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经济全球化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密不可分的世界。尽管货物与服务的跨境流动已经越来越自由，但许多阻碍因素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贸易成本不断产生。

贸易成本几乎被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排除在外（许统生、陈文婷，2013），其作为“打开其他所有开放宏观经济学之谜的钥匙”（Obstfeld & Rogoff, 2000）却是经济活动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贸易成本被“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纳入模型分析框架，随后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上述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贸易成本在专业化生产、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与扩散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张蕙等，2013）。在此基础上，大量经验研究不仅证实了贸易成本对一国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及竞争力的影响，对贸易流量增长的制约，对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可能性及地位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说明了贸易成本并非一成不变，一国政府实施关税政策（如减让关税、自由贸易安排等）与非关税政策（如精简通关程序、投资基础设施、加大中小出口企业贸易协助与融资、完善市场环境、协调国内外规则制度等）是改变一国贸易成本现状、提升贸易竞争力的关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兴起的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各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所推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纷纷制定和实施贸易促进战略及政策措施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成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各国削减关税壁垒的成绩是显著的。1987年世界整体非加权年平均关税率为26%, 2007年仅为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平均关税已低于3%。近2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普遍下降主要源于此（ESCAP, 2012; Arvis等，2013）。因此，继续通过降低关税成本促进贸易增长的政策空间比较有限。

相比之下，贸易的非效率性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成本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1994年进行的全球贸易成本评估表明，贸易商品价值中的7% ～10%来自海关程序、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环节产生的综合成本。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中小企业不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并非关税壁垒，而在于无法面对进口国烦琐复杂的通关程序和难以理解的法律法规。同时，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国际分工模式与贸易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国际分工已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向了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也由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了产品内贸易。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则促使“国际贸易网络”逐渐转变为“国际生产网络”。2010年57%的国家加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最终产品凝结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和服务。在这一分工模式下，中间产品的多次存储、加工与出入境对货物运输和通关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表明，正是落后的基础设施所导致的货物运输延迟以及高昂运费、信息不畅所造成的贸易机会丧失、政府机构腐败所产生的隐性的贸易支出成倍增加等，成了阻碍拉美、中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分享贸易自由化利益的重要原因（Hummels, 2007;Estache & Fay, 2009）。因此，旨在减少跨境贸易过程中的行政和程序步骤，提升贸易效率的“贸易便利化”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事实上，WTO、世界海关组织（WCO）、世界银行（WB）、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商务中心（UN/CEFACT）、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世界经济论坛（WEF）等重要国际组织与区域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致力于推动世界以及区域贸易便利化进程。WTO最早于2001年将贸易便利化议题引入多边谈判日程，并努力协调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在贸易便利化改革中的分歧，促使贸易便利化多边谈判于2004年8月1日正式开启。在通关制度方面，为了满足世界货物贸易增长对货物通关效率提出的新要求，WCO致力于在货物贸易通关标准、海关廉政建设以及安全标准三个方面推进贸易便利化，尤其是其于2006年修订和发布的《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公约》（简称《京都公约》）以及《协调编码制度（HS）》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的“标准语言”之一。WB、WEF、OECD等组织则在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量化及评估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在区域组织中，“贸易便利化”自1995年大阪会议起就成为APEC推进亚太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其在《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Ⅰ》和《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中均明确制定了亚太地区成员两阶段总体贸易成本的削减目标。

然而，欧美国家、新加坡等发达成员经济发展水平高，国内贸易便利化改革起步早、经验丰富，且综合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反，发展中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改革执行成本和收益不平衡，在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实施改革的意愿和能力都明显不足。由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利益难以协调，有关贸易便利化的多边谈判也曾多次陷入僵局。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及增长速度大幅下跌，2009年贸易总额较2008年减少了22.3%, 2012年以来增长速度连续4年低于3%, 2015年增速仅为2.7%, WTO预计2016年增幅将下降为1.7%。世界货物贸易发展增势缓慢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全球经济增长低迷。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至3.1%，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其二，关税壁垒降低幅度较小。根据IMF的测算，1995～2008年所有经济体关税降幅年均约为0.5%，而2008～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关税降幅仅为1%，发达经济体平均关税不降反升0.2%，全球加权平均关税仍然停留在8%的水平上。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IMF和WTO的调查均发现危机之后全球暂时性非关税壁垒缓慢增加，WEF则发现贸易开放度普遍恶化。

在此背景下，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为目的的新一轮贸易便利化改革和探索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在新一轮改革浪潮中，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均表现出较强烈的改革意愿，积极探索和实施适合本国便利化改革的政策措施，改革内容也从精简通关程序、建设单一窗口等边境问题拓展到改善国内环境、协调法律法规、完善基础设施、加速数据信息传输等边境后问题，几乎涵盖了跨境交易过程的所有环节。更重要的是，各国在国内单方面推行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同时，趋向区域及国际合作。

在区域层面，APEC政策支持小组于2012年1月完成的第二阶段评估报告显示，APEC成员实现了2007～2010年总交易成本削减5%的预期目标。2014年APEC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对未来贸易便利化合作做出了新的规划，明确设定了“至2025年亚太地区成员供应链货物和服务在流通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方面总体绩效提升10%”的目标。在全球层面，WTO成立之后的首个货物贸易多边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于2015年1月被正式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附件中，其作为一项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地位得以确认。同年12月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贸易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共同成立了贸易便利化联盟，致力于提高全球对于贸易便利化的认识、协助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地区开展相关改革。在各成员积极推动下，TFA最终于2017年2月22日正式生效，它不仅是对当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击，而且将推动全球贸易便利化进程向前迈进一大步。可以认为，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宏伟画卷已在全球全面铺开，且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寻求贸易持续平稳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以其巨大市场需求及高速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13年起连续3年稳居第一货物出口大国的地位，但增长态势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计算，中国货物出口额自2014年以来持续下降，2015年减少1.8%，达14.12万亿元。同期，中国对欧盟、日本、中国香港等传统出口市场出口额分别下降4%、9.2%、8.7%，对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出口额分别下降35.2%和21.4%。因面临严峻的外贸发展形势，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肯定了贸易便利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同时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将在区域和全球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同时，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水平政策措施，例如要求海关对企业分类化管理、无纸化报关、取消出口核销单、尝试建立“单一窗口”等，得到了各地方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积极响应与落实。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成为中国促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最大试验田。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从改善外贸环境、强化金融政策保障、推进信贷及税费改革、促进电子商务建设四个方面部署战略措施为外贸企业降低贸易成本。同年9月4日，中国成为第16个接受《贸易便利化协定》议定书的WTO成员，对协定的尽早实施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中国倡导下正式成立，重点投资能源、交通、农村发展、城市发展和物流基础设施，促进亚洲经济体共同提升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2016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北京睿库贸易安全及便利化研究中心合作发布首份《中国贸易便利化年度报告》（2016），高度肯定了入世15年间贸易管理部门在通关制度、边境机构合作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也指出了在预裁定、抵达前业务、单一窗口建设等方面和TFA要求以及发达国家“最佳实践”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境内货物流通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贸易融资困难、行政审批程序繁杂等问题依然是外贸企业成本高居不下的瓶颈。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也显示，2015年中国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仅为世界第84位。因此，继续推进中国贸易便利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十三五”时期，中国货物出口贸易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首先，IMF预计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6.61%下降为3.4%，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从4.3%和10.96%降至1.9%和4.5%。2017年，美国、日本、欧元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2.3%、0.8%和1.6%，而新兴市场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长率则将分别回落至1.1%及0.2%。2017～2018年，发达经济体将保持温和复苏，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下行风险，预计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为3.5%，由此导致的外部需求疲软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观。其次，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建立“涵盖范围更广、开放程度更深、协定标准更高”的“下一代”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并将中国排除在新规则之外。尽管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2017年1月23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永久性退出TPP谈判，但现有协议框架由奥巴马政府主导制定，推翻已达成的谈判成果也并非易事，因此其仍将对中国未来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以及与协定成员国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再次，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及部分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环境持续恶化。2013年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92项贸易救济调查，较2012年增长17.9%。最后，2013年，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拐点，要素成本上涨现象突出。2014年和2015年中国大陆分别有19个和24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2016年底，北京、上海、山东等9个省份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为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5～7倍，“高劳动力成本时代”（魏浩、李翀，2014）已经到来。然而，在“低劳动力成本”传统外贸竞争优势逐渐减弱时，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在贸易便利化改革浪潮全球兴起的大背景下，面临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9月3日G20工商峰会上再次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全力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因此，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研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改革并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对尚处于贸易便利化进程探索与起步阶段的中国而言非常必要。

雄踞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美国一直以“自由竞争”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其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联邦制国家创立的时期。当时，消除州际商业障碍便是创立联邦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家出口战略”（NES）下正式开启了美国贸易便利化进程，至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始终保持较高的综合贸易便利化水平。

受金融危机的重创，200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较2008年降低2.4%，同期货物出口总额减少18.7%。为了以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初提出“出口倍增计划”（NEI）以及“在2014年末实现出口总额增长1倍达到3.14万亿美元，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目标。在NEI战略框架下，新一轮贸易便利化改革启动。本次改革广度与深度空前，改革范围广泛涉及本国及贸易伙伴边境和边境后贸易便利化问题，改革内容涵盖出口促进、贸易融资、基础设施、规制协调等方面。在改革措施实施的8年间，随着出口便利水平的普遍提升以及出口成本的下降，美国货物出口额止跌回升后稳步增长，高端制造业及能源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货物出口贸易所支持的就业岗位增加，中小贸易企业数量和绩效也同步提升。总体而言，此轮便利化改革成效比较积极。因此，本书对“美国贸易便利化改革”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获得对未来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以及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启示与借鉴。

二 研究意义

系统研究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美国始终走在世界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前列，总体贸易便利化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保持领先水平，为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奠定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而新一轮改革既继承与发扬了旧有便利化制度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又结合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突破与创新。无论是其保留的历经贸易实践检验的优良制度，还是基于其对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形势理解和判断做出的创新，这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其次，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及一国贸易竞争优势不可忽视的因素，且受到本国及贸易伙伴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直接影响。科学评估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改革措施对贸易增长的作用是保证改革方向与成效的关键步骤，中国学界对其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本书依据奥巴马政府改革内容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综合评估体系，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主要改革措施对货物出口增长的实际影响。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为中国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系统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最后，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中美两国在越来越多的产品领域竞争性加强，尤其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出口市场竞争加剧。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判断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新的贸易战略政策下美国出口贸易的走势以及影响，对下一阶段中国政府制定应对策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