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

中国的减贫经验对全球减贫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一）理论贡献

从理论层面看，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发生改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减贫实践为各领域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各类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发展学等的研究人员和机构也因为中国的发展故事改变了之前的知识体系。

1．重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的减贫首要经验就是“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责任”。这对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挑战之一来自在扶贫项目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传统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认为，贫困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华盛顿共识”。但发展的事实表现为，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只能扩大贫富差距，侵蚀减贫的基础。

中国“政府主导”的减贫模式，也不同于“旧”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政府对市场的计划与干预。中国在其发展“经济特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和市场机制，使自己的资源禀赋得到了很好的配置和利用，因此倡导一种更尊重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它既不像传统的结构经济学倡导的那样过度依赖政府干预，也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样，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市场。政府的干预应该体现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甄别”和“因势利导”上。

在新中国的减贫史上，政府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中国政府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政府承担减贫的主导作用，但这种政府主导减贫的模式，并不是政府完全负责，而是通过明确的减贫战略、规划和政策体系，逐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大扶贫”格局。政府在减贫中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减贫战略，不断创新和完善减贫政策体系，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相关政策更具包容性，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政府不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始终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首位，不断夯实减贫的基础。政府不断营造有利于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环境，拓展贫困人口的增收门路。此外，政府不断完善社会保护政策，对减贫形成“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减贫模式也获得了国际学者的认可。

2．积极推动减贫国际发展合作

从前文中关于发达国家在MDGs中的角色和作用可以看出，传统的发展援助国虽然积极参与MDGs的相关倡议，但在承诺兑现过程中行动迟缓，出现了援助疲软现象。MDGs变成了“富国出钱、穷国动手”的游戏。

中国的减贫经历不同于接受大量国际发展援助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发展援助在中国的发展融资中，只占很小比例。而恰恰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市场融资机制，有效促进了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的资本匮乏。中国作为一个受援国，积极争取国际发展援助，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加强管理方式、农业技术、监测评估等方面的学习。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扶贫项目为例，中国最大的收获不是项目本身产生的农产品，而是从中学习了世界银行的项目管理经验，并成功地制定和完善了本国的项目管理方法。

王小林和刘倩倩认为，中国这种减贫模式的理论依据在于：援助，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投资和贸易，则鼓励私人领域发挥作用，让投资进入受援国，提高当地生产力；同时加强国际贸易，打通受援国国内市场与国际经济链条的关系。这种模式，有利于提升本国的能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减贫归根到底来源于自身能力的提升。

在这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下，中非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发展和减贫。传统的发展援助以国家民主作为援助的条件，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民主化程度较弱的国家，因此这种援助困境造成了援助的流失和浪费。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宏观上，中国通过援助的形式帮助非洲发展道路、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微观上，通过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投资和贸易行为，激发当地市场活力，给青年提供大量低门槛的就业机会，授人以渔。这种“增长驱动型”的中非合作模式改变了OECD-DAC国家的“过程驱动型”援助模式，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

3．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就积极倡导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中国不断强调建立合作共赢、互惠共利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强调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呼吁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彰显了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观。实质上，中国的这种理念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发展合作消除贫困的成功实践。这是中国减贫道路对完善全球治理的贡献。

MDGs在设计之初将实现目标的主体，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且对立的两大阵营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现状的。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诞生历程可以发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两极世界划分受到了新的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再是依附关系，转而发展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蛛网关系”，在这种蛛网关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嵌套、互相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应该是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而应变为合作与共赢的关系。全球发展的主体应该更加多元、包容，应该增加企业、非政府组织与民众参与全球发展的渠道。充分发挥各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加强合作，着力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因此SDGs从一出台，就将“全球行动起来”作为行动口号。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全球行动起来”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二）实践贡献

1．促进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中国的减贫成绩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稳步提升。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的贫困标准，1990年全球贫困人口为19.26亿人，到2015年减少到8.36亿人，全球贫困人口减少10.90亿人。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由6.9亿人减少到0.55亿人，贫困人口减少6.35亿人。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有58.25%来自中国。1981～2015年，全球减贫成就有70%来自中国。

中国的减贫成绩促进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提升。人类发展指数的主要指标包含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平均寿命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提升迅速，从1990年的0.502上升到2015年的0.727，指数上升高达44.8%。而同期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平均值从0.597上升到0.711，指数仅增加19.1%。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贫成绩高度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2011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称：“中国的决策和行动，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全球经济增长、千年目标进程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如此关键的影响。联合国必须同中国合作，一道推进我们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实现减贫、推进绿色包容性发展、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中国的减贫模式不可复制，但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消除贫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2007年12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总裁伦纳特·博格在罗马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得益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过去30年里在农业等领域成就惊人，中国在农业发展和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成就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2012年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发布《经济转型与减贫：中国的经验和对非洲发展的启示（政策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验再度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强大领导层出现，聚焦于发展的业绩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政策和利益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能够在贫困国家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在一代人之内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目标，能激励和动员全国人民一致行动。非洲可以借鉴中国在经济过程中的很多经验教训。

3．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革

中国的减贫经验已经激励了一部分有行动力的国家开展新的减贫实验，例如经济特区实验。经济特区主要分三类：自由贸易区（FTZ）、出口加工区（EPZ）和多功能区（MPZ）。经济特区对减贫的影响包括直接减贫——创造就业机会和间接减贫——外商直接投资对各相关行业的相关减贫效应两方面。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十年设立经济特区，许多国家的经济特区，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加纳等的经济特区主要是建立在本国具有国际经济竞争的产业基础上，如服装加工、纺织和农产品等。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承诺将与非洲国家分享其利用经济特区促进投资和管理的经验。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期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在非洲建立3～5个经济特区。此后，赞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毛里求斯先后设立经济特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显示，中国在经济特区建设方面的经验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建立适应本国国情需要的经济特区，应该避免将经济特区陷入一个行业，鼓励多个行业到特区投资，逐渐形成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产业链。非洲国家政府应该尽力整合资源，为前来投资的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基础设施，在海关、税收、用工制度等方面提供特惠政策，以开放、包容的政策吸引企业来非洲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