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一 为革命学制炸药

在日本留学的3年多时间里，任鸿隽除完成学业外，积极地结交革命党人，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革命成为他生活中的最高目标，甚至他选学化学科也与革命有直接的关系。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以各种手段反对清廷，有些革命党为发动起义或暗杀官员，设法自己制造炸弹，其中尤以川人喻培伦的贡献最大。喻培伦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因动手能力强，又学过一些化学知识，同盟会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他在试验过程中曾不慎被炸断三根手指。经多次试验，他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相对安全的炸药，还制造出诸如能用钟表定时引爆的炸弹，被同志们称为“炸弹大王”。另一个四川同乡、革命党人黄复生同样为革命赴日本学习制造炸弹技术，并在此过程中不慎被炸伤眼睛。他们的事迹激励着任鸿隽，“同盟会之誓约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非先推倒满清政府不可。然当时之革命党员，大部分为未离校之青年分子，于何处得此武力以推倒满清？于是激烈者则趋于暗杀之一途。暗杀必须炸弹以作武器，于是党员中有自行制造者，蜀人之喻培伦、黄复生，皆曾以制造炸弹受伤者也。余既获交喻、黄两君，亲见其断指伤目之状（皆以制造炸弹受伤），思有以继其事。且以为从事制造而不明化学，必且事倍而功半，于是决计学习应用化学”。学习就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追求学术，甚至不是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工业救国”。“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有所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

任鸿隽加入同盟会四川分会，后来还担任四川分会书记、会长等职。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络购买军火、安排会员回国参加起义等。当时国内革命党经常有人到日本购买枪支等，军火往往托日本友人购买（宫崎寅藏即是其中一位），然后同盟会方面派人去取。任鸿隽就多次到宫崎寅藏家接头取军火，“记得我和李伯申（名肇甫，后来做四川省议会议长）常到他家里取了要买的手枪，藏在大衣里面，拿回下宿屋交与购买的人。（张奚若曾为其中一个）”这一点与张奚若的回忆相符。1911年初，陕西同盟会计划举行起义，派张奚若去日本购买军火。张奚若先到上海找到同盟会员、四川人刘亚休，“他为我介绍了到日本后的四川同乡，并谈到过运军火的计划。……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就是任叔永（鸿隽），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吴玉章”。“我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他们都说买手枪、炸药没有问题，就是运输回国困难，在上海检查时不好逃过。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哪方面，不注重哪方面，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如能得知，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从张奚若的回忆可见任鸿隽他们于购买及运输武器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

这样的生活是紧张而刺激的，令任鸿隽终生难忘：“吾是时所最感快乐者，即平时好友不知其同属革命党人，偶于秘密会中遇之，于狂喜之余，交情亦愈浓厚；最痛苦者，广州之役，亲送许多至友前往参加，一旦败耗传来，真如天崩地裂，万念皆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日本，当地同盟会会员纷纷回国。任鸿隽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学习刚刚进入本科二年级，他毅然抛弃学业，返回祖国参加革命。“武汉事起后，吾经理各事略已完结，最后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二 进行革命宣传

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后，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兵镇压保路同志会，并把保路同志会的请愿活动诬蔑是“匪攻督署”。为揭露川督赵尔丰的阴谋，向全国人民说明保路运动的真相，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任鸿隽写过一篇《川人哀告文》寄回上海，发表于《民立报》。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原川乱之起，起於铁道国有，国有政策，夺吾人之生命财产而送诸外人之政策也。……川人争路理由，保路同志会有报告书，川人言之，川人知之，而吾全国三万三千万之同胞未必周知也。今者鄂秦滇黔之兵，麇集川境，磨刀霍霍，以向川人。设使天发杀机，全川尽墨，将遂无一言以自明其苦衷，而吾川失败之历史，不克以龚同胞他日进行之一助，是则吾人之所大惧也。”所以必须向全国人民详细说明保路运动的情况，以免川人白白牺牲。接着任鸿隽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实无反政府之心，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对政府可谓做到仁至义尽了。首先，当铁路国有政策的风声起来后，湖南、广东人民已经闻风而动，云集抗议之时，四川人民因为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只作观望，没有过激行动。“吾川於是时未见全文，无所置喙，但保全路款，以待后命”，只把川人的想法“请疆吏代奏”。直到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后，才设立了保路同志会，它的宗旨也只是“征款破约，而不敢议政策”，只认为所谓“铁路国有”，“特一大臣与外国资本家之关系耳。……而不责政府以难能”。其次，当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保路运动才波及全川，十三府九州一百八县均成立了保路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诚以铁路者，全川之生命，租股者，全川之膏血”。而清政府却随意挪用川人路款，“则是国有政策，不独夺已用之资本也，将并未用者而夺之”，“朝廷既夺我款，复不认股东，不认股东，是不认川人。”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川人仍然只是通过咨议局向朝廷请命，“退让至再，复不得请”，所以才有了罢市抗议活动，“然皆相戒谨守秩序，无或暴动”。而即便是罢市，也是“於民间有莫大之苦，于政府无丝毫之损。川人哀愿既穷，不得已而出此。甘自陷一身於水火之中，冀以回朝廷一日之听”。当听闻朝廷拟派端方率军入川镇压的消息时，保路同志会云集总督府，请求督抚电请朝廷停止这一行动，却横招镇压，并被诬蔑为“匪”。虽然“自尽其驯良之责，以求一旦之命”，朝廷不仅不许，并且“视之曾不若爱犬之摇尾”，必杀之而后快。接着任鸿隽跳出“川人护川路”这一狭隘的范围，指出“川人所争者，一省之路，而非一省之路也。盖使川路得，则川汉粤汉与之并得；川路而失，则川汉粤汉与之俱失”。他呼吁全国人民均要起来支援四川的保路运动，“全国能哀川人而为之援救，则中国之危机可去，四省之生产可保，铁道问题不解而自解”。他告诫其他各省人民，面对腐朽残暴的清政府，和平请愿不可恃，“我以文明，彼以野蛮，我以和平，彼以破坏”；立宪亦不可信也，“此议长议员者於代表人民意思则屏之，於代表人民罪状则用之”。任鸿隽最后激励川人要继续斗争下去，哪怕流血牺牲，“尔即果亡，而以尔之行事证明当世之大诈，警醒国人之酣梦，中国之一线生机，未必不在於是。尔亦可以瞑然长往矣！”这篇分析透彻、言辞犀利、立意高深的《川人哀告文》令读者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引起了巨大反响。《朝日新闻》上海站记者亦非常关注此文，因为该文的落款为“留东四川同乡会”，该站记者专门打电报回日本询作者情况。另一篇为《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民元后，任鸿隽碰到一个朋友曾跟他说起，近年以来，只看见一篇好文章，就是不知何人所做的《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文章为不具名发表）。这些宣传极大地呼应了四川保路运动，扩大了保路运动的声势和影响。

三 赞襄政务

任鸿隽到达上海时，上海已经光复。由于当时四川方面虽已于重庆成立蜀军政府，然局势不甚明朗，在上海的四川人商议组织蜀军，准备驰援四川。任鸿隽被推举为旅沪支部书记，黄金鳌为总务部长，陈一夔为财务部长，熊克武为军务部长，负责组建蜀军。但这支军队返川，必须借道武汉。于是任鸿隽与另一同乡被派前往武昌与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交涉借道事宜。他们溯江而上，一路穿越炮火，有惊无险地到了武昌。当时黎元洪的副官冯忠信正好也是四川人，任鸿隽与同伴即在他处等候面见黎元洪。但很快传来四川独立的消息，川军假道武汉支援四川的计划终止，任鸿隽返回上海。很快，独立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定在南京就职并成立临时政府。当时胡汉民已被定为总统府秘书长，他即着手网罗人才，组织工作班子。受胡汉民的邀请，任鸿隽与朱芾煌、黄复生、吴玉章等人出任总统府秘书，于1911年12月31日与孙中山一同乘车前往南京。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果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秘书处下设总务、军事、外交、民事、电务、官报、收发各组，任鸿隽与吴玉章一起被分在总务组。临时政府仅存在了3个月，但这3个月是民国一切制度、规章的草创阶段，各项事务可谓千头万绪，总统府秘书处的工作之艰辛、庞杂可以想见。任鸿隽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文稿，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几份是他为孙中山起草的《告海陆军将士文》、《咨参议院文》和《祭明孝陵文》等。事务的繁忙以至他无暇给家中写信：先生（指孙中山）约隽至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至为歉也。

很快，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解职，追随孙中山的任鸿隽该何去何从呢？其实如任鸿隽这样在临时政府任职的革命“功勋”们，以他们的地位与能力，要做官的当然有官可做，但任鸿隽无意继续仕途。服务于临时政府本是他尽革命党人之义务，现在政局变化，中山先生解职，对任鸿隽来说无须再对新政府尽义务了。1912年3月9日给兄长的信中他即表明心志：“异日袁君（指袁世凯）受事，决计不复问政事。仍当薄游东西，终吾旧业，后日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他非所志。”他与秘书处的几位同事商量后决定到国外继续求学，以期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于是任鸿隽草拟了一个呈文报孙中山，建议由政府资助为革命立过功劳的青年到西洋留学。该建议获得批准，但批复下来的名单中却没有任鸿隽。任鸿隽去找秘书长胡汉民，胡告诉他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出去。任鸿隽又面见蔡先生，蔡先生说明缘由：“此时民国新建，我们希望任先生在政治上，道德上多尽一点力，不必急于去求学。”并且参议院方面也表示希望任鸿隽能出任秘书长一职。这充分说明任鸿隽的才华颇受赏识，按此趋势，如果他继续从政，前景光明。但任鸿隽留学之志坚定，经多次陈情，终获批准，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批稽勋留学生，“稽勋留学生”的称谓是因为他们的留学相关事宜是由稽勋局具体经办的。

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是应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请由临时参议院批准设立的，目的是对为民国建立作出贡献的人进行赏恤。孙中山还想以此一新机构、新制度杜绝封建时代帝王以官位酬赏有功之人的现象。1912年2月19日，孙大总统在给参议院的呈文中说到，赏恤之制未建，军兴之际，将佐官属，杂以有功与有才者兼任，会使国人之观听易淆，必有以为既树建国之功，例应得官，故有立功而已官者，更望因功迁擢；其尽命而不及官者，亦议按事赠荫。如此则帝王以官赏功之流毒不塞，竟可以不止。现在统一之局大定，干戈待偃，国家之设官有限，而论功者众。借官为酬，与有功不录，皆伤国本。设立稽勋局，既可以做到对建国有功之人的赏恤，又可以把官位留给有才之人。3月23日，参议院批准设立稽勋局，局长为冯自由。任鸿隽出国留学的建议因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支持，很快从稽勋局获批。首批稽勋留学生分别被派往英、美、法、日等国。

任鸿隽选择赴美，但行程未定，遂搭乘唐绍仪包的一艘招商局轮船准备到北京观光。到北京后，应魏宸组邀请到新成立的国务院帮忙。魏宸组当时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之前是临时政府的外交次长，在南京时与任鸿隽同宿舍，相当熟识，深知任鸿隽的才华，遂邀其帮忙。任鸿隽此时正在等待数月后赴美，遂答应了魏宸组之请。关于出任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国务院的秘书，任鸿隽在1912年5月25日给弟弟任鸿年的信中说：“同盟会本部事部署略就，即被国务院秘书长魏君（指魏宸组）强邀入国务院襄理文书，专司编纂国务会议记录。兄北来之意首在候派留学，留学未行以前，则拟尽力言论界，兹魏君所嘱职事，正足访得确实，政闻亦与初意不悖，故暂允之。”但仅仅两个月后，随着唐绍仪内阁的垮台，任鸿隽也就结束了他这短暂的第二个秘书生涯。

民国元年的这两段秘书生涯是任鸿隽第一段从政经历，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及北京国务院秘书，职权虽小，却身在中枢。应该说此时的任鸿隽，在官场的前景颇值得期盼。他却急流勇退，选择赴美留学，是什么促使他的这一转变？动机何在？大概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了解。

一是对民初政局的失望。任鸿隽当初在日本得知国内革命情势后，迫不及待地赶回国内参加革命，后又积极服务于临时政府，是尽一个革命党人的责任，“隽迩日小住南京赞襄新政，原为义务心所驱使”，“隽虽归国，诚不敢独偷安逸”。但任鸿隽是一个生性淡泊、洁身自爱的人，渐渐地他对官场中很多现象颇为不满，比如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内部分官员的作风，有两件事情可管中窥豹：一是南北议和成功后，机关放假一天，任鸿隽与几个朋友相约去逛下关，当天并未返回城里，而是在下关住宿。但后来的事情令任鸿隽颇为不快：“后来知道这些逛下关的朋友皆是别有企图，而我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好自认晦气，拂衣而返了。”这令任鸿隽自认晦气的“别有企图”之事是什么，任鸿隽虽没有明说，字里行间却多可以猜测，无非是吃花酒甚至是逛妓院之类。另一件事与第一批稽勋留学生有关，在呈请总统批准出国留学的呈文里，任鸿隽仅开列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均为参加过革命并在临时政府服务过的人。但后来批文下来后增加为三十几个人，增加者多因各种私人关系，根本不够稽勋留学生的资格。“如宋子文、曾广智（曾广勷的弟弟）、冯伟（冯自由的弟弟），还有胡汉民的两个妹妹，他们既未在政府任过事，有的还在学堂读书，此次各以私人的关系，得到出洋留学的机会，不知何以对其他学生。”任鸿隽对这些现象十分看不惯，到美国后，仍对此种情况难以释怀，在给兄弟们的家书中道：“此次所派留学诸人，极不满人意，（此次二十余人中大半是广东人也）除三数人皆私情与大帽子所成，……来美后可望成材者甚少。在沪见冯自由即正言其非出后，复致书讽切，不知彼有所警悟？新人物中，有如冯氏者，其异于旧官场几何哉。”并且嘱咐任鸿年如准备留学，“当于他处觅费，不必望稽勋局也”。

任鸿隽在北京做国务院秘书期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记录国务会议，因此得以列席旁听这个行政最高机关的会议。唐绍仪内阁是南北统一后的第一任责任内阁，各界对于该内阁寄予厚望，然而任鸿隽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最使我奇怪的，是开会时这些负国务重任的衮衮诸公，除了闲谈一阵无关重要的话外，竟难得看见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例如陆征祥（原是驻俄国公使）是当时全国属望的第一等外交人才，在唐内阁成立迟迟又久之后，他终姗姗然从俄国回到本国来。但他第一次到国务会议，只大讲一阵外国女人的长裙是如何优美，上海外国女子所穿的都是爬山的服装之外，没有听见他报告一点国际外交的情势。“当时感想，以为以全国仰望之人物，论道经邦，而所表现者不过尔尔。”所以看到这样一群担负国家重任的官员如是工作，看到官场是如此状况，任鸿隽愤慨地说：“这样的国务员，即送与我，我也不做了。”他当初接受魏宸组的邀请出任秘书的原因曾在给弟弟任鸿年的信中说过：“兄北来之意首在候派留学，留学未行以前，则拟尽力言论界，兹魏君所嘱职事，正足访得确实，政闻亦与初意不悖，故暂允之。”是此职位能让他“正足访得确实”，而所见到的政闻则让任鸿隽对政治、对官场很感失望，“吾厌弃作官之念乃益坚决”。所以虽然前有蔡元培的恳留和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之邀，后有北京国务院的秘书之任（虽然他是随唐内阁的倒台而离职，但以任鸿隽的才华，秘书又是事务官，不必随倒台的内阁而去，若一心想谋个官位，自是不难），面对似锦的前程，任鸿隽仍下定决心远离政治，出洋留学，应该说这与此段时间的经历和见闻大有关系。

二是探求新的救国道路。他在《五十自述》中有一段对于他留学美国的原因说明：“当前清末年，留学之风盛行，然留学东京者每不以为满足，而必以远历欧西为鹄的。此在浅见者流，或以为当时世论以为东洋学生不为西洋学生之有价值。其上者以为东洋学术既皆从西洋贩运而来，则何如直探源头之为得。此言似矣，而未得其至也。不知人类文化之分途，社会组织之基础，东西洋实有其绝不相同之点。……一至西方耳目顿易，以西与东较，正如南北两极，方向相反而同不失为一种准则。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凡此皆非远涉重洋，身入其境，不能收观摩之效。故未到西方即侈言东西异同，甚且评论得失，固不免扪籥谈日之病；既到西方而徒摭拾其一技一能，侈然自以为是，尤不免宝山空回之感。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慨，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显然，他此次留学的动机是考察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异同，找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以便找到“救国”良药。这样，选择赴美留学使任鸿隽开始了由“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转变。

1912年6月，唐内阁倒台后，任鸿隽应《民意报》总经理赵铁樵（亦作赵铁桥）之邀担任该报总编辑，任鸿隽因为出洋的日期未定，又因同盟会的关系，觉得义不容辞。《民意报》创刊于1911年12月20日，社址在天津法租界，每日出版，为天津最早宣传民主革命的报纸。它是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京津同盟会成立于武昌起义后南北斗争最为激烈时，当时北方的革命党人推举刚被清廷特赦的汪精卫为该会会长，李石曾为副会长，下设党务、总务、参谋、军事、财政、文牍、交通、妇女、调查、暗杀十部。该会一方面参与南北议和，对清军进行策反，如川人朱芾煌在南北议和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暗杀清廷官员，如炸死良弼的彭家珍，炸袁世凯未成功而殉难的杨雨昌、黄之萌、张光培等均是该会成员。《民意报》的总编辑名义上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根本无暇顾此。任鸿隽受邀担任总编辑，主要负责撰写社论和评论文章。在他的努力下《民意报》每天必有一篇以上的社论和一二则时事短评，多为揭露时弊和抨击时政。《民意报》多次把矛头指向袁世凯，从而得罪了袁世凯。“我们这个报纸既是革命党的报，又因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言论针锋，总是对着袁世凯寻瘢索疵。”如《民意报》上只称呼袁世凯为“袁总统”，从不称“袁大总统”。真正激怒袁世凯，最终导致《民意报》被封是由于任鸿隽决定在该报上连载《共和建设别记》，这篇长文是根据任鸿隽的好友朱芾煌的日记资料写成。朱芾煌在南北议和期间多与袁世凯联络，袁世凯当时需要与革命党方面接触，朱芾煌颇得袁世凯的信任，因而能得知许多内幕。朱芾煌把这些详细记载在日记里。任鸿隽到北京后，朱芾煌把日记拿给他看，并要他代为保存，以作历史资料。任鸿隽担任《民意报》总编后，把它稍加整理，8月份开始以《共和建设别记》之名在报上连载，揭露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运用手腕谋取大总统的内幕。这令袁世凯大为恼怒，文章出到一半，即以“言辞激烈”为由，通过天津法租界当局勒令《民意报》迁出法租界，《民意报》于是被迫停刊。

此后，任鸿隽为复刊之事多方奔走。9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是，任鸿隽乘机把《民意报》的事告诉了孙中山，希望他向袁世凯游说复刊。中山先生认为：“我和袁世凯讨论的事关系大局，说得不好，南北可以开战，一个报的小事，值不得去求他。”后经梁士诒等人从中斡旋，《民意报》于该年9月26日在天津华界复刊。

任鸿隽的这段报馆生涯只是他出洋前的临时工作，但他是一个办事极为认真的人，负责撰写每天的社论和时评时，经常为了赶稿子，工作至午夜，星期日也不得休息。《民意报》在民国初年报界的影响力也有任鸿隽的一份功劳。1912年12月20日，是《民意报》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特地写来祝词：“《民意报》开始迄今一周年也。种种效果，播诸舆论……无俟鄙人琐琐。文闻古人之赠言也，不以誉而以规；君子之勉人也，不冀其退而促其进。民生日蹙，何以苏之？边患日棘，何以纾之？外侮日逼，何以鉏之？我有财政，纷如乱丝；我有路政，芜秽不治；我有军政，窳败不支。由前而观，所主张者，厪共和之一事；由后而论，所揭橥者，当综全国而陈词。《民意报》勖乎哉！毋激而过，毋党而偏，以国利民福为前提，自历千秋万岁而不崩不骞。”

《民意报》虽复刊，但任鸿隽的出国日期已近，他交接完手头的工作，乘车南下。1912年11月，乘“蒙古”号轮船启程赴美，开启了又一段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