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一 受熏于传统文化
1．家世背景
任鸿隽，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城一个小官吏家庭。
任家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菱湖镇。浙江湖州一带历来是养蚕产丝之区，菱湖镇居民，“业丝者居其大半”，
任家也是其中之一。任家家境殷实，业丝之余鼓励子孙读书。大约在1860～1861年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攻陷浙江、江苏的杭嘉湖一带，菱湖镇居民听说“长毛”来了，四处逃散。动乱中，任家受到极大的惊吓，任鸿隽曾祖母因为手上戴着一付金手镯，遭到抢劫，手被打折致残；祖父则在动乱中被太平军抓走，太平军听说他是读书人，分配他做较轻的活，后家人用钱将祖父赎回。当初祖父被抓走后，祖母觉得生活无望，欲投湖自杀。因此祖父被赎回后，举家开始逃难。彼时任鸿隽的三叔祖任秋苹正任四川总督吴棠的幕僚，任鸿隽的祖父遂带领全家逃往四川投奔，任家这一支就此在四川落脚。到了四川后，他们发现虽背井离乡，但似乎并不孤单，流落四川的同乡颇多，多从事“师爷”一行。浙江绍兴、吴兴一带多出师爷，任鸿隽的亲友中，除他的三叔祖任秋苹外，外祖父家和姨夫家亦是游幕四川的浙江人。
任鸿隽父亲任章甫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入川后跟随任秋苹学做师爷。当时学习做幕的方法是师带徒，徒弟要先熟读《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书，然后才能跟着师父学办案子，处理公务。等到案子办得熟练后，便可“出师”，获得被推荐出去做师爷的资格。但任秋苹不幸早逝，任章甫未能学成出师，于是只能另谋出路——“纳粟入官”。当时清末一大弊政，就是地方官员自府道以下均可以用钱买到，所谓“捐官”。不用说，大官需大钱，小钱只能捐个小官。任家因为经历逃难，家境渐衰，拿不出更多的钱，任章甫只捐得个小官，谋得垫江县典吏之职。任章甫在这个微小的官职上一做就是三十年，直至去世。据任鸿隽回忆，父亲乡土观念很强，入川多年仍刻意保留着乡音，还经常哼唱昆曲，以此来寄托思乡之情。任父一直没有放弃“还乡”的念头，但因薪俸微薄，加上为官清廉，始终没有攒够路费及返乡后的生活费而未能如愿。
任鸿隽的母亲闵氏同样出身于师爷家庭，母舅闵笠孙与任鸿隽父亲一样，属于游幕于四川的浙江人。闵氏受家庭影响，能识文断字，为人贤惠。闵氏比任鸿隽父亲小七岁，嫁入任家后，勤俭持家，精心培育几个孩子。正因为母亲的贤惠和持家有方，在任鸿隽的幼年记忆中，家庭生活是极其和睦而宁静的。任鸿隽兄妹的启蒙教育均是从母亲那里开始的，他们上学前就已经由母亲教会了上千个字，所以入学后一般小孩的发蒙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他们就不用读了。
任鸿隽兄妹七人均是在父亲到任垫江后出生。在四男三女中，任鸿隽排行第六，后面还有个弟弟。大哥任鸿熙生于光绪元年（1875），二哥任鸿泽生于光绪六年（1880），幼弟任鸿年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大姐嫁于涪陵舒家，二姐早逝，三姐终身未嫁。任家的几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充满书卷气、和睦宁静的家庭中，兄妹间始终感情深厚，相互提携。
垫江，任鸿隽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任鸿隽来说，浙江吴兴仅仅是他的籍贯地，是停留在家人嘴边的一个缺乏鲜活影像的地名。1907年任鸿隽曾返乡寻根，然而结果很令他失望，祖屋、祖坟均无迹可寻，任家族人在菱湖已没有后人，唯一能找到的亲人是他的一位唐姓表兄。此后任鸿隽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里真正成为他的“故乡”了。
垫江通衢不便，既不通车，也不通船，十分闭塞。任鸿隽十五六岁才第一次去到邻近的重庆，路上要走五天，他对家乡的闭塞和由此造成的人们眼界的狭窄很有感触。
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车船，是十五六岁时，同大哥到重庆，先走两天旱路到长寿，然后由长寿雇船走水路三天到重庆。那日到长寿后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江边去看船是甚么样子。使我惊异的，是船舱那样低小，人如何能钻进去。可是到真个下了船后，在舱内躺着看书，看岸上风景，也满舒服。至于车子（指火车），更是在光绪卅二年冬出外留学过汉口时才得见。在僻县生长的人，眼界真狭隘得可怜。
正因对家乡闭塞和落后深有感触，三十多年后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对四川大学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实现川大的“现代化”，提出川大的第一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要拿智识来开通，来补偿地形的闭塞”。
然而，任鸿隽虽长在闭塞的四川小城，却生于历来重视读书教育的浙人家庭；闭塞的小城只是暂时挡住了外面的新世界，优良的家教氛围首先把他带进了传统文化的领地。
2．幼年求学经历
任家有一个很好的重视教育的氛围，孩子长到6岁，无论男女，都要上学。任鸿隽兄妹幼时，父亲均为他们延师在家就读。当时私塾受聘的先生，常为本地的秀才廪生。给幼年的任鸿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塾师是徐甫唐先生，徐先生好诵读吟咏，任耳濡目染，受影响颇深，后来学的虽是自然科学，但亦爱好文学，并善吟诗作对。留美期间，他常有诗文与好友胡适等人应和，被胡适赞为佳品。
任鸿隽幼年所读，不外四书五经。一则父亲希望他走科举之路，二则四川地处内地，相对闭塞，少受西风美雨的影响。甲午之前，西学在四川的影响非常有限，所以父亲给他们延聘的老师都是传统文人。因为已在母亲那里受过启蒙教育，任鸿隽入学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朱子的《论语集注》，有十几本，叠起来差不多一尺高。6岁的任鸿隽感到畏惧，向父亲提出只读正文，不读集注，父亲不允。好在任鸿隽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所学书籍均能背诵。后来任鸿隽也不无自得的回忆：“我直到现在，《论语》、《学》、《庸》的注子大部分还能背得出。”他的文章亦出色，所作策论文已为当地耆宿惊服。
1898年，任鸿隽12岁，四书五经已背得滚瓜烂熟，家馆已无法满足他的“胃口”。戊戌变法中，光绪下令各级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戊戌政变后，礼部奏请恢复书院时，慈禧以折中的姿态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这道懿旨既终止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这一变法措施，又为以后书院内部的改革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陆续办起了新的书院，新旧兼学。时任垫江县官赵哲濬提出复兴书院、提倡实学，从重庆聘请来两位山长。一位是廪生艾子熙（名缉光，治小学、词章），重庆东川书院山长吕翼文的得意门生，专教经学。另一位是庠生胡达之（名成章），专教算学。书院教算学在当地已是破天荒的事情，引起了很大轰动。
得到消息的任鸿隽与弟弟任鸿年一同投考，双双被取中做住院生。书院的日常功课，是点读《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之类，凡有心得或不懂之处，均做上笔记，呈给山长批阅。聪明好学的任鸿隽很快在书院崭露头角，每次月考均为第一，很得老师的器重。当时书院的月考是一件非常受重视的事情，除了能考查学生的水平外，名列前茅者还有“膏火”可得（每次大约制钱两三千文）。因为任鸿隽不是本地人，却每次都考第一，所以本地生员发起抗议，认为其非本籍，不应该占他们的膏火，此后任氏兄弟作出承诺——不领膏火，风波才得以平息。成绩突出的任鸿隽得以在当地书院继续读书，除他们主动承诺不领膏火，还因为山长艾先生的厚爱。艾先生还因这次风波，考虑到以后任鸿隽若要在垫江冒籍科考，当地生员必闹出更大事端，所以他建议任鸿隽到邻近的巴县参考，因为巴县是科考大县，每次参考的童生在万名以上，从不发生攻击冒籍之事。
1904年，18岁的任鸿隽到巴县参加院试，在一万多名童生中考取第三名。后因科举很快废除，任鸿隽无意间成了科举的末班秀才。科举废除后，任鸿隽的求学之路该如何继续呢？其实在重庆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新旧的交替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断然和决绝，18岁的任鸿隽并没有显得无所适从，因为他已有了新目标。按照任鸿隽自己的说法，他到重庆参加院试是去“逢场作戏”的，他其实是冲着新开设的重庆府中学堂而去。
二 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
1．重庆新式学堂的首届学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庚子之变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清王朝的统治已脆弱不堪。为挽救自身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廷发布“新政”上谕，拟实施新政，“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材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教育方面的一个新内容即为废科举、兴学堂。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被清廷扼杀的维新时期的书院改学堂再次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旨意，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日渐明朗。当然，清廷的上谕仅是原则性的要求，至于怎么改，改后的学堂学制、科目设置等具体内容，上谕中并未明确。各省的书院改学堂颇有些乱弹琴的景象。后山东省最先拟定了新学堂的具体办法——《山东大学堂章程》，很快被清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在山东的带动下，各省也闻风而动，东南各省陆续在1902年出台书院改学堂的具体办法，书院改学堂逐步走向规范。在这股潮流下，相对闭塞的内地省份也不甘寂寞。四川总督奎俊回奏朝廷，将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创建的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其他各府厅州县亦将书院改建学堂。据统计，1895年前，全国新式学堂仅有20所，1895～1898年间增加了19所。1901年，清廷发布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后，新式学堂方才大量涌现。1903年共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激增至4476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鸿隽得以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1904年，他考入重庆府中学堂。该学堂由东川、渝郡两书院改组而成，是四川的第一所中学堂，不过任鸿隽觉得它仍然是“科举习气充塞其中”。其实这并非任鸿隽的个人感觉，而是科举废除前新式学堂的通病。新学堂里相当部分的学生是曾在县试、府试中名列前茅的高材生，甚至是“案首”（即县试或府试第一名），他们是冲着科举而来。清政府在书院改学堂的上谕中说得明确：“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在学堂中，旧学仍占据主导地位。另外，科举还未废除，士人仍然将其视为最佳进身阶梯而趋之若鹜。故而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们是身在学堂，心在科举！因为学堂与科举并行，学堂始终办不上路。
1905年，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多次建议下，清廷于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发布上谕：“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的彻底废除斩断了读书人的科举之梦，新式教育得以发展。1905年中国的新学堂猛增，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达到8277所。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各学堂教学内容的变革，经世致用之学取代“四书”“五经”成为新宠。重庆府中学堂也很快显出不少新气象，渐具新学堂的内涵。
进入重庆府中学堂的任鸿隽时年已十八九岁，心智成熟，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新世界的向往是他前行的动力。学堂的校长（时称“监督”）是巴县举人、湖南候补知县杜少瑶先生。杜先生虽是个旧派人物，但并不十分顽固。而教员中有几位先生可谓新旧兼长，乃一时之名士。在重庆府中学堂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任鸿隽受益匪浅，新学堂不仅赋予他新知，更赋予他新的思想境界。教员中任鸿隽印象最深刻的是梅黍雨、孔保之和杨沧白等几位先生。任鸿隽后来这样谈及这几位老师及这段时间学习对他的影响。
梅先生授外国史、世界政治、世界地理诸科，孔先生授国文、伦理等科，杨先生授英文。梅先生所授诸科，仅及导言，然上下古今，清辩娓娓，实有以启发智慧、开拓心胸之效。当时从学诸人之感想如何吾所不知，吾个人之略解世界大势，梅先生启之也。孔先生之国文则授《马氏文通》，伦理则授严译《群己权界论》，于西方文字思想之大概，亦略有所得。杨先生年最少，来较晚，吾虽不获直接从事问学，然先生慷慨好谈国事，隐然以革命思想为青年领导。吾尤好从杨先生游，故吾之革命思想亦于此植其基矣。
梅黍雨（名际郇）和杨沧白（名庶堪）均是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二人为巴县同乡，1903年他们联络一批革命青年在重庆秘密建立了四川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常常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反清活动。同盟会成立后，“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孔保之为重庆府首批公费留日学生的监督，随同前往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亦属较新派人物。在这几位先生的影响之下，这些青年学生不仅学术视野得以开拓，思想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已传入内地，但为清廷所禁，学生们想方设法获得之后，于深夜闭门阅读。有人偷偷翻印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一书，任鸿隽读后深受感动，对中国政治革新的渴望日渐增强。在新思想的启迪下，学生们对学堂的现状渐生不满，向学校当局提出改革建议。令任鸿隽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一律改长袍为短装，二是将体操改为枪操，并从府衙请得一批真枪，还请到一位当过新军的湖北人带操、训练。于是身穿与营勇制服相似的黑色短衣、手握真枪在江边进行军事训练成为任鸿隽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一幕。重庆府中学堂当时可以说是培养革命党的摇篮，包括任鸿隽在内的多名学生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当然，任鸿隽当时并未想到，多个同窗好友在他不久后的人生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任鸿隽的父母早在1902～1903年间相继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境况十分窘迫，所以任鸿隽新的求学道路面临着经济难题。重庆府中学堂规定学生住校，伙食自备，每月制钱二千四百文，约合银元2枚，任鸿隽经常数月无钱付伙食费。但任鸿隽一贯聪敏好学，品学兼优，很得老师器重，所以连在任鸿隽眼中“官气十足”的杜校长也给他提供了资助：“有一天校长杜先生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阵，送了我七块大洋，使我得还清了伙食费。”任鸿隽还利用课余为别人抄书，以三百文一万字的微薄报酬来贴补生活，求学生活颇为艰辛。但无论如何困难，他始终不放弃求学计划，“吾所倚赖者，特百折不回之志气与患难相助之朋友而已”。
重庆府中学堂的首届学生年龄普遍较大，进校后又思想活跃，善于鼓动，学校当局深感头疼，于是在1905年开设了短期师范速成班，把他们纳入其中，目的是让他们提前毕业离校。在师范班，任鸿隽又接触到几门新课：物理和化学，老师是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教育学和心理学，由一个留日学生来教。虽是新课程、新老师，但因为这些先生只会把从外国译过来的讲义在黑板上照抄一遍，照本宣科，学生所学甚少。对此，任鸿隽十分不满，这份不满亦成为日后任鸿隽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时注重中学理科教员培养的原因之一。
是年冬天，19岁的任鸿隽在重庆府中学堂师范速成班毕业。1906年他在重庆开智小学谋得一份教书的工作，并在私立重庆中学兼课。任鸿隽作为重庆府中学堂的首届师范毕业生，恰是当时刚成立的各新式中小学堂的紧缺人才，颇受青睐。任鸿隽凭此已可谋个安稳差事，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但他的这份工作却不仅仅是为了糊口，而是为外出求学作准备。为准备游学之资，他在开智小学，身兼国文、格致、图书、体育等数门课程，每年工资是200元，加上兼职所得120元，在当地已算不错。所以除去生活开支，任鸿隽教书一年就有了约200元的积蓄。有了这笔钱后，他等不及在家过春节，立即于1907年年初（光绪三十二年年底）约了两个同学搭一只盐船顺江东下，奔上海而去。
2．上海中国公学的激进青年
当时上海有两所学校为各省青年所向往，一是中国公学，一是复旦公学。中国公学是由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颁布取缔中国学生规则而归国组织的。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通称“取缔规则”，对留日学生严加限制，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东京8000名留日学生罢课抗议。12月8日，陈天华留下五千字绝命书，在日本大森湾跳海自杀，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来唤起群众的觉悟。陈天华的死将反对“取缔规则”风潮推向了高潮。在抗议未果的情况下，留日学生决定分批回国。回国的部分学生决定自己集资办学，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同时又可利用学堂作掩护，作为国内外联络的交通站，进行革命工作”。1906年3月，中国公学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开学。
中国公学在两个方面吸引了任鸿隽，首先是其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国公学是当时公认的国内革命党的大本营，它以尚武、爱国、自强为宗旨，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最初集资办学的70多个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同盟会会员，教员和学生中有很多革命党人。胡适后来回忆起中国公学，称它“的确是一个革命的大机关”，学生大都是革命党人，“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以记忆的有廖德瑶，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跃如先生为孙中山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还在校内设立了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站。据熊克武回忆，他与但懋辛在中国公学时还受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志的接头、联络工作。这时的中国公学“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所革命学校，是培养革命党人的熔炉”。正是这样的氛围吸引着任鸿隽，毅然决定投考中国公学，“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
中国公学吸引任鸿隽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其课程设置较为完备并采用普通话授课。作为一所新式学堂，中国公学除了开设外文课程外，还开设了文史类、理科类及音乐、图画课等等，课程种类较为齐全，这对渴望新知识的秀才任鸿隽来说还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功课在英文之外，也注重理科文史等，学风不消说更是充满了革命的空气。从这种种方面看来，可以晓得我的学校选择并非难事，即决定进中国公学。”语言亦是任鸿隽考虑的因素，当时上海的学校一般用上海话授课，外省同学颇感不便，而“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
任鸿隽在中国公学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他在思想上更加趋向于革命。任鸿隽进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被当作革命党的嫌疑，剪发易服。这里浓厚的革命氛围深深影响着任鸿隽，“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的一二。后来我加入中国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章太炎于出狱后赴东京前，曾来公学洗过澡，而‘秋姊姊’（即秋瑾，当时同学称之为秋姊姊）的言论行动，更是当时学生闲谈的好资料”。
此时任鸿隽结交的几位同乡都倾向革命，如但懋辛、熊克武、朱芾煌、邓胥功等。但懋辛为四川荣县人，熊克武则是与荣县交界的井研县盐井湾人。但懋辛与任鸿隽同年，比熊克武年长一岁，但他们的革命资历比任鸿隽要深。1904年冬，但懋辛和熊克武结伴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大成中学补习学校，后考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1905年他们见到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并在8月20日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同时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在反对日本“取缔规则”的怒潮中，但懋辛和熊克武等人愤而回国，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在校内设立了同盟会的联络站。1906年6月，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出狱，但懋辛、熊克武等人奉同盟会之命前往迎接，并安排两名同盟会会员护送章太炎去日本。不久，孙中山乘船由日本去新加坡，沿途停靠上海。但、熊二人得到同盟会总部通知后，专门暗中组织了保卫工作，并上船向中山先生汇报情况。如果说重庆府中学堂的老师是任鸿隽参加革命的启蒙者，那么但、熊二人则是其参加革命的直接引路人，但懋辛后来成为任鸿隽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邓胥功是任鸿隽在重庆府中学堂的旧同窗，他比任鸿隽早一年入中国公学，当时已在但懋辛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朱芾煌也是重庆府中学堂的同学，是任鸿隽加入同盟会的另一位介绍人。当时邓胥功、朱芾煌与任鸿隽并不同班，但老乡加校友的双重关系使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不同班而交谊特厚者有朱芾煌、邓胥功诸君”。在他们的影响下，任鸿隽彻底走向了革命。
在中国公学期间，任鸿隽接触到了几份革命报刊：《民报》、《神州日报》和《竞业旬报》。因为校中教职员和学生有很多革命党，东京出版的《民报》在这里较易获得。任鸿隽进校不久，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肩负革命重任的于右任回到上海，联合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同学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创办于1907年4月，政治态度前后摇摆，但1907～1908年间担任总主笔的杨笃生是同盟会会员，主笔多为两校同学及一些反清志士。该报的特征是文字优美、持论公正；为吸引青年学子，报纸还开辟了介绍学校动态和体育新闻的栏目。《竞业旬报》是中国公学内的学生组织“竞业学会”创办的杂志，竞业学会是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其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它是个进步的学生社团，“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党”。而《竞业旬报》以“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为宗旨。“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加上它的大部分版面是用白话文写的，很受读者的欢迎，很快便由一份学校社团刊物发展到在全国有50多个代办点，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这几份报刊是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争相阅读的对象。对于任鸿隽来说，这些报刊既影响了他的思想，又让他看到了报纸杂志在宣传新思想及启迪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为他以后与好友决心创办《科学》杂志以宣传科学救国思想起了一定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神州日报》还在另一方面对任鸿隽日后在美国创建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月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即《神州日报》分股集资的方式。于右任创办该报时，为解决资金困难，创造性地采取了登报集资的方式。当时该报的招股广告如下。
缘起：为消除省界，扬厉国徽起见，开办日报于上海，定名华商神州日报。
股额：仿有限公司办法，集足资金十万元。分二万股，每股银五元，非本国人之股不收。
收股期：除由发起人承认六千股外，余额有愿认者，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朔日起，每股先收挂号金一元，七月望日起收第一期股洋二元，九月望日起全数归收。
官利：周年八厘，自收第一期股银元次日照数起算。
红利：每年进款，除应付股息及各项开支之外，盈余作为红利，分十二成算：二成作为公积，二成作为办事人员酬劳，八成按照股额分红。
这对任鸿隽后来创办《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采用集资方式募集股本，有很大的启发。
任鸿隽沐浴着中国公学的革命空气，但对于中国公学的教育程度和师资状况却不甚满意。来上海求学前，任鸿隽已中过秀才，属于“学历”较高的人才，而中国公学程度仅为中等。任鸿隽一进校就被编入最高级的大学预科甲班。由于师资缺乏，有好几门课不得不请日本教员教授，他们往往又不会中文，只能一边讲一边让会日语的同学在旁翻译，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对于任鸿隽来说，“学课方面仅为中等程度，必不能就此即为卒业”。
在上海的一年，任鸿隽此前的积蓄已所剩无几，要靠在成都某中学任教的幼弟任鸿年及同学傅友周、邓胥功等人接济才能渡过难关。任鸿隽想在求学道路上另寻他途，经济是最大的困难。1907年底已留学日本的邓胥功了解到他的困境后，与留学东京的诸好友商量，决定共同资助任鸿隽到日本留学。由于当时清廷规定，留日学生中凡是考入指定的高等学校，都可以获得官费资助。邓胥功找到两位四川同乡李竹君和李雨田，商定由他们每年资助一两百日元作为任鸿隽的留日费用，直至其考入高等学校获得官费。这对陷入经济窘境的任鸿隽来说真是意外的大惊喜，可以说他的人生轨迹因为同窗的相助而发生了改变。“设无此数君之助，吾真不知何以自了。”尤其难得的是，给他提供资助的两人中，李竹君是他在重庆府中学堂的旧日同窗，而李雨田与任鸿隽则素昧平生，“他们肯慷慨借助，是极不易得而至可感激的”。
三 负笈东瀛、中西兼修
得同窗好友的热心相助，任鸿隽得以实现继续深造的愿望。1908年初，任鸿隽东渡日本。在东京的任鸿隽有两个主要愿望，一是求学，二是投身革命。而实现这两个愿望首先要解决在日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友人资助并非长久之计，任鸿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考取官费，所以任鸿隽立即开始了紧张而刻苦的学习。
当时，清廷对留日学生的政策正经历一个调整时期。清末新政时期鼓励派遣留学生，留日学生数量较多。为鼓励留学，外务部于1902年制定了《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除由政府派遣大量官费生外，鼓励自费留学。对自费出洋者，“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1904年，清廷又制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文凭，就可以在通过举行的录用考试后，分别给予拔贡、举人、进士等头衔，并被授予相应的官职。如1905年，清廷照此章程举行了首次留学生考试，金邦平等14人考中，分别按考试成绩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并授以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知县等官职。这些鼓励性措施促进了留日学生的迅速增加，但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现象。但懋辛在回忆当时四川留日学生情景时提到，在官费或自费留学生中，有不愿从科举出身，而出国求学真知者，但是“还有秀才或老童生，靠蒙童馆、私塾补足生活，每年所得只三几十两银子，于是均想到日本留学，选速成师范、体育学校、速成政法、速成警察、速成铁道等，8个月至1年卒业。回国后每年所得至少有三几百两银子，并可以发财做官”。不少留日生为功名利禄而来，非为求真知而来。在日本也应势而生出各种旨在赚钱的速成学堂，甚至所学科目都可以由学生自写，质量可想而知。“如肥皂制造法等，通过传译的说明，数日便讲授完毕，并且颁发证书，纯粹是商人经商牟利的作风。”1906年在清廷举行的录用考试中，虽然当时留学欧美者在数量上要大大少于留日生，但考试结果令人吃惊：以优等被授予“举人出身”的5人中，留日生占2人；以最优等被授予“进士出身”的9人中，则全是留学欧美者。留日学生质量的下降，以及革命党往往以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行动，清廷对留日政策进行了调整。1906年3月，学部出台《选派游学限制办法》，提高了留日的门槛——中学毕业以上程度才能留学，停派速成学生，以提高留日生的质量。在限制留日学生数量的情况下，把资金向高水平的留日学生倾斜。其中一条是为进入日本国立高中和专门学校的自费生提供官费。任鸿隽到日本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以最短时间考入上述类型学校以取得官费。
要想考入专门学校或高等学校，必须补语言和文化课。不少留学生虽然已在国内有一定的学问基础，甚至有的还有秀才、举人等头衔，但大都不通日语，在科学知识方面多为“科盲”。所以留日学生的留学生活一般经历“三步”：补习日文，取得中学文凭，考入专门或高等学校。补习日语的方法是各显神通，重在能进行日常交际，进入中学后能与日本学生同班听课。为帮助大家尽早渡过语言关，1904年，留学生会馆在馆内特设一个日语讲习所，请日本人或留学生中精通日语者充任教习。语言掌握得差不多后，即可投考中学。任鸿隽仅用半年时间就过了语言关，考入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的同文中学，又以一年时间取得该校毕业文凭，获得了投考专门或高等学校的资格。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应该算是用时短而效率高的，故而任鸿隽不无自得地说：“这些，我都在一年又半以内，通通做到了。”1909年秋天，任鸿隽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学习。按照1907年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与日本文部省签订的协议，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为5所接受中国学生的官立学校之一，凡考入该学校的，“得选为官费生；学生之教育费（补助费）及学费，每名每年平均为650日元”。
当时按日本的学制，高等学校一般是三年毕业，但中国人进入高等学校须先读一年预科，预科毕业后方能与日本学生同班上课。任鸿隽的好学精神并没有因为进入大学而松懈下来，他依旧勤奋刻苦。《前尘琐记》中有一则他作为笑话来讲的例子：“当时学校特别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种奖牌，名‘手岛’奖牌（‘手岛’为校长的姓），专门给一年以内不曾‘迟刻’的学生，我在这一年以内每天都不曾‘迟刻’，可是在最后一天，不知怎么了，忽然搭错了电车，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到学校已经‘迟刻’了。因此，奖牌自然得不到，心中不免难过了一阵，但最几分钟偶有差池，一年的功夫皆成枉费，在我正是一个好教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定有不少自由散漫，甚至放浪形骸的，旷课、逃课自不在少数，故而学校为减少这种现象，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设立这么一个奖项。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任鸿隽对待学业的认真和坚持。
除了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学业外，任鸿隽留日期间在学业上的另一大收获是跟从章太炎先生读了几年国学。任鸿隽在重庆府中学时就读过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訄书》等。《訄书》非常艰深难懂，但任鸿隽却怀着浓厚的兴趣在暑假中通读一遍。“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后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坐牢三年，更成为革命党人或向往革命的人崇拜的对象。章太炎出狱后到东京，主持《民报》。1908年，一帮热心国学的留学生仰慕太炎先生，乘此机会组织了一个国学讲习会，请先生讲授国学。讲课地点在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每周一次。讲授内容包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及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小学，以及《庄子》等。任鸿隽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基本每次都参加。听课的学生以浙江和四川人较多，据任鸿隽回忆，经常来听课的有：浙江人钱玄同、二马（裕藻、叔平）、三沈（士远、尹默、兼士）等，四川人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李雨田、任鸿隽及其弟任鸿年等。特别是浙江籍的钱玄同等人，后来均成为颇有名气的文字学家或历史学家。这样的听讲大概持续了两年，任鸿隽收获颇多，“当时颇觉得于如何去学习中国文字已有把握”，故当后来任鸿隽留学美国时，在留学生中的文字水平非常突出，胡适赞为“我诗君文两无敌”，当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