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基础及现状

林语堂的挚友徐訏曾评价林语堂说：“我相信他在中国文学史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确如徐訏所评，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他的生前，他引发了多次文化论战与思想交锋；待他身后，国内外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价和研究状况。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的知名度很高，1975年4月他当选国际笔会总会的副会长，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三个担任此职务的亚洲人。林语堂旅居美国多年，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力，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当时的美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孔夫子，另一个就是林语堂。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台湾文坛对他评价甚高，认为林语堂是“幽默大师”“语言大师”“文学大师”“一代文豪”，他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台湾，林语堂著作的中文版也因此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整理、翻译和出版，为今日林语堂研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相关资料可参看施建伟的《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相较而言，中国大陆对林语堂的关注是滞后的，声音是驳杂的：一开始是骂声一片，而后是毁誉参半，如今是颂扬声四起。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从时间上把国内80年来的林语堂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以前，这段时期国内实际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林语堂研究。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以后至1995年，这个阶段以资料发掘为主，研究重点落在林语堂的散文和思想研究上。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段时间，林语堂研究发展最快，研究角度广泛，可谓遍地开花，成果辈出。

（一）1979年以前

林语堂在国内写作的作品以散文为主。1926年前后，身为“语丝派”重要一员的林语堂，曾以“打狗运动的急先锋”这一身份蜚声文坛，那时他是鲁迅的亲密战友。但从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创刊《论语》杂志起，他提倡的“幽默”“性灵”“闲适”等主张收获了主要来自左翼阵营的骂声无数，如胡风的《林语堂论》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写作的一批杂文。胡风的《林语堂论》（作于1934年12月11日，发表于《文学》1935年新年特大号）全文一万五千字，详细地分析了林语堂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但该文的本旨并不是为了赞扬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战绩”，而主要是批评他在30年代提倡的“幽默、性灵、闲适”小品文。鲁迅的《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骂杀与捧杀》《病后杂谈》《隐士》《论俗人应避雅人》《“招贴即扯”》《“题未定”草（1至3）》《逃名》《杂谈小品文》等；以及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聂绀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洪为法的《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等文章，其主要内容都是批评林语堂及其倡导的幽默闲适小品文，认为他脱离严峻的社会现实，其幽默会消磨人的斗志，使人丧失抗争精神，变得麻木顺从。

鲁迅虽然出于当时特殊政治形势的需要，从文化斗争视角批评林语堂及“论语派”，但并不因此否定身为作家的林语堂曾做出的贡献。鲁迅在斯诺提问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答复说：“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其实就是肯定了林语堂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同样肯定林语堂散文成就的还有阿英（即钱杏邨）和郁达夫。在阿英1934年底编校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林语堂就是其中一家；阿英还在文选前撰写了《林语堂小品序》，介绍林语堂小品创作的风格特色。郁达夫编校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收录了林语堂的作品，同时在《导言》中对林语堂的小品文也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二人都认为幽默既是林语堂小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他的局限；林语堂走幽默之途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林氏幽默中确实也包含了逃避、无聊、故作风雅的成分。

林语堂于1936年8月迁居美国，身居异国他乡，国内对他的评论不多。1940年和1943年，林语堂因关心抗战，曾两次举家回国，短暂逗留后又返回美国。后一次由于林语堂在大庭广众之下阐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又受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批评。郭沫若的《啼笑皆是》、田汉的《伊卡拉斯的颠落——读林语堂先生〈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秦牧的《恭贺林语堂博士》等文章，代表了当时左翼文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然而，从理论深度上看，这些文章并没有超越胡风那篇《林语堂论》。

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林语堂的著作未在国内出版，林语堂研究无人问津；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林语堂的名字通常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在“鲁迅对‘论语派’的批判”之中。

（二）1979～1995年

1979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重新贯彻执行，一些学者以其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突破了林语堂研究的禁区。首先是陈金淦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发表了《评“论语派”》一文。该文选择从散文流派研究角度突破禁区，以史实为依据，大胆否定“论语派”是“反动的文学派别”，从而推翻“林语堂是反动文人”这一定论，翻开了林语堂研究的新篇章。之后如施建伟的《试谈前期的〈论语〉半月刊》（《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4期）等文章，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论语派”的复杂性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肯定“论语派”的同时也给了林语堂本人不同程度的肯定。其次，有部分研究者在关注鲁迅的同时，渐渐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到林语堂身上，从林语堂与鲁迅交往的角度开启了另一扇林语堂研究的窗子。如张梁的《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学评论丛刊》1980年第6期）、康咏秋的《论鲁迅和林语堂》［《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曹文彬的《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到林语堂》［《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秦志希的《鲁迅和林语堂》（《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温祖荫的《鲁迅与林语堂》［《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3期］等文章，在探讨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的同时，把《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从“反动文人”的标签中解救出来。

这个阶段的林语堂研究，其重点主要落在林语堂在国内创作的散文上；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散文体裁的不断升温，研究林语堂小品文风格特点的论文日渐增多，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性灵、闲适”获得了新的评价，不断有学者重新肯定这些主张在当下的价值。如彭立的《三十年代林语堂文艺思想论析》（《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施建伟的《幽默：林语堂和鲁迅的比较》（《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论林语堂的幽默观》（《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轨迹》（《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阎广林的《林语堂幽默观论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王惠廷的《林语堂三十年代幽默文学漫议》（《福建学刊》1990年第4期），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等等。身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他的幽默观和幽默闲适小品一直是研究热点，直到现在仍备受关注。

随着关注林语堂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对林语堂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万平近和施建伟这两位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值得重视。1984年，万平近在《新文学史料》第3、4期连载了长达4万字的《林语堂生活之路——兼评林语堂的〈八十自叙〉》，文章以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为载体，比较系统、翔实地评介了林语堂的家庭环境、成长道路、人生经历、思想性格、政治态度、文学成就以及功过得失，在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努力还原真实历史语境中的林语堂。1987年，万平近出版专著《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该书的史料价值明显高于作者对林语堂进行的理论研究。作者对林语堂是非功过的价值判断渗透在字里行间，但这些判断尚未完全跳出人们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不过较之单纯的史料发掘，该书还是深入了一步，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从资料发掘层次进入资料发掘和理论思考并重的新阶段。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迁居美国，林语堂在国外的经历及他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国人知之甚少，甚至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相关史料的缺乏，不仅不利于林语堂研究，还容易造成误解，施建伟弥补了这一缺陷。1991年、1992年，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两部著作相继问世，较好地完善了林语堂的相关史料。

总的看来，1995年以前的林语堂研究虽然获得了突破，但大体上还处于浅层次的、局部的探讨阶段，而且基本上忽略了对林语堂在国外创作的作品的研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学者陈平原、万平近对林语堂复杂文化观的重视和分析，如陈平原的《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1988年第6期）、《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这些论文、著作都极为重视东西方文化对林语堂思想、创作产生的影响，而且观点独到。如今，林语堂的文化观成为当下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1995年以后，林语堂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个快”不仅表现为研究者数量的增多，成果迅速且大量地出现，更重要的是研究质量的提高。无论在研究面的广度或理论的深度上，林语堂研究较前一阶段都有了新的拓展。首先以中国知网（CNKI）查找的论文数据为依据进行分析（查询时间：2014年1月3日）。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输入中文检索词“林语堂”进行检索，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后，每年公开发表的林语堂研究论文有上百篇，而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7年之后再次上升，每年增加四五百篇；000年以后，以林语堂为研究对象的高校学子越来越多，其中硕士学位论文有377篇，博士学位论文有32篇，这都是之前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对林语堂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和归类，它们主要是从以下15个方面着手研究的。

1．“散文”主题方面：尽管以前对林语堂的散文创作褒贬不一，现下大家都认可了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散文流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林语堂“幽默、性灵、闲适”格调的小品文风格一直是研究热点，而且基本上是正面评价。学者们不仅从美学价值、修辞艺术、社会功用、幽默感等方面进行论述，还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林语堂与梁实秋、周作人、鲁迅等散文大家进行对比以突出各自的风格特点。也有学者尝试运用国外的新文艺理论进行解读，如李勇的《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散文的解构性》（《江淮论坛》1997年第6期）；还有学者从文体模式的新角度评价林语堂的作品属于与读者对话式的“闲谈体”，是一种比较随意性的文体，如王兆胜的《心灵的对语——论林语堂的文体模式》（《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人评判标准的日益多样化，该主题论文量仍将平稳发展。

2．“幽默”主题方面：对于林语堂幽默观的研究，渐渐从散文研究中独立出来，从审美角度上升至哲学思想、人生观角度进行评判。身为“幽默大师”，林语堂第一次将Humor作为美学概念引入国内，是我国现代幽默文学的拓荒者，对于我国幽默理论的建设和文学多元化的发展功不可没。鉴于此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有的学者认为林语堂当年提倡幽默观的时机太过于不合时宜，但学术界基本上赞同幽默对个体精神、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该主题未来的论文量也将处于平稳发展的趋势。

3．“人生哲学”主题方面：1995年以后，因幽默观而关注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如王兆胜的《紧紧贴近人生本相——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林语堂人生哲学的价值意义及其缺憾》（《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是其中的代表。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属于快乐的享乐主义哲学还是具有悲剧情结的超脱人生观，研究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林语堂说自己是“一团矛盾”，要将他的思想进行非此即彼的归类并非易事，也不科学。可以预计，该主题研究将持续获得研究者的关注。

4．“文化”主题方面：林语堂复杂矛盾的思想源自他深受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在陈平原、万平近之后，更多的学者关注该主题的研究。这一主题的研究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专注于林语堂的文化观；另一方面专注于林语堂在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林语堂从小就接受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教育，因他能融会贯通，所以形成极具个性的文化观。近几年来，“文化”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词汇，水涨船高，研究林语堂文化观的论文喷涌而出，但总体质量不高，未能超越之前代表性的论文。除了陈平原、万平近的文章，值得重视的还有陈旋波、谢友祥、王兆胜、周仁政、施萍等学者的文章，如陈旋波的《尼采与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汉学心态：林语堂文化思想透视》［《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科学与人文：林语堂的两个文化世界》（《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谢友祥的《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北方论丛》2000年第5期）、《林语堂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等等论文，里面都有很精彩的论述。1996年学者廖小云撰文《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交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论文从这个角度评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弘扬了中华文化，还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整合。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论文泛泛而谈的多，深入论述的少，后文有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关于“文化”主题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持续的热点。

5．“宗教思想”主题方面：林语堂不仅文化观复杂，他的宗教思想也极为复杂。林语堂早年信仰基督教；青年时代背离基督教寻求新的信仰，相信人文主义；晚年又重新皈依基督教。辗转的信仰历程颇值得学者研究，代表文章有王兆胜的《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杜玲的《林语堂宗教观述略》（《北方论丛》2004年第6期），刘勇、杨志的《论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也有学者专研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如陈旋波的《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李立平的《从基督教看林语堂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施萍的《本色化与现代化：再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这一主题虽然不是热点，但仍有值得研究的内容。

6．“小说”主题方面：1979～1995年的林语堂研究偏重于林语堂在国内写作的散文，随着国内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林语堂英文著作的中文版，对林语堂小说作品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其论文量居各主题之首。从研究范围来看，该主题研究可再细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是对林语堂所有小说作品的整体研读和评价，如文本的描写手法、审美风格、叙事模式、文化思想及价值等内容。微观研究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从论文数量看，《京华烟云》是大家的研究重点，可见该作品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可供研究的角度较多。“小说”主题属于成熟的主题，目前宏观研究的成果远逊色于单部作品的研究，估计这方面的论文量也将处于平稳的态势。

7．“翻译”主题方面：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屈指可数的优秀中英双语作家之一，然而一直以来，对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行为的研究却远远滞后。1996年，贾文浩的一篇会议论文《文学翻译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林语堂散文自译和古文小品英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算是开启了这一主题的研究大门；1997年，陈荣东的《一篇不该忽视的译论——从〈论翻译〉一文看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中国翻译》1997年第4期）开始关注林语堂的翻译理论。进入21世纪后，该主题越发引起重视，近几年来成果辈出，连林语堂的审美取向、翻译技巧、翻译观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足。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对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研究最多，有重复研究的弊端。利用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林语堂译著的论文明显增多，可预计，该主题在未来仍是研究热点。

8．“语言”主题方面：林语堂是“语言大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在语言学方面造诣深厚。林语堂学成归国后曾编写多部十分畅销的英语教材，社会影响巨大；晚年还完成《当代汉英词典》的编著工作。目前，该主题的研究经常与“翻译”主题纠结在一起，独立研究的论文不多，主要着力于白话、方言、音韵学、语言文化、英语语言等方面，代表文章如陈旋波的《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郭茂生的《谈林语堂的英语语言特色》（《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陈欣欣的《论林语堂的白话文语言观与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等。该主题尚有值得拓展的研究空间，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9．“传记”主题方面：林语堂的传记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他传，如《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一类是自传，如《林语堂自传》《信仰之旅》等。对于林语堂写作的他传作品，《苏东坡传》获得的关注度明显高于《武则天传》，并成为这一时期的林语堂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关注点。由中国知网的篇名检索数据看，1995年之前相关研究论文只有3篇，之后有29篇，近几年发表的尤多。不少文章表达的是对传记的读后感，也有学者不仅研究该传的写作策略、翻译策略，还借此研究林语堂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如潘建伟的《自我说服的旷达：对话理论视野中的苏轼“旷达”形象问题——兼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中西文化观》［《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郭有婧的《从〈苏东坡传〉看林语堂叙述身份的丢失》（《甘肃高师学报》2013年第1期），等等。研究林语堂自传作品的论文不多，学者基本上把他的自传当作史料来用，单独研究的极少，难得有两篇论文例外，即冯羽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论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和任晓军的《文化视域与身份建构——读〈林语堂自传〉》（《名作欣赏》2012年第20期）。该主题未来大有可发掘的空间。

10．“女性观”主题方面：林语堂始终处在一个女性成员环绕的家庭环境中，且有几位女性对他的性格、人生影响深远。在林语堂的作品里，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颇具匠心，最早关注到这方面的是王兆胜，1998年发表了《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一文，开启了该主题的研究视角。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尤以女性研究者居多；同时这一主题也获得了高校学子的偏爱，有7篇硕士学位论文专研该主题。该主题虽是小众研究，但未来仍有可发掘之处。

11．“教育思想”主题方面：林语堂长期在高校任教，并担任过教务主任、总秘书、校长等职务，授课之余还出版、发行过教材。林语堂曾在其文章中多次谈到他的教育理念，由此观之，他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丰富的。目前研究林语堂教育思想的论文不多，内容涉及林语堂的语文教育、英语教学、教学法、家庭教育和大学教育等方面。该主题仍会有研究者关注，但数量上还是较为零星。

12．“与名人比较”主题方面：首先，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每年都会有论文涉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交相辉映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彼此间的恩恩怨怨是后人做研究时无法回避的史实。早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两人的“相得”和“疏离”关系，现在研究视角不断拓宽，学者们以平等的眼光比较两人在散文观、幽默观、翻译观、政治观、国民性批判、编辑思想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大大加深了研究深度。除了鲁迅，林语堂与其他名人的比较也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与林语堂有联系的古今中外的名人都被纳入研究范围。古人有老子、孔子、庄子、孟子、陶渊明、苏东坡及以袁中郎、袁子才为代表的明清才子等；今人有梁启超、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章克标等；外国人有弗洛伊德、劳伦斯、尼采、罗素等名人。在与众多名人的比较中，除鲁迅之外，最受关注的是林语堂与周作人的比较，因为林语堂的性灵说与闲适文风皆受到了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相同。该主题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学者首推王兆胜，相关论文有15篇之多，极大地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可以预计，该主题将持续获得关注，比较研究仍是大家研究的热点。

13．“史料”主题方面：随着林语堂研究的不断升温，关于林语堂的传记、评传也多了起来。如万平近的《林语堂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李勇的《林语堂传》（团结出版社，1999）、施建伟的《林语堂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林太乙的《林语堂传：我心中的父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王兆胜的《林语堂大传》（作家出版社，2006）等，这些著作不仅全面收集林语堂的生平事迹，还对林语堂的思想、行为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评价。除著作外，还有不少与林语堂交往过的人物撰写了回忆文章，如徐訏、邵洵美、章克标、曹聚仁、叶灵凤等；他们谈及的林语堂轶事成为十分宝贵的史料。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渐渐被收集起来，使后人能更清楚、更全面、更具体地把握林语堂的生平、性格、爱好、活动，展现出一个更为真实、感性的林语堂形象。有关林语堂的史料仍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收集。

14．“综述”主题方面：鉴于林语堂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以综述形式总结、评价林语堂研究的相关论文成为一个新兴的主题。这一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工作有助于我们掌握林语堂研究的总体状况，避免重复劳动，还能查漏补缺，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科学的预测。该主题的文章约有20篇，数量虽不多但分量颇重，较有价值的有吉士云的《林语堂研究概述》（《文教资料》1995年第3期），王卫平、陆梅的《世纪末的回眸与瞻望——林语堂研究60年概观》［《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的意义、现状与瞻望》（《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3期），张桂兴的《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杜运通的《林语堂研究历史、现状与前瞻》（《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等。不管是对林语堂研究的宏观把握还是分主题进行归类、系统的论述，都为深化林语堂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方法。

15．“其他”主题方面：这一方面因涉及面广，论文以单篇形式出现较多，暂时不好单独分类，便归为一处。具体涉及饮食、文献学、编辑学、图书馆、作品版本、红学研究等方面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关注点的变化，应该还会有新的研究视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