后凡广东本地人记录的本地金石铭刻，如《南汉金石录》等个人金石著录及道光至宣统年间的《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番禺县志》《南海县志》等地方志内“金石略”的内容，都是在《粤东金石略》的基础上做增减。

游宦广东的金石考据学家，除了翁方纲辑录金石拓本并成书公诸世人之外，还有不少人四处寻幽探访，他们留下的拓本都为日后广东学者研究本地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乾隆年间曾在广东担任地方官的李文藻（1730～1778）就是其中一位。李文藻，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先后做过广东恩平县、潮阳县知县及广西桂林府同知。李氏任潮阳县知县时，发现潮州府西湖旁大石上有南汉大宝三年《拓路记》，为金石家未有著录者，即拓之而归。1774年参观省城光孝寺时，发现南汉铁塔之西塔原来除西面有文字外，东、南、北面亦隐现文字，遂募人锥去铁锈，得《西铁塔记》。

异地学者所发现和收集的金石，不但收录了大量新的文字史料，而且这些金石拓本开始成为当地文人学者、收藏家新的收藏对象。尤其是南汉国的金石资料，翁方纲收集到的镇像经幢、修慧院钟款等文字资料，以及李文藻拓印的光孝寺《东铁塔记》、光孝寺《西铁塔记》、《拓路记》等拓本，为史料极少的五代南汉国历史填补了空白。不到一个世纪，广东学者吴兰修（1789～1873）就在他们发现的基础上撰成《南汉金石志》，并结合史料编订成《南汉书》——南汉国第一部专门的传记历史。吴兰修，字石华，广东嘉应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任教于粤秀书院、学海堂。吴兰修自称藏有李文藻亲手拓印的《东铁塔记》。

就在异地学者在粤收集广东金石的同时，部分在外地学习、游历过的广东收藏家亦受到江南学风的浸染。学海堂学长梁廷枏的先祖梁先达，“扬历南楚两浙，至乾隆南巡，缙绅盛讲鉴藏投遗，所得者又汇而归之也”。朴学正是乾隆时期肇兴于江南地区，梁先达身处其中，深受熏陶，至梁廷枏祖父梁善长时已“积聚有金石文字六巨箧”。受益于前人的积累，梁廷枏得以坐拥大量金石资料并从事考据。由此可见，梁氏家族的金石收藏和朴学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地学术的影响。

翁方纲的入室弟子潘有为（1743～1821）藏铜印1200余枚，刊印成《看篆楼古铜印谱》一书。该书可算是粤籍学者较早著录的金石类专书。潘有为，字卓臣，号毅堂，广东番禺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举人，三十七年（1772）进士。潘氏寓京长达18载，官至内阁中书，参与修《四库全书》。17～18世纪发轫于江南的朴学已主导着中国学术，相信潘有为在京期间也绕不开这种学术话语。潘有为出身富裕之家，其父潘文岩、弟弟潘有度都是著名行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持他的金石收集活动。他收藏的铜印皆来自其江浙友人程从龙。程从龙，字荔江，又字振华，藏古玺印3000余枚，著有《程荔江印谱》（另名《师意斋秦汉印谱》），潘有为择其优者归之。返粤后，潘有为专门筑看篆楼贮藏，嘉庆十三年（1808）就所藏古印刊成《看篆楼古铜印谱》一书。该书只能算是金石之谱录而已，无涉考据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广东诸印谱的印文多源于是书。

嘉庆初年，考证学风盛行，甚至席卷到未有机会外游的广东收藏家。嘉庆、道光时期，在金石考证盛行的江南，文人学者不再把眼光局限于原有的上古彝器、石刻，而是扩大到能提供更多考证依据的其他种类的出土文物。因此刻有文字的古砖渐渐成为金石学新的研究对象，如南朝墓砖引起了江浙士人张叔未（1768～1835）、张燕昌（1738～1814）、陈南叔（生卒不详）、陆心源（1834～1894）等知名金石家的兴趣。按南朝时的风俗，士大夫以上才能治葬做坟，必用特别烧制的墓砖，且这种墓砖坚牢厚重，两侧都有文字，记掩埋年月和墓主名字，或治葬子孙名字。这类墓砖在宋代时早有人见过，未被重视。据说，“陆心源收藏至八百余块，作《千甓亭古专图录》二十卷，为之记录”。嘉庆七年（1802）番禺蔡长青于广州聚龙岗得刻晋代“永嘉”年号的文字砖，凡30余块。蔡长青，其人不详。据道光《广东通志》记载，砖上砖文皆是东晋永嘉五年、六年的吉祥语，应为墓砖。《通志》中称，适时文字砖皆藏于顺德人温汝遂处。温汝遂，字遂之，又号竹梦生，他出身仕宦之家却绝意功名，平日精鉴别、喜收藏，与同县黄丹书、张锦芳、黎简，南海谢兰生等人交好。温氏似乎未能如潘有为、梁先达般在省外游历，但其收藏的旨趣也渐与江南金石学家趋同。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年间，即阮元督粤之前，金石考据之风气已传到了广东，为当地士人所接受。

2．学海堂建立后当地历史的研究与金石器物的收藏

乾嘉时期在朴学的影响下，碑铭、砖瓦、镜印等金石器物逐渐为广东本地文人学者和收藏家所关注。广东此时仍以治程朱理学为主流，出现接纳考据之学的士人，无疑为道光后本地考据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考据学在广东的真正崛起则以学海堂的创立为标志。学海堂道光元年（1821）建于省城之内，乃被誉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是阮元督粤时仿浙江之诂经精舍而建、以训诂考证之朴学为主的书院。阮元督粤时（1817～1826）已人到中年，政治、学术上都树立了很高的声誉。于金石学方面阮元有很深的造诣，先后出版了《金石十事记》 《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著作。尤其《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成为如梁廷枏等年轻学子案头上学习金石考据的参考书。以阮氏当时的“学术地位及其在官场上的影响”, “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期内把广东带入中国学术的主流”。

阮元甫一上任旋即将其崇尚考据的思想融入各项工作中，除开办以考据学风为主的学海堂外，还详加考证由其主持编修的《广东通志》。该通志刊刻于道光二年（1822）, “序言”中阮氏称：“今志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而沿革、选举、人物、前世、艺文、金石各门亦加详核。”阮氏亲自编订通志的体例，首次在《广东通志》将金石作为一门专门列入。

学海堂建立后，学者开始尝试用金石证史的方法研究本地历史。吴兰修，是阮元任命的首批学海堂学长的粤籍学者之一，1835年辑录南汉金石，著成《南汉金石志》一书。该书乃吴氏担任学海堂学长之后于南汉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此前他已纂著《南汉记》《南汉地理志》。研究者认为，对南汉历史的关注和研究显示了吴氏的考据功力及他对本地文化历史的推崇。吴兰修的《南汉金石志》一书记录的南汉金石资料共28条，是时仅存9条，其余皆散佚无存，只能摘录自旧籍。最珍贵的是南汉国两座皇帝陵墓——康陵和懿陵的碑铭，当时认为早已散佚，吴兰修则从朱彝尊《曝书亭集》和方信孺《南海百咏》中找到碑文。该书搜集到的金石材料比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足足增加了一半多。书中，吴氏自称藏有《东铁塔记》之拓本，不过没有交代是否还藏有其他拓本或者实物。吴兰修《南汉金石志》中记录了存世不多的南汉金石拓本，如1940年广东文物展所展出的《镇象塔记》和韶州《匡圣大师碑》，不时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示中出现。

与吴兰修同时期的南海吴荣光（1773～1843）也收集南汉国的金石器物，有不少实物，如吴兰修《南汉金石志》中所提到的尊胜经石幢（光绪《广州府志》内又称陁罗尼石幢），甚至还有《南汉金石志》内没有提及的南汉铁盆。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人。吴氏是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常年游宦在外。他曾师从阮元，亦癖好金石，所藏甚丰。吴荣光晚年携各处搜集的珍品归故里，出版《筠清馆金石录》一书。前文所提及的南汉铁盆，其拓本多次展出于民国时期各种公共展示的场合内。就广州市市立博物院、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该物的捐赠者所见，南汉铁盆的拓本至少被两名不同的收藏者收藏。

学海堂建立以后，重视金石的原因是广东学者赖以研究本土历史的文字资料非常匮乏。清代以前广东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资料不多，书籍之外带有文字的实物少见。查看由阮元主持编修、专门记录本地金石状况的道光《广东通志》“金石略”，共有17卷。按年代排列，主要收录了自商周到元代广东的钟鼎彝器和碑石铭刻。唐以前的仅一卷，记录有17件物品，其中大部分已经散佚或者并非出自本地。阮元《广东通志》后的广州府、番禺县、南海县等地方志内的“金石略”多出自学海堂学人之手。翻阅比对这些材料，就会发现自道光至宣统年间，学海堂人一直不间断地探寻本地的碑铭石刻、砖瓦等带有文字的金石，并进行严谨的考证。

碑铭石刻，是金石学家关注的一大重点。经过学海堂学者的努力，陆续发现不少明清以前尤其是隋唐时期的文字资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广东该时段的历史空白。道光时期阮元编撰《广东通志》时亲自派员实地走访，以校勘翁氏《粤东金石略》的缺误，及发掘新的金石——如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长编石刻唐代《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就是此时发现的。此后，由学海堂学人主笔的方志中常能见到各个时期新发现的隋唐碑铭石刻的记录。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和光绪五年（1879）《广州府志》内之“金石略”皆是学海堂老学长金锡龄负责分纂。金锡龄（1811～1892），字伯年，号芑堂，广东番禺人。道光十四年（1834），与陈澧、朱次琦同为首批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十五年（1835）举人。咸丰三年任补学海堂学长。金锡龄所辑录的“金石略”，在阮元《广东通志》和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二书的基础上增补了不少新发现，如咸丰时期发现的《唐故龚州长史女前广州绥南府别将琅琊王公夫人故费氏墓志铭》、《内侍省扶风郡马氏二十四娘墓券》等。宣统三年撰写《番禺县续志》“金石略”的汪兆镛（1861～1939）乃光绪十年（1884）年学海堂肄业生。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前陈散骑侍郎刘府君墓铭》《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大隋仪同三司建州刺史故徐君墓志铭》《唐程乡县令王君妻孙夫人墓志》等。其中前三个碑乃是隋代之物，汪氏欣喜不已：“岭南隋刻只有道光间钦州出土之宁贙碑，而刘猛进（即前陈散骑侍郎刘府君）、徐智竦（即大隋仪同三司建州刺史徐君）二志与此（即《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三均于邑境，数年间骈连出土，甚奇”。唯晚清《前陈散骑侍郎刘府君墓铭》“流转至沪上”，拓本亦不多，汪氏因此觉得十分可惜。

墓砖上文字少，远不如碑刻留下的信息丰富，但因墓砖数量大，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尤以晋永嘉砖最引人注目。上文已提及过，该砖发现于嘉庆初年，其中有30多块藏于顺德温汝遂处。每块砖上有4～14个字不等，文字几乎以“永嘉五年”或“永嘉六年”为开头。道光《广东通志》记录下温汝遂所藏的其中九块砖的砖文，并仔细地量度砖的尺寸，认真地考据砖文的内容及字体。按照道光《广东通志》的考证，永嘉乃晋怀帝307～313年的年号。砖上用中央王朝的年号纪年，是当时岭南大地收归中央管治的见证。令人疑惑的是，晋怀帝仅用了永嘉年号五年，广州发现的晋砖却不少刻有“永嘉六年”。对此问题，道光《广东通志》以未改元以前仍用原来年号释之，对照永嘉砖文与汉代文字得出两者字体相类的结论，力证晋代时期中原文化已传入广东。

至同治、光绪年间，学海堂人收藏晋砖的嗜好可说是道光《广东通志》重视晋砖传统的延续。较之学海堂学长金锡龄执笔的同治《番禺县志》和光绪《广州府志》中的“金石略”，可以看出从道光到光绪的半个世纪以来，学海堂学人新发现了很多不同年号的晋砖。原藏于顺德温汝遂处的永嘉砖此时已转藏于番禺许应（1820～1891）处，许氏还收藏了许多新发现的晋砖，甚至以晋砖命名其室曰“晋砖吟馆”。许应，咸丰三年进士，时任浙江布政使。据冼玉清考证，发现较早的嘉庆年聚龙岗的36块晋砖皆藏于许家。此外，藏有晋砖的学海堂学者还有林伯桐（1775～1845）、桂文灿（1832～1884）、罗文俊（1785～1850）等人。林伯桐，字桐君，号月亭，广东番禺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道光六年（1826），与吴兰修同时被阮元聘为学海堂学长。南海桂文灿乃陈澧之弟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精于经籍考据。其弟桂文炽、子桂坛和桂坫皆肄业于学海堂，其中桂坫更以“晋砖宋瓦”为室号。南海罗文俊，道光二年进士，常年在外地当官，先后担任山西、陕甘、山东、浙江等地之学政。就这两本方志而言，金锡龄对这些晋砖的考据依循了道光《广东通志》的手法，一方面道光《广东通志》内有关晋永嘉砖的记载和考证几乎被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另一方面新发现的晋砖则采用类似的手法予以考证。学海堂学者这种搜集文字砖考证历史的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文人学者的一种学术传统。

综上，民国时期公共展览中展出的明遗民遗物和金石器物可上溯到清代。清初，私人收藏的内容增加了不少明遗民故物。到了道咸年间，随着朴学在广州的兴起，当地收藏又多了一层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的意义。同时，收藏内容亦随之丰富起来，与朴学密切相关的金石、碑刻、砖瓦等日渐成为收藏重点，为本地学者撰写本地历史提供了寻找更多文字资料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检阅书籍、四处寻访碑铭石刻，清代以前有关广东的文字资料一点一滴地被搜集和重现。这些文字资料的载体，书籍以外的拓本、器铭、砖瓦等皆成为本地收藏者收藏的重点，备受本地收藏者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