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的时间，膨胀的欲望

在全球化浪潮中，对于全球化有一个形象的定义——“时空压缩”，意思是，由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即使相距遥远，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也能同呼吸共命运，甚至采取同步行动。对于正在经历着快速变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时空压缩感异常强烈，因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每个普通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的时空位置发生了重大改变。

一方面我们在快速地融入全球社会，体会着“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急剧地脱离传统，乃至刚刚过去的昨天，为寻找着新的参照点而纠结。以至于有人说，中国30年的变化在强度、广度和深度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百年乃至更长的现代化经历。

80多年前，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陈寅恪先生在纪念他的时候，曾经写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也称得上是“数千年未有”，但是与100年前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向上的，乃至复兴中的变化。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机会大门的敞开，交往关系的扩展，压制许久的欲望如洪水般被释放出来。这是要享受和别人一样生活的普通想法，驱动着整个社会的高效率运行。于是，才有了GDP总量超德赶日，成为世界第二的结果，也才有在国外LV店里排成长队的中国游客，更有了成百上千万怀揣着梦想在“北上广”漂流的青年人，以及新的、老的、本土的、舶来的等各类事物的层出不穷，并驾齐驱。

压缩的时间里，欲望在膨胀。这些欲望既可以是恶的力量，无情地冲垮温情脉脉的纽带，也能成为建构的力量，为未来的世界提供各种想象。笔者在印度访学期间，和一位曾经访问过中国，并且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高级官员的耄耋老者讨论过中印的对比。我说，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信仰的丧失，中国人在精神的满足程度上远低于印度人。他听了我的话，笑笑说，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人的不满足感，因为你们的社会长期封闭，长期被压制。正是改革开放，释放出了这些被压制的力量和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总会找到或者建构出新的信念体系的。

我很感慨他的坦诚，因为他用一句非常朴素的话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可以给这句话提供生动的注脚。不满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要求，就不会有企业家精神的复兴；没有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也不会有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没有不断强大的权利意识，就不会有产品质量的提升，“中国创造”的形成；等等。

遗憾的是，这些出自本能的欲望和冲动，似乎并没有得到客观而恰当的对待，或者在主流观念中被漠视或者鄙视，或者被消费需求统而化之，或者在制度的设计和改造过程中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压制封堵，而非开渠畅流。所以，上层结构与基层生活的距离在不断拉大，给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品无法满足基层的需要。

中央多次提出要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后者在许多方面的创造都出于本能的需要，而非精心的设计。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就应该了解他们的基本需要，顺应他们的需要，引导这些需要的实现。忽视它们，扭曲它们，乃至压抑它们，只能让这些需要从建构的立场蜕变成叛逆的力量，乃至破坏的冲动。这也是在压缩的时空中，唯一应对欲望膨胀的正确方式。

又回到王静安投湖的话题。他的悲剧是因为他所代表的士人失去了精神依托对象。而对于处于巨大变革中的每个中国人来说，根本的挑战在于如何给过度物质化的生活找到稳定的精神家园，重建能让整个社会风气升华的精神生活。这不仅依靠每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的引导和规范。